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安格联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安格联,北京政府,内债整理,内债管理
安格联论文文献综述
刘杰,李莎莎[1]（2018）在《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的整理与管理》一文中研究指出因债务偿还危机,1921年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内债整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在推进内债整理方案的具体实施、彰显债务信用以及整理内债基金维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期独立于国内财政的海关税政系统为北京政府举借内外债提供了稳固的税收担保。从整个政府债券运行机制看,由安格联掌管内债整理基金的非正式性制度一定程度上为北京政府内债整理较为顺利的展开以及后续债务管理的运行奠定了较好的信用基础。(本文来源于《暨南史学》期刊2018年03期）
张丽[2]（2017）在《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北京政府罢免安格联事件之再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1911年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借助于海关对税款的控制以及用关余担保内债,营造了其个人权势地位的巅峰。在1925—1927年间中国南北政府与列强之间就开征二·五附加税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安格联对中国人民日渐觉醒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高涨的现实视而不见,极力抵制协定关税体制的任何松动。安格联构建了多重平衡之策,使自己处于不可或缺之地位,并自以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打破这个密织的网络。然而,在中外关系格局面临巨变的大趋势中,安格联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招致败绩。"太上财政总长"的离去,昭示着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及改革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历史进程的开启。(本文来源于《兰州学刊》期刊2017年09期）
任智勇[3]（2012）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安格联》一文中研究指出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869一1932),是继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也译作李国泰)、赫德之后的第叁任总税务司。从权势角度,也许他是税务司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一位,因为他在辛亥革命期间趁机掌握了前任未能控制的清政府海关税款,并在民国时期被称为政府的"财政太上皇"。与前任的开创之功不同,他在税务司历史上的贡献也许在于背弃了自己的雇主——清政府,将税务司发展成为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期刊2012-04-21）
杨志强[4]（2007）在《安格联与中国近代海关（1911-1927）》一文中研究指出近代中国海关人物的研究是海关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和热点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厚前薄后的现象，大多集中于前两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特别是赫德的研究，而对之后的四任总税务司，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具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的第叁任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911-1927)的系统研究则较少，这与安格联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远不相称。因此，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拟就中国海关第叁任总税务司安格联为研究对象，以安格联的政治经历为考察线索，以安格联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为中心，围绕关税控制支配权、安格联与北京政府内外债的关系以及安格联被罢免等事件，探讨安格联与中国海关在动荡的清末至北京政府军阀统治时期的权力、角色和制度的发展演变，揭示北京政府落破的财政状况，及其财政上对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依赖，反映较不为人知的中国海关及其总税务司安格联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影响，希翼通过对安格联在中国的政治历程的梳理，以深化对安格联这一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和探讨，借以丰富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内容的了解，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引以为鉴。(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期刊2007-04-01）
李良[5]（2003）在《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被罢免事件之再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初年中国陷入分裂，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却由于列强的保护而保持完整，海关由此严重依赖列强的对华政策。五卅以后，特别是北伐开始以后，列强的对华政策发生变化，面对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它们都不愿在中国诉诸武力，海关因此失去其强势作法的基础。1926年下半年，南方政府率先宣布征收附加税，从而对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提出了挑战。列强对南方行动反应不一，但都不愿以武力支持海关。不过，南方政府不经过海关而是自行征收的办法虽使海关受到一定损害，但未对海关完整产生威胁，安格联勉强度过危机。北京政府为对付地方势力的截留而命令海关征收附加税的做法则使安格联陷入更大困境。安格联为避免与日本和各地方势力冲突，在面临南方威胁摧毁其辖区内海关的情况下，决心对抗北京政府的征税令。巨大的利益、张作霖的支持以及由于安格联的内债政策所导致的他与北京政府的紧张关系，终于促使北京政府下决心罢免权势过大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虽然由于列强的压力而使北京政府放弃由海关征收附加税的做法，但安格联的被罢免终成不能挽回的事实。安格联被罢免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局势的迅猛发展和在这一新形势下他所处的困难地位，安格联本人的判断失误和顽固性格进一步促成了他的最后命运。(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期刊2003-05-01）
单冠初[6]（2002）在《中国关税自主和安格联事件中的日本》一文中研究指出1927年初,随着国民政府把已在广州等地开征的内地税扩展至湖北地区,北京政府及孙传芳等地方势力,也在民族解放风暴的压力和巨额收入吸引下,先后宣布征收海关附加税。顾维钧内阁还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罢免了敢于抗命的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rancis Arthur Aglen),从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对于日本在这场纷争中的态度与作用,以往着述引用日方史料较少,评述也欠详尽。笔者根据《日本外交文书》所载史料作一概论。(本文来源于《史林》期刊2002年02期）
蔡渭洲[7]（1994）在《安格联——赫德的接班人》一文中研究指出安格联(F.A.Aglen,1869—1932),英国人,中国近代海关第叁任总税务司。他在前任赫德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半殖民地海关一整套人事、业务制度,进一步扩张总税务司的权力,特别是在攫夺税款收支保管权,把持“关余”,插手内债,操纵中国财政金融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称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本文来源于《中国海关》期刊1994年11期）
习五一[8]（1987）在《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与罢免安格联事件》一文中研究指出动荡的近代中国,时局复杂纷纭。二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风暴,更是骇浪滔天,奇峰突起。1927年初,正当北伐军在江南胜利进军之际,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在没有得到列强一致批准的情况下,径自下令征收华盛顿条约中所提出的海关附加税。其后不久,又以抗命为名,罢免了多年把持海关的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北洋政府的举动立(本文来源于《民国档案》期刊1987年01期）
安格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1911年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借助于海关对税款的控制以及用关余担保内债,营造了其个人权势地位的巅峰。在1925—1927年间中国南北政府与列强之间就开征二·五附加税展开博弈的过程中,安格联对中国人民日渐觉醒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逐渐高涨的现实视而不见,极力抵制协定关税体制的任何松动。安格联构建了多重平衡之策,使自己处于不可或缺之地位,并自以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打破这个密织的网络。然而,在中外关系格局面临巨变的大趋势中,安格联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招致败绩。"太上财政总长"的离去,昭示着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及改革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历史进程的开启。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安格联论文参考文献
[1].刘杰,李莎莎.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的整理与管理[J].暨南史学.2018
[2].张丽.安格联的平衡之策及其破产——北京政府罢免安格联事件之再探讨[J].兰州学刊.2017
[3].任智勇.辛亥革命前后的安格联[C].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2012
[4].杨志强.安格联与中国近代海关（1911-1927）[D].福建师范大学.2007
[5].李良.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被罢免事件之再探讨[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6].单冠初.中国关税自主和安格联事件中的日本[J].史林.2002
[7].蔡渭洲.安格联——赫德的接班人[J].中国海关.1994
[8].习五一.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与罢免安格联事件[J].民国档案.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