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问卷法调查168个班级5083名初中生，控制学生性别、年级、社经地位、班主任性别与班级大小的影响后，结果发现：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正相关，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中介了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影响。本研究将变革型与交易型领导理论拓展至班级组织，在班级水平上揭示了班主任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 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 班级集体效能 班级互动过程 班级优秀成员表现
1 引 言
当集体效能的功能在不同研究领域都得到强有力的证实时，我们应开始关注集体效能的前因变量。不少文献提到，变革型领导行为对集体效能的形成有重要影响(Ayoko & Chua，2014；Boberg & Bourgeois，2016)，但很少有研究提及交易型领导行为与集体效能之间的关系，以及进一步考察领导行为(包括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交易型领导行为)对集体效能的作用机制。班级也是一个小的社会组织，具有组织的特性(Sosik，Potosky & Jung，2002)。作为班级的领导者，班主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该影响存在，其作用的过程又是怎样？由于初中生易受同辈群体的影响，班级集体的意识较强，故而本研究以初中生为被试，尝试在初中班级组织中探讨领导行为与集体效能之间的关系、内在作用机制。这不仅对领导行为研究与集体效能研究具有理论价值，也对开展班主任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山荷叶的叶片很大，叶柄和荷花一样，都是生长在叶片的背面靠近中央的位置。所以在未开花之前，这种植物看上去就像山间生长的一片荷叶。此外，山荷叶的叶片油光发亮，鲜翠欲滴，就好像盛满水的绿碗一样，因此它又有“江边一碗水”“一把伞”等俗名。
1.1 班主任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将Bass的领导行为理论引入班级组织，并在班级情境中证实班级教师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学生的行为表现、学业成就存在积极的关系(Bolkan & Goodboy，2009；Pounder，2014)。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班主任的角色更为突出，这意味着其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影响。例如，班主任对成败的定义可决定学习成绩作何解释；班主任有权为每个学生设置切实可行的目标；班主任通过讲述班级曾经取得的成功，或提及自己班级与榜样拥有的能力，也可以重塑班级的自信，因为通过比较和传递榜样取得的成就是集体效能形成的主要参考信息源(Lim & Eo，2014)。实证研究也表明，领导者的行为是影响集体效能的重要前因变量(Ramos，Silva，Pontes，Fernandez，& Nina，2014)，有领导的群体要比无领导的群体拥有更高的集体效能(Huh，Reigeluth，& Lee，2014)。不管班主任是凭借个人魅力，鼓舞激励，提供个人关怀与智力刺激，还是通过论功行赏、依过惩处，这些领导行为最终指向的还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学习成绩是影响集体效能的首要信息源。因此，我们认为：
假设1a：在班级水平上，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正相关。
假设1b：在班级水平上，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正相关。
1.2 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的中介作用
班级成员的表现，特别是班级优秀成员的表现影响班级成员对集体效能的评价。群体成员在判断该群体的效能时，常常会考虑到群体中的关键成员(Bandura，2001)。某些个体的行为，特别是优秀成员的行为常常会影响到其他人对集体效能的知觉(Fernández-Ballesteros，Díez-Nicolás & Bandura，2002)。所谓班级优秀成员表现是指班级成员认为本班存在能够管事，并能为班级赢得荣誉的领袖式成员的一种评价。显然，班级优秀成员是班级内的关键成员，优秀成员(如篮球队中的姚明)的表现会影响到其他人对集体效能的判断。因此，我们认为：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领导与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是基于互惠原则的社会交换，是一种双向的交换回报的互动关系(Cropanzano & Mitchell，2005)。与交易型领导不同，变革型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层价值信念的交流互动，它能激发成员追求高层次的需要，而不只是获得利益(Bass，1985)，因而变革型领导行为被视为一种循循诱导的组织方式(Beauchamp，Barling，Morton，Keith，& Zumbo，2010)，其维持团体运行的背后是运用了问题解决的沟通模式(Lehmann-Willenbrock，Meinecke，Rowold，& Kauffeld，2015)，因而对组织内部的沟通具有积极的影响。变革型领导通过激励将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连接在一起，这是维护群体合作的基本机制(Sun & Leithwood，2015)，从而能够提高群体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气氛。因此，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改善群体的互动过程(Bhat，Verma，Rangnekar，& Barua，2012)。
团队互动过程有助提升集体效能。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集体效能(Cheng & Yan，2014)，其正面的支持性沟通是集体效能的有效预测指标(Fransen，Vanbeselaere，Exadaktylos，Broek，Cuyper，et al.，2012)。实证研究表明，团队过程中的团队沟通、合作影响集体效能(吕晓俊，2009)。
假设2b：班级优秀成员表现在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2a：班级互动过程在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
如果说变革型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层价值信念的交流互动，那么交易型领导与成员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交换(Bass，1985)。领导为成员设定需要达成的目标及其奖惩，作为交换，成员在得到相应的奖赏后就应回报给领导所期望的行为(杨凯，马剑虹，2010)。因此，有学者认为交易型领导虽不利于创建一个积极有益的群体环境，也不利于培养团队的互动(Bhat et al.，2012)，对群体的沟通满意度无直接影响(陈淑妮，卢定宝，陈贵壹，2012)，但交易型领导也是一种有效领导(Judge & Piccolo，2004)。交易型领导是以任务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通过论功行赏与依过惩处促使成员表现出高绩效的行为，因而在班级内部强化了优秀成员的行为表现。
从业人员的融媒体思维影响电视节目制作的内容与发布，是节目内容的创作根源，因此，地方电视台想要实现向融媒体时代的过渡和转型，提升其内容竞争力，就需不断强化媒体队伍交流，用融媒体思维促进专业素质的提升。
控制变量。在学生水平上，我们控制了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班级水平上，控制了班主任的性别、班级规模(班级大小)。
班级互动过程的概念来自于组织的团队互动过程，亦称团队过程。团队互动过程是指团队成员相互依赖，在协调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认知、语言、行为等方面的活动(Marks，Mathieu，& Zaccaro，2001)。团队互动过程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沟通、社会支持、冲突等(刘电芝，彭杜宏，王秀丽，席斌，2008)。
在班级互动过程中，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变革型的班主任有助营造一种尊重、平等的沟通气氛，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作氛围，并能有效而妥善地解决班级内部的冲突，而一个沟通良好、相互支持、团结合作、较少冲突的班级将有助于培育班级的集体效能。因此，我们认为：
1.3 班级优秀成员表现与班级互动过程的关系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班级优秀成员一旦形成，就会在班级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班级优秀成员可能是一班之长，也可能是自发形成的非正式领导。这样的领导在班级往往比较具有威信和影响力，是班级中除了班主任之外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如果一个班级存在这样既能管事、又能为班级赢得荣誉的成员，势必会对班级的互动过程产生影响。他们可以促进班级的互动，化解班级的冲突与矛盾，必要时也可为班级同学提供及时的帮助。因此，我们认为：
假设2c：班级优秀成员表现正向影响班级互动过程。
图1 班主任领导行为作用班级集体效能的理论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首先，在江苏苏州、常州、南通与盐城，山东济南与潍坊选择15所初中。然后，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班级，共选取168个班级5180名被试。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被试5083人，有效率98.1%。其中，男生有2505人(占49.3%)，女生有2578(占50.7%)；学校所在地为城市有3437人(占67.6%)，学校所在地为乡镇有1646人(占32.4%)；初一年级有2525人(占49.7%)，初二年级有1480人(占29.1%)，初三年级有1078人(占21.2%)。
2.2 研究工具
叶晓晓用手机登了QQ，发现陈小北给她留了好长一段话。原来明天要见记者，他就有关问题，给了她标准答案，要她记住要领，明天顺顺溜溜地表达出来。
再看今天，我们这些八年级学生和当年的习近平年纪相仿，而所处的环境却是天壤之别，这本书中关于习近平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经历让我深深震撼。一个青年不仅“志存高远”，还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精神，不在乎从小事做起。
班主任领导行为。采用钱玉玲(2010)的班主任领导行为问卷。该问卷以Bass的领导理论为依据，并参照多位学者编制的班主任领导行为问卷和初中生的班级情景编制而成。班主任领导行为问卷分为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问卷和班主任交易领导行为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问卷共有28题，包括魅力(7题)、激励(6题)、个人关怀(6题)、智力刺激(5题)与愿景(4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分别为0.89、0.89、0.88、0.87、0.759，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1704.75，df=340，CFI=0.914，TLI=0.917，RMSEA=0.061(90%置信区间为0.057-0.074)，SRMR=0.043。班主任交易领导行为分问卷共有7题，包括权宜奖赏(4题)与介入管理(3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分别为0.87、0.7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84.37，df=13，CFI=0.974，TLI=0.958，RMSEA=0.056(90%置信区间为0.051-0.064)，SRMR=0.030。
展览共分六个部分。开篇视频《伟大的变革》，再现改革开放大事要事喜事的《壮美篇章》，聚焦重大时间节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决策部署的《关键抉择—党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擘画》，全方位展示巨大成就的《历史巨变》，改革成果惠及百姓的《大国气象》，结语《面向未来》。
二是末级渠系改善，节水效果明显。各项目区共完成末级渠系改造233km多，新建改建涵闸、农门、跌水、桥涵、分水口6 300多处，整治塘堰近200口，新建和改造量水设施583多处。斗农渠等末级渠系的灌溉水平均利用系数由原来的0.55提高到0.77。
班级互动过程。采用石雷山(2013)的班级互动过程问卷。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班级互动越为顺畅。该问卷共17题，包括沟通(6题)、社会支持(4题)、情感性冲突(4题)与任务性冲突(3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分别为0.88、0.73、0.81、0.75，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501.73，df=113，CFI=0.967，TLI=0.960，RMSEA=0.064(90%置信区间为0.057-0.076)，SRMR=0.024。
班级优秀成员表现。采用石雷山(2013)的班级优秀成员表现问卷。该问卷共有6题。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9。
调查结果显示，总分与社会支持状况、抑郁情绪和人格特质均有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状况差的学生，抑郁得分更高，显示抑郁情绪会更严重。同时，社会支持状况好的学生在人格特质方面表现得更加冷静理性，情绪相对稳定，遇事比较镇静，较少出现大的情绪波动，即使出现强烈的情绪体验也能较快复原。而社会支持状况差的学生情绪稳定性较差，容易感到紧张，经常为一些事情担忧。遇到事情后反应通常比较强烈，比较容易激动。平时可能情绪波动性比较大，并且难以很快恢复平静。较强烈的情绪反应可能会使他们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社会支持和人格特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影响[3]。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多水平的结构方程模型在班级水平上考察班主任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的关系及其中介效应，主要分析软件为Mplus7.0、SPSS20.0。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可能带来的偏差，在施测程序上使用匿名、变化指导语、正反向题设计、不同计分等方式进行控制。同时，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为19.37%，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对二层变量数据合成的可行性检验
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的Rwg的平均值分别为0.91、0.89、0.92、0.87，大于经验值0.70；ICC(1)分别为0.22(χ2=1449.57，p<0.001)、0.17(χ2=1081.47，p<0.001)、0.15(χ2=987.45，p<0.001)、0.10(χ2=675.68，p<0.001)。尽管班级优秀成员的ICC(1)没有大于组织研究中的均值0.12，但其卡方检验都极其显著；ICC(2)分别为0.90、0.86、0.84、0.77，均大于经验值0.70。总之，本研究中的Rwg(j)、ICC(1)和ICC(2)值均能充分说明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的数据聚合是可行的。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各变量在班级水平上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见表1。由表1可见，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都呈显著正相关(p<0.001)。研究假设1a、研究假设1b均得到证实。
表1 各变量在班级水平上的平均数、标准差与相关系数(N=168)
变量(N=168)123456781班主任性别1.002班级规模0.42∗∗∗1.003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0.16∗0.041.004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0.17∗0.020.87∗∗∗1.005班级互动过程-0.12-0.030.56∗∗∗0.54∗∗∗1.006班级优秀成员表现-0.080.090.55∗∗∗0.59∗∗∗0.63∗∗∗1.007班级能力评价0.050.080.43∗∗∗0.38∗∗∗0.46∗∗∗0.41∗∗∗1.008班级目标达成-0.06-0.030.55∗∗∗0.57∗∗∗0.75∗∗∗0.59∗∗∗0.70∗∗∗1.00均值3.853.784.174.784.994.76标准差0.400.350.400.380.540.4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其中，性别：女为0，男为1；班级规模：小于60人为0，大于60人为1。
3.3 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的中介效应检验
班级能力评价与班级目标达成的ICC分别为0.256、0.118，说明建立多水平的结构方程是有必要的。根据图1的理论模型，我们构建了多水平的结构方程模型，在个体水平上控制了学生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班级水平上控制了班主任性别、班级大小。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为：χ2=42.04，df=19，CFI=0.978，TLI=0.958，RMSEA=0.016，组内SRMR=0.023，组间SRMR=0.064。各项拟合指标比较理想，其路径结果见图2。在班级水平上，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影响不显著(β=0.13，p=0.325，95%的置信区间[-0.085，0.338])，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影响也不显著(β=0.08，p=0.555，95%的置信区间[-0.136，0.288])。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班级互动过程(β=0.34，p<0.001，95%的置信区间[0.233，0.449])，班级互动过程对班级集体效能的预测也显著(β=0.58，p<0.001，95%的置信区间[0.455，0.701])。该作用路径的中介效应为0.182，95%的置信区间[0.107，0.257]。假设2a得到支持。
班级集体效能。采用石雷山等(2016)的班级集体效能问卷。采用6级记分，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该问卷共8道题目，包括班级能力评价(4题)与班级目标达成(4题)，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分别为0.82、0.78，多水平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342.98，df=38，CFI=0.970，TLI=0.956，RMSEA=0.040，组内SRMR=0.024，组间SRMR=0.075。
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班级优秀成员表现的影响显著(β=0.60，p<0.001，95%的置信区间[0.516，0.679])，班级优秀成员表现对班级互动过程的预测显著(β=0.44，p<0.001，95%的置信区间[0.334，0.544])，班级优秀成员表现对班级集体效能的预测也显著(β=0.16，p=0.042，95%的置信区间[0.031，0.295])。由此，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中介作用路径有二：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优秀成员表现→班级集体效能，该中介效应为0.100，95%的置信区间[0.016，0.184]；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优秀成员表现→班级互动过程→班级集体效能，该中介效应为0.155，95%的置信区间[0.094，0.217]。假设2b、2c得到证实。在班级水平上，班级集体效能被解释了69.0%(p<0.001)的变异，班级互动过程被解释了46.8%(p<0.001)的变异，班级优秀成员表现被解释了35.7%(p<0.001)的变异。
患者发现做为防治措施就是用现代的、临床的、实验室的以及其他检查方法,及时地将不断发生的肺结核病人从外表健康人群中筛选或发现出来,患者发现的目的就是把未发现的病人发现出来,及时治疗,切断结核菌的传播。所以患者发现不仅限于发现患者,发现患者仅仅是手段,而且要达到治愈患者的目的。因此,患者发现、治疗两者又是密切结合的,不可分割的。早在1936年间接摄影问世后,病人发现就已经与病人隔离同时提出来。但做为一项防治措施,广泛地用于结核病控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有效化疗出现以后开始的[2-4]。
图2 班主任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中介作用结果
4 讨 论
4.1 结果分析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通过建立一个多水平的结构方程模型，从班主任领导行为的视角在班级水平上考察班级集体效能的前因变量及其作用过程。控制学生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班主任性别与班级大小的影响后，多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1)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班级集体效能正相关，但对班级集体效能均无直接的影响；(2)班级互动过程与班级优秀成员表现中介了班主任变革型领导行为、班主任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班级集体效能的影响。具体而言，变革型领导行为有助于改善班级的互动过程，而交易型领导行为有利于激励起关键作用的优秀成员，进而再影响班级互动过程，从而最终都改善了班级的集体效能。这些发现具有以下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第一，由于班级也是一个组织，变革型领导理论与交易型领导理论也可应用于班级，但国外此类研究仅限于大学的班级情境(Bolkan & Goodboy，2009；Pounder，2014)，本研究发现验证了变革型领导行为、交易型领导行为、团体互动过程与集体效能等组织概念在班级组织与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适性，因而拓展和丰富了组织行为的相关研究。
第二，本研究在班级组织中尝试探讨了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集体效能作用的不同机制，这是以往研究未有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同时考察变革型领导与交易型领导对领导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很少(李晓青，林志扬，2013)，先前研究虽提及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在不同方面的有效性是不同的(Judge & Piccolo，2004)，但并没有具体考察各自的作用机制。依据变革型领导理论，变革型的领导者一般通过个人的魅力、激励、人性关怀、智力刺激和组织愿景的方式提升被领导者的需求层次(陈文晶，时勘，2007；杨凯，马剑虹，2010)，因此该领导行为有利营造一种信任、沟通与合作的团体气氛，这也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Demir，2008；Lehmann-Willenbrock et al.，2015；Sun & Leithwood，2015；陈淑妮等，2012；冯彩玲，张丽华，2011)。而交易型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途径-目标理论与强化理论，是在明确告知成员如何去达成目标以及获取奖赏的途径的基础上通过奖惩与即时交换来影响成员(陈文晶等，2007；李燚，魏峰，2010)。因此，交易型领导虽不利于创建积极有益的工作环境(Bhat et al.，2012)，但也是一种有效的领导行为。通过强化、交换，告知达成目标或获取奖赏的途径，交易型领导行为可以有效改善团体成员，特别是优秀成员的行为表现，而团体优秀成员要比其他成员对集体效能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影响(Bandura，2001；Fernández-Ballesteros et al.，2002)。
为了安全库存模型求解的合理性，需要做出以下假设：（1）生产线不允许缺料停线，停线费用设为无穷大。（2）库存的消耗是连续且均匀的，即假设生产线是以恒定生产节拍进行消耗的，速度V线性消耗的，V是常数。（3）库存的补货时间远远小于周期运行时间，在此忽略不计。（4）库存的补充间隔时间大于等于Milk-run系统的周期时间，记为T。（5）为了应对生产波动需要设置安全风险系数γ，增加安全库存量来应对可能的风险。Milk-run线边库存模型一次补充量P必须满足T时间内生产线的消耗，其物料的安全库存量设置为：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发现对指导班主任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变革型领导行为与交易型领导行为都是有效的领导行为，都能有效促进班级集体效能的提升。因此，班主任可以依情境与目标的不同灵活运用不同的领导方式，两者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
其次，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应知晓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将会产生不同的领导效应。变革型的班主任凭借个人魅力、构建愿景、个性关怀与智力刺激，不但能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与需求，更有助创建一个沟通顺畅、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班级氛围。而交易型的班主任则通过论功行赏，依过惩处调动了学生的外在需求与动机，这种领导方式虽不能直接改善班级成员间的互动性质，但却能有效控制班级成员的个体行为。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采用被试自陈报告的方式。尽管也进行了一些程序控制，数据分析也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但为了保证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未来研究对变量的测量应该尽可能使用多源测量的数据。本研究采取横截面数据，没有在多个时点或纵向追踪的方式采择测量数据，因而降低了对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推论，未来研究应该关注较长时间段内领导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变化关系。本研究只是在初中班级组织中检验了变革型领导行为、交易型领导行为与集体效能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但在其他的组织如企业、体育、军事等是否如此，尚需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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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LeadershipBehavioronCollectiveEfficacy:AStudyBasedonClassOrganizationinJuniorMiddleSchool
SHILei-shan1GAOFeng-qiang2
(1.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Lishui University,Lishui 323000,China；2.School of Psychology,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Bass’ leadership theory and Bandur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this study proposed a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how head-teache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influenced collective class efficacy through class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of outstanding members at the class level.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5083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168 classes from 6 cities of 2 provinces in China.They anonymously filled out questionnaires on head-teache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head-teachers’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class interaction process,performance of outstanding members in the class and collective class efficacy.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In the class level,head teache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transactional behavior had no immediate impact on collective class efficacy,but each of them could influence collective class efficac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lass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of outstanding members in the class.This study extended our knowledge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have the cross-organiz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struct in a Chinese classroom setting.
Keywords：head-teachers’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collective class efficacy，class interaction process，performance of outstanding members in the class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19)-03-0253-09
*通信作者：高峰强，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gaofq_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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