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内容摘要】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关 键 词】中共党史 社会科学 跨学科 理论和方法 研究取向
在社会科学中，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具体划分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各个学科。比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就是从现代社会科学中逐步分离出来的。特别是“从1870 年至1930 年这段时间内，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趋势是两者分道扬镳，相距越来越远。历史学日益狭隘和内向，社会科学则愈益远离历史学。”[1]当然，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更是一种趋向。这不仅表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是必要的，而且还要分层次的理解。即一方面，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其它学科会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比如，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就形成了历史人类学；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大规模地被历史学研究所吸收与消化。因此，20 世纪的初期，“新史学”开始萌动。其在本体论上是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和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因而，新史学的特征主要是提倡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合作，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运用等。不过，真正使新史学理论与实践成为学术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至20 世纪的50、60 年代，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发展到高潮的时期。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1950 年以后，社会科学为历史学家开拓的前景不仅极为丰富多彩，而且比以前更加明确了”。[2](P74)而“到了60 年代，寻求史学（的某些部分）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的紧密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才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3](P139)就党史研究来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以张静如为代表的研究者也在积极地促进党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深化了对于中共党史的认知。不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满足党史研究的需要。
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进程。到目前，党史学界系统梳理与反思这方面研究进展的成果也比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个案的分析与评论，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及其路径简要进行学理的考察和思考，展望今后的研究趋向。
一、研究缘由：党史学研究方法探讨的简要追溯
关于党史学研究方法（或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追溯与反思，可以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界限，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阶段，由于多种原因，党史研究的发展相对缓慢，主要的成就表现在：党史编撰方面，涌现了一批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的通史类著作，诸如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版）、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等。而在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党的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代表性文章，诸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这些代表性的文章不仅是对当时中国的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而且，其观点“为初建期的中共党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4](P81)这给党员干部系统学习和研究党史指明了重要方向。此外，1942 年3 月30 日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党史分期、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问题，对以后党史学的研究和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共建，形成了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合力。西江沿线各市政府积极协调各方，广东省有关部门发挥专业优势，加强了水上安全的资源保障和监督管理。江门市实施了“侨海安畅”安全品牌共建活动，改善高风险水域通航环境；佛山市将九江海寿渡口打造成“最美乡村平安渡”；云浮市推行“一镇一渡”格局，积极强化渡口渡船管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建立了基于空间数据库的电子航道图一体化生产体系及数据标准，为西江航道提供了统一的空间基础数据设施；“广东航道通APP”在西江全面上线试运行，西江智慧海事、防范船碰桥智能预警系统等监管平台初步建成，助力西江航运能力提升；气象、水利部门为水上交通提供全面、及时的天气、水文信息，助力水上安全。
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特别是自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以张静如为代表的研究者敏锐地认识到深化党史研究，构建党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就要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其中，1987 年，张静如在《党史研究》第6 期发表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1989年，张静如和侯且岸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 期发表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1991 年，张静如在《历史研究》第1 期发表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以及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1993 年，张静如在《北京党史研究》第1 期发表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都提出了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紧接着，在1995 年，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专著在党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得到了好评。新世纪以来，在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方面，主要有王炳林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宋学勤著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欧阳淞著的《党的历史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年版）等。另外，郭德宏、侯且岸、周一平、郭若平、吴志军等党史学者也发表了多篇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文，特别是提到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问题。不过，总体来看，尽管党史学界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对于深化党史研究产生的重要性和影响性，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理性探讨的文章还比较少，仍须加大研究评析的力度。
总的来看，侯且岸从文化理论的视角透视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凸显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切换党史研究的认知思路，寻求党史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路径，厘清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化建设和社会科学化取向的必要性。另外，从文化因素的角度认知和反思党史研究成果，也丰富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认知。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制于多种因素，人们不仅狭窄地认识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问题，而且，还混淆了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之间的差别。因而，在研究中，这就容易把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共党史，简单等同于阶级斗争史、路线之争史、个人崇拜史。因而，如果以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待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那么就有助于研究者拓宽党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培养理性的求实精神。侯且岸指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加强历史文化取向的认识，无疑将拓展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它将激活党史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联系，构建新的学术基点，走向跨学科研究。[14]并且，侯且岸教授还是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张静如指导的博士生，也可以看出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进程中的学术承继关系。
二、取向路径：跨学科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其次，可能是缺乏关怀他人的素质。作家余秋雨讲过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到美国办事，租一位老人的房子住。他不慎打破了一个玻璃杯，老人说：“没有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但当他简单地把玻璃碎片清扫干净装进垃圾袋时，老人对他说：“你走吧，我的房子不租给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没有别人。你这样直接把玻璃碎片装进垃圾袋，清扫垃圾的清洁工可能会被玻璃碎片扎破手。”老人仔细地将所有玻璃碎片清理出来，用胶带反复包扎好，直到一点危险都没有才算处理完，然后装进垃圾袋。
4) 对受损的柱脚的处理：对较严重的柱脚损坏，在去除原有混凝土后，对暴露在外的钢筋进行除锈，并及时涂刷面剂，同时进行二次灌浆.在柱脚1.5 m范围内进行无间隔环向连续粘贴4层碳纤维布.
若就心理史学的起源来看，19 世纪末期德国的历史学家狄尔泰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主张研究者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的分析。20 世纪的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佛罗伊德首先创立了精神分析心理学，为历史研究者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解释历史现象和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能性。自那以后，心理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逐步地流行起来。因此，在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理史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分支体系。
当然，就人类知识的价值体系来说，文化与历史是事物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互为共存。钱穆先生曾运用体相辨析揭示了文化与历史的内在关系：“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或说是现象，在现象背后则必有一体。看看种种相，自能接触到这个体。可是我们也该明白须有了这个体，才能发生种种相。”[11]“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12](P5-6)既然，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甚至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党史研究中就要深刻凸显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者越发重视这个问题，希冀能从文化的视角来透视党史研究。当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其基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但关于研究对象以及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的，人们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侯且岸指出：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的正确理解与区划分类，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基本标准；而考察各门学科所要着重解决的特殊矛盾，则是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的参照标准。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党史学研究的对象初步概括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13](P184)但2003 年后，他又从文化角度对党史的研究对象作了新界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嬗变为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14]因而，在党史研究中，就需要展示文化与文化研究的存在和价值，厘清历史学研究与文化因素关系的内在理路。所以，要从文化因素角度去反思党史研究的学术观念与发展历程。
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已认识到加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内在价值，但关于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专门著作，到目前只有张静如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因此，如何深化党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就显得比较紧迫。因此，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就是基于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的深度考量和理论审视。当然，若就建构和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看，学界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般来看，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大致是以跨学科（或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与党史研究相融合的方式进行展现的。这也说明了注重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研究者就指出：“自然科学史从各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的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联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5](P1)因而，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就是要通过吸收、借鉴和运用相关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式，以不断获取新的研究视角，深化对党史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即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发展。比如，20 世纪80 年代末期，张静如和他的博士生侯且岸就撰文指出：要注意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结合。[6]实际上，这已经涉及到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问题。下面就以心理史学与党史研究的进展为例作简要的概介。
三、个案评析：以侯且岸的文化取向研究为对象
在学术研究中，选取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个案作专门的分析与评论，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研究思路。具体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来看，我们亦可以选择代表性的学术研究个案作专门的考察和解析。其中，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侯且岸关于文化取向研究的成果就是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的一个典范。而且，侯且岸关于文化取向的研究还是他的有关史学理论问题(包括党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曾指出：“历史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哪门学问能够同历史学绝缘。在历史学当中，史学理论居于重要的地位，历史研究的深入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理论的探索。我的学术研究就是从史学理论起步的。”[10](P1)如果就他的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文化理论、文化取向、党史研究与跨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研究而展开的，并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不过，总体而言，至上世纪70 年代的末期，国内的心理史学研究才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不断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比如，在专著方面，主要有彭卫著的《历史的心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胡波著的《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罗凤礼著的《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以及梅祖蓉著的《历史、文化与人格:白鲁恂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等。而在党史学界，较早研究社会心理的文章，是张静如1986 年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第6 期的论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和革命》。1987 年，张静如指出：在党史研究中，要注意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中有用的部分，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民俗学、民族学等。[7]1995 年，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社会意识与党史学”部分，张静如阐述了社会心理概念的基本理解和深刻认知。首先，他认为，第一，应该注意到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第二，应该注意到社会意识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即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学界系统研究社会意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根据发展水平和概括程度的差别，社会意识又可以分为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即社会心理）和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即意识形态）两种形式。并且，他还明确地指出：所谓的社会心理，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初级的社会意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8](P132-136)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年听了许多比赛后深有感触！其中有一个比赛还是“全国总决赛”，据说是从全国各赛区上万名选手中选拔出来的上千名选手前来决赛。令我惊讶的是，有读谱错误的选手是如此之多！我留意了一下，大约有60%到70%的人是存在许多错音的，要知道这已经是“十里挑一”选出来决赛的选手呀！而那些大多数没有被选上的学生又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国号称有五千万的琴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真是不敢深想呀！
四、理论意义：建构和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
张静如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点指导博士生以社会心理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涉及到心理史学的内容。比如，王跃著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张福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李立志著的《变迁与重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以及师吉金著的《构建与嬗变》（济南出版社2003 年版）等。其中，王跃的专著通过考察当时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娱乐观念、习俗观念和宗教观念等来探究中国传统心态在被动现代化的情况下，是如何回应现代文明的挑战的；传统的政治伦理心态也是如何导向现代民主政治观念的。张福记的专著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现代化为研究的视角，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放置于20 世纪20、30 年代社会整体演化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且，该书作者还重点剖析了三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穆藕初、章乃器、邹韬奋)的心理变化。李立志的专著在社会心理研究的方面，着重考察了农民阶级的心理、工商资本家的心理和知识分子的心理演变。师吉金的专著在社会心理的研究方面，指出了农民有“求富”和“均平”两种主要心态；而民族资产阶级经过了疑惧、兴奋、较量、服从等阶段，最后，无奈地走入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当然，如果对这四部专著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评析，王跃的专著尽管专门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探究“五四”时期人们心态的变迁过程，但它与其余三部专著关于社会心理的研究路径则是相同的，即都是在考察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具体透视群体心理或个人心理的演化过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第一，要认识到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需要研究人们的心理状况；第二，要研究探索建立心理史学的理论框架；第三，在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可以从社会心理分析的角度作出解释；第四，要探讨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第五，要探讨特定时期中不同范围群体的社会心理[9](P367)。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党史学科作为一门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的社会科学，不仅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但是，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国内的学界也出现了一股“告别革命论”的现象；而新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也不断蔓延开来。因此，在党史研究中，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重视，即第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正确看待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关于第一个方面，有学者曾经指出:其一，没有完整准确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容；其二，以唯物史观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分析；其三，没有根据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加以贯彻和运用。[15]根据这种认识，研究者不仅要重新仔细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分层次的，既有哲学理论的内容，也有历史理论的内容；要结合现实生活的实践，不断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更好地指导史学研究。关于第二个方面，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由于过去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上产生的走形，既不利于深入认知阶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也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若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需要积极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在重新审视阶级分析的方法时，就需要注意阶级关系内容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复杂现象的钥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虽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仍客观存在，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这个问题。[16]
盛旦老师轻轻敲了下桌子，给了查理一张纸，示意查理念出上面的文字，查理念道：“一张牌可以睡个懒觉，一张牌可以逃学一次，一张牌可以迟到一次……”念完所有的文字，班上就炸开了锅。
第二，完善党史学方法论的体系。在党史研究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于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并且，还必须借助一定的中介条件或中间环节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作用，那么，这个中介条件或中间环节也就是历史学理论和方法。总的来看，研究者开展此项工作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了。早在上世纪80、90 年代期间，张静如已经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贯彻于党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思索。而新世纪以来，他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党史学的“中介体系”：“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17](P322)可以看出，张静如所提出的这个“中介理论体系”的内容，就包括了现代化、社会史、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近来，也有研究者指出，要积极地建构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18]因此，要结合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展，完善具有党史研究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历史学研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学理资源。有学者就明确指出:“第一层次是在历史研究中借用或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第二层次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合作进行历史课题的综合研究”；“第三层次是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如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19](P311)“如果21 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回顾这段历史的话，也许会把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看作是历史学的转折点。”[2](P147)当然，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于党史研究时，也要始终注意保持党史学科发展的自主性，强调党史研究的实证性特点和规范。不过，关于社会科学与党史研究的关系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20](P4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1](P346)近来，有研究者就以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为例，指出了社会科学化的史学研究范式与历史主义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异同，对深刻理解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也颇具启发性。[22]这对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也极具深刻地指导意义。总之，史学界要在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姿态，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充实、完善以至于融入党史研究中，不断丰富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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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11-0104-06
* 本文为2017 年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批准编号：gxyq2017149）。
* 作者简介：汪兵（1980—），男，安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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