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是土地革命时期苏区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作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重要手段的口述史，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口述史在研究、宣传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与国际史学界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现代口述史也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口述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对过往史事亲历者回忆与复述的记录，具有从口述记录中重塑历史过程和保存历史史料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过程，但由于种种自然和人为的原因，使得记载这种历史过程的文献遗失不少，以至于有些历史细节无法得到完整的体现。因此，借助于口述史方法，可以获得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补充。例如，借用口述史方法，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史料的抢救与收集，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本文针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这个历史对象，分析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在其中的功能与作用。
一、历史与现实：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定位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是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红色文化，其含义是由中共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内涵来决定的，而其范围则可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它体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
在历史层面，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是特指以闽西赣南为中心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这种红色文化是中共历史创造、培育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在最高层次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实践，并由这种实践而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文化形态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和闽西赣南地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和政权建设的政治精神，也体现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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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形式之一，在文化性质上是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运动中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这种经历革命洗礼的红色文化，时过境迁，留下的资源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其具体构成包括两个层面：反映在物质层面的文化形态，包含静态的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遗址、烈士陵园、各种文物等，也包括为保存中央苏区时期的物质文化而建立的纪念馆、展览馆等；反映在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包括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理论、革命路线、政策方针、思想生态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想、信念、精神等。这些历史构成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地发展演变、以何种方式存在、如何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价值基础、如何转化为现实的精神力量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由于史料不征，事实隐没，这就需要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才能够重塑这些文化历史，口述史正是这种方法之一。
在现实层面，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又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作为一种革命文化资源，它对全社会起了规范道德思想教育的积极作用。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红色文化教育一直是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特别是国务院颁布了振兴苏区计划之后，中央苏区各地政府热烈响应号召，积极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苏区各地建立现场教学点，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把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作为各级党政干部和青少年道德价值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历史与精神过程中，各级党政干部和青少年接受了鲜明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也成为各级党政干部和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尤其对各级党政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加强党员的反腐能力发挥出重要作用，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三，采访结束后，必须对口述资料进行及时的整理，以防口述材料的散失。通过采访记录下来的文字资料或录音录像资料，仅仅是字面上的原始记录，需要通过整理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材料。这项口述后续的工作，在技术上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质量提升。一方面要对采访资料进行归纳、编排、重组。因为采访资料总是比较凌乱而没有系统，加工整理后变成通顺可读的文字资料，才能真正体现口述史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对口述资料进行鉴别考证，由于个人记忆的局限性，误记、漏记时有发生，所以要对采访的资料通过多渠道加以印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保口述历史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由于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具有红色教育的功能，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极大关注，传承红色文化精神成了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以至于使红色旅游得以迅速的发展，各地兴起了红色旅游。《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后，中央苏区的红色旅游业得到较大的发展，许多红色革命遗迹被重新开发，并且在全国享有盛名。在江西赣州共有非遗项目663个，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省级非遗项目67个。“中央根据地革命博物馆”的建立，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历史进行了介绍，展出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旧物，并根据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原貌制作了逼真的模型。在福建的建宁，建立了“反围剿”纪念园，采用灯光与音效相结合的现代化技术，对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攻占的建宁进行了模拟还原，形象而生动。红色文化旅游热，也带动了中央苏区地方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素材的红色文化，还是作为推进红色旅游的红色文化，都需要不断地去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在广大的中央苏区革命老区，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开发这些资源，是摆在当前文化建设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由于红色文化资源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就成为了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手段。
（3）研究结果验证了融资约束的扩大振幅的作用，因此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需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盲目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实证结果显示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较为突出，企业应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降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海外直接投资经济后果的负向影响 （谢伟峰和陈省宏，2016）［15］。只有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初见成效后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才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之根本。由于债权融资本质上也是借贷关系，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没有帮助，在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当下，我国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这一直接融资渠道，发挥股权融资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二、口述史在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在现代的历史研究中，口述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中央苏区的研究，特别是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研究，现有的口述历史却并不多见。何为口述史？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法，它是运用录音（像)访谈的方式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把亲历者对历史事件、具体人物的记忆讲述出来，利用现代设备拍摄、录制成资料，再经过与史料考证、制作抄本、编制摘要、梳理索引等整理程序后，形成相关资料，或出版或保存，并提供给研究者或公众使用。［1］口述史这种史学方法对于缺少史料支撑的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补救作用，而且就方法而论也有自身的优势。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口述史是由亲历者所叙述的历史，是历史事件的口头回忆和个人叙述，因此，通过口述史而得到的史料，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史料具有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次，应当适当区别口述对象的年龄划分。可将采访对象的根据年龄划分为90岁以上和60～80岁两类，当年参加苏区革命运动老人基本上是90岁以上，如从江西兴国县走出来的将军肖华、陈奇涵、朱明、康志强等，又如福建龙岩才溪“九军十八师”的刘忠、王直、王奇才、王胜等。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的中央苏区历史事件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于还健在的，应当抢救性地展开采集口述史料，以保存珍贵的历史亲历者的记忆，以资研究中央苏区历史参照。对于已经去世者，不可忽视这些逝者的历史记忆可能由他们的下一代，或者与他们相关联的朋友所听闻、所传承，甚至有些革命文献由他们所保存。这些革命者的后人，他们现在的年龄也大致在60～80岁之间，他们耳濡目染，长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了解了革命年代的一些史实，因此也是重要的访谈对象。
谢谢您的合作！采访人：某某某 ××××年×月×日
除了直接进行口述采访之外，现有的一些具有口述性质的史料，同样可以视为口述史的史料。一些经历过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革命家的相关回忆，实际上也具备口述的特征，如陈毅、肖华等的《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虽然没有冠以口述史之名，但是其中的回忆文章，是采取当事人口述、专门工作人员记录并参考其他文献加以整理而成的，具备了口述史料的搜集特点，是可纳入口述史范畴的。又如《才溪革命史资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收集的刘忠、王直等人的回忆录，同样具备口述史料的特征，这些作品生动真实，具有真切感，对于传承中央苏区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口述史还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2］在中央苏区历史文化研究中，虽然目前已出版了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但这些文献资料仍然不完备，因为这些文献并非中央苏区历史的完备记录，有的历史事件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资料，有的文献存在某些漏记或空白。因此，在研究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口述史料就能起到特别的作用。尤其是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而流传下来的口述史料就显得特别的珍贵。在那些亲历者中，他（她）们往往是中央苏区时期重大事件的目击者与参与者。因此，通过口述史技术手段，把储存于受访者大脑中的“活史料”化为可以传诸后世的文字或其他音像资料，以此填补没有文字记录的空白，使文献资料更加地完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借此就可以得以更好地传承。
其三，口述史是纪念馆、博物馆等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与整理的重要手段。中央苏区纪念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通过丰富多样的陈列展示和宣传活动来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运动，对公众进行鲜明的、生动的、直观的红色文化教育。如“福建革命纪念馆”“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反围剿’纪念馆”等都一定程度展示了中央苏区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历史风貌，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些历史风貌的过程存在某些断裂，历史遗存留有某些空白，弥补这些缺陷的技术性方法，就可以采用口述史的手段进行补救。
三、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的技术运用
口述史既是一项理论方法运用的工作，也是一项技术性的史学工作，尤其是在技术层面，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对此策划安排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口述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因此，口述史工作效果是与口述技术操作程序是否科学密切相关。因此，在口述史实践中，实际操作不可过于简单化，必须要有相应的技术步骤。
第一，选择口述主题，明确口述史的目的性。从口述史的角度观察，无论是围绕一个历史事件，还是围绕着历史个体，在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研究中有许多有意义的主题，如：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扩红运动，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中央苏区文艺工作，中央苏区妇女工作，中央苏区的反腐斗争，等等。但是，仅仅满足于特定主题的选择，对于口述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主题都是高度概括化的主题，口述史无法具体地记录。因此，只有通过种种具体的历史细节，才能够把某种特定主题表现出来。。
The Connotation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e Behavior of Tour Guide____________GUAN Xinhua,CHEN Zeqi 53
确定口述史主题之后，首先必须选择具体的口述对象，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寻找与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具有历史关联的采访对象。
第二，口述主题的转换，强化具体历史细节的口述真实性。在具体的口述采录技术上，可以根据口述对象的居住地域、当下年龄、性别差异等方面进行分类处理。
首先，应当考虑口述对象居住地域的差异。所谓居住地域差异，具体指对口述对象进行访谈时，其居住地域的差异性。时过境迁，中央苏区历史口述者的居住地，因不同情况有过不同的变动。居住地域是口述对象回溯历史的当下环境，不同的居住地域意味着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不同的环境可能营造历史记忆的不同特征。任何口述者的口述历史，都是事后的记忆回溯，长期累积的生活环境，可能影响口述现场的语境，并由此构成口述内容的差异。因此，最适合的采访居住区域，应当是在原中央苏区所在地范围内居住的对象，这并非仅仅是为了口述对象的方便，而是考虑到原中央苏区地域所构成的历史背景对口述对象的影响。
其一，由口述史而形成的史料具有真切感。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强调文献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对文献史料添加了许多形式化的限制，以便文献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和使用文献，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特定历史时空的生活气息，容易使文献的使用者难以正真进入历史的真实语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研究者对某些历史情境的体悟，并可能导致对历史真实性理解的偏差。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例如，笔者曾在福建龙岩才溪乡，采访中央苏区时期的一位老红军，名叫林攀隆，曾在红军中做宣传工作。采访时他虽然已是95岁的高龄，但还清晰地描述了中央苏区时期的情景，甚至还记得当年红军的宣传歌。这样鲜活的历史记忆，让人感到回到了历史现场，也使人对当年的苏维埃运动有了真切的感受。口述史的这种特点是其他史料所不能做到的。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高中教学需加强发挥高中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从被动学习的局面转变为主动学习，为以往高中化学教学注入新鲜血液.但在大量传统因素限制下，高中化学教学无法实现实质性改革，依旧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欠缺整体性与系统性，同生活与生产相违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最后，应当关注性别差异在口述史中的比重，特别应当关注女性革命者的历史功绩。在中央苏区革命运动中，80%的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后方的扩红支前、拥军优属、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等工作任务，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由妇女为主来完成的。女性在中央苏区历史中的地位，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不亚于男性的作用。例如，福建龙岩才溪乡成为中央苏区扩红支前的模范、选举运动的模范、政权建设的模范、经济建设的模范、文化教育的模范，被授予“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光荣称号，这些“模范”业绩都与苏区女性积极作用相关。因此，口述史访谈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男性，女性也是重要的访谈对象。
综上所述，在初中音乐教学中进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需要加强对音乐课程的重视，积极进行对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结合音乐教学要求，应用多种现代化的工具，实施对学生民族文化的教育，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第三，策划采访方案，确保采录的可靠性。策划采访方案，确保采录的可靠性。在采访前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要设计采访提纲，设计采访提纲首要的目的就是帮助被采访者进入工作状态，口述活动不能仅限于单纯的一问一答，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是一种互动关系，必须有一定的感情交流，因此，采访者对被采访者情绪的调动、问题的切入、提问的技巧都是采访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4］。设计采访提纲还可以进一步刺激被采访者的记忆，他们的记忆愈是活跃，愈是能够自我激励，就愈是能够从记忆深海里打捞出更多鲜活细节[5]。因此，口述过程必须要有事先方案，适度把握口述程序，把话题引到正规的轨道，不然口述采访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口述史技术运用方面，还可以在设计采访提纲的同时，预先发出一封由采访人写给被采访人的正式信函，之所以要有这样的一封信函，其目的是说明采访提纲征求意见稿的目的或用途，并让被采访者预先熟悉口述史的程序，知道口述过程应当怎么做。例如可以拟一份如下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历史”项目信函：
尊敬的某某先生（或女士）您好！
您曾经是位老红军战士，经历了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斗争，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您的记忆和讲述，将是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史研究的宝贵史料。
其一，记忆可靠性的不确定性。口述史方法特征之一就是通过访谈搜集受访者脑海中的记忆，访谈者难以确保受访人记忆必然准确无误，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遗忘和漏记是不可避免的。
以下列出具体的采访提纲，征求您的意见。凡您不想回答的，您都可以拒绝回答；若觉得遗漏了一些重要问题，敬请您加以补充。在采访过程中，欢迎您将突然想起的线索告诉我们，欢迎您随时提出新想法、新问题、新建议，不必以此提纲为限。此次采访的录音、录像、文字、图片资料，都将会作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专门历史档案，由×××历史档案馆珍藏。为在适当的时候向社会公众开放，需要您签署一份著作权转让授权书，将此次口述历史采访的著作权授予×××历史档案馆。至于何时公开发表采访内容、发表哪些采访内容、以何种形式发表，您有权做出限制决定。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保证会按照您所签署得授权书中的有关限制说明，对采访内容与形式加以处置。
采用动压法测试风量时，从断面Ⅱ—Ⅱ处的静压管和全压管分别引一条胶皮管接到倾斜压差计上，断面Ⅱ—Ⅱ处的面积S2=4.96 m2，通过U型水柱计读数断面Ⅱ—Ⅱ的动压，通过公式(9)计算风机风量。
通过信函，可以使受采访者预先有所准备，这样会使口述过程更加符合史料采集的科学程序，最终达到采访预先策划和安排的目的。
交流侧不对称故障的上述特性，可能会引起非故障换流端的交流欠压保护、直流系统接地过流保护的误动作失去选择性。直流侧感受到的故障特征与交流碰线保护类似，也会引其误动作。因此，该类故障的保护配置方案是：启动回路电流差动保护作为主保护且动作延时按短于交流欠压保护、直流系统接地过流保护以及直流碰线保护的动作时间整定。各换流端均采用此保护配置方法，可以解决单端交流不对称故障时非故障端保护误动的问题，在多端柔性直流配电网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四、口述史的局限与前景
口述史毕竟是亲历者或当事者的事后回溯记录，既有口述记忆的残缺不全或记忆误置等造成的缺陷，也有事后各种因素对口述者的干扰，同时还有口述者自身有意无意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因此，利用口述史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进行研究，就不能不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缺陷。
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既具有一定的优点，它可挖掘和利用其他研究方法做不到的史料，这些史料如果没有经过口述史方法抢救，就可能长久地湮没无闻，使苏区红色文化得不到彰显。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如下几点方面。
为此，我们×××历史档案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历史”项目组特邀您为受访讲述人。
商务英语翻译是语言翻译的一个分支，而语言无疑是打着文化的烙印的。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商务英语翻译中就必须准确地找到这种差异。才能把翻译做好，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
其二，方言表达对采录造成的限制性。里齐认为：“方言的处理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7］中央苏区地域基本为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人讲的是客家方言，口述访谈基本上是以客家方言为交流语言。当将口述访谈的方言语言整理成文字稿时，需要将方言口语转化成书面语，这就难免出现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出现失真的情况。
其三，受访人年龄状态对历史记忆的影响。在中央苏区历史口述的是一个特殊的时段，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因而硕果仅存的口述对象，大都年事已高。即便是这些亲历者的后代，同样也逐渐步入老年，由于身体和记忆的原因，他们对中央苏区的苏维埃运动发生的历史事件，无论是亲历的，还是听闻的，相当程度上可能因年龄的限制而无法详细、准确、系统地讲述曾经发生在中央苏区的革命过程及其历史故事。
以上口述技术层面存在的局限性，并不构成放弃口述史研究的理由，反之应当强化口述史研究的作用。尽管这项工作存在诸多困难，如经费、组织、人员等都是口述史工作尚待解决的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央苏区历史进行口述史研究没有必要，恰恰相反，运用口述史来研究传承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具有光明的前景。
其一，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的出版，可以使这些口述史材料公诸于众，从而嘉惠学林。因为“以文字呈现口述历史成果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也是最方便的”［8］。口述史为红色文化出版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随着电视、网络和报刊书籍的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以口述史为素材的回忆录和电视片成为传承宣传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湖南省“一带一部”新战略的推进，湖南希望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新兴增长极，成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中国重要交通枢纽，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区，这些目标的实现无疑都离不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
其二，纪念馆的展览。纪念馆展览使用红色文化的口述史材料，可以让展览更为活泼，尤其以录音口述史的方式进行播放，可以营造历史现场的氛围，增强历史真实感。纪念馆根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某个特定主题，使用相关的口述史料进行展览，现场播放口述录音或影像档案材料，通过当事者的现身说法，借助声、光、电现代技术的手段再现历史，让参观者更贴近历史，直接感受历史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将口述史材料作为展览物件，配合其他的展示资料，如档案、手稿、文物，让参观者通过不同的角度或方式了解展览主题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巅的劲松，就做一棵山谷中的小树吧！但务必要做一棵溪边最好的小树……成败不在于大小，只要你做最好的自己。”（美国诗人道格拉斯·马洛奇诗句）“正常人”的人生追求就是“做最好的自己”而不好高骛远，自吹自擂。
其三，网络等现代媒介与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传播的结合。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与网络相结合，在线提供录音档案和录像档案，使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得到最真实的展现。通过网络将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材料快速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让使用者在远程取得完整的资料，从而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得到更为广泛的研究与传播。
总而言之，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口述史研究，对于挖掘革命年代红色文化资源，宣传、研究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抢救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再现革命年代记忆中的“活历史”，应当是当今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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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y of Red Culture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HEN Xuehong
（Party School of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Fuzhou Fujian 350000,China）
Abstract:The central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is land revolution period of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revolutionary culture,is toda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ystem,as an important meansof central Soviet area red culture resources mining of oral history,has been more and more cause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the oral history in research,promote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red culture,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 words:central Soviet area,red culture,oral history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1.036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1—0157—05
收稿日期：2018—08—10
作者简介：陈学红（1964—），女，福建福州人，福建省委党校，讲师，本科。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盛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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