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绝非偶然，其中既有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又有历史和现实的共识与根基，还有深藏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依据。本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民族、种族、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界限，是物质生产支配下中国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主体普遍“交往”的选择，是历史主体与社会文化价值趋同的选择，更是针对“人”性与“人”的解放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唯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文化；交往
中国经济在加入WTO的十多年间获得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出于人类命运与际遇的迫切关注和世界大势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概念，其中既有中国文化的天下情怀，又有历史和现实的共识与根基，还有深藏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依据。我们有理由深信，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基于唯物史观的思考，本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深受人类社会、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影响的历史命题，是历史主体和社会文化价值趋同的选择，更是对人的本质和复杂个性的深入思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人与世界的相处就是人与自身的相处，其方式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古代发展、近代转型以及现代共赢等几个阶段。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关系简单且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封闭的内部管理体系，导致民众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缺乏远眺世界的眼界与胸襟。随着近代中国迫于外部环境压力参与世界工业革命进程，传统的人治和集权观念被抛弃，思想的碰撞和分化加剧，现代技术和教育萌芽将中国社会拖进世界体系，民众得以睁眼看世界。当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怀着理想追求和肩负时代使命的带领下绽放光芒。
华夏民族是古代中国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他们活跃于黄河中下游，以华夏自居，“自天地开辟，乃有边夷羌、蛮、戎、狄，为中国之篱落”，将生息之地视为世界的中心。先进文明和繁荣生产带来的优越感使华夏民族有别于夷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这种自闭的社会心理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民众缺乏整体的世界认知观念，仅把感觉到事物当做世界的全部。在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理念的驱动下，以朝廷册封赏赐和藩属国称臣纳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以及其他世界关系的主要模式。按照《清朝续文献通考》，“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其中表现出“华夏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国际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导致基于强盛国力和先进文明的朝贡制度走向崩溃。自1840年始，清政府同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战争中屡次失利，部分国家领土相继成为外国殖民地，外国势力开始按照现代国家观念改造旧中国，1861年，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至1912年，北京政府公布《各部官制通则》仿照西方模式改革外交体制，随着外交部成为各部之首，近代中国进入外交转型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活力，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物质匮乏到极大丰富、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中华民族踏上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2001年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开启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风，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立、前进与倒退等各种力量交锋。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向世界传达一种负责任的表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亮出了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指引方向，使中国影响力瞬间传遍全世界，这是一种源于世界、通过世界、为了世界的中国方式，提倡消除间隙、彼此包容，能够拨开反全球化的迷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主体普遍“交往”的选择
事实上，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有很多，包括产品趋同，景点单一，不时出现“千村一面”的同质化现象；一些村庄地域面积较小，粗制滥造，难以满足游客内心诉求；有的热门乡村，乡村旅游经营户多，存在盲目发展和过度投资问题。
国家与世界的现代“交往”活动是人类共享实践的成果。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不断交融和交锋，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国家文化辐射和价值观吸引力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格局具有“同构性”，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全部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生产的每一进步，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3]。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实行充满等级和殖民的全球治理，导致当前的国际交往缺乏体现民主平等和共享成果的特性。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是兼容道德理想和共享共赢平等的交往秩序体系。
人与人的频繁“交往”使得社会由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三次社会大分工又使得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贫苦民众越来越多，阶级分化日趋严重，氏族被国家代替。李约瑟认为，15世纪之前的中国代表了同时代国家的最高发展，达到了西方国家忘尘莫及的水平；在“天下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影响下，当时的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交往”有了不断深入的发展。具体表现有，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西汉开通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隋唐时期开通大运河，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两宋时期商业空前繁荣，商品交换品种增多，商税成了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比如，北宋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甚至非洲几十个国家开展贸易，海外税收更是南宋国库财富的主要来源；明清时期，商业资本集聚出现了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如徽商、晋商。直到“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出台才导致近代中国的全面落后，“交往”的脚步和社会变革的速度随之缓慢，中西方差距拉大。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把中国带入世界工厂进程，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脚步也加快了。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文化价值趋同的包容
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要获得全世界文化资源的支持，又要面对经济全球化企图把西方文明普世化的恶果，可能加剧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新世界里的冲突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4]，因此，面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物质利益争端减少和文化价值矛盾增多的问题，亨廷顿建议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放弃普世主义和文化优越论，接受多样性和寻找共同性，文化创意不是“独善其身”捡拾残简断片，而是具备“兼济天下”之胸怀[5]。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超越“己身”与“他者”，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自觉完成东西方汇通。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一方面在探索国家出路与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试图弘扬民族价值，比如提倡“中体西用”抵御西方价值，只是终究没能行得通；另一方面，纲常名教、忠君孝亲等传统规范受到西方个体意识的挑战，人伦道德和封建等级观念则面临着法律意识和公平公正精神的冲撞，“重义轻利”的伦理学命题被“重利轻义”的极端利已主义观念猛烈震荡。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交流、碰撞、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能够带给社会深刻的变革，文化封闭只能带来僵化、停滞以及落后，比如，五四时期，我们学习以“德先生”(Democratic)和“赛先生”(Science)为重心的文化观念，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认同以市场和法律为重心的市场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以人道的方式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利用旧世界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权、科学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人类成果。
在文化建设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民族地区的多样性，主张文化间和而不同、包容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普世论。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文化的心路历程定会经历从多元到趋同的过程。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了宗教关于人的虚幻本质，他认为，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就是生活在人的世界，人生活在国家、社会中；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1]1-3。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性与“人”的解放的深入思考
①河道管理范围内填河、占河、取土、违法取水、违法设置排污口、侵倒渣土或泥浆、设置阻碍行洪等障碍物行为；②侵占和损害堤防、护岸、涵闸、泵站、通讯、照明、水文监测、工程监测等水利设施的行为；③河道管理范围内各类涉河建设项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阐述了“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第一种交往是人与自然的交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有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更重要的第二种交往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带来的“交往”，“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24-25。经济交往实现了人类活动范围的由小到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经济历史理论视野中审视、考察以及选择的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国家特质”和“社会本质”解释“人”的本质，二者都具有现实性，是建立在各种社会关系总和之上人与人类命运的探索；这一观点把“人”从神的统治和奴役下解放出来，从畸形、片面、扭曲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物(如金钱、物、官)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超越了宗教的虚伪共同体，而且超越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性社会”的自然共同体，还超越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物的依赖性”的虚幻和抽象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是“真正的共同体”，重在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能够反思和反驳现存不合理的世界市场秩序和全球治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群众文化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群众文化体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下文从群众文化的娱乐交流功能、团结功能以及群众认同功能等方面，对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希望能够为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保障，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1]。
共同体还意味着集体，集体中个人之间平等，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自由并获得全面发展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的逻辑构建了一幅理想世界图景，实现了人“自由个性”的发展，不仅体力和智力得到发展，才能和工作能力得到发展，而且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也得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真正统一，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前社会形态的非自由状态，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探索，是世界历史进程全球化的实践成果[6]。
本研究选择了青铜峡市集中连片农耕区的7个镇作为调查采样区，在作物收获季节，采集研究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经济作物大豆、螺丝菜、白菜和葡萄共215件，同时采集农作物相应的根系土壤样品215件。农作物样品采样按照蛇形路线多点采取，最后混合成1个样品进行测试分析。农作物硒元素采用原子荧光法测定；土壤全硒经硝酸—高氯酸消化，盐酸还原，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数据处理用Excel2007进行统计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3.
[4][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6．
[5]李梦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想[J].哲学研究，2016，(3).
[6]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803010105)。
[作者简介]王海东(1976-)，男，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3-0093-03
[收稿日期]2018-11-22
[责任编辑：县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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