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智库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发展最为完善、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智库因其极高的专业性和影响力，被称为“政府决策的外脑”。当前网络空间被视为与海、陆、空、太空同等重要的第五领域，“互联网治理”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议题。在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美国智库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需要强大智库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为中国建设新型智库提供了思想指南。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7年10月，党的十九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智库内容首次被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
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迅速，但与世界顶尖智库相比，在创新能力、全球影响力、国际话语权、成果质量水平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迫在眉睫，而全球治理更需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国际性战略决策方案。
在美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中，除了立法、行政、司法、媒体、社团等主体，智库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在美国互联网战略制定的背后，通常都有着智库的影子，智库拥有左右美国政策走向的影响力。美国智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具有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中国的乳企和养殖者之间的合约是一个权利义务相当不对等的合约，养殖者被限制交易对象的对价应该是买方保证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全部产品。对合约公平性的想象是初始合约的“参照点”，当事后谈判力弱的一方感受自己的权力受到侵害，就会“粗糙”地履行合约，导致其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足，直至最终退出交易。
2. 参与国会听证会并提供作证。国会在美国决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会议员在审议相关议案时需要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而智库通过提供证词和建设性的参考意见，间接影响着国会议员的态度。2017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研究员在参议院司法部门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作证，举例2007年爱沙尼亚袭击事件、2008年格鲁吉亚袭击事件、2015年乌克兰停电事故、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事件，提出美国必须制定一项保护国家利益的战略。
美国智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主要角色
治理框架方面，美国智库试图提供一套全球互联网治理方案。2014年9月，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报告《超越互联网普遍主义：解决跨国互联网政策的框架》，为评估和解决跨国互联网政策冲突提供了一个新框架：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家需求和规则制定互联网政策，以促进全球互联网商务和数字自由贸易，并保留底层的全球互联网架构。
（一）美国互联网治理战略的献策者
美国智库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全方位为美国互联网治理战略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智力支撑甚至顶层设计。
1. 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一是为各届竞选总统提供互联网治理战略框架。2017年1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络政策工作组的报告《从意识到行动——第四十五任美国总统安全议程》，为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网络安全的举措建议。二是直接建议美国政府对他国进行网络攻击。其中美国传统基金会表现最为活跃，其报告《美国需要应对朝鲜最新的网络攻击》（2015）、《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并非网络侵略的解决方案》（2017）、《美国有权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和干涉》（2018），充满着浓郁的冷战色彩和霸权思维。三是为确保美国互联网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出谋划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系列报告《捍卫开放、安全和有韧性的互联网》（2013）、《维持美国在互联网治理的领导地位》（2017），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国际互联网战略的重要参考。
当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出于自身企业形象等因素的考虑，披露出的会计信息存在着很多虚假不实的内容，国有企业会对不利于企业发展的负面信息进行遮掩，甚至捏造一些虚假的信息敷衍。针对该问题，学校，国家相关部门加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加强对信息质量监管，对于披露出的会计信息，要进行严格的审核，保证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
3. 重视特色“旋转门”机制。美国独特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既拥有学界权威领袖，也拥有高端政治人才，使得智库成果更具实用性、前瞻性。
治理组织方面，美国智库建立了相互协调合作的研究机构。东西方研究所与荷兰政府、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建立了全球网络稳定委员会（GCSC），这是第一个为加强国际网络安全和稳定制定规范和政策提案而组建的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北约合作创建“跨大西洋专家社区”，旨在解决保护重要网络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新兴安全挑战。
（二）全球互联网治理合作的参与者
智库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研究机构，不仅为国内互联网治理政策的制定作出贡献，还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合作进程，提出有利于己方的国际治理规则。
美国智库不仅为美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出谋划策，同时还成为所谓的“政策创业者”，开发创新性政策解决方案，积极探索全球互联网治理新方式，服务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
一方面，美国智库对国内互联网治理政策保持密切关注，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本国民众解读美国互联网治理政策，起着传播理念、通达民意、引导社会思潮、培养公众政策参与能力的作用。例如，外交关系委员会设有《网络评论周刊》，对每周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事进行回顾、分析与点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设立了“互联网监测”项目，不定期发布互联网监测报告，通过研究、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把握互联网活动趋势。
智库还定期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参与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于2012年11月举行“国际互联网监管：美国的看法”讨论会，邀请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官员，就美国对即将召开的世界国际电信大会（WCIT-12）的建议进行讨论；2014年7月，举行“谁管理互联网？关于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座谈会，邀请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的官员与智库专家进行讨论。
2. 发起国际合作议程。美国智库通常主动与国际智库、各国机构、国际组织展开相关合作。2011年，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和俄罗斯信息安全研究所发布联合报告，以确定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关键术语。2017年2月，大西洋理事会网络国家行动计划与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 COE）、荷兰王国大使馆共同发布了适用于网络运营的国际法的塔林手册2.0。
3. 出席国际会议活动。美国智库由于独立于官方的灵活性，常出席美国官方不适合直接出面、但对国际互联网治理合作进程而言至关重要的国际活动，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参与讨论，直接表达本机构对互联网治理的主张和立场，间接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建立。在中国举办的历届世界互联网会议上，时常见到美国智库人员活跃的身影。如布鲁金斯学会专家代表出席了第二、三、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与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共同举办子论坛“互联网国际高端智库：网络空间新型大国关系”。
（三）全球互联网治理政策的解读者
美国智库通过评论文章、研究报告、研讨会、公开演讲等形式，对国内外互联网治理政策进行分析解读。这种方式既可加强美国民众对互联网政策的了解，同时也间接影响美国高层对相关事件的决策。
虽然菲律宾等的提案不一定能得到大陆架划界委员会的认可，[14]但其广泛宣传和对中国九段线的批评的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不少支持。由于越南和菲律宾“原告式的表述”，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立场已经很难获得国际同情。[15]
另一方面，智库高度重视国际互联网治理动向，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分析、解读。例如，在2015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布了第四批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GGE）通过的协商一致报告后，胡佛研究所发表文章《2015年GGE报告：网络空间规范的下一步是什么？》，对报告内容及网络空间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及预测。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十分关注中国、伊朗、俄罗斯、朝鲜等国的互联网治理最新动态，尤其对中国保持密切关注，及时展开相关研究、分析和评论。在中国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后，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进行密集点评。由于智库大部分报告、评论文章、演讲摘要，民众均可在网站免费浏览，智库的解读能够直接深刻地影响美国民众对国内外互联网治理的认知。
（四）全球互联网治理方式的探索者
1. 举办各类研讨活动。美国智库经常邀请国际互联网治理专家举办早餐午餐会议、研讨会、座谈会、讲座，为互联网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东西方研究所从2009年起，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全球网络空间合作峰会，每次参会人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专家。
治理模式方面，美国智库普遍主张国际间、跨地域合作治理。2016年1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报告《网络空间治理：跨大西洋领导力的路线图》，指出美国和欧洲可以通过跨大西洋的合作，为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政策框架提供新的方法。2016年，兰德公司发布报告《谋求与中国达成网络空间共识》，探讨了中美网络空间合作的共同利益，并提出美国突破中美网络空间合作瓶颈的政策建议。
智慧校园架构分析 智慧校园总体架构从下至上可以分为网络基础、数据建设、平台应用、业务支持、服务支撑等五层。智慧校园建设是一项技术性、教育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工程，其核心需要从网络、数据、平台、业务、服务等五个方面加强建设与融合，实现智慧校园的创新发展。
由于美国是智库和互联网的发源地，智库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最早。目前，研究互联网治理的著名智库主要有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委员会、东西方研究所、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等16家机构。它们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关注点各有侧重，各司其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许多卸任的政府官员会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曾是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报告员、美国商务部负责国家安全和与中国高科技贸易有关的间谍问题的主管。另一方面，许多智库向政府决策部门输送的核心专家。如特朗普任内第二位国土安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就曾任职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智库。前智库专家进入政府，带来了他们在智库积累的专业知识，能够将智库的战略想法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
（五）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霸权的鼓吹者
尽管美国智库几乎都宣称“客观”“公正”“独立”“非党派”，但在实际运行中，智库的任务不光是提供中立的政策咨询，担当“新思想的孵化器”，更扮演着“游说者”角色。部分智库成为美国政府互联网治理战略的说客，集中力量塑造公众对特定问题的认识，以使国家解决方案合法化。2014年11月，“索尼影业”事件发生后，奥巴马因应对不力受到美国各界的公开指责，此时美国智库通过公开讨论会、撰写评论等多种形式将舆论焦点引导至“攻击索尼影业的背后主谋是朝鲜”，加速美国政府出台《国防部网络战略》。
妊娠相关内分泌疾病临床指南中，孕前检查项并不包括甲状腺功能筛查，主要筛查项目为有高危因素的孕妇，例如有个人或者家族甲状腺疾病史，甲状腺疾病亚临床状态、甲状腺抗体阳性、有流产史、早产史等孕妇。但是单纯的筛查高危孕妇无法全部有效筛查出甲状腺功能不全患者。
笔与墨会，是为氤氲，氤氲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氤氲之分，作辟浑沌手，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盖以运夫墨，非墨运也;操夫笔，非笔操也;脱夫胎，非胎脱也。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㉗
政府通常会给予智库一定的资金帮助，例如，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子项目“互联网监测”由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基金会联合赞助。美国政府常借智库之口引导舆论，为渗透己方思想的新政铺路。一方面，智库邀请在职官员参加会议、参与课题、发表演讲，在沟通信息、互通思想的同时，了解政府最新动态以便调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智库通过撰写报告、评论文章、公开演讲等方式，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治理政策进行夹杂美国意识形态的解读，成为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霸权的鼓吹者。
中国成为美国智库说三道四的主要目标国，其中尤以新美国安全中心最为突出。2014年12月，新美国安全中心连发《战国：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中国特色互联网”如何破坏网络》两篇文章，指出中国正在试图通过“互联网主权”破坏美国对自由开放互联网的愿景。2018年，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文章《中国在网络领域的政治控制和军事霸权》，指出中国正试图在网络空间中争夺话语权。美国政府依托智库，向公众灌输“以中俄为代表的崛起国家是破坏当前互联网治理模式的罪魁祸首”“俄罗斯和中国有意将‘爱国黑客’作为政策工具”的思想。这些带有刻板偏见的智库思想充分体现了美国霸权思维。
借助智库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
美国凭借自身的技术、人才、资本等先发优势，长期主导着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势。我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进程中，需要大力借助智库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鉴于国情差异，中国需辩证地吸收借鉴美国智库的经验，充分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独特作用。
1.2 试验方法 2017年 5月15日播种，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小区面积17.5 m2，株距 15 cm，垄距70 cm，小区留苗170 株。收获时，每小区除去边株，随机选取10株进行田间及室内考种，调查的主要性状有株高、分枝数、单株荚数、单荚粒数、荚色、籽粒色泽、百粒重、生育期和产量。
（一）强化高质量成果，创建世界一流互联网治理智库
大力建设一批具备国际视野、拥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互联网治理智库，在尊重国际通行的合理性的治理规则和话语体系基础上，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成分，鲜明地提出具有全球共识的改革建议。一方面，要在解决全球性互联网问题上具有新概念新理念新思想的创新能力、话语建构说服能力、议题议程的设置能力、国际规则改良解释解决能力等；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研究手段提出具有全球性共识的观点，如利用大数据提高智库的决策水平，增强智库成果的有效性、前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
以发展学生数学素养为追求，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螺旋上升地安排教学内容，特别是要让重要的(往往也是难以一次完成的)数学概念、思想方法得到反复理解的机会.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学，都要以“事实——概念——性质(关系)——结构(联系)——应用”为明线，以“事实——方法——方法论——数学学科本质观”为暗线，并要强调结合明线布暗线，形成基本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渗透—明确—应用”的有序进程，使学生在掌握“四基”发展“四能”的过程中有效落实核心素养.
（二）面向国际社会，加强与高端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政府占据了国际交流的主动权，官方色彩较重。而中国智库通常缺乏与国际社会的思想交流与对话，也较少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咨询会。一方面，要鼓励中国智库走出国门，与全球有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定期展开国际性的对话交流，提高在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伦敦进程、塔林手册等国际平台的能见度。另一方面，借助智库力量搭建多方参与的国际对话平台，开展合作研究、教育培训、会议对话，向全球传播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主张和方案，通过对话协商发挥“思想磨合剂”功能，促进各方共识的达成，提高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三）培养人才，打造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
由于互联网治理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必须加强团队建设及跨学科综合人才的培养。智库可邀请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公司的专家，对政策实践者展开定期的培训学习。同时，鼓励政府高级管理者退休后加入智库，或者通过借调、访问、顾问等多样形式引进政府人才，提高智库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可制定相关机制，选拔优秀的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政府工作，形成阶段性的智力流动，不仅使智库成果尽快为政府所用，也让决策更加行之有效。
（四）加强宣传推广，多元渠道助推智库影响力增长
智库是思想库，其优质产品必须被传播，让公众了解到互联网治理的最新成果及其价值。中国智库一方面要“造船出海”，例如建立多语种官网、搭建自有平台，运用多媒体产品丰富传播形式，提高智库及其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借船出海”，与国际媒体展开积极合作，做到会前积极预热、会中跟进情况、会后评论总结，从而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认知与认可。在“智库先行”的未来，智库作为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大力借助传播渠道，传播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
【罗昕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芷娴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摘自《现代传播》2019年第3期；原题为《外脑的力量：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美国智库角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竞争格局与中国进路研究”（18AXW00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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