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德判断形成的机制一直存在争议，许多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索诸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这有助于理清不同因素的作用，但却难以构建道德判断形成的理论框架。文章系统性地回顾和总结了道德判断形成的五个经典理论模型及其相关理论，并结合实证研究的成果梳理了道德判断形成中理性、情绪、认知、直觉和推理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构建了以直觉和推理为基本路径，基于规则的认知和情绪为调节因素的道德判断形成的理论框架。现有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在该框架下均可以的得到较好的解释。同时，根据该框架，建议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当注重对影响因素的分类以及对实验情景的控制。
关键词：道德判断形成机制；直觉；推理；道德决策模型
1 道德判断的概念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道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虽然，近年来，围绕道德判断及决策过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细化，但是道德判断形成的机制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关于道德判断的概念，哲学家们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包含道德判断必要且充分特点的定义，从而将其从其他判断中区分开来。而心理学和行为学的学者，则从实证研究的需要出发来定义道德判断。最早的研究者们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种心理构建，它表征了人们在特定情况下确定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过程(Rest，Thoma，& Edward，1997)。随后的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道德及道德判断进行论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adit(2001)，提出道德判断是一种对社会事件中其他个体或者行为的评价，而这种评价的依据是被某一社会团体广泛认可的美德或者善行。目前，在该领域研究中，普遍认为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体及其行为的评价(Dedeke，2015)。这种评价不仅代表个体的观点，同时也反应了某一相似群体在道德观上的共同特征(Durkheim，1961)。了解道德判断的形成机制能够帮助人们在面临道德困境时更好地识别和评价，从而提高道德决策的质量。
2 道德判断如何形成的争论
道德判断如何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康德与休谟的情理之争。在康德看来，道德判断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审慎过程，个体要经过仔细的思考和推理才能形成判断。他甚至提出，任何理性的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运用“绝对命令” 来找出道义上正确的事情(Kant，1959)。接受康德观点的学者们将人看成是纯理性的，人的判断和选择是在努力思考和权衡中产生的。而在休谟的观点中，理性是情感的奴隶(Hume，1969)，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用理性来解释，应该取决于情感(Hume，1965)。赞同休谟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道德判断就像审美判断一样，源自于情感，个体通过直觉和内在的情感来获得道德知识。
道德判断的实证研究中，大多在争论是情绪主导的直觉还是认知下的纯理性(喻丰，彭凯平，韩婷婷，柴方圆，柏阳，2011；Craft，2013)。以Piaget(1932)、Kohlberg(1976，1981)、Rest(1986)、Jones(1991)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在康德道德哲学基础上，将关注点放在了认知和推理的作用。Hadit(2001)在发现了“道德失声”现象后，认为纯理性的模型无法解决大多情况下道德判断形成机制中出现的问题，他接受了休谟关于在判断中推理和情绪关系的论断，提出以带有情绪的直觉为主导形成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SIM)。情绪作为影响道德判断的因素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同时期，支持道德启发式观点的学者们也认为道德判断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推理而是直觉。不过他们提出道德直觉也是认知过程，未涉及情绪的作用(Baron，1993；Gigerenzer，2008)。之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以Greene(2002，2004)、Moll(2007)等为代表学者，通过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研究发现脑区中控制认知和情绪的部分在道德判断中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情绪常常占主导地位。
近些年来，随着对道德判断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关注于不同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如探究认知因素中个体认知水平、所面临的压力、社会规范和组织文化氛围等对判断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经常与情绪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道德判断的形成(Craft，2013)。在情绪影响的研究中，主要是通过情景设置，使被试产生不同类型的情绪，然后在相应情绪下就一些道德故事或者行为进行判断。这些情绪从最初粗略的正负划分，到目前具体的厌恶、悲伤、生气、恐惧和快乐等(Schnall，Haidt，Clore，& Jordan，2008；Singh，Garg，Govind，& Viteel，2016；Winterich，Morales，& Mittal，2014)。研究发现即使同是负面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也是不一致的。一些学者结合情绪动机理论，对不同类型情绪的影响差异进行了解释。如当面临具有风险的道德选择时，生气的个体表现出风险规避，而恐惧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寻求(Lerner，Li，Valdesolo，& Kassam，2015)。甚至，同一种情绪，会因个体特征差异或情景变化而对道德判断产生不同的效果(Singh et al.，2016)。有研究者认为通过情境诱发产生的情绪只是个体暂时的情绪状态，道德判断如果产生不及时，那么这种情绪状态的作用是令人怀疑的(George & Dane，2016)。
总体而言，在道德判断形成的争论中，除了“理性”和“情绪”这两种观点，还出现了另外三个关键词“认知”、“直觉”和“推理”。以往的研究中，理性与推理相联系，而情绪则与直觉相关，认知的作用既存在于理性体系也存在于情绪体系中。众多文献里并没有出现能够同时证明或者区分“理性”、“情绪”、“认知”、“直觉”、“推理”五者概念及作用的研究。实证研究大多关注于某种因子对其中1到3个方面的影响，缺乏对五者关系的深入探究。而理论模型方法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打开了新的视野，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建立模型框架的方法梳理推理与直觉，情绪与理性，甚至是五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道德判断的形成机制。按照时间顺序，主要出现了5种模型。下面将通过对这5个模型及其相关理论的分析和总结，结合实证研究的观点，来阐述道德判断如何形成。
3 理论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3.1 道德判断发展理论：认知中推理的作用
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在Piaget的结论里，处于自律水平的儿童往往根据行为的动机来判断好坏。Kohlberg同样坚持了康德的动机论，强调道德判断中动机识别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形成与演变，或者是个体认知水平在道德判断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及特点，而非道德判断形成机理。其次，两位学者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认知因素上，着重于判断背后的理由和推理，造成了对情绪的忽视。尽管，他们都承认情感也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却将情绪作为道德判断的“附属”产物。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通过询问“为什么”等问题来获得儿童做出判断的理由。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这些理由的产生过程就是推理，这些解释和评论也可能是个体直接从记忆中提取的知识(Reynolds，2006)。
表1Kohlberg道德判断发展模型
水平阶段推理的方式前习俗道德(0～9岁)1他律道德基于他律,自我兴趣2个人主义、工具性目的和交换习俗道德(9～15岁)3人际期望、关系与人际协调基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社会性规则4社会制度和良心后习俗道德(16及岁以后)5社会契约和个人权利基于社会契约和普遍的道德原则6普遍的道德原则
瑞士心理学家Piaget是公认的较早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实验以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对偶故事法”，让儿童挑选出每一对故事中行为最糟糕的主人公，并询问原因(Piaget，1932)。结果发现年幼儿童的道德判断大多基于客观结果，而年长的儿童则关注主观动机。Piaget站在发生认识论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并将儿童的道德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他律水平和自律水平。接下来，美国教育心理学家Kohlberg通过“两难故事法”进一步探索个体道德判断发展。在实验中，他让被试听一段道德价值上具有矛盾冲突的故事。随后，让被试评价故事中人物的行为。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道德判断及推理上存在差异。而且，相同年龄段的孩子如果推理方式不同，道德判断也会出现不一致。Kohlberg根据实验发现并结合Piaget的理论，提出了更为全面和详细的道德判断发展理论模型(如表1)。在该模型中，道德判断发展按照推理方式的差异共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Kohlberg，1976)。他还明确了认知中推理的作用，指出道德判断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依据个体推理的方式。而且推理方式会随着个体认知水平的变化表现出不一致的特点。
道德判断发展的两个理论均认为道德判断的形成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推理是认知的重要活动，而道德判断是在推理之后产生。虽然情绪和推理均参与了道德判断的形成，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推理而非情绪。虽然，之后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不可否认，在道德判断的形成上，隐含了一条由推理主导的认知路径。随后一大批学者借鉴了这一观点，并采用类似的实证研究范式——让被试对“故事”中人物行为进行评价——将难以测量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量化，在方法上为深入探究道德判断形成机制提供了参考价值。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Greene等人(2002，2004)使用FMRI技术研究发现，个体在思考个人的困境(如天桥困境)时，主要受到社会情绪的驱动，与社会及情感相关的脑区更加活跃。而在思考非个人困境(如电车困境)时，与抽象推理和问题相关的认知功能脑区更加活跃。接着，他们将个人困境分成了困难的和容易的，结果发现在困难的情境中，控制个体情绪和认知的脑区均被激活。根据实验结果，他们提出了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DPT)。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形成依赖于两套独立的系统：直觉诱发的情感系统和认知过程产生的推理系统。情绪主导下的个体倾向于做出义务性判断，反之，则会做出功利性判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认知”指“基于规则的认知”，是存储在个体大脑区域的一种知识。通常情绪下，情绪诱发的直觉起到先行作用，但是认知又能够对其进行调节和控制。
3.2 Rest的四阶段模型：道德判断形成的范式
Piaget与Kohlberg的关于道德判断的研究影响着心理学的学者，他们同样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仍以认知中的推理为基础，对道德判断形成机制展开探究，Rest的四阶段模型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图1)。该模型表明道德判断的形成是一个需要经过理性思考和推理的过程。Hunt和Vitell(2006)进一步细化了四阶段模型，形成了营销伦理决策整合模型。他们认为在进行道德判断前，个体首先做义务论的评价或者目的论的评价。通常，基于义务论准则的推理会引发义务论的评价，而基于结果的思考则倾向于产生目的论的评价。同时，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将会成为个体的经验，进而影响问题识别，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馈机制。Jones(1991)在Rest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道德强度扩张了该模型。他认为道德决策主要依赖于道德强度，道德问题识别、道德判断、道德意图以及道德行为会随着道德强度的变化而产生变化(Jones，1991)。
(2) 试样单位体积含土量测定。本文将通过测定排水管试样质量m1与试验结束排水管试样烘干后的质量m2以及排水管表面积A和厚度δ，按下式计算出试样单位体积含土量μ：
图1Rest四阶段模型
I, Li lei and you are wrong. We should do more for the project.
由Rest的四阶段模型及同时期出现的其他4个理论，不难发现大多数模型认为在道德判断形成过程中，尽管道德判断阶段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但道德判断形成的范式类似，即在情景的刺激下，个体首先意识到道德问题的存在，接着，经过纯理性的思考才形成自身的评价。具体来讲，在Rest 的四阶段模型和Trevino的模型中，认知道德发展水平是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部分，处于不同水平的个体在思考推理时所用的方式是不一致的，这些差异又影响了道德判断的形成；而Hunt 和 Vitell的模型中，基于目的论或者义务论的准则所形成的评价最终导致道德判断的产生。不同的是，在Ferrell和Gresham的理论里，将基于行为的评价作为决策后对行为的一种判断，是唯一把道德判断至于行为决策之后的模型。以上这些基于理性主义的模型几乎认可，道德推理贯穿于道德判断形成的过程，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显然，这种形成方式过分强调认知和推理的作用，认为道德判断的形成是一种推理主导的认知过程，是纯理性的，忽视了情绪和直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3.3 SIM：情绪-直觉的作用
虽然道德判断发展理论的研究者认可在道德判断形成中，情绪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认为情绪是微不足道的，认知中的推理才是决定因素。而Haidt的研究中，他发现了一种“道德失声”的现象，即对于一些道德情境人们无法立即就自己的判断给予合理的解释。Haidt结合休谟关于情绪在判断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道德判断过程就像是审美一样。当个体看到或听到道德事件时，就会立即产生一个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情感，而且这种突然的，毫不费力产生的情感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被认为是一种带有情绪的直觉，正是这种直觉导致了道德判断(Greene & Haidt，2002)。
Trevino(1986)在Rest 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虽然在模型中并未明确表示出“道德判断”，但在认知过程阶段，她应用Kohlberg(1981)的认知道德发展理论，认为道德判断在该阶段形成且受到个人和情境因素的调节。道德判断对于道德行为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而并非是通过道德意图。但该模型也认可道德判断形成的前提是个体感知到了道德问题。另外一个与四阶段模型具有差异的理论是Ferrell和Gresham(1985)的伦理决策权变模型。在该模型中，行为评价是最后一个阶段，且发生在行为阶段之后，而且还首次提出了结果评价对个人经验的反馈作用。
CIM模型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整合，区别了认知中推理和直觉的关系，强调了情绪的调节作用。但实际还是基于Rest的四阶段模型。与SIM相比，它在自动化的直觉反应中补充了认知主导的直觉处理过程，而且提出来两个认知过程可以产生相互作用，但是未考虑道德判断的合理化过程。与DPT相比，该理论认为以道德推理为主导所形成的道德判断，会受到情绪的调节，道德判断不再是纯理性过程。虽然，比起DPT中将情绪与推理完全分隔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缺少纯理性过程。
一些学者对SIM提出了质疑。其一，“道德失声”并不能作为个体没有进行推理的充足证据，个体之所以无法讲清楚自己的理由也可能是基于一种隐藏的准则(Mackenzie，2012)。其二，直觉并不一定是伴有情绪，也可以是纯认知过程(Reynolds，2006)。赞同道德启发式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在道德判断形成的过程中，真正起到作用的不是推理而是直觉，但是这种直觉是一种纯认知过程，情绪并没有产生作用，个体自身根深蒂固的一些价值观或者过去的经历会使得其在类同的情境下快速地做出判断(Baron，1993)。其三，除了他人劝说和自我反思这两种途径能够改变道德判断外，外部因素如群体压力，组织文化等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该模型过分强调了社会人际互动过程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而忽视了个体本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作用。
例3中原文把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称为 “血肉联系”，这是对源语目的认知域的跨域映射。为实现目的认知域的映射结果，同时满足目标语读者的认知经验，对认知价元进行替换，采用舍弃喻体形象的归化译法。
总体来讲，社会直觉主义模型并非反对理性主义。它是一个关于直觉，推理和社会影响相互作用以产生道德判断的复杂且动态的道德判断模型。与Rest四阶段模型相比，考虑到了情绪和直觉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认为直觉过程也是一种认知活动，且直觉与推理属于两个对立的过程，明晰了两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图2SIM
3.4 DPT：推理与情绪的分离
大便失禁生活质量评分量表(FIQL量表)于2000年被美国学者首次提出，主要用于临床对比实验，为提升病人生活质量评估准确度奠定基础。量表包括病人生活方式、心理情况、自我感知情况及窘迫情况4个维度，共29个项目，每个项目得分均为1分～4分。该量表将排便功能与病人生活质量相结合，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应用于大肠癌根治术病人生活质量评估，可有效体现病人排便情况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帮助医护人员根据评估结果采取针对性措施。由于FIQL量表至今尚无简体中文版，其在我国大肠癌根治术病人生活质量评估中使用率较低[7]。
图3DPT
尽管DPT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采用FMRI技术，依据大脑激活区域的差异区分了认知(推理)和情绪。但是，在实验中还发现有些脑区既控制认知，又与情绪有关联，难以明确真正起作用的区域。并且不同脑区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应当予以考量。同时，DPT只涉及了部分大脑区域，缺乏对大脑边缘区域的研究，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情境感知对个体判断的影响(Schnall et al.，2008)。因此，仅仅将大脑某个区域的激活作为唯一指标来判别认知(推理)和情绪，是不够充分的。此外，有学者指出，在道德判断中，情绪与推理并非一定是对立关系(Dedeke，2015)。其一，在概念上，情绪与认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心理过程；其二，道德判断也可能是在情绪和推理的协同作用下形成的，并非一定是两种系统“竞争”的结果(Moll，2007)。最后，尽管DPT对于解释类似于“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中个体的选择时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当情境中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道德判断，情绪和认知难以分清时，该理论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
3.5 CIM：认知中直觉和推理的关系
认知和神经认知的角度假设人的理性和推理决定了道德判断，而直觉主义者则假定自动化的直觉在大多数时候控制着道德判断。但是，这两种角度并没有抓住道德判断的所有关键内容。实证研究表明，“理性”、“情绪”、“认知”、“直觉”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确实存在。以推理为主导的“理性”过程不及情绪主导的“感性”过程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基于准则的“认知”可以调控“情绪”和“推理”，而直觉上的反应可以是“认知”上的，也存在基于“情绪”的(Reynolds，2006)。除此之外，“情绪”、“认知”、“直觉”和“推理”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但关于个人因素的研究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甚至是矛盾的结论(Crafts，2013；Dedeke，2015)。而伦理文化氛围是一个被大量研究证实的组织因素，它主要通过作用于道德判断的主体影响判断的结果(Musbah，Cowton，& Tyfa，2016)。此外，关于道德强度的研究发现，道德强度的六个维度并非总能影响道德判断(Craft，2013；刘彧彧，张佳良，刘雨萌，2015)。
Dedeke(2015)综合了神经认知和社会直觉领域中对于道德判断的研究，在Rest的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认知-直觉综合模型(Cognitive-Intuitionist Model，CIM)，如图4所示。CIM表明，道德决策包含五个相互依赖，但功能不同的步骤：道德问题框架，预处理，道德判断，道德反思和道德意图。
图4CIM
会议指出，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项评议是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增强监督工作实效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对相关部门为民办实事的一次集中检验。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在巩固已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建议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要结合制定2019年全市工作计划尽量予以统筹考虑，抓紧时间办理，争取早日销号。要抓好代表建议规范化办理，按时召开建议交办会议和调度督办会议，掌握建议办理进度，及时提出办理要求，做到有部署、有检查。要加强与代表的沟通交流，改善代表建议办理方式，面对面征求代表意见，共同探讨建议办理的路径和方法，着力提高办理质量。
该模型从认知-直觉的视角看待道德判断，直觉过程既包含自动化的情绪反应，也存在自动化的认知作用，两者相互调节，最终产生了道德判断(链接1，2a，2b，3b)。同时，道德推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道德问题形成之后，个体才会对此进行推理分析，在情绪的调控下形成了道德判断(链接4a，5，8)。当然，问题框架也可以直接影响道德判断的形成(链接3a)。而感知道德强度，只直接作用于道德反思和道德意图这两个过程(链接4b，7b)。此外，该模型也引入了感知的伦理氛围这一因素，并阐述了感知伦理氛围是如何影响道德问题框架及道德意图的形成(链接6a，6b)。在对道德强度和感知的伦理氛围引入上，Dedeke(2015)这样解释，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之所以未引入是因为在大部分的研究中这些因素的作用不稳定，实验中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他提出的SIM中，道德判断通常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产生的(链接1)，且大多情况下，道德推理是一个事后合理化道德判断的过程(链接2)。值得一提的是，Haidt不否认存在道德推理引发道德判断的情况(Haidt，2001)，如当个体发现自己道德判断与最初的直觉相冲突时，他就会使用推理的方式形成新的判断来实现冲突之间的平衡(链接5)。此外，在社会交流中，一个人的道德推理会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直觉进而影响其道德判断(链接3)。道德推理导致道德判断常常发生在社会交流中，而非个体自身。
4 结论与展望
综合模型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现对道德判断出现的五个关键词：“理性”、 “情绪”、“认知”、“直觉”和“推理”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梳理。认知是指通过思考、体验和直觉获取并理解知识的心理活动或者过程(1)cognition-definition of cognition in English from the Oxford dictionary”.www.oxforddictionaries.com.Retrieved 2016-02-04.。认知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直觉(Hadit，2001)和推理(Piaget，1932；Kohlberg，1981)是它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情绪与认知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心理过程。情绪是一种以明显的心理活动和一定程度的高兴或者不高兴为特征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体验。一般认为，情绪中包含了认知的成分，认知表现为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Lane & Richard，2000)。同时两者的生理基础不尽相同，例如Greene等通过FMRI技术发现，控制认知的脑区主要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腹内侧额叶皮层和顶叶。而控制情绪的脑区主要有内侧前额叶、扣带后回、楔前叶和角形脑回。此外，有一些脑区既与认知有关，同时也影响情绪，如杏仁核。因此，认知与情绪应作为两个不同方面，来阐释它们各自在道德判断中的位置和作用。
通常，在道德判断形成中，推理是一种理性思考的过程(Paxton & Greene，2010；Dedeke，2015)，情绪会对此产生影响。而直觉则是的一种快速反应，一般会带有情绪(Hadit，2001)。但是，不排除个体直接从习得的经验中做出判断的可能(Reynolds，2006；Dedeke，2015)。此外，按照Durkheim对于道德定义，规则是构成道德的基础，道德判断实质上是个体对这些规则认可和理解程度的外在表现。Greene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大脑的某一区域，储存着一些规则，它们形成了个体的某种认知，这种认知对道德判断的形成具有调节和控制的作用。结合两位学者的观点和其他理论可知，基于规则的认知是个体或集体在发展过程受到外在环境影响所形成的一种特质，不同的个体或者社会集体存在差异。在道德判断形成中，它能够影响直觉和推理过程(Greene，2004；Paxton & Greene，2010)。
美沙拉嗪缓释片单剂量与多剂量给药在Beagle犬体内的药动学研究 ……………………………………… 向荣凤等（16）：2198
从以上分析可知，道德判断本身是一种认知过程。对于个体来讲，它形成可以分成两种路径：直觉和推理，两者均属于认知范畴。基于规则的认知和情绪作为调节因素，可以单独也可以共同作用于道德判断的形成。而较早的研究中，直觉路径情绪比重过大，未考虑自动化认知的作用，推理系统则是纯理性的过程(Paxton & Greene，2010；Dedeke，2015)。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感性的一面，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展现出理性。感性和理性并非是对立面，感性中可以有分析和推理，理性中也能含有情绪成分。个体判断的形成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至此，结合模型研究及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个体道德判断形成的理论框架，如图5所示。在该框架中，直觉路径(链接1b，2b)和推理路径(1a，2a)是道德判断形成的两种基本方式，且直觉方式占主导地位。两条路径共包含5个阶段：情景刺激、道德问题识别、道德推理、直觉反应和道德判断，基于规则的认知和情绪作为调节变量，分别影响推理过程和直觉反应过程。而且，直觉反应下的道德道德判断一般会产生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即判断后的合理化过程(链接3b)。具体来讲，Rest 四阶段模型是在认知影响下的推理途径，是纯理性过程(链接1a，4a，2a)。SIM 则是以含有情绪的直觉为主导的过程(链接1b，5b，2b)。在DPT中，直觉和推理分别表示不同情境下道德判断的形成，基于准则的认知可对两个过程进行调控(链接4a，4b)，情绪包含在了直觉过程之中(链接5b)。SIM和DPT均认为，由直觉主导形成的道德判断往往随后产生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来说服自己(链接1b，2b，3b)。而由推理主导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道德推理是因，判断是果(链接1a，2a)。在CIM则同时也包含了直觉和推理，但是却未将道德推理考虑到直觉过程中(链接3b)。
在“互联网+”时代，游客不仅能便捷地从互联网获取大量旅游信息，还可以随时随地分享海量信息，互联网改变了旅游信息的传播格局。游客出游前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旅游目的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行程信息，还可以查询大量旅游点评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游决策;在旅游过程中通过移动互联网，只需要一部手机游客就可以进行旅途导航、导游、导吃到导购，还可以分享旅游体验;行程结束后，游客还可以在网络上点评旅游产品和服务，旅游投诉也可直接在互联网上完成。
图5个体道德判断形成的理论框架
注：——推理路径；……直觉路径；……调节因素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将道德判断的形成分成两条路径，并不意味着“直觉路径”和“推理路径”是独立的，毫无联系的。既然两者均受到认知和情绪的影响，说明与“直觉路径”和“推理路径”相关的脑区是有交叉或者是存在相互影响的(Reynolds，2006)。在某种意义上，两条路径应当是相互联系的，且“直觉路径”形成的判断依赖于“推理路径”。
在该框架中，未引入其他影响因素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在影响道德判断的因素的分类还并未统一，是根据实验对象，或按照判断形成的过程，还是其他更为科学方法，在未来研究中应当先从“分类方法”上对各类因素进行归类；其二，各个因素影响及作用并非一致。原因包括情境故事不同、测量指标和测量方法不统一以及被试的差异等。未来实验研究中应该注重对这些因素的控制和分析，从而深入探讨各因素在道德判断形成的内在机制中的位置及其产生作用的方式。此外，文章关注与道德判断的形成机制，对于道德判断之后的阶段尚未进行深入的探究。道德判断是否能够影响道德行为，如果是，是直接产生作用还是在其他因素的调节下产生；如果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道德判断“失声”？在未来研究中，应当加强对道德判断与后续其他过程之间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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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uitionorReasoning，HowdoesMoralJudgmentForm？
Li Liang Li Luy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63)
Abstract：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over the mechanism of moral judgment formation.Many researchers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ctors on moral judgment through empirical method，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role of different factors，but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rmation of moral judgment.Therefore，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five classical theoretical models of moral judgment and related theories，and also combines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o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ason，emotion，cognition，intuition and reasoning in the formation of moral judgment.Based on these findings，it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ral judgment formation with two main paths：Intuition and reasoning as well as two regulatory factors：rule-based cognition and emotion.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studies can be well explained under this framework.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empirical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control of experimental scenarios.
Keywords：mechanism of moral judgment formation；intuition；reasoning；moral decis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4-030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1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2YJC630096)。
通讯作者：李路云，E-mail：lily_liluyun@126.com。
标签：道德论文; 认知论文; 情绪论文; 直觉论文; 模型论文; 《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1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2YJC630096)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