·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哲学观念变革进程中的《哲学通论》(学术主持人：白 刚)·
[摘要]作为“应运而生”的“专著性教材”的《哲学通论》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深远的“哲学事件”。《哲学通论》既真实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又真实地变革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因而也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提升了人们的哲学教养。《哲学通论》在当代中国具有哲学“新启蒙”的意义，它确立了弥补和替代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新标准和新典范。在当代中国，《哲学通论》已经作为“客观知识”而存在，并成为了真正深受欢迎的“新大众哲学”。
[关键词]《哲学通论》；哲学观变革；哲学教育；客观知识；新大众哲学
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自1998年正式出版以来正好20年了。这部“专著性教材”的出版,在哲学专业建设和哲学教育普及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广和提升了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通识”和“教养”。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面貌——哲学开始按照哲学的本性进行教育和按照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哲学通论》对“什么是哲学”追问和回答的“厚重”和“灵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后教科书哲学”时代,人们对真正的哲学——“爱智慧”的追求和渴望。诚如哲学家艾思奇在其广泛流传的《大众哲学》的后记中曾指出的:“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②艾思奇:《大众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确实是既满足了改革开放对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又满足了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这“双重诉求”而“应运而生”的。也因此,《哲学通论》出版后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从而真实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和哲学教育,并成为了当代真正深受欢迎的“新大众哲学”。
一、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
“哲学观念变革”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灵魂”,也是其最大的理论特色和制高点。这一变革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是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③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版。,其二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国内最早突破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更侧重的是“哲学体系变革”,那么《哲学通论》就是在“哲学体系变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哲学内容变革”的产物。诚如《哲学通论》的作者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理解哲学,或者说对哲学本身进行追问,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深远的哲学事件。”①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第9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9页。而这一“标志性哲学事件”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可以说,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真正从哲学的根基处——“元哲学”追问,既真实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同时又真实地变革了中国人的哲学观。正是在这双重的变革中,《哲学通论》切实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哲学通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样,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上追问“什么是哲学”并实现其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为核心,在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关系之中,从“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两个维度,也即从哲学与科学和常识的联系和区分中,具体阐释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和创造等七个方面的最为重大的“元哲学问题”。《哲学通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解答,都是紧紧抓住和围绕“哲学本身”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哲学通论》方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揭示和论证了哲学是区别于“知识”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哲学通论》的哲学观既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科学化”理解,又超越了对哲学的“原理化”理解。如果说,“哲学原理”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之相反的《哲学通论》就是“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可以说,《哲学通论》的作者以其贯通哲学史的大气、敢于理论变革的勇气和充满爱智之忱的正气,使哲学真正摆脱了教科书的僵化模式、跳出了抽象刻板的“怪圈”,回到了其“爱智慧”的本意,恢复了其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重新获得了其“转识成智”的大智慧。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元哲学”追问,根本上超越了以经验论思维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教科书哲学,真正实现了从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的哲学观变革。
2.3.4 对酸性洗涤纤维含量的影响 氮、磷、钾肥单施和配施处理均显著降低了北林202紫花苜蓿的酸性洗涤纤维含量。氮、磷、钾肥单施处理，酸性洗涤纤维下降为3.41%～14.35%，N0P0K100的酸性洗涤纤维下降幅度最大，含量下降至26.56%；氮、磷、钾交互配施，酸性洗涤纤维下降为6.45%～21.12%，其中N30P180K50的酸性洗涤纤维下降幅度最大，含量下降至24.46%。氮磷钾配施处理的酸性洗涤纤维下降幅度大于氮肥、磷肥、钾肥单施处理。
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通论》通过对“哲学本身”的重新追问和阐释,在哲学与常识和科学把握世界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图景”的联系和区分的意义上,根本上扭转和变革了人们对哲学要么“抽象化”、要么“经验化”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这一“哲学观的变革”,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自己总结的五个方面:一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对哲学的经验化和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②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正是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变革,《哲学通论》使“哲学”找回了失去的“自我”,真正回到了哲学自身,从而完成了“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作为“有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以《哲学通论》的面貌真正出场了。这一变革和出场,实际上既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又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具有“双重解放”的巨大作用。但《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和思想解放,并没有为了“变革”和“解放”而走向“片面”和“极端”,也即急于用“哲学”来替代“常识”和“科学”,从而直接否定和改造日常经验的世界。恰恰相反,《哲学通论》倒是认可了常识和科学中所蕴涵的经验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在日常经验世界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意义”。《哲学通论》使哲学祛除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形象”而获得了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在这里,《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确实贯彻了一个“通”字,它既“打通”了整个哲学史,又“融通”了中、西、马,还“开通”了超越常识和科学的新哲学,因而它更像是一种新时代的“返本开新”——返回哲学史、返回马克思,开出新哲学、开出新境界。对《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哲学观变革的理论实质和学术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波教授强调是从“原理”到“导论”的转变③张立波:《从“原理”到“导论”:哲学基本观念的变迁》,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张法教授则认为是把教科书时代的“政治型哲学原理”转为了后教科书时代的“学术型哲学原理”。①张法:《从四本哲学原理著作看中国当代哲学原理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这些论断和定位,确实真实而深刻地抓住和体现了《哲学通论》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的哲学观变革的巨大解放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往往过多关注《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而相对忽视了其哲学观变革所弥补和替代传统哲学教科书的重大意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成功在于对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的“突破”,那么《哲学通论》的成功更在于对传统教科书哲学观念的“替代”。对此,吉林大学张盾教授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哲学通论》通过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成功替代而对当代中国高校哲学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必须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中国,批判和抛弃教科书哲学是哲学本身的一次再生,使之回到本真意义的“哲学”上去,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和总体性的,绝不是在我们通常划分“教学”与“科研”那种意义上的“教学”日常工作的层次上来说的。《哲学通论》对旧哲学教科书的成功替代,本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新生。②张盾:《〈哲学通论〉的意义及其根据》,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可以说,《哲学通论》在弥补和替代旧的哲学教科书——变革旧的哲学观这一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任何一本即使是优秀的哲学专著所能承当的。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值得我们献上最高的敬意和最大的褒扬。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主要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观念的变革,那么,《哲学通论》就是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本身”的体系和观念的变革。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哲学。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到《哲学通论》是哲学体系和哲学观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逻辑延伸和跃迁。在推进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和哲学观变革以及社会的解放思想的意义上,也许,《哲学通论》举起一面旗帜很重要!
二、作为“哲学教育”的《哲学通论》
（2）分布式电源接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用户可结合具体需要来采用这种模式，从而满足自身的电力负荷需求。这种做法的弊端是，将会给规划区整体负荷增长模型增加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此一来，电网工作人员一方面很难对电力负荷的实际增长予以精准预测，另一方面也很难对电力负荷的实际空间负荷分布情况进行摸底。由此可见，该模式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给电力负荷的相关预测工作制造了麻烦。
(3)每层填土夯实后，应按规范的规定进行环刀取样，测定干土的质量密度。达到要求后，再进行上一层的铺土。
《哲学通论》作为“哲学教育”,外在的表现为学习和训练一种哲学思维,内在的表现为活化和养成一种哲学修养。为此,《哲学通论》的作者也强调:“开设‘哲学通论’课,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那就是使之逐步地成为高等学校各专业的重要的人文教养课。现代教育,从其根本目标上说,绝不仅仅是要培养具有某种专长的‘专才’,而是要培养具有现代教养的‘现代人’。深厚的人文教养,应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需人才的基本素质……因此,应当通过逐步开设一批诸如‘哲学通论’的人文教养课,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陶冶他们的生活情趣,提升他们的人生境界。”②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往往更看重《哲学通论》关于“追问哲学是什么”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的历史演进”这前六章,把这前六章看作是《哲学通论》对“什么是哲学”的真正追问和回答,而相对忽视其第七章“哲学的修养和创造”的真实意义和重要价值,仅仅把其看作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功能”的表述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尾声。实际上,这最后一章不但不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功能”的表述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尾声,反而是关于哲学的“本性”的升华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归宿和落脚点。对此,吉林大学的王福生教授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哲学通论》的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能将其仅仅视为关于哲学功能的外在表述,而必须视之为关于哲学本性的内在规定。③ 王 福生:《哲学作为教育——学习〈哲学通论〉的一点体会》,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这一“关于哲学本性的内在规定”,实际上就是《哲学通论》对哲学作为“修养与创造”的凝练和提升。对此,孙正聿教授指出:“任何一种哲学学理,只有当它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当它成为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学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④孙正聿:《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所以说,《哲学通论》作为哲学教育,就是要在体悟和反思哲学的本性和问题的过程中,使人形成一种既奋发进取而又睿智通达的生活态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哲学通论》之外,孙正聿教授又先后撰写了《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简明哲学通论》《哲学导论》《超越意识》《哲学修养十五讲》《人的精神家园》《人生哲学读本》和《马克思与我们》等一系列有关“哲学教养”的“读本”。这些绝不是《哲学通论》的“副产品”,而是《哲学通论》的“改良版”。它们既是作者煞费苦心的精神投入、又是有意为之的理论自觉。
柏拉图曾说,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④ 转 引自甘阳:《政治哲人斯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1页。这一方面是说哲学教育才是最高意义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说哲学在根本上是“成人之学”。在此意义上,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是从根本上抓住了哲学的本性。对哲学之为哲学的这一本性,《哲学通论》以设问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赋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以向善?”⑤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表面看,哲学好像既不是什么具体东西而又是解决一切的“万能公式”,实际上,作为超越知识的智慧,超越常识和科学的哲学,哲学关乎的不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之为人的理性和尊严。说到底,哲学是“在前提批判中寻求崇高”而使人崇高起来的大智慧。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强调人要“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生活”才是人最幸福的生活；黑格尔也指出人应当尊重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冯友兰也主张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是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在《哲学通论》这里,学习作为“成人之学”的哲学,最重要的就是锻炼和培养人的一种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进行“前提批判”的理论思维能力——撞击理论思维,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提升理论境界。也就是通过培养人的反思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和变革意识,提升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为此,作为“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的《哲学通论》,“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由此可见,《哲学通论》才是真正用符合哲学的本性进行哲学的教育。但正如黑格尔所说,“逻辑学”不是教人思维的,逻辑学就是思维本身,就是思维自觉其思维本性及其运动的规律。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也不是教人以哲学的,《哲学通论》就是哲学本身,就是使人自觉其哲学本性并形成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也即人之为人的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的统一。哲学教育不在于约束和强迫,而在于引导和化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这才是《哲学通论》“哲学观变革”的真实本质,也是《哲学通论》必然走向“哲学教育”的真实意义。在这里,《哲学通论》真正实现和印证了恩格斯所强调的哲学就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本义,也即《哲学通论》的作者自己所强调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的实质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别无他法。
《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表现为引导和推进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在《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一文的开篇,作者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初心”:开设一门“使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哲学,并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和培养学生的哲学态度的专业基础课。”③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基本定位不仅是“学术专著”,而更是“专著性教材”,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重新理解哲学,更是为了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理解和学习哲学。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不仅具有“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哲学教育”的“启蒙”意义,甚至可以说,《哲学通论》就是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新启蒙”:我们不仅要按照哲学的本性理解哲学,更要按照哲学的本性学习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哲学教育的“新启蒙”,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解放思想,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哲学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是由于其鲜明而强烈的个性风格的“哲学观变革”,更是由于其浓重而深厚的“哲学教养”。对此,张盾教授曾明确指出,《哲学通论》取得成功的本质在于,这是一个在大众文化时代对这种强势文化趋势做出正面积极回应的成功范例:它既坚持了哲学的尊严,坚持了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崇高典范地位,坚持了哲学对大众常识乃至科学进行反思性前提批判的权利与能力；同时又依据哲学作为“人民学养”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理解,以“学养”和“现代教养”的方式,把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话语带入哲学反思的层面和境界,实现“大众文化与哲学学术的和解”。⑤张盾:《〈哲学通论〉的意义及其根据》,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所以,《哲学通论》不仅为哲学学术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生存下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更展望了哲学教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为“现代教养”的漫长道路和广阔前景。可以说,《哲学通论》建立了一种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新“通论”模式。所以,今天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发展,绝不可无视或绕过《哲学通论》,而只能在《哲学通论》奠定的基础上,沿着其开辟的道路和前景继续前行。
好的教学设计、好的信息化平台，好的翻转课堂理念，可为课堂教学活动提供科学的行动纲领。课堂后可通过微测验、微试题、微作业对学生学习的情况进行检验，让学生自主的学习，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这一系列的学习数据，单单凭借教师的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到，学校需要为语文课堂搭建合适的教学平台、网络教学系统，从而更好地把翻转课堂落到实处。
三、作为“客观知识”的《哲学通论》
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世界1为“自然物理世界”,世界2为“主观精神世界”,世界3为“客观知识世界”。在世界3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进行“哲学自我追问”的《哲学通论》,就其理论内容和现实意义而言,已经成为公认的关于哲学的“客观知识”而存在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哲学本身”的“通论”性学术专著①方觉浅:《也许,举起一面旗帜并不重要》,《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和“专著性教材”,就其思想的力度、普及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而言,《哲学通论》已经成功替代了旧的教科书哲学,建立起了“中国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新的典范”。②张盾:《〈哲学通论〉的意义及其根据》,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所以说,无论是就其学术影响还是就其教育意义,《哲学通论》在今天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转变为一种“客观知识”了。
《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首先体现为从“无我”哲学到“有我”哲学的转变。可以说,《哲学通论》最大的理论成功就在于创建了“有我”哲学,找回了失去的“哲学自我”,实现了哲学的“守护和还原”——“培养创造性的头脑”(高清海语)。由于长期受教科书哲学模式的常识化和经验化影响,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有“哲学书”而无“哲学魂”,哲学失去自我已经太久了,哲学亟待回归“自我”。对此,《哲学通论》的作者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由于传统教科书模式长期压抑所造成的哲学自我理解的扭曲,当代的中国哲学家并不是以展示新的世界和提示新的理想的哲学创造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创造,而是以某种既定理论的解释者和客观真理的占有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活动,不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以自我实现的形式去表达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而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丢弃自我和宣示与我无关的客观真理的过程。哲学家丢弃了自我的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就丢弃了哲学的炽烈的“爱智”精神,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创造性的,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就此而言,哲学无“我”,是近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最大的弊端与悲哀；创建有“我”哲学,才是真正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之路。③孙正聿:《创建有“我”哲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实际上,在《哲学通论》这里,哲学作为人类主体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既是以哲学家个人的名义去讲人类的故事,也是以人类的名义去讲哲学家个人的故事。所以,“有我”的哲学就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也可以说,《哲学通论》是以“最思辨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和最真实的精神追求”,真正实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统一,因而它既哲学地表征了时代,又历史地变革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从而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
《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其次体现为从“学术”到“学养”的转变。恩格斯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区分了三种思维模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认为只有思维自觉到了其思维本性并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行动的思辨思维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④[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在此基础上,《哲学通论》提出了人们把握世界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常识、科学和哲学。认为哲学思维是区别于常识和科学的经验表达和理性表述的理论表征。在哲学概念框架或思辨思维的意义上,《哲学通论》以其独特的个性风格和鲜明的思辨色彩,在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不懈追问和回答中,既为我们展现了深厚的哲学史背景,又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解释原则——“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也是《哲学通论》对哲学本性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定位。在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的意义上,《哲学通论》确立的原创性哲学解释原则,也为当代哲学建构和提供了一种“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⑤吴宏政:《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但作为“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哲学通论》,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更是一种哲学学养。哲学绝不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哲学的深度就是人修养的厚度,哲学的品格就是人自身的品格。借用费尔巴哈的说法,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也就是说,作为《哲学通论》的哲学解释原则的“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必然要从外在的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转变为内在的学养和品格养成——学习哲学就是要培养“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哲学通论》作为“专著性教材”,确实很好地做到和实现了“以学术培养品格”(贺麟语)的从学术到学养的转变和追求。
《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最后体现为从“标准”到“选择”的转变。通常,人们习惯把学术专著和教材对立起来,把教材看作是“绝对的标准”,把学术专著看作是“个性化研究”。实际上,真正的教材就是最具规范性、前沿性和权威性的学术专著。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是名副其实的“专著性教材”,它确立和引导了新教科书的标准和模式,打开了选择哲学的广阔空间,提供了理解哲学的多重维度和多种可能。如果说,传统教科书哲学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教科书哲学改革是“弱化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那么,《哲学通论》就是“明确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的教养”。在当代中国,《哲学通论》作为“专著性教材”成功替代传统哲学教科书而实现的“哲学启蒙”和“哲学教育”的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是就哲学体系和哲学内容变革来说的,更是就其开创和确立了具有鲜明和独特个性风格的“专著性教材”的新标准和新典范来说的。但《哲学通论》作为新标准和新典范,绝不是以僵化的教条和刻板的样板而存在,从而成为新的束缚和制约人的思维和头脑的传统教科书。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教科书式”新标准和新典范的独特意义,不是外在于哲学的僵化标准的硬性规定意义上的,而是内在于哲学自身的开放选择的柔性引导意义上的。在一定意义上,《哲学通论》作为新标准和新选择,成了我们学习哲学入门的“敲门砖”和学习哲学后的“试金石”。对此,清华大学宋继杰教授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是大学生“入学和即将毕业时都应该细心阅读的,因为当你初入哲学系的时候,它是一条绝对安全、可靠的道路,把你引向哲学；而当你即将毕业时,它又是一面镜子、一把尺子,可以衡量你论文的工作是不是哲学、是什么层次上的哲学。”①宋继杰:《守护住我们的学术思想传统》,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可以说,读《哲学通论》绝对是我们通向哲学的最好“桥梁”,有了它,我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哲学通论》既保持了哲学追问自身的开放性,又推动了开放性的哲学教育,从而使哲学及其教育具有了标准的开放性和选择的可能性。哲学永远在路上,《哲学通论》也一直在路上。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1-0043-06
收稿日期：2018-07-26
作者简介：白 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哲学自觉”(项目编号:17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主持人语：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第一部关于“哲学本身 ”的“通论”的“专著性教材”，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出版已经20年了。《哲学通论》在20年前的横空出世，可谓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通过对“哲学”与“科学”所把握的不同“世界图景”的根本区分，《哲学通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哲学观念，进而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启蒙和哲学教育，甚至提供了一种“后教科书时代”哲学教育的“新模式”。在实质性意义上，《哲学通论》成为了深受人们欢迎的“新大众哲学”。
(责任编辑：周文升)
标签：哲学论文; 通论论文; 教科书论文; 当代中国论文; 理论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哲学自觉”(项目编号:17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