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孙吉娟[1]（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顾晓燕[2]（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尹佳[3]（2019）在《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国际交流日渐深化、国际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传播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关键信息来源,同时也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至关重要。对外传播以语言为纽带,以传播效果为宗旨,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文化与价值观的阐释及国家形象的建构,其形式以外宣翻译为主。因此,外宣翻译实践的成效关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对外宣翻译的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外宣翻译,其中心词为翻译,但“外宣”一词既指出了中译外的方向,也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外宣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及动态性,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及发展是其传播目的是否实现的关键。我国外宣翻译虽然历经了迄今为止60余年的发展,但其研究体系还不够完善,局限于译本语言文字层面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断尝试将翻译本体论的研究与边缘交叉学科进行融合,不仅关注翻译的语言层面,还注意到语言之外的因素,证明除了语言本身,制约翻译活动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在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学转向的过程中,其社会属性需要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以研究其生产、传播、接受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各种研究视角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能够与外宣翻译研究产生紧密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关联;2)在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3)在权力关系研究方面的关联。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征与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宣翻译要在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视角引入外宣翻译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本研究重点分析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所选语料为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既蕴含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又以实现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效果为要求,既讲求对原文的高度忠实,又要对读者的接受与反应给予关注,单纯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无法满足以上多维度的需求,传统的归化或异化策略无法适应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辩证的、动态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对语料进行分析。从具体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三维分析框架（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从译本、翻译的传播实践以及翻译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析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维度为译本:涉及传播的信息内容,主要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第二维度为翻译的传播实践,包括翻译的生产、翻译的传播与翻译的接受;第三维度为翻译的社会实践,包括翻译与权力关系,翻译与社会身份,以及翻译与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审视外宣翻译,探索外宣翻译话语实践的传播属性。研究发现:1)以批评话语分析的超学科视角来审视外宣翻译,能够有效突破语言文字分析的局限性,凸显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性;2)外宣翻译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传播实践过程,对赞助人、译者、传媒以及读者的多维度思考是一种主体间性意识,这反映出信息传播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意义,对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3)话语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者使用的话语策略密不可分,本研究从读者接受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探索,丰富了外宣翻译的话语传播策略。
王亚光[4]（2019）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文论汉译中的“背离现象”指的是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言非所是”的状况,背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总体性背离、逻辑背离和语义背离。背离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会导致实践应用上的失误。在西方文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对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和文体特点有准确的认识,自觉克服导致背离的原因,最大限度地缩小背离的幅度,减少背离的频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说明了文学理论翻译常用的方法、梳理了关于文学理论文本翻译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西方文论是一种理论话语,有明确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但是文学理论文本没有固定的体裁,除了理论阐述以外,诗歌、书信、对话都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载体。文学理论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文学是虚构的,以故事讲述和情感共鸣为特征;科学技术文献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文学理论兼有文学作品的灵性、抽象性和科技文献的严谨性、逻辑性。因此,作为一种论说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兼具人文性和学术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传统的翻译方法包括:“格义”“达旨”、“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在翻译标准方面,理想的译文应该做到语义忠实、思想契合、表达流畅、风格一致。文学理论话语翻译具有学术性、语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次,具体梳理了背离的类型和原因。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背离,主要指语义内涵背离、思想内涵背离、文化内涵背离和表达风格背离。具体表现为原文语义的增删、变异,以及风格的改变等等。此外,复译的理论文本也可能存在背离现象,西方文论作品复译的需要来自于接受语境的时代性变化及接受状况的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求解。这直接关系到原文要点在翻译中的理解,因此也直接关系到如何翻译。尽管复译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文本复译能完全避免背离现象。文学理论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语义和风格的个性化特点更突出,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刻。西方文论翻译中背离现象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指言说语境不同,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差异,文论语境差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就是画,能直接表意;西方语言多为拼音文字,不仅文字构形不同,而且语言逻辑关系也有差异。语言的言说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空间语境、文化语境和文论语境;一切观念的产生、转述和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当语境改变的时候,观念该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主观方面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态度等原因也会导致对理论文本理解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充分,主体性应对策略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译文质量。某些情况下,背离是译者遇到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这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抵达。再次,面对背离现象,提出西方文论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西方文论汉译就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在一个陌生语境中,为了实用目的进行语言转换、思想再现的过程。意蕴转换需要再现语义内涵、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表达风格,译文一方面要和原文意蕴一致,另一方面要和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相符。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不断克服上述导致“背离”的不利因素,追求“完美翻译”,译者是文学理论翻译的主体,也是解决背离问题的关键。一个合格的西方文论译者应该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无论在理解环节还是在表达环节,都不能出现知识性和意旨性的纰漏。理想的文论译者应该是某个领域——比如某个理论流派或者某个理论家的研究专家,能真正弄清楚理论文本中每个词的含义,一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很可能表达不完全想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词在每个理论家那里可能具有特别的涵义。只有对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理论家足够熟悉的译者才能在译入语中找到那个恰当的对应词。许多西方文论术语的内涵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这就为在译入语中找到切近的表达增加了难度。译者对文论语境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对术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其对译文的选择。对于曾经翻译过的术语,特别是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要尽可能沿用,这会大大降低翻译的成本和理论交流的成本。专家型译者或者研究型译者是理想的文学理论译者。理想的译者还要懂得翻译技巧和翻译技术。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料库的建立,特别是翻译辅助技术、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等,对于解决理论术语一致性问题非常有帮助。懂技术的译者会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效度。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因此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西方文论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需要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解开原文的迷津,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用地道的汉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追求没有背离的“完美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赵祥云[5]（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唐革亮[6]（2018）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政治语篇主要涉及国家或政党的方针政策与态度立场,是政治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语篇的对外翻译直接影响到对外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汉语政治语篇的翻译研究以中央重要政治文献的英译为主,资深译员、外宣工作者、翻译研究者围绕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体会、原则目标和策略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多种层面和维度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以宏观论述或个案分析为主,描述性和解释性不足,对汉英语言的结构差异关注较多,忽视了翻译中的选择对目标语语篇意义的建构作用。名词化具有重新识解经验的概念功能,能够将由动词识解的过程意义、形容词识解的属性意义等重新识解为事物,是主要的语法隐喻资源,在科技语篇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alliday,1994;1998a）。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同样存在大量名词化表达,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党的建设”Party building等。然而,学界对于此类语篇中名词化表达的翻译方法及语篇建构功能却鲜有系统研究,一些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答,诸如如何翻译源语语篇中的名词化,如何翻译为目标语语篇中的名词化,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动因与功能等。鉴于此,研究政治语篇翻译中的名词化现象具有一定必要性,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名词化的使用情况和翻译方法,还可以揭示名词化对政治语篇及政治话语的建构作用。本研究主要在观察名词化分布的基础之上总结并概括政治语篇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发现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探究其背后的理据,阐释其在意义及社会层面的建构功能,从而为翻译实践及教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本研究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表达具有何种分布与特征?呈现何种翻译模式和规律?（2）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如何翻译?（3）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受哪些因素影响?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探究,本研究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理论及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提出的“对等-转移”渐变体思想（Matthiessen,2014）为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建立了描写框架。此外,本研究还以“翻译再实例化”（de Souza,2010;Yang,2015）模型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阐释框架。对名词化翻译实例的观察,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方法,对名词化的分布及翻译策略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本研究自建的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由47篇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党政文献及其官方译文组成,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多种话题,平行语料库总容量接近100万字词。本研究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1）名词化现象在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大量分布。从频数来看,英语译文中名词化的使用高于汉语原文,但使用频率相当,说明目标语语篇与源语语篇的隐喻度在整体上基本保持一致,实现了文体风格的对等。此外,汉英不同名词化类型在语篇中的分布存在显着差异,汉语以转类型名词化为主,英语则以派生型名词化居多,主要受汉英语言的类型因素影响。其中,政治语篇英译文中,派生词缀-tion/-sion、-ment、-ance/-ence、-ty、-ing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汉语原文中能产性较高的词缀为“-性”、“-率”、“-力”、“-化”、“-主义”,与英语的接触以及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汉语派生名词化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汉语政治语篇中的高频转类词为“发展”、“建设”、“工作”、“改革”和“安全”,高频转类名词化结构为“NP+VP”结构,在没有形式标记的限制下,汉语存在大量兼类及活用的转类名词化。英语转类型名词化以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政治语篇英译文中出现的高频转类词为reform、work、support、use、control,这些词以名词性用法为主,表明其在共时层面的隐喻性有所削弱。短语层面的名词化结构“NP的VP”和“V-ing of”在整体上具有名词性,结构的组成成分具有一定临场性,且相对词汇层面的名词化保留了更多过程意义。（2）名词化翻译策略可概括为对等翻译和转移翻译两种,对等翻译还原了原文的名词化表达式,而转移翻译则改变了原文的识解方式,对目标语语篇意义进行重新建构。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将汉语名词化结构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是译者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比例达到47.7%,一方面说明了汉英名词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政治语篇时倾向于保留原文中隐喻式表达,以实现语篇在意义识解方式上的对等。本研究发现名词化对等翻译包括“系统型”和“实例型”两种具体类型,前者为两种语言之间高度对应的名词化,如“重要性”importa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者为译者根据语境选择的临时性对等,如“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但是,并非所有的汉语名词化表达都适宜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例如“化”字格和数式短语等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有时并不具备系统型对等项或不宜进行异化翻译,译者则需要采用转移翻译策略。基于名词化自身的概念功能,本研究认为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在对外政治话语建构中具有凝练中国概念、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表述的作用。（3）转移翻译策略还可进一步分为隐喻化转移和去隐喻化转移两种具体类型。隐喻化转移翻译将原文中的非名词化表达翻译为译文中的名词化,去隐喻化转移翻译则将原文中的名词化表达翻译为其他非隐喻化结构,两者可以通过与同级其他词组转换、升级为小句、降级为零对应的翻译方法实现。其中,隐喻化转移翻译在政治语篇翻译中更为常见,比例约为去隐喻化转移翻译的三倍,说明英语的名词化选择更加丰富,在政治语篇建构中发挥了更多积极作用。对具体译例的质化分析表明语言系统因素、语篇类型因素、情景语境因素和文化语境因素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对译者的选择产生主要影响,译者通过识解方式的转换使目标语语篇符合目标语语言系统的表达规范,顺应目标语语境,从而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在政治语篇翻译中起到了重构原文信息和结构、简化译文表达、概括原文及译文上下文语义内容、释义原文复杂语义的功能,增加了目标语语篇的可读性,从而有助于对外政治话语能见度的提升。本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体裁选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名词化翻译研究,发现了政治语篇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分析了其背后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从更深的意义层面阐释了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建构功能。本研究对翻译实践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能够提高译者的建构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还从语言使用层面揭示了对外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与方法,为话语体系研究作以补充。
孙宇[7]（2017）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以葛浩文的英译本《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如欧洲三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赵巍[8]（2016）在《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翻译研究必备》评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进入多元化时期,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并行不悖,各流派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内部差异较大,而且在研究对象、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上相互重叠。特别是90年代以后翻译学的发展趋势,译界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无论语言学派、文艺学派还是文化学派,至今并未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统一的解释性理论,翻译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静点。在这一背
章汝雯[9]（2014）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翻译》文中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译学研究超越了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模式,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权力、政治等因素不断地被纳入研究范围,跨学科趋势日益明显,译学界呈现出理论繁荣的盛景。在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后殖民理论观点被用来审视翻译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分层次阐述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影响,厘清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探讨其引发的问题,并预测其发展方向。
袁卓喜[10]（2014）在《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尝试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西方修辞学的核心思想——劝说理论，在外宣翻译和修辞劝说理论之间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本研究基于这样的外宣翻译实践现状与对对外宣翻译的认识：一是外宣翻译的实效与国家对外宣翻译投入还不成正比，外宣翻译质量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二是目前外宣翻译研究偏重于翻译的共性研究，缺乏对外宣翻译的个性（即作为外宣工作的一部分的特点）的关注。三是外宣工作实质是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劝服工作，是面对西方受众的对外宣传与说服，因而将西方的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实践将能更好地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现状的总结与认识，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问题：第一，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在外宣翻译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进行研究是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行性？第二，在修辞学诸多理论着述中有哪些最具代表性的劝说理论？这些有关劝说的修辞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有何启示意义？第三，在修辞劝说理论观照下，如何重新认识外宣翻译行为？提高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有何因应之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论文首先在厘清外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总结目前外宣翻译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深入解析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的基础上，论证在外宣翻译研究中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随后，论文着重梳理了修辞学，尤其是西方修辞学中有关劝说的理论，并以此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对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译者的再认识，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等。基于对外宣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新认识，论文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并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外宣文本的翻译分析来进一步阐述、验证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以及基于这一视角下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基于以上思路，本研究分四个部分、共七章对上述研究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对本研究启动的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交代本课题选题的源起、研究问题的提出、课题研究的意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外宣翻译相关概念的厘清以及对外宣翻译研究视角的概述。本章主要对外宣翻译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进行综述，包括基于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及基于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语言学相关理论、功能学派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建构主要学派理论以及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进行研究，并总结了这些理论模式对外宣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第三章则在第二章的综述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这些理论视角的不足之处，以及论证了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契合之处，进而提出有必要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外宣翻译的目的、任务、原则及译策选择等问题的设想。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之一，论述的内容大致分为理论溯源和策略构想两部分，分别通过两个独立章节来展开论述。第四章对修辞学，特别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劝说理论进行梳理，为外宣翻译研究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及修辞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诉诸修辞者的人格（ethos）、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及诉诸论证的理性（logos）；佩雷尔曼的受众中心论——所有的论辩都必须适应受众，以受众所能接受的信念为基础；佩雷尔曼的选择、在场与交流理论——论辩中应选择论辩出发点来创造“在场”，由此，“选择”便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创造“在场”本身就是选择强调、凸显事实或观点的某一方面，从而引导听众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方面上来，这是修辞论辩中一个重要的运作机制；肯尼斯·伯克“认同”理论——“劝说”等同于“同质性”或“同一性”，修辞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修辞者能否获得受众的认同，即“劝说”是“同一性”的结果；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修辞性的情境或环境触发修辞性话语的产生，规定了话语必须对之作出适当的回应，即话语应当适应于目的和场合；谭学纯教授的广义修辞学中的修辞互动论——“完整的修辞活动是交际双方互动的结果”，其中预设是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而一种修辞接受也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上述有关修辞论辩与劝说理论精辟地解析了实现话语交际有效性的策略问题，成为现代交际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来源。第五章以第四章所梳理出来的修辞劝说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启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外宣翻译的策略构想。本章分三部分展开论述。一是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由于修辞劝说理论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与外宣翻译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外宣翻译进行新的认识，从新的角度再审视外宣翻译活动的本质、外宣翻译参与者及其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等问题。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本质上也实践国家修辞的活动，有着明确的对外传播与劝服的目的。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修辞者，肩负着实现外宣目的任务。对外宣翻译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厘清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要素的关系，如与委托人，原语文本、译文文本、译文受众等关系。二是论述了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的实践指导意义。首先是要提高外宣译者的修辞意识，这要求译者在翻译中加强“受众中心”意识和把握好翻译话语构建的修辞情境因素。而在翻译策略上，要善于借鉴修辞劝说策略进行外宣译文话语构建。这些具体方法包含三个修辞诉诸手段的运用，外宣译材选择上根据“内外有别”原则“选择”和“呈现”外宣信息，以及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翻译的有效劝服目的等。三是尝试提出提高外宣翻译效果的因应策略。论文在对外宣翻译的重新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知之、好之、同之。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另外，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努力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对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再认识，本文进而尝试提出了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外宣翻译的“忠诚”原则指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求效”原则则要求译者的翻译活动要为实现外宣目的服务。这是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而“适切”原则要求外宣翻译适切外宣目的，适切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此外，本章还就外宣翻译过程中的修辞运作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论证外宣翻译过程中修辞策略运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第六章选取对外新闻，对外推介资料以及典籍外宣三种不同的外宣文本类型的翻译进行译例分析。本章尝试论述修辞劝说相关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可以更契合外宣翻译的“忠诚、求效、适切”原则，因而能更有效实现外宣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第四部分为总结论述。第七章分为研究总结和研究展望两部分。总结部分回顾了全文内容，总结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贡献等。而展望部分则在对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局限性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本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外宣翻译是国家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对外宣传工作是国家、企事业单位对外传播与劝服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有必要视外宣翻译为一种修辞行为，而译者在翻译中既是外宣信息的传递者又是践行国家对外宣传活动的修辞者。作为对外宣传的信息传递者，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原语文本的信息和外宣委托人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国外受众。同时，翻译要实现外宣目的就必须使外宣文本抓住读者，使受众愿意读、乐意听，确保外宣翻译交际信道的畅通，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翻译的外宣预期目的的可能。而外宣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译文信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立场，并得到国外受众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基于上述外宣翻译过程、目标与任务的新认识，本文认为外宣翻译应该遵循“忠诚”、“求效”和“适切”三原则。简言之，外宣译者在翻译中应忠诚于委托人的外宣目的。同时，能否实现外宣目的是衡量外宣翻译质量和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具体在翻译实践上则要求外宣翻译在适切外宣目的，贴近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基础上进行适切的译策略选择。本文引入修辞劝说理论视角对外宣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为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域，有助于形成多途径、跨学科的外宣翻译研究格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不是要否定、取代前辈外宣翻译学者所总结和探索的理论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我国外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为探索有助于提高我国外宣翻译的外宣效果提供一个的新视角。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2）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和结构 |
| 第一章 翻译的主体性 |
| 第一节 “黄昏”下的翻译主体性 |
| 第二节 迂回的翻译主体 |
| 第三节 分裂的翻译主体 |
| 第四节 利他的翻译主体——从“看”到“听” |
| 第二章 翻译中的意义 |
| 第一节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
| 第二节 被解构的意义 |
| 第三节 言语、身体与意义 |
| 第三章 翻译的历史和空间 |
| 第一节 一种翻译的考古学 |
| 第二节 翻译的空间性 |
| 第四章 翻译的伦理 |
| 第一节 理解的伦理 |
| 第二节 他者或另一个我(alter ego)? |
| 第三节 “好客”和“哀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点难点及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的区别 |
| 2.1.2 外宣翻译的概念及其内涵 |
| 2.1.3 外宣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2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外宣翻译 |
| 2.2.1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与代表性理论 |
| 2.2.2 外宣翻译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关联 |
| 2.2.3 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 |
| 2.3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翻译研究 |
| 2.3.1 政府工作报告的定义 |
| 2.3.2 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
| 2.3.3 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及相关研究 |
| 2.4 小结 第三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及观察语料 |
| 3.1 外宣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 |
| 3.2 外宣翻译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 |
| 3.3 翻译-传播-社会实践综合框架下的外宣翻译过程 |
| 3.4 观察语料——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英版及英译过程的相关材料 |
| 3.5 小结 第四章 译本对原文本元语言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1 概念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2 人际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3 语篇功能表达形式的再现 |
| 4.4 小结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 5.1 翻译的生产 |
| 5.1.1 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
| 5.1.2 外宣翻译的主体间性 |
| 5.1.3 译者对外宣翻译互文性的实践 |
| 5.2 翻译的传播 |
| 5.2.1 外宣翻译的传播机制 |
| 5.2.2 译者的把关人作用 |
| 5.3 翻译的接受 |
| 5.3.1 外宣翻译的读者研究 |
| 5.3.2 外宣翻译的读者关照 |
| 5.3.3 外宣翻译的读者反应 |
| 5.4 小结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社会实践 |
| 6.1 外宣翻译与权力关系之关联 |
| 6.2 外宣翻译与社会身份之关联 |
| 6.3 外宣翻译与文化价值及意识形态之关联 |
| 6.4 小结 第七章 讨论 |
| 7.1 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 7.2 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 7.3 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8.2 本研究的发现及创新之处 |
| 8.3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博士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4）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1.1.1 作为一种翻译现象的“背离” |
| 1.1.2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 |
| 1.1.3 本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西方文论译介概况 |
| 1.2.2 西方文论术语/文本翻译——语言内涵背离现象研究 |
| 1.2.3 跨语际的理论旅行——超语言的背离现象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与翻译 |
| 2.1 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及其特点 |
| 2.1.1 作为观念的文学理论 |
| 2.1.2 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 |
| 2.1.3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征 |
| 2.2 文学理论的翻译 |
| 2.2.1 多维视角的翻译方法 |
| 2.2.2 理论话语翻译的标准 |
| 2.2.3 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 |
| 第3章 西方文论汉译过程中的背离现象 |
| 3.1 背离的表现 |
| 3.1.1 语义内涵背离 |
| 3.1.2 思想内涵背离 |
| 3.1.3 文化内涵背离 |
| 3.1.4 表达风格背离 |
| 3.2 文本复译中的背离问题 |
| 3.3 对于背离现象的认识 |
| 3.4 背离的影响 |
| 3.4.1 理论认识失真 |
| 3.4.2 指导实践偏差 |
| 第4章 西方文论翻译中导致背离的原因 |
| 4.1 语境差异是导致背离的客观原因 |
| 4.1.1 语言环境差异 |
| 4.1.2 文论语境差异 |
| 4.1.3 文化语境差异 |
| 4.2 译者素养是导致背离的主观原因 |
| 4.2.1 译者的理论素养 |
| 4.2.2 译者的知识素养 |
| 4.2.3 译者的工作态度 |
| 第5章 面对背离的文论意蕴总体性应对 |
| 5.1 文论意蕴的转换生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
| 5.1.1 西方文论的非语境性接受 |
| 5.1.2 西方文论的实用性接受 |
| 5.1.3 西方文论的转换性接受 |
| 5.2 语义内涵再现:术语转换 |
| 5.2.1 术语翻译中的背离问题 |
| 5.2.2 文论术语翻译标准 |
| 5.2.3 文论术语译介策略 |
| 5.2.4 文论术语翻译例析 |
| 5.2.5 术语翻译的差异性融合 |
| 5.3 思想内涵再现:意蕴挖掘 |
| 5.4 文化内涵再现:文化调适 |
| 5.4.1 文化负载词的调适 |
| 5.4.2 文化意象的调适 |
| 5.5 表达风格再现:原文为纲 |
| 第6章 面对背离的译者主体性应对 |
| 6.1 文论译者的语言能力:意会与言传 |
| 6.1.1 参透语义:理解和表达 |
| 6.1.2 再现风格:语体与语域 |
| 6.2 文论译者的学术修养:高度与态度 |
| 6.3 文论译者的方法意识:技巧与技术 |
| 6.4 文论译者的成长动力:需要与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内容、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借鉴与拓展 |
| 一、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 |
| 二、翻译规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阈 |
| 三、本研究对翻译规范概念的借鉴与拓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简述 |
| 一、《毛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奠基期 |
| 二、《邓选》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转型期 |
| 三、《治国理政》英译——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探索期 |
|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二、国外关于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毛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毛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占主导 |
| 二、异化策略对归化策略的遮蔽 |
| 三、异化策略中的微妙变通 |
| 第三节 《毛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尽量贴近原作形式 |
| 三、保持译文通顺流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邓选》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邓选》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邓选》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提升 |
| 三、翻译策略趋向多元 |
| 第三节 《邓选》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忠实传递原作内容 |
| 二、灵活调整语言形式 |
| 三、注重翻译交际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国理政》英译规范探析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英译抽样分析 |
| 一、标题英译 |
| 二、口语化风格英译 |
| 三、修辞话语英译 |
| 四、政治话语英译 |
| 五、文化负载项英译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操作规范 |
| 一、异化翻译策略为主 |
| 二、归化翻译策略增强 |
| 三、翻译策略多元互补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 |
| 一、准确传译原作精神——内容层面 |
| 二、保持译文畅达明确——形式层面 |
| 三、保持翻译折中平衡——翻译过程 |
| 四、力求译文简单易解——翻译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动因 |
| 第一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的基本特征 |
| 一、翻译行为的政治性 |
| 二、翻译原则的明确性 |
| 三、翻译模式的集体性 |
| 四、翻译方向的“逆向性” |
| 五、翻译策略的针对性 |
| 第二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 |
| 一、基于抽样分析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比较 |
| 二、操作规范的嬗变：异化主导到多元互补 |
| 三、起始规范的嬗变：以我为主到融通中外 |
| 第三节 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 |
| 一、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与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 |
| 二、意识形态演进推动翻译规范的演进 |
| 三、翻译诗学演变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塑造 |
| 四、权力因素对翻译规范的影响 |
| 五、译者惯习与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领导人着作英译与跨文化构建——以《治国理政》英译为例 |
| 第一节 《治国理政》原文意义的异域构建模式 |
| 一、《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特点 |
| 二、《治国理政》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 |
| 第二节 《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一、《治国理政》的社会文化表征 |
| 二、《治国理政》中的中国表达英译 |
| 第三节 《治国理政》英译的跨文化建构意义 |
| 一、《治国理政》英译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 |
| 二、《治国理政》英译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
| 三、《治国理政》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 |
| 一、本研究的贡献 |
|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毛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1.1 《毛选》(1-5卷)标题英译策略 |
| 1.2 《毛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1.3 《毛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1.4 《毛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1.5 《毛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二：《邓选》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2.1 《邓选》(1-3卷)标题英译策略统计 |
| 2.2 《邓选》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2.3 《邓选》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2.4 《邓选》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2.5 《邓选》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附录三：《治国理政》英译抽样文本分类摘编 |
| 3.1 《治国理政》(第1卷)标题英译策略 |
| 3.2 《治国理政》口语化表达英译60例 |
| 3.3 《治国理政》修辞话语英译60例 |
| 3.4 《治国理政》政治话语英译60例 |
| 3.5 《治国理政》文化负载项英译60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章节安排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名词化研究回顾 |
| 2.1.1 名词化的本体研究 |
| 2.1.2 名词化的应用及实用研究 |
| 2.2 政治语篇翻译研究回顾 |
| 2.2.1 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与批评 |
| 2.2.2 政治语篇翻译的原则与目标 |
| 2.2.3 政治语篇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
| 2.3 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回顾 |
| 2.3.1 功能语言学对翻译核心问题的阐释 |
| 2.3.2 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汉英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 2.4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 |
| 3.1.1 功能观 |
| 3.1.2 建构观 |
| 3.1.3 进化观 |
| 3.1.4 社会符号观 |
| 3.2 功能视角下名词化的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2.1 名词化对经验的重新识解 |
| 3.2.2 种族发生视角下翻译过程的再实例化模型 |
| 3.2.3 翻译对等与转移的语法隐喻理据 |
| 3.2.4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研究思路 |
| 4.1.1 分析模式与步骤 |
| 4.1.2 名词化的界定与识别 |
| 4.2 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
| 4.2.1 平行语料库的发展与应用 |
| 4.2.2 语料库的构成 |
| 4.2.3 语料的预处理 |
| 4.2.4 语料的检索与抽样 |
| 4.3 本研究使用的参照语料库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的分布与类型 |
| 5.1 汉英名词化及其翻译策略分布 |
| 5.1.1 汉英名词化的分布特征 |
| 5.1.2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 |
| 5.2 汉英派生型名词化 |
| 5.2.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派生名词化 |
| 5.2.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派生名词化 |
| 5.3 汉英转类型名词化 |
| 5.3.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转类名词化 |
| 5.3.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转类名词化 |
| 5.4 汉英短语型名词化 |
| 5.4.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NP的VP”结构 |
| 5.4.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V-ingof”结构 |
| 5.5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 |
| 6.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的类型 |
| 6.1.1 系统型对等 |
| 6.1.2 实例型对等 |
| 6.2 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的翻译 |
| 6.2.1 汉语“化”字格的翻译 |
| 6.2.2 汉语数式短语的翻译 |
| 6.3 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6.3.1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概念表述 |
| 6.3.2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道路表述 |
| 6.3.3 名词化所凝练的核心价值表述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 |
| 7.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类型 |
| 7.1.1 隐喻化转移 |
| 7.1.2 去隐喻化转移 |
| 7.2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
| 7.2.1 语言系统因素 |
| 7.2.2 语篇类型因素 |
| 7.2.3 情景语境因素 |
| 7.2.4 文化语境因素 |
| 7.3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功能 |
| 7.3.1 重构功能 |
| 7.3.2 简化功能 |
| 7.3.3 概括功能 |
| 7.3.4 释义功能 |
| 7.4 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结论 |
| 8.1 主要发现 |
| 8.2 贡献及创新点 |
| 8.3 研究启示 |
| 8.4 研究局限及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以葛浩文的英译本《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文化翻译与文学翻译 |
| 二、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学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文化翻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莫言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葛浩文译作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 |
| 三、选题的独创性 |
|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转向的历史背景 |
|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
| 二、中国译介学的形成与发展 |
| 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西方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 |
| 一、译介学：中国翻译史上的文化转向 |
| 二、译介学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冲突 |
| 三、文化转向与全球化 |
| 第三节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 |
| 一、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已死论 |
| 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论 |
| 三、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论 |
| 四、谢天振的创造性叛逆论 |
| 第二章 莫言小说在域外的译介与接受 |
| 第一节 莫言小说在域外的译介 |
| 一、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二、莫言小说在其他世界主要语言中的译介 |
| 三、莫言小说在非通用语言中的译介 |
| 第二节 异质文化语境下莫言译作在域外的接受 |
| 一、争议中的肯定声音 |
| 二、赞誉中的深度思考 |
| 三、莫言译作与诺奖的关系 |
| 第三章 葛浩文的中国文学情结及其文化翻译观 |
| 第一节 葛浩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 |
| 一、葛浩文的萧红情结 |
| 二、葛浩文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译介 |
| 第二节 葛浩文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 |
| 一、葛浩文对中国大陆文学作品的译介 |
| 二、葛浩文对台湾文学作品的译介 |
| 第三节 葛浩文的文化翻译观 |
| 一、忠实原则 |
| 二、读者意识 |
| 三、创造性叛逆 |
| 第四章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文化翻译策略 |
| 第一节 译者的显身 |
| 一、译者显身的必要性 |
| 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译着对原着的改写策略 |
|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悖论 |
| 二、异质文化之间的误释与误译 |
| 三、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 |
| 第三节 葛浩文英文译作封面的文化翻译 |
| 一、莫言三部长篇小说葛浩文译本封面对比 |
| 二、莫言其他小说葛浩文译本封面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文学翻译未来发展的自由空间 |
| 第一节 翻译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系 |
| 一、世界文学的重新定义 |
| 二、华语语系文学带来的挑战 |
| 三、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
|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出 |
| 一、文化软实力说 |
| 二、翻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
| 三、文学话语权在翻译中的重新塑造 |
| 第三节 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远景及其途径 |
| 一、外国译者与中国学者交流平台的建立 |
| 二、翻译奖项的颁发与翻译专项基金的配备 |
| 三、针对境外译者相关培训的开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翻译研究必备》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1.《必备》的主要内容 |
| 2. 本书的贡献 |
| 2.1 本书延续了文化研究的热点议题和对现实政治的关注 |
| 2.2 本书突出文化学派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
| 3.《必备》的不足 |
| 3.1 欧美等国(地区)仍然主导着翻译研究话语权 |
| 3.2 文化学派的收录内容庞杂重复、分类不清 |
| 3.3 语言学派收录过少且成果滞后 |
| 4. 对翻译研究的未来展望 |
（9）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 一、走向文化翻译 |
| 二、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冲击 |
| (一) 后殖民翻译理论关键词之一:杂糅 |
| (二) 后殖民翻译理论关键词之二:政治 |
| (三) 后殖民翻译理论关键之三:权力 |
| 三、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在中国:回应、问题与展望 |
| (一) 批评性回应 |
| (二) 存在的问题 |
（10）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研究问题 |
| 1.3 选题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构成 第二章 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
| 2.1 外宣相关术语的概述与厘定 |
| 2.1.1 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 |
| 2.1.2 对外宣传与对内宣传 |
| 2.1.3 翻译与外宣翻译 |
| 2.2 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概述 |
| 2.2.1 实践经验总结研究路径 |
| 2.2.2 跨文化传播学理论视角 |
| 2.2.3 语用学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2.4 功能—目的论研究视角 |
| 2.2.5 其它外宣翻译研究视角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局限与修辞劝说理论引入外宣翻译研究的理据 |
| 3.1 外宣翻译研究尚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
| 3.1.1 外宣翻译的效果评估 |
| 3.1.2 外宣翻译的“宣”与“译”的定位 |
| 3.1.3 外宣翻译的受众接受心理研究 |
| 3.1.4 译者主体性的能动发挥 |
| 3.2 外宣翻译与修辞劝说的主要契合点 |
| 3.2.1 外宣翻译和话语修辞均以沟通与劝服为目的 |
| 3.2.2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凸显受众的中心地位 |
| 3.2.3 外宣翻译与修辞研究均具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
| 3.2.4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关注语境的因素 |
| 3.2.5 外宣翻译与话语修辞均属言语交际行为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外宣翻译研究的修辞劝说视角——修辞劝说理论溯源 |
| 4.1 修辞劝说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修辞诉诸三模式 |
| 4.1.1 诉诸修辞者人格（ethos） |
| 4.1.2 诉诸受众的情感（pathos） |
| 4.1.3 诉诸论证理性（logos） |
| 4.2 修辞劝服的核心因素：受众 |
| 4.3 修辞论辩的运作机制：选择、在场与交流 |
| 4.4 修辞劝服的中心概念：“劝说”与“认同” |
| 4.5 修辞话语产生的基础：修辞情境 |
| 4.6 广义修辞学之“双向交流”与“预设” |
| 4.7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启示意义与策略构想 |
| 5.1 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 |
| 5.1.1 对外宣翻译的再认识 |
| 5.1.2 对外宣译者的再认识 |
| 5.1.3 对外宣翻译过程的再认识 |
| 5.2 修辞劝说理论对外宣翻译实践的启示 |
| 5.2.1 运用修辞诉诸手段，增强外宣译文的劝服效果 |
| 5.2.2 以目标受众为中心，提高外宣译文的可接受性 |
| 5.2.3 因应外宣翻译情势，适切地选材、择语与谋篇 |
| 5.2.4 在翻译中建立“认同”，实现外宣译文的有效劝服 |
| 5.2.5 选择性地构建“在场”，塑造真实正面的国家形象 |
| 5.3 基于修辞劝说理论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构想 |
| 5.3.1 外宣翻译的任务与目的：知之、好之、同之 |
| 5.3.2 外宣翻译的原则：忠诚、求效、适切 |
| 5.3.3 外宣译文话语建构中的修辞运作：觅材/择语/谋篇/创新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外宣翻译译例分析 |
| 6.1 新闻外宣翻译——以地方政府政务英文网新闻翻译为例 |
| 6.1.1 新闻翻译与地方政府政务新闻翻译的定义与特点 |
| 6.1.2 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政务新闻翻译的目的与原则 |
| 6.1.3 地方政府政务网站对外新闻翻译的译材选择 |
| 6.1.4 修辞劝说视角下地方对外新闻翻译译策选择 |
| 6.2 外宣资料翻译——以对外推介性文本英译为例 |
| 6.2.1 对外推介性文本的特点与功能 |
| 6.2.2 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修辞风格的适应与调整 |
| 6.2.3 推介性文本外宣翻译中诉诸手段的选择与运用 |
| 6.3 典籍外宣翻译——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劝说视角解读 |
| 6.3.1 文化外宣翻译背景下的典籍翻译 |
| 6.3.2 辜鸿铭儒经翻译动机的修辞情景理论视角解读 |
| 6.3.3 辜鸿铭儒经翻译译策选择的修辞劝服视角解读 |
| 6.3.3.1 凸显儒学道德力量，构建译本修辞人格 |
| 6.3.3.2 采用“归化译法”，适应受众期待 |
| 6.3.3.3 以西释中，建立“认同” |
| 6.3.4 辜鸿铭儒经翻译的修辞解读对典籍外译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与总结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
四、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2]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
- [3]外宣翻译过程中的话语生产、传播与接受研究 ——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为例[D]. 尹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4]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D]. 王亚光. 辽宁大学, 2019(05)
- [5]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D]. 唐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7]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 ——以葛浩文的英译本《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为例[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09)
- [8]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深化与细化——《翻译研究必备》评析[J]. 赵巍. 外语与翻译, 2016(04)
- [9]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翻译[J]. 章汝雯. 文学理论前沿, 2014(01)
- [10]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D]. 袁卓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