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农耕文明时代提供了一套很实用的以家族管理为重点的形而下社会管理制度，这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儒家形而上宗教层面的不足；但是现代工商业文明冲击了传统儒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土壤，儒家传统的制度之礼大多数在现代社会失去原初作用；形而上学瓶颈、现代化冲击、国民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当代中国儒家复兴的“三重困境”，当代儒家复兴，既体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又有走偏的一面。儒家未来有这么几种可能的结果：发展为佛教或基督教等“彼岸世界”描述得很详细的“纯宗教”的附庸，或者发展为一种以宗教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并把中华民族带进极端情绪，或者发展为一种“角色伦理学”，或者发展为纯学术理论，或者发展为一种生活情趣。
关键词：儒家复兴；形而上瓶颈；现代化冲击；国民素质
儒学复兴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前现代农耕文明时期延续了千百年的社会主流文化在这个古老民族步入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关键时期的复兴，所以，在这一复兴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因素会同时激烈显现，儒学复兴既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求，又必然受社会、时代的限制，尤其是，儒学在前现代社会残留的未厘清的若干问题将会在当代重新造成学理的混乱，并牵连到若干社会因素。所以，有必要对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进行深入反思，展开辩证性的分析。
一、“儒家现代化”“儒家复兴”这类话题的“前置性”思考：存在误导性
“儒家与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是这个话题本身就有误导性：
第一，这个话题容易让人感觉儒家的诸多问题(例如近现代受到打压、排斥，以及儒家自身的理论能否适应现代社会)是“现代”才产生的，是现代化才导致儒家地位受到了影响。但是《论六家要旨》就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1]这个批评是西汉写的，那时儒家并没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同理，魏晋隋唐乃至北宋初年“儒门淡薄”时，也同样不能把责任推到“现代化冲击”上。
第二，“儒家现代化”到底是谁的现代化？儒家到底是什么？儒、道、佛在中国古代并称为“三教”，这个“教”与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既有交集也有差距，西方人汤因比、韦伯各自对“宗教”的界定也不同。如果问一个当代中国人：“基督教、伊斯兰教算不算宗教？”基本上会听到：“算。”但是问“儒家算不算宗教？”他可能就会迟疑。儒家的身份至关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很大程度上，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连儒家是什么都还没弄清楚，就匆匆忙忙地去探讨“儒家现代化”的问题了。
这两个问题实质是一体的，笔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儒家在近现代受到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其“博而寡要”的弱点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更加暴露出来，并非单方面受现代化影响的原因。例如：儒家既有宗教性，又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宗教，如果仅仅以宗教标准来评判，儒家是不健全的宗教。佛教称“诸法无常，众生皆苦”，把整个形而下凡俗世界总体上否定了(虽然佛家在个别细节上对世俗世界也有肯定，但总体上对“三界火宅”是否定的)，并且带着宗教式悲悯来度化整个形而下世界；基督教也有类似的对整个形而下凡俗世界的否定与宗教式悲悯：人是犯了错误才被上帝赶下来的，天生有原罪。与之相比，儒家既不在意对彼岸世界的构建，又对形而下的凡俗世界批判得不够深入。儒家又有很多宗教性质之外的内容，尤其是：以家族伦理为重点而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前面提到宗教性，此处又涉及社会政治，正是“博而寡要”)。正是这方面使儒家在中国古代有较高地位，因为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能直接使用。然而，现代化导致传统农耕文明模式的大家族解体，削弱了儒家的社会作用，使得儒家本身的形而上学、宗教性方面的弱势暴露出来。
然而事实上却出现一个矛盾：儒家反对乡原，但自古以来现实中的“乡原”却特别多，直到今日，日常生活中的“托人办事”、工作单位各种勾心斗角、街坊四邻的日常相处之中都不乏“乡原”存在。
可能性结果五：提供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直接进入百姓社会生活之中。这将是最好的结果，但较理想化，实现几率难测。
中国近些年基督徒数量猛增，而且很多教徒非常狂热，尤其在农村的思想文化信仰领域，基督教有一定的发展。赵法生通过丰富的“乡村儒学”实践总结说：“基督教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了，因为有了家庭教会和教堂，有了大批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传道者，有完备的传播体系。与基督教比较，乡村儒学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基督教是正规军的话，乡村儒学游击队都算不上……。”[2]许多儒家学者都感到只能“曲线救国”：在赞同村民信基督教的基础上，循循善诱地让他们感到儒家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再加上儒家有民族主义的身份，以引起村民们“同情的理解”。这些儒者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发展模式一开始就是把儒家置于附属地位上，将来可能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地位。
儒家与基督教的关系，还有更深刻的案例。“上帝”一词在汉语中本是儒家词汇，朱子注解《尧曰第二十》就引用过“上帝”，[3]而当代中国人(不专门研究宗教文化的)大多想当然地以为这个词是基督教词汇。其实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其经典被转译汉语时借用了儒家“上帝”一词，久而久之，基督教的“上帝”就冒充并取代了儒家的“上帝”。当然，这种冒充也有道理，因为儒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详细地描述过“上帝”，只是泛泛地讲了一个“天”。直到当代，笔者于天主堂考察之时，发现天主教徒仍然把他们信仰的对象称为“天爷爷”“老天爷”，而且古代天主教徒来华传教时也自称“西儒”。
梁漱溟先生在民国时期弘扬国学，也是由同样的历史逻辑产生的结果。艾恺教授在梁漱溟先生传记《最后的儒家》上加的副标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之两难》，此标题精辟地抓住了要点，此书第九章题目是《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6]梁先生开创了这个思路，而后成了儒家的共识，即必须把“儒家”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才能让儒家活下来。对此，儒家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反异化”③精神，可以对治现代社会在科技愈发达、经济愈富足的情况下，人们压力却愈大、社会矛盾愈多、自杀率愈高等社会问题。下面列举儒家在当代中国复兴的优势及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1)儒家复兴是提升社会道德的需要。这些年中国社会风气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以传统文化净化社会确实很必要。然而，这方面把握不好就会变成“道德绑架”，还伴随着“伪君子”“乡愿”以“弘扬国学”为旗号敛财。另一方面，儒家侧重道德教化但宗教性弱，就容易在当代复兴中被改造为“标准宗教”，或沦为“标准宗教的附庸”(见前文)。(2)儒家的复兴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需要，儒家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对加强当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要警惕对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道德绑架”，很多“乡愿”都以爱国者、民族主义者自居。故“当代中国儒家复兴”这个问题与“民族主义”这个问题碰面时，我们应当警惕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式的煽动民族复仇感的思想，或者成为宣泄狭隘民族主义的愤青情绪。(3)儒家复兴是学术界专业研究的需要。但这一条的实际影响较小，如果没有前两条前提，只按此条发展下去，儒家真的会发展为“故纸堆”，成为一种与生活脱节的死去的文化。(4)儒家复兴是提供一种舒适的、充满人生情趣、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需要，其实这才是儒家文化最原始、最根本的目标。但这一条是当代儒家复兴运动中做得最糟的。当今中国社会上所谓的“儒家”无非两种：一是以死记硬背《弟子规》为主要活动的民间国学班，二是忙于各种会议与论文的专业学者。
商业贿赂犯罪中对于贿赂的内容，各学者之间存在争议。我国刑法将贿赂仅限于财物，将其他非物质利益排除在外。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则将贿赂的范围规定的比较宽泛，指的是财物或者其他手段。有学者认为应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来认定贿赂的范围而不能将其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其理由认为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这就要求在对商业贿赂进行界定的时候必须明确、具体，而不应作扩大解释，否则人为地造成刑法的扩张，损害刑法的保障机能［6］。因此应当将贿赂的内容从财物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
儿童及青少年甲状腺癌手术治疗上首选甲状腺全切除术。这是由于其双侧及多灶性病变的发生率高，并且，通过长期随访观察显示，甲状腺全切除术与单侧叶切除术相比，局部复发率从35%降低到6%[27]，同时，甲状腺全切术优化放射性核素的显像及治疗，也优化Tg水平对持续或复发病灶的术后监测。对于是否进行中央区或颈侧方的淋巴结清扫取决于肿瘤大小、数量、细胞学结果、浸润程度及淋巴结转移等情况，对于细胞学提示恶性、临床提示甲状腺外较大浸润和/或术前或术中发现存在局部转移患者，推荐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可降低二次手术风险并提高无病生存率。
除了宗教性与社会管理之外，当代社会复兴的儒家还包括以下性质：(1)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体系；(2)作为一种民族主义；(3)作为一种学术理论；(4)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意识到这些性质，就会对“儒家复兴”“儒家现代化”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例如：当代儒家复兴其实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宣泄中国在近现代受到的屈辱，而古代宋儒排斥佛家其实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这都与“现代化”无大关系。
二、前现代农耕社会家族生活遗留的“乡原”问题与儒墨之争
其实，“儒家现代化”“儒家复兴”这类话题还有第三个误导性，那就是让人想当然地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而忽略了中国文化还有其他学派，甚至各派之间还有相反观点。展开这个问题前，我们从“乡原”问题切入。
“乡原，德之贼也。”出自《论语》。“乡原”是什么呢？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乡者，鄙俗之意。原，与愿同……乡原，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4]这样看来，“乡原”很接近现代社会日常口语中说的“老油条”“老好人”“伪君子”“道德绑架者”。汉语中“老好人”与“好人”一字之差，但意义差别很大，“老好人”不是“好人”。“老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窝囊、受气的形象，虽也是“好人”(此处指不伤害别人的人)，但多了窝囊受气的因素；第二种“老好人”是圆滑的人，谁也不得罪，即上文所谓“同流合污以媚于世”的人。(注：因为“原，与愿同”，所以，下文笔者有时就写为“乡愿”。)
如果按“科目划分”来看，儒学既是神学(尤其汉代)，又是社会管理学(这种划分虽然粗略，但是也有道理：正好对应“形而上——形而下”的思想架构)，且前者在历史上是弱项，后者在农耕时代是强项，而“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是冲击了其在农耕时代的强项，于是儒家现在不得不赤裸裸地展露自己在宗教领域的弱项。所以，儒家在现代化冲击下，一种可能性结局是变成完善的、标准的宗教。因为现代化冲击了传统家族结构，削弱了儒家的社会实用性，于是，现代社会，儒家不得不更多地仅仅以“宗教”身份露面。但是，儒家如果仅仅按宗教标准来评判，是一种不合格的宗教，宗教所追求的形而上层面的终极解脱感在儒家那里难以得到，尤其是下层民众需要的“彼岸世界、人格神”在儒家那里几乎没有，所以现代化对儒学的冲击可能会逼着儒学自己改造为一种“标准的宗教”。但把它改造成“标准宗教”，它就不像儒家了；反之，如果“去宗教化”，则又会失去很多传统内容，总之，会使儒家变得不伦不类。
为什么以儒家为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会大量出现儒家反对的“乡原”呢？因为儒家文化依托的社会土壤就容易滋生“乡原”。“乡原”更适应人情社会、熟人社会，并且需要这个社会的氛围崇尚“模糊”，反对“较真”，缺乏契约精神。因为签订明确权利义务的契约，就显得互相不信任，有伤人情与面子，反之，交情深则信得过，何必签合同。大家默认了一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谁也不得罪谁”的氛围，并且都标榜道德，喊一些假大空的道德口号(这与下文“义利之辨”有关)，互相进行道德绑架。儒家同样依赖“人情社会”，虽然儒家崇尚正直，崇尚“面谏”，但儒家也崇尚“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还说“直在其中”。一面宣扬“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一面又崇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会导致社会氛围变成：人人喊着道德口号，显得很正直，对别人刚正不阿，遇到自己亲人犯错的时候就不再刚正了，发展下去，就会把包庇的范围由亲人扩展到朋友，亲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由社会关系网扩展开，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后世完善了一套“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差别处理的原则，但这未必是正面现象，人人都去指责别人家的人做了什么坏事，而袒护自己家的人，进而大家会达成一种默认的共识：既然人人都免不了犯错，那么，干脆我们谁都不要指责谁，都不要把“门外之治义断恩”用到对方身上，以免对方干扰自己的“门内之治”，最终大家默认了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得罪谁”的秩序。时至今日，这种秩序也很明显。而且，在农业文明时代，大家族是社会基本单位，一个村庄可能都属于一个大家族，大家平时用的主要是“门内之治恩掩义”，而非“门外之治义断恩”。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儒家立足于农耕文明模式的家族生活人情社会，又恰是这同一土壤，易于滋生“乡原”。
上论表明：(1)儒家很多内容与农耕社会绑定得太紧了；(2)虽然儒家反对乡原，但儒家立足的社会基础恰恰容易滋生乡原；(3)为了便于理解儒家的义利之辨、亲亲相隐，可对比墨家；(4)儒家某些内容确实与现代化工商社会有冲突，而墨家相关内容似乎更适应现代社会。
许多人不理解儒家为何反对墨家的“兼爱”②，因为在直接的理解中，“兼爱”似乎是一种美好的无私心态，类似于佛家的普度众生。而儒家的“爱有差等”反而有两个嫌疑：一是自私的嫌疑，二是死板的嫌疑。儒家对此辩护意见是：(1)你对父亲的爱肯定与你对朋友的爱不同；(2)“爱有差等”的最终归宿还是“一体之仁”。但这种辩护也有漏洞：(1)你对父亲的爱与你对朋友的爱虽然不同，但这种“不同”是自然产生的，如果把这种自然的“爱有差等”作为学说来宣扬，就变成了刻意强化这种“不同”。一是“自然产生”，一是“刻意强化”，后者强化了对自己家族的自私，这也正是农业文明时代家族聚居的生活方式给人强化的性格特征，不利于儒家文化与现代工商社会融合。退一步说，哪怕是“自然产生”的“爱有差等”也是私心的结果。(2)虽然儒家也有“一体之仁”的口号，但越宣传“爱有差等”，就越难以达到“一体之仁”，尤其是将其与“礼”的等级观念相结合，会让人一直固守在“爱有差等”中。与之相比，墨家的“兼爱”其实更有“一体之仁”的精神，且更实际。兼爱是与“利”联系在一起的，大大方方谈及利益分配，不觉得谈“利”有什么可耻。而《孟子》一书严判义利之辨，梁惠王并没有为了私利而作恶，仅仅问一句“何以利吾国”，就被孟子一顿批评。孟子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此教化很容易发展为“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与上文提到的亲亲相隐又有联系，在袒护自家人的时候，可以找一些道德口号辩护，在惩罚别人的时候，也得找一些道德口号作为依据。一方面怀有私心，另一方面又对“利”羞于提及。
根系活性氧(ROS)包括: 过氧化氢(H2O2)和超氧阴离子采用过氧化氢试剂盒(南京建成)测定H2O2含量；参照Achary等[17]的方法测定含量。抗氧化酶活性包括: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采用氮蓝四唑法测定SOD活性；愈创木酚法测定POD活性；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APX和CAT活性[18]。
三、当代儒学复兴的深层社会背景： “反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线索及儒家的作用
可能性结果二：由“传销式”社会国学班绑架“儒学”“国学”“传统文化”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最终将儒家名誉彻底搞臭，使儒家在当代复兴的理想流产。这个可能一旦发生，将会是最荒唐、最可怕的结果。
林孟的头向我这边扭过来了一下，他看到了我，可他马上就将头扭回去了。我追上去了几步，继续向他喊叫：“林孟，是我？”
儒家的身份混乱(尤其是宗教性模糊)与“礼”有很大关系，“礼”本身就兼有宗教性与社会管理性。“礼”字的原本结构是左边“示”字，右边“豆”上有“曲”，这是祭祀的场景，由此又引申为“礼法、制度”，“礼仪、礼貌”，“礼乐、文化”等多重含义。也就是说，“礼”(或者整个儒家文化在根源上①)兼具宗教性(但又不是纯宗教)、艺术性(但又不是纯艺术)、法制性(但又不是纯法制)、仪式性(但又不是纯仪式)，总之就是“博而寡要”。
黄玉顺教授提出：当代中国大陆儒家复兴，涉及民族主义，同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但是，西方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在“后现代”的视角上，而当代中国大陆一些所谓的“儒家”，是在“前现代”的立场上，拒斥现代文明，甚至把现代文明与欧美文化等同，带着一种狭隘民族主义心态拒斥现代文明。[7]由此判断进一步推定：鉴于儒学大量内容是根据前现代社会设计的，所以儒学要在当代生存下来就必须大量借鉴、结合马克思主义。
四、从儒家经典角度反思：从《弟子规》到《大学》
当今社会上很多国学班的主要教材是《弟子规》，而这本书原先在儒家地位极低，但在净空法师及其弟子陈大惠等人的推动下，这本书瞬间走红。“瞬间走红”本身就体现了民众的“盲目跟风”，而“盲目跟风”之下难免走偏，使很多国学班发展得像传销机构一样。在儒家复兴的文化背景下，这一现象显得“可笑且可悲”：大学与科研院所里诸多专业的儒学研究者都没能让儒学造成如此大的浪潮，反倒是佛门中人及一些民间人士把儒家的文献炒作红了，真是“儒门淡薄”了吗？更何况这个文献仅仅是清代蒙学，那么多更重要的儒家经典不去推广，反去推广一种清代的蒙学文献(崔茂新教授提过此观点[8])。很多儒者质疑：“这是讽刺我们儒家没典籍可拿得出手了吗？”或者质疑净空法师：“你佛门弟子来儒门，本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为什么偏偏选《弟子规》，不选《论语》？”以至于时至今日，在微信、QQ、贴吧、论坛等各种网络平台，只要抛出上述话题，网友立即分为两派，一派对《弟子规》神化，一派对《弟子规》狠批，各自列举出自己所崇拜的大师言论来证明，最终往往成为骂战而非学术讨论。而且这种骂战在古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弟子规》本是普通蒙学作品，人们都不屑于为它争议，不会引起如今的广泛争议。而且对《弟子规》的神化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说“不学《弟子规》不能去极乐世界”，甚至说“《弟子规》是儒道佛三教的总纲”。《弟子规》不包含《道德经》的内容，怎么能称为三教总纲？其难道比“四书五经”、《道德经》等三教核心经典地位还高吗？其产生于清代，如果不学它就“不能去极乐世界”，那么清代之前的佛教徒怎么办？
由此可见，当代的儒家复兴需要对经典文献进行“批判地继承”。反思《弟子规》的人已经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反思《大学》。对比而言，思想史上《大学》的兴起与今日《弟子规》的兴起有诸多类似之处：(1)二者的兴起都受佛家带动与影响。联系到前文已经论证的儒家“宗教性瓶颈”，以及“当代儒家复兴有可能会发展为其他宗教的附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弟子规》在今日中国的兴起源起于净空法师及其弟子陈大惠的宣扬。而《大学》虽成书很早，却兴起于宋代，其大背景就是经历了魏晋隋唐以来的佛法昌盛而使儒门淡薄，宋儒多“出入佛老，返诸六经”，尤其是如果没有天台宗“止观”的发挥，《大学》可能仍然被埋没。(2)二者的文献篇幅都很短小。篇幅越短越利于低端传播，更易于传播给没有耐心读书的人，也易于传播给文化底蕴不深的人。《大学》兴起于魏晋隋唐几百年的“儒门淡薄”之后，而《弟子规》兴起于文革之后，都是儒家文化底蕴被严重破坏，一般民众对儒家不太了解的大背景之下。(3)二者都易于把握。《论语》内容丰富，材料很多，但不像《大学》的“三纲八目”那么清晰；《弟子规》虽然过于简单命令化，但这种简单命令更容易操作，尤其是某些“乡村儒学”实践中，很多农户家存在儿媳虐待公婆之类的事情，用《弟子规》的浅白教育，可以直接起用，不需要很深的儒学理论，也不需要高深的知识水平。(4)二者还都体现了儒家形而上层面的漏洞。《弟子规》本就是形而下的行为规范，需要形而上的理念支撑。故而《弟子规》中有一句“天同覆，地同载”，按现代常规思维来看，作为世俗伦理规范的《弟子规》中突然出现一句“我们同样被天覆盖着，被大地承载着”， 有些让人莫名其妙。其实这有儒家的宗教性体现，感恩天地化育之功，类似于张载“民胞物与”的精神追求。宗教倾向于给形而下的世俗道德找到一个形而上的依据，例如亚伯拉罕体系宗教把很多形而下的伦理规范解释为神的旨意，印度文化将之解释为“因果报应”，为了避免你遭到同样的痛苦，所以不要去违背伦常而伤害别人。而《弟子规》此处的解释是“天同覆，地同载”，这是一个模糊的有情感寄托性的理由。《大学》也有类似缺陷，例如：“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一句，如果不用“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就很难解释，如果仅看“现世”，很多暴君、奸商、军阀“货悖而入”，一辈子花天酒地，并没出现“亦悖而出”。[9]在如此情况下还坚信“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那就有可能成为理想主义型书呆子。再例如：《大学》由“知止”而至“定、静、安、虑、得”等具有“止观”意蕴的思想，如果没有天台宗的功夫论发挥，恐怕也显不出奥妙，所以，前文论述儒家如果仅仅按宗教标准来评判，并非很成功。儒家对彼岸世界的描述几乎为零，形而上学十分贫乏，功夫论几乎都是“出入佛老”之后的产物。如果按“诸子百家出于王官……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来看，儒家在形而上领域的薄弱是与生俱来的，司徒之官本身就不是搞形而上学的，而司徒之官在当代更是已经被基层党支部、基层政府所取代。
五、当代儒家复兴的几种可能性结果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总结并推测出儒家复兴的几种可能性结果：
0分：无黏结剂残留在树脂面上；1分：黏结剂残留量<1/3；2分：1/3<黏结剂残留量<2/3；3分：黏结剂残留量>2/3；4分：全部黏结剂残留在树脂面上。
可能性结果一：沦为“标准化宗教”的附庸。
近年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对80年代西化热的一种反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增大，幸福感下降，社会越来越浮躁，这与生活情趣缺失有关，这些缺失可以追因到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过热追求，所以，当前中国社会上的传统文化复兴有其历史必然性，符合“历史哲学”，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黑格尔)。[5]虽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个运动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
可能性结果三：儒家复兴不仅要面对“宗教性”“现代性”问题，还要面对“民族性”问题，很多人支持儒家的原因是出于民族情感。而前文已经论证，儒家并不符合一个标准化宗教的经典范式，以宗教标准评判，儒家就很不健全。那么在当代儒者的理论建构中，就有可能将之发展为一种以宗教形式表达的民族主义精神，但这有一定的危险性，国学复兴可能会变成打着国学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愤青情绪的宣泄。
综上所述，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完善考核机制就能有效激发出学生热情，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对电子技术人才的要求，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对象要素(见图1),事件e3与事件e4的主体对象缺失,它们的对象都为事件e2的对象,所以在事件e2的对象属性sid中同时标出事件e3与事件e4的对象标号s3,s4,以此表示此对象在事件e3与e4中也充当主体对象.有时一个事件的主体也可能在另一个事件中充当客体,这时就要用oid进行标注,比如事件e2的对象在e3中作为客体,则标注为＜Participant sid=“s2”oid=“s3”＞,或者是一个事件的客体在另一个事件中充当客体或主体,也是按以上形式标注.Object类型的对象也是如此.
可能性结果四：因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只能沦为“故纸堆”，从社会全盘复兴的阵地退缩到学术界内部。
邓小平曾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把讲理想放在首位，说：“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6]P110。
如果儒家没被改造成标准意义上的宗教，那它可能会沦为佛教或基督教这种“标准宗教”的附庸。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在民间做了多年调查：很多所谓的国学班，就是把儒家作为其他宗教的附属品来传播的！因为儒家缺乏宗教信仰式的，能给文化水平低的人以直观安慰的内容，难以回答“死后去哪”的问题，如果用《易经》的“未济”精神或张载气学来答复生死问题，恐怕只有慧根很高的人才能听懂，而一般民众更容易接受人格化的信仰对象与明确的彼岸世界，所以很多民众宁愿把儒学置于自己所信奉的“标准宗教”的附属地位上。例如，一面信佛或信基督，一面捎带着学一点儒家之中与佛法或基督福音不冲突的地方，他们的出发点是：反正儒家也让我们做好事，可以增加自己的“善功”，这样能更顺利地往生极乐世界或天堂。
可能性结果六：渐渐与现代社会磨合，形成一套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保留了传统儒家“角色伦理”思维方式的、主要在形而下领域的伦理学(参照美国学者安乐哲“角色伦理”的表述)。
可能性结果七：变成一种标准意义上的宗教。如果成为“标准”的宗教，儒学需要增加建构不少内容，因为原本儒家太“不标准”，缺少形而上的彼岸世界、形而上的人格化神明等宗教应当具备并且重视的核心要件。
可能性结果八：儒家成为参政的力量，儒学在当代被构建为适应当代社会的政治学。但儒家能否真正成为参政力量很值得怀疑，儒家在古代社会中是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在现代化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儒家在形而下领域的生存土壤几乎被全部毁坏，当代中国所谓的“政治儒学”方面的学者很大程度上是自欺欺人，他们仅仅是旁观者，而古代儒者是真正的执政者，科举顺利就可以真正去做官参政。这是当代“政治儒家”与传统儒家的根本区别，他们想参政，而当代社会有自己的政治体系、法律体系，传统儒家制度没法直接使用，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也无须学习儒家。反之，钻研儒学很深却不懂现代社会管理学与现代法律的人，在解决现代社会现实问题时几乎毫无办法。
目前雪龙船上设有诊疗室、药品储藏柜、简易手术室和单人病房；医疗设备主要有血压计、血糖仪、心电图机、除颤仪、心电监护仪、超声仪、无影灯、电刀、手术床及常规小手术器械。可胜任常规的健康体检及清创术等任务。目前尚缺少血常规、电解质检测仪及X线机等常规必备设备。
可能性结果九：与马克思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有共同的“反异化”精神，并且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应现代化工商业社会，儒家需要这方面理论的补充。
总之，随着现代化问题的暴露、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反思，儒家有机会复兴，但其复兴的优势被很多人高估了，忽略了其形而上瓶颈(尤其是宗教性瓶颈)、现代化冲击、国民素质低的三重困境。儒家复兴的道路尚任重而道远。
注释：
●Determining the sowing time based on the weather of the previous year. If the
①李泽厚的《说儒学四期》中，以“礼乐论”作为第一期儒学的主题，所以笔者此处以“礼”联系到儒家文化的根源。
②这方面，孟子最为明显，例如“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孔子、朱子等其他儒家代表人物也有类似倾向，例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当然，这句话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未必是孔子不崇尚利益，但是后世很多人也可以理解为孔子排斥谈及利益。另外，虽然“与命与仁”，形而上学却传播得不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敬鬼神而远之”)，所以笔者认为儒家在形而上领域是薄弱的，所以后世儒家千百年来其实一直在借助别家理论补儒家的这个漏洞，例如汉儒结合阴阳家而创造了一套神秘化的儒学；再如，宋儒“出入佛老，返诸六经”。
③此处“反异化”不仅指反抗“人异化为机器的附庸”，而是更宽泛，包括以参天道的形式挺立主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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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当代儒学》第八辑，“闻见言默”微信公众号，2015-10-26.
[8]见崔茂新文章《〈弟子规〉之我见》，“养正国学堂”微信公众号，2015-05-25.
ThePrerequisiteIssuesandReflectiononModernizingConfucianism
WANG Shuo
(Jinan Changqing Party School , 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Confucianism lies in that it provides a set of practical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focusing on family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which largely conceals the deficiencies of Confucian metaphysical religion. However,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has impact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n which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depends for its survival, and most of the rituals of Confucian traditional system are losing its original function in modern society. The bottleneck of metaphysics,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he low level of na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are the “triple dilemma” of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reflects both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and deviation.In this paper it is hol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outcomes for the future of Confucianism: maybe it could develop into a very detailed appendage of “pure religion” described by “the other world” such as Buddhism or Christianity, or maybe it could develop into a nationalism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religion which would bring Chinese nation into extreme emotions, or it could develope into a “role ethics”, or a pure academic theory, or an interest of life.
KeyWords: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 the bottleneck of metaphysics;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the quality of nation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118(2019)05-0024-06
收稿日期：2019-03-29
作者简介：王硕(1987—)，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儒释道文化比较。
责任编辑：管晓莉
标签：儒家论文; 宗教论文; 儒学论文; 社会论文; 乡原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共济南市长清区委党校办公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