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舞台上，梵蒂冈是一个非常独特而略显神秘的国际行为体。甚至连“梵蒂冈”指什么，都有可能引起误解。“梵蒂冈”这一称谓本身具有含糊性：它可能是指占地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千的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梵蒂冈城国（Vatican City State）；同时，由于整个罗马天主教会的中央领导机构“圣座”（Holy See）驻地在梵蒂冈城国，所以，无论在日常实践还是在学术语境中，“梵蒂冈”还经常被用于指称天主教会的中央领导机构“圣座”，如同“白宫”指代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而“华盛顿”指代整个美国政府那样。广义的圣座指教皇（Pope 或 Supreme Pontiff）和教廷（Roman Curia），而教廷又包括国务院、圣部、法院、宗座理事会等部门。梵蒂冈城国和圣座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城国根据《拉特兰条约》成立于1929年，而圣座的历史可远溯至基督教会发展早期。城国虽小，但却是圣座如今能够自治的地理保障和后勤保障，使教皇不必寄人篱下而能独立行使主权。有学者这样形容：梵蒂冈城国更像是圣座的“肉身”，而圣座则像梵蒂冈城国的“法身”。由于“梵蒂冈”能够同时体现两种身份，而且教皇和教廷经常利用两种身份兼具所带来的跨国参与优势，所以本文也使用“梵蒂冈”这一概念。
梵蒂冈面积虽小，影响力却大，被称为“最小的大国”。在日本驻圣座大使上野景文眼中，梵蒂冈具有崇高的国际地位，这是“今日之现实”。在国际法中，梵蒂冈所指代的圣座是唯一拥有国际法人资格的宗教行为体，它能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平起平坐，这一外交地位是所有其他宗教行为体都无法企及的。圣座的这一外交地位根本上源自它作为天主教会中央领导机构的身份。圣座领导着罗马天主教会这一世界上最庞大、最古老、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曾叱咤风云的跨国组织。到2016年，天主教徒有12.99亿人，遍布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将近13亿的天主教徒组成了一个“无形国度”，他们把教皇当作精神领袖，圣座提供的观念影响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是他们行动的指南。而圣座也通过中央集权、等级制的圣统制对全世界的教区进行管理和控制。曾任美国政务副国务卿的尤金·罗斯托在评价梵蒂冈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时曾这样形容：梵蒂冈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共同体的中心，是一个活的观念和价值系统的可见的象征，还是一个协调遍及全球的跨国官僚系统的秘书处。他认为，在精神维度和世俗维度上，梵蒂冈都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梵蒂冈没有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也微不足道，所以，在崇尚物质力量的人眼里，它的作用不值一提。例如，斯大林曾轻蔑地问：“教皇能有多少装甲师？”丘吉尔则明白力量不仅仅有物质力量这一种形式，他对斯大林评论的回应是：很多军团并不是总能在阅兵时看到的。后来，正是没有任何装甲师的梵蒂冈，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对苏联及其东欧盟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为什么梵蒂冈的权力和影响力会被低估呢？美国驻圣座大使弗朗西斯·鲁尼对此给出的答案是：梵蒂冈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独特的机构，所以容易被搁置而不是被理解。那么，梵蒂冈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和世俗国家相比，梵蒂冈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神资源。作为天主教徒的道德权威、全球意见领袖，它是规范倡导者，能够塑造信徒和非信徒的认知和偏好，从而影响其行动。和多数宗教行为体相比，梵蒂冈所领导的天主教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拥有古老、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和规则体系，从而拥有优裕的组织资源。另外，梵蒂冈代表的圣座是唯一被国际法承认的宗教行为体，而其“肉身”梵蒂冈城国又有国际认可的领土主权，因此它具备其他宗教行为体不可企及的外交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外交资源，都可以被视为权力资源，也就是行为体用以影响世界的能力。梵蒂冈之所以能在当代世界发挥独特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灵活运用这三种权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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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资源
梵蒂冈的精神资源，首先在于它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道德权威，为其提供规范性的宗教观念。天主教法典第331条规定：教皇是“世界主教团的首领、基督的代表、普世教会在现世的牧人；因此由于此职务，他在普世教会内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且得经常自由行使之。”第333条规定：教皇“不仅享有对普世教会的权力，而且对所有个别教会及其信众拥有职权的首位”，而且，对教皇的“判决和法令，不得上诉或诉愿”。可以说，梵蒂冈对近13亿天主教徒拥有“精神主权”，它作为规范倡导者，为信徒提供一套规范性的宗教观念，来塑造他们的认知和偏好。这些观念往往以《圣经》文本、教会法典、教义问答、教皇通谕、劝谕、牧函等形式被梵蒂冈提供给信众，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在成为他们的思想准则和行为指南。
梵蒂冈不仅是天主教徒的道德权威，还是全球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意见领袖之一，试图用自己的观念来塑造全球公共领域的构成性规则。日本驻圣座大使上野景文认为，失去教皇国时代的世俗领土，反而让梵蒂冈的道德权威地位得以巩固。因为，当美国总统或印度总理就国际事务发言时，人们会把他们的言论解读成自己国家利益的反映；而当教皇就国际事务发言时，人们就不会怀疑他是为了一国私利。通过失去世俗利益，反而提升了道德权威，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的新年致辞中，谈到了从贫困、裁军、移民到气候变暖，从非洲、中东到南亚的几十个全球和地区性议题。上野评论说，如果不知道致辞者身份的话，还以为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发言。也因此，他把教皇看作和联合国秘书长一样的“国际道德守护者”。在当今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教皇言论又能通过全球各种大小媒体迅速传遍世界，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强化了其道德权威的公共形象。
教皇和各地主教组成世界主教团，并定期召开世界主教会议，在教皇的领导下治理普世教会。主教是教区领袖，在自己的教区内拥有一切所需的、直接的职权。而主教由教皇自由任命或者批准，对于主教候选人的资格，由教皇做最后的决定。主教还要定期向教皇述职。教皇可以通过对主教的任命，来保证地方教会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教会的日常管理事务、国家主教会议也往往受到来自罗马的中央权威的重要影响。平时，教皇通过教廷对各地教会行使管辖权。教廷传统上包括国务院、九个圣部、三个法院，还有宗座理事会、宗座委员会、办事处等。教皇方济各上任后又增加了经济秘书处等新的部门。教廷相当于教会的“中央政府”。由于各地主教都是特定国家的公民，有时还是所在国家国内政治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所以，通过与各地主教的有机联系，梵蒂冈拥有了一个影响特定国家内外政策的独特渠道。同时，世界各地的教会之间通过主教和教皇彼此联系，以“兄弟”关系达成共融。梵蒂冈借此可以调用其他国家天主教会的资源来支援特定国家的天主教会；同时，这种横向的联系也为梵蒂冈在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人员保障。另外，天主教会还是一个“超稳定”的组织：世俗国家的首脑数年就要轮替，还要讨好选民，而教皇则是由枢机主教在封闭的环境下经过不断的祷告、根据“神的旨意”最终选出的。一旦当选，他可以终身任职，并且不必讨好“选民”，因为他不是通过“民主”产生的，而是“神”拣选的。而教皇任命的主教，只有到75岁才会被要求退休。所以，教皇和主教组成的治理结构具有超常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使他们可以在很多领域进行长期积累，形成持续的影响力。
组织资源
在神职人员之外，对教皇效忠的对象还有大量的修士、修女、平信徒及其组成的机构。其中，各种天主教国际组织被视为梵蒂冈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的“最有效和灵活的工具之一”。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由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们组成的广泛而可靠的网络，触及世界上的每种文化和每个角落，遍布和平国家和战乱地区，包括发达大国和贫弱小国，这给了梵蒂冈无与伦比的信息优势，让它能够清楚细致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时它对事情的掌握让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感到吃惊。这种信息优势显然是梵蒂冈处理世界事务的另一个法宝。
梵蒂冈还具有其他宗教行为体所不具备的外交资源。早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建立之前，圣座就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教皇国消失后，圣座仍继续在外交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29年成立的梵蒂冈城国使圣座又拥有了一块小到只有象征意义的世俗领土，但它能够保证圣座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控制。与其他主权国家继续维持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并不是梵蒂冈城国，而是圣座这个非领土性的主权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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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的宗教观念和道德权威影响的不仅仅是私人领域，通过影响大量信徒对世界的认知，塑造他们的社会认同，影响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梵蒂冈还能影响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行为选择和政策偏好。例如，梵蒂冈关于经济生活的教义能够导引天主教投资者的金钱流向，关于婚姻生活的教导能够影响天主教选民对相关立法法案的支持或者反对，等等。阿夫罗·曼哈顿认为，宗教原则直接影响伦理和社会领域，而从这些领域到经济领域并最终到政治领域，只有一步之遥，并且，这种影响的传递在现实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教会支持或谴责什么，不管它是否愿意，都会在半宗教领域甚或非宗教领域引起反响。所以，天主教会借助道德权威能在非宗教领域行使“长距离权力”。罗德尼·布鲁斯·霍尔则明确将道德权威作为一种权力资源，认为教会能够凭借道德权威把物质性的权力资源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因此，从规范性权力到现实权力的转化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梵蒂冈手握精神资源的要害所在。
梵蒂冈精神资源的威力因天主教会组织庞大的规模、严密的结构、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分布以及长期的持续存在而得到强化。从时间上看，封建王朝兴了又亡，王国起了又灭，但天主教会仍然存在。组织的“韧性”是它的一个宝贵资产。从空间上看，由于十多亿天主教徒遍布世界各国，这意味着教皇及其教会在几乎每一种政治环境中都有制度性的存在和资源。美国驻圣座大使弗朗西斯·鲁尼也认为，梵蒂冈能在很多地方和文化中有效运行，在范围上超出了也许除联合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国际组织，而它比联合国的影响更深、更远，因为联合国往往是从外部把自己强加于当地文化之上，而天主教会则总是任何一个地方内在的一部分。
外交资源
天主教会还是严格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实行中央集权、等级分明的“圣统制”。《天主教法典》第二编“教会圣统制”对天主教会的组织结构做了详实的规定。教会按照地域把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教区，或是自治监督区、宗座代牧区、宗座署理区等行政单位；然后通过一个纵向的等级链条（教皇和教廷—总教区/教省—教区—总铎区—堂区—支堂/公所）把世界各地的教会联成一个巨大的跨国网络，而主教、司铎（也就是神父）、执事等神职人员是这个网络上的大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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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圣座和183个国家（包括地位有争议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超过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它还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因此，梵蒂冈拥有世俗主权国家享有的外交权利，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教廷大使是和其他国家大使同一等级的外交使节；在某些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教廷大使的地位还高于其他使节，是外交团的当然团长。梵蒂冈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使它能直接接触并影响这些国家的精英及民众。而它在各种国际组织的成员或观察员地位，也为它提供了其他宗教行为体没有的外交平台，能就广泛的国际议题发表见解而不需由他人代言，从而直接影响国际公共事务决策。而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它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能赋予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所以新独立的国家都纷纷追求梵蒂冈的认可。另外，梵蒂冈是永久中立国，而且没有世俗的“国家利益”需要捍卫，又以促进和平为己任，所以它还经常被邀请在国际冲突中担任调解人。
梵蒂冈有一支非常专业的外交人才队伍。梵蒂冈的外交活动是在教皇的领导下，由教廷国务院通过下属的“与各国关系部”进行协调。领导国务院的是国务卿枢机主教，“与各国关系部”的秘书长则相当于世俗国家的外交部长。梵蒂冈还向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派出教皇使节，其中教廷大使相当于世俗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其主要任务是加强梵蒂冈与地区教会之间的团结，包括向梵蒂冈报告有关地区教会的情况和一切关于教会生活及人类利益的事，协助所在国主教团，并负责提名主教候选人或将候选人名单呈递梵蒂冈等；同时在外交方面，处理教会与国家交往上的所有问题。教廷一直以来都重视外交。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学校，是建立于1701年的宗座外交学院，几百年来一直在为教会培养外交人才。梵蒂冈的这些精通数国语言、熟悉教会和外交事务的外交人才，是梵蒂冈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而教皇可谓教廷的首席外交官，也是教会最有名的形象大使，教皇的个人偏好、才能和风格直接关系到梵蒂冈的国际影响力。以约翰·保罗二世为例，他是历史上最活跃的教皇，几乎是个“永动人”。在作为教皇的9665天里，他访问了129个国家，1022 个城市，行程超过75万英里。教皇在全世界旅行，不仅是在访问他的“羊群”，而且同时是进行国事访问，通过与政府的对话、在议会的演讲、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教皇能够对拥有不同信仰和世界观的民众发声，这些都大大扩大了梵蒂冈的影响力，而且实际上也是在建构一个跨文化、跨地域的全球公共领域。
结语
利用丰富的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外交资源，梵蒂冈能对世界上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产生影响，而不仅限于国际领域，这一点是很多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无法做到的。首先，在国家层次，由于所有国家的天主教会及其领袖都是这些国家的国内行为体，所以梵蒂冈能够直接动员特定国家内部的社会行为体，借此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和政治进程。其次，在国家间层次，梵蒂冈可以作为主权实体直接与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后，在超国家层次，梵蒂冈还经常超越国家和文化的边界，面向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发言，试图塑造全球公共规范。可以说，梵蒂冈具有多层行为体特征。而它的总目标主要是保护世界各地天主教会的利益，在全球范围推进天主教会的影响，并按天主教会的观念来塑造世界，影响人类社会。
由此可见，智能加工技术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但要真正实现整体加工过程的优化控制，机床、刀具以及工件的状态监测是基础[13-14]，需要通过监测为过程优化提供源信息。其中，机床的状态监测通常通过内置传感器来实现，而刀具和工件状态的监测，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副编审；摘自《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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