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研究】
摘 要：国学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意涵，在不同的思想者的文本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意涵。但是，如果总体而言，国学的概念基本在这样四个层面上进行运用：第一是，作为舆论话题的国学；第二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国学；第三是作为教育实验的国学；第四是作为一门生意的国学。在概念厘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国学课重要的是提升对于国学原典的阅读力。以《孟子》一书为例子，认为从三个角度可以落实课程大纲要求，提升本科生的原典阅读力：第一是，语文学方法，弄清基本文义；第二，强调从思想现场的角度来理解原典关键概念的重要性，同时注重思想关键概念的论证过程的考察；第三，强调比较法在原典精读教学中的意义，可以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学术思想历史的形成。最后，提出对人文通识课程自我精英化的警惕以及国学课程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自觉抱负。
关键词：国学课；教学；原典阅读力；文化自觉
一、百变的国学
对于本科生来说，国学是一个“大词”，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语境中高频率与这个词相遇并且获得一些碎片化的关于这个词的解释。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很多传播媒介中的国学知识不一定准确，但关键的是，年轻的学生从这些路径中获得的首要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态度。这种对于国学的态度，无非是赞成、反对或者无所谓。这个现象可以说自从国学成为舆论话题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但是，这种态度所包含的日常生活选择就使得立场变得生动，而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国学课的前提的思考。那么，对于国学概念的理解，尽可以列出不同的代表性的观点，但是特别需要掌握的是两点，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个关键词，除此之外连带的关键词还有读经、中西文化优劣问题等，原因就在于它原生的问题中包含了中国从一个王朝到现代国家过渡所包含的张力，从一个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走向世界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时的张力，而这种体系性的张力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存在，所以言说国学以及类似问题就成为了某种对于不同张力进行回答和弥合的“政治无意识”。在这个基本分析之下，将国学放回到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观察，那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思想光谱中，国学可以说是一个百变的形象。
作为公共话题的国学，是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这是国学概念最基本的特色，也可以说正是这个特色的存在，国学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国学成为“舆论”的一个核心词语，从《国粹学报》就已经开始。国学固然一方面是讨论“学”，畅想“国”。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术来谈论政治，国学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有了话题功能。成为大众话题，就是说不读经史子集也能谈国学。国学话题的阶层穿透性意味着一个本该是学术界的话题，成为即便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只是耳听的几句似是而非的断章取义的国学知识就可以长篇大论。这时候的国学已经是抽象的舆论概念，而不是一本本具体的经典，一个个具体的学术概念。国学成为老少嫌宜的话题，与国学被不断成功转化的寄生能力有关。全盘西化的谈论涉及到它，读经运动的讨论也涉及到它，只要议论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那么国学就会出场。如果将参与1935年《教育杂志》挑起的“读经问题”讨论的那些人进行一下研究和分类，真正地具有深厚经史子集根底的人可以说只是一部分，而这个讨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则是一次成功的话题运作。因为在发起者意料之中的是，当时读经问题已经处于不冷不热之中，而一定随时可以激活人们在新文化运动时被塑造的文化记忆和敏感神经。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讨论只能“热”起来而永远不会有一个结论。这或许正是传媒喜爱以此为话题时不时来讨论一次的原因所在。顺带提到，读经运动其实代表了对国学的一种儒家化的理解，是对国学范围的收缩，把国学当做儒学并且将儒学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化是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一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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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学作为学术的话题越来越富有中西文化竞争的意味。王国维曾在《国学丛刊·序》中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256但是，落实到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的传统中时，必然会遇到中西无法协调的龃龉。就像伽达默尔说的，“不是历史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反思理解自己之前，我们显然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着自己了”。[2]355既然我们是带着这样不可避免的既得“经验”来研究国学，那么中西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在五四之后，强调中西的通融与中西的不可化约成为两条不同的学术路数，这些研究同时夹杂着全盘西化等国家现代化的诉求，使得现代学科制度下的国学研究都充满了学术与时代相纠缠的复杂意涵。例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许多倾向于中国传统学术路数的学者批判，但是因为其鲜明的“范式”革命意义，在现代学术中所形成的或隐或显的震荡持续存在。此外，作为学术话题的国学尽管深深嵌入在现代政治思想运动之中，但是其特色主要在于具体探索本来抽象的中西文化深入对话的可能方式以及路径，并且将之学理化。这是从《国粹学报》以来的一些国学研究被时代影响，但是又超越时代局限性依然有其经典价值的根本原因。而且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学框架下的中西讨论成为了现代学术得以运行和进步的一个内在机制。以至于到现在，王国维关于中西二学的议论，依然在不同人文学科被呼应。刘东认为只有加入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中，国学热才能有所沉淀，他乐观地指出：“从深层的学理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这次从民间自然兴起的、正待被充满热情与远见地因势利导的‘国学热’，才不致沦为一次毫无前途的、简单孤陋的当代复古，或者对于被毁传统的一种单纯情绪性的追悔懊恼；恰恰相反，正如一棵枯木逢春的大树一样，当我们的文明之树把根须扎向身下土地时，它反而是为了让居于最顶端的树梢，更加挺拔地指向和冲向蔚蓝的天空。”[3]14而余英时在对20世纪国学运动进行鸟瞰式分析之后，也认为现在：“一方面由于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论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国学作为一门学术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学之中的危险。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我们只要稍稍检视一下‘五四’以下三十年间国学界留下来的一些经典作品，上述的论点便可以得到充足的印证。但国学必须继续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在这一方面它和第一、第二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西学不应再被视为‘科学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将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而出现在国学研究的领域之中。作为参考比较的材料，国学家对于西学则应只嫌其少，不厌其多，这是我个人深信不移的。” [4]35-36这说明，王国维的期待没有过时，但是我们既要看到被西学所照亮的传统的“褶皱”，也要不失去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如果说国学本身的产生与现代国家的想象不可分离，那么我们的时代给予了我们新的历史机遇——透过将国学作为文明自信的时代浪潮沉淀下经得住考验又有时代精神的学术研究。
三是关注边缘声音的浮现与书写。在台湾文学史脉络之中，许多以往被忽略的边缘性声音应该重新被思考、被关注。台湾“重写文学史”的多元化诉求，以及对于以往的中心与边陲、经典与通俗、男性文学与女性文学二元对立关系的质疑和重新考量，都是一种“去中心”的做法。在文化研究的导入过程中，以往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底层文学以及被遮蔽的文学创作重新浮出了地表，进入我们视野之中。文化研究创造性地挑战了传统文学史的僵化立场、评价体系与言说方式，同时也拓展出一系列新的论述空间。
关于原典阅读的讨论，中西方的教育家都有过大量的意见。就我们当下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对于本科生阅读力的提升。聂震宁从一份中美大学生的阅读分析报告以及亲身经历出发，感慨道：“按说，一个人进入大学学习阶段，应当具备了比较好的阅读能力。可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大学生在成为大学生之前，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淖，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又严重地脱离阅读能力的培养，这就使得他们到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关注阅读力的养成。”进而他认为：“一个阅读者，对于阅读的历史、阅读的内涵及其文化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又能掌握阅读的科学方法，其阅读力才可能得到较大提高。阅读力，其实就是教育力、文化力、思想力的一部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更是如此。”[6]3-4实际上，对于大学本科教育来说，阅读力就是教育力，教育力有多深可能我们的本科生所达到的阅读力就有多深，阅读力是需要培训的，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引导的。
CEACAM5是人类组织和肿瘤细胞分化及增殖的重要调节分子，可作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早期复发的预测标志[13]，并在2型糖尿病血清中显著高表达[14]。本研究显示CEACAM5在结直肠癌样本中高表达，但在不同血糖状态肿瘤样本中的表达无差异，其mRNA表达与结直肠癌血管累及、原发灶浸润深度、TNM分期均呈显著正相关，CEACAM5与结直肠癌病程进展密切相关。
首先，最基本的是疏通文义，分清篇章结构。这是一种比较“笨”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语文学方法。在基本语义上，以杨伯峻《孟子译注》为基本，参考《吴小如讲〈孟子〉》一书。虽然杨伯峻的书因为写作年代的局限，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因其解释基本清楚明白，所以比较适合本科生使用，当然在精读文本中也会有串讲中不容易发现的问题，例如杨伯峻对于《孟子》中的梁惠王章的一些理解上值得讨论，当教学过程中学生发现这些问题时，无疑增加了知识探索的主动性和快乐。其实，这些基本工作，无法都放置在课堂上来完成，而是要在课外进行大量的预习工作，所以课程的基本设计上在一开始就预定了“功夫在课外，课堂重讨论”的基本原则。
二、国学原典的阅读力：以《孟子》为例子
国学课容易泛泛而谈，不同时代的国学课有不同的教法。在国学课的实践中，采取概论式的介绍与一本原典精读相结合，目前看来效果比较好。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于某一部原典的思想以及所代表的流派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思维方式的形成。从人文通识教育的角度，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一种人文原典的阅读力。原典的意义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国学课的意义上还是以经史子三个门类的最基本的最具有原创性著述为主，例如儒家的《论语》《孟子》《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属于史书的《史记》《汉书》等，选择哪一本需要考虑到著述本身的篇幅、学生接受程度以及文本在课堂讲授上的可延展性。
作为教育实验的国学，也是国学概念的一个面向。国学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场域，章太炎、马一浮等人都进行过著名的实验，特别是唐文治的无锡国专，而清华等学校的国学研究机构，几乎形成了一种“学术的神话”。如果说前者具有某种意义的制度意义，后者则具有某种学术史书写的象征意义。陈平原不无感慨地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 明的私人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 仍未能获得谅解。” [5]98但是陈平原可能没有意料到的是，那种私学消失了，而一种在商品经济运作之下的一种新的私学却产生了，同样的是以国学为招牌，不同的是背后的机制。
为什么选《孟子》？因为其篇幅适中，如果一个学期是十六周的课程设置，每周花五十分钟时间进行精讲、讨论，一个学期的时间大概可以读完整本书。除此之外，还有其思想的呈现方式具有场景性，有了思想的场景，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也比较容易有带入感。这就将我们的话题引入到如何读《孟子》也就是如何教《孟子》上。
“百变的国学”符号背后的各种复杂机制，使得我们需要面对商业，要理性；面对西学，要包容；面对现代，要自觉。在这样理性、包容和批判心态下，形成我们新时代的国学观。
这就带来了20世纪国学变身的最后一个样态，即作为一门生意的国学。这里面国学成为一种知识的娱乐，例如各类传播媒介上的国学节目，有时国学甚至被当做养生节目或养生宣传的通俗化“理论来源”。而国学在一些地方成为少儿培训的主打，而成为某种素质教育的衍生品。这个意义上，国学在资本的运作之下其“创造性”被最大化地得到发挥，可以说其本身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对象，而与一开始的无论思想层面还是学术层面的国学都是渐行渐远了。
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立体的内在交叉。通过以学生为主，教师引导的教学方式，经过一个学期有一定强度的文本训练，可以让学生提升对于原典的阅读力，达到课程大纲的要求。同时，这些方式具有一些共性，学生在阅读《庄子》《史记》等原典时候照样可以使用。
第二，注重思想的论证过程和思想的现场。对孟子思想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学生理解《孟子》的重要抓手，这里让学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相关章节进行研读，还参考陈来《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和梁涛《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孟子》等今人的研究相补充。这样的选择兼顾了学术研究的经典观点与前沿性的集合，基本可以让一位本科生比较充分地理解孟子的基本思想。那么，这些基本思想是如何展开的，是在什么场景中提出的，有什么样的历史大场景又有什么样具体的历史小场景。不仅让学生看到最终的观点呈现，而且让学生自己去寻找那些思想概念背后的“舞台”。正如梁涛所梳理的孟子一生游历的线索：“在邹国游历（四十左右）——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国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孟子》。”[8]8-9这个游历实际上是一次次思想之旅，把《孟子》放置于这些思想旅程里面来读，增添了学生阅读的兴味也让学生自己生动地置于思想的历史场景之中。
第三，比较阅读法对文本层次的深入推进。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对于古典文本采用多种多样的比较法往往不仅培养学生对一些理论观念有批判性思维，而且可以深入地理解文本的层次。本课程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比较法，一个是将孔子、荀子与孟子的思想进行比较，虽然都是属于儒家思想，但是因为时代不同思想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向度。不过，最关键的还是通过孔孟荀的比较，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的思想流派的特质和深度。另一个方法是比较《孟子》不同时代的不同评价。例如荀子对孟子的批评、朱子在理学的框架下对孟子的新阐释，他的阐释与汉唐的阐释有何不同？还有特别是到了清代的戴震如何对《孟子》做出了革命性的阐释，这个阐释直接影响了章太炎、胡适、傅斯年等人。这样，通过《孟子》的阐释史中关键节点的挑选不亚于让学生了解了一部中国思想史，比直接灌输式教给他们结论在教学效果上要好得多。
同时在教学中，还强调思想的论证，而不是仅仅看到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挑选出一些孟子对经典的引用，例如对《诗经》还有孔子言论的引用。把学生引入到一个丰富的“互文”历史中，让学生查对“引文”并且看到这些引用本身说明其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足以作为一个“前理解”的权威所自然接受的。还有，除了一般的强调《孟子》的伦理和政治道德等面向，还让学生关注到对于一些观念的论证中是放置在一个“经济”“战争”等视野中的。总之，这些教授文本的方法视角加入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对于文本的立体层次的探索和理解。
当然，除了基本的语义理解，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回到历代《孟子》的注疏传统中去，看不同时代对于《孟子》注疏的联系与区别，另一个则是从文本的形成和流传的角度去分析《孟子》，正如有老师指出的：“我们经典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要向学生传递一个中国文化悠久、灿烂、连续的完美图像，而是展现中国经典本身所具有复杂的历史面貌，须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书写中层累造成的特征（如三皇五帝神话的建构与发明），经典文本流传形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政治、文化动力（如尚书古文的公案），经典地位的变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孟子升格运动）。”[7]这当然是非常妥善的文本解读方法，但是究竟是采取第一步，还是连带二、三步一起走，还是值得讨论，至少“对症下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引入，不能说对于本科生来说不重要，但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课程目标而设计出最妥善的教学方案。
苗头预测法的运用需要劳动争议调解员必须有“纠纷具有复杂性、预防工作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遏制纠纷继续发展和扩大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有意识地观察和分析苗头性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劳动争议调解员必须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要善于发现信息、搜集信息，捕捉其中的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信息。在预测苗头时，还要注意对纠纷的变化有影响的因索，并区分不同的纠纷进行具体分析。
不同温度水热预处理对普通小球藻生物质水解效果明显。如图1所示，在30 min水热处理时间的条件下，与未经水热预处理的对照组相比，120、150、180℃水热预处理使得普通小球藻生物质的VSS水解率分别增加了10.8%、36.7%和56.5%，在180℃时，普通小球藻生物质的VSS水解率最大。和对照组相比，120、150、180℃水热预处理使得普通小球藻生物质的VDS浓度分别增加了90%、311%和413%。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在140、160、180℃水热预处理条件下，普通小球藻生物质固相的COD去除率平均为46.4%［9］。水热预处理使得有机物从固相到液相的转移效果明显。
三、结语
国学课除了要理解国学的问题意识产生和变化的各种样态，通过原典阅读训练本科生的阅读力这两个基本任务之外，作为教师，还需要认识到因为面对的是数码时代的大学生，要警惕将原典的意涵为了取得一定的课程效果，活跃课堂气氛进行 “网红式”解读。
在经典的阅读训练中，也容易形成一种自我精英化的倾向，一种“优秀的绵羊”或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批判性思维。这些正是要在人文经典通识课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鲁迅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皕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9]35怀抱有这样的态度，才不至于被人文通识的可能的自我精英化倾向所“伤害”。
最后，国学课在我们的时代最根本的是体现一种“文化自觉”的使命。费孝通说：“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10]349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原典进行深入和创造性地阅读。在国学课的课堂之外我们还推荐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其对《论语》等原典的引用和阐释如何与社会的现实相联系。这个角度可以让学生去感受和理解一本原典始终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保持鲜活的原因。或许这样，我们才能再进一步看到日常生活或历史现象背后“文化”的那双无形的手如何起作用，从而认识到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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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earning Course: Thinking and Practice under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ZHANG Yao-z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earning has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it also presents different meanings in the texts of different thinkers. However, the concept of Chinese studies is basically applied on these four levels:first, Chinese studies as a topic of public opinion; second, national studies as academic research; third, national studies as an educational experiment; fourth it is a national study as a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important thing in the national study class is to enhance the reading power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language dictionary. Taking “Mengzi” as an exampl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yllabus requirements can be implemented from three angles, and reading 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can be improved: first, the literary method, to clarify the basic meaning;second, emphasize the scene from the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key concepts of the original code,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of the key concepts of thinking; third,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the intensive read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can give student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vigilance of self-elitization of 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and the cultural conscious ambition behind the curriculum of Chinese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Learning Course; teaching; reading powe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19)02—0097—05
DOI:10.16729/j.cnki.jhnun.2019.02.016
收稿日期：2019-01-15
作者简介：张耀宗（1981- ），男，江苏高邮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学与中国古典诗学。
基金项目：2018年南京晓庄学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课题“《国学导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责任编辑：石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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