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红军长征苦难辉煌、艰苦卓绝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解决当时紧迫而又复杂问题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路上，巧妙自如地运用 “五大思维能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路上，尤其是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我们借鉴和增强红军长征路上的 “五大思维能力”，就能迎接挑战，战胜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五大思维能力”；典范；借鉴
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支撑，就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1］这要求我们“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2］（P286）（以下简称“五大思维能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历时1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艰苦卓绝的中央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五大思维能力”解决当时紧迫而又复杂问题的典范。今天，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路上,我们应该从苦难辉煌的红军长征中学习并善于运用这 “五大思维能力”，以更好地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一、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能力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战略思维就是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从政治上把方向，从全局上看问题，从长远上明得失，从根本上抓大事。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能力处理紧迫而又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北上抗日”大旗的高举、“北上”和“南下”的选择以及决断张国焘党籍是否开除三个方面上。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渐升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虽然自身生死难料、前途未卜，但始终没有放弃“北上抗日打东洋”的宣传，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针对1935年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扩大，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地把河北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致使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奔赴抗日前线联系在一起，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响亮地提出“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这样，红军的长征，就有了“北上抗日”新的动力。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共产党人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4］（P160）1935 年 11 月，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国民党面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高举抗日大旗，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人已经站到了民族道义的制高点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是“北上”，走向抗日前线，还是“南下”，深入不毛之地，又是一道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战略方向如何选择的问题。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了“突出重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重心，千方百计地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毅然决然地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突破了腊子口天险，到达吴起镇，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还在“南下”的泥潭中徘徊、失利。徐向前元帅晚年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5］（P476）
面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妄图以枪指挥党，阻止红军北上，在俄界会议上，有人痛恨张国焘的作为，建议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开除他的党籍容易，但他还统率着红四方面军几万人的军队，如果开了他，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为了进一步争取张国焘，中共中央只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传达到中央委员。张国焘率领队伍南下，公然对抗中央，成立所谓“中央”时，又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还是坚决不同意。彭德怀晚年回忆：“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
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6］（P205）
红军长征初期，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一直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是按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事先在地图上画好的路线，不顾敌情的变化，坚持实施原定行军计划，直接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北上”，还是充分考虑到敌情的变化，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作出相应的军事部署，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创新主张——“西进”，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共中央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创新主张，选择了 “西进”方向，避免了红军的厄运。
二、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思维能力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8］（P405）还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9］“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10］
在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体制、利益关系调整和沟通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改革政策制定体制，加强各政策制定部门的相互协调，做好执行过程的信息反馈工作。除此之外，也要在承认中央与地方利益区别的基础之上，寻找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之间的均衡点，协调政策之间的冲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他一生最满意的战役是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在这场由他直接指挥的运动战中，创造性地发挥历代兵家的谋略，运用高度机动、灵活多变的战法，经常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使敌人措手不及，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动向，又声东击西、诱而取之，当发现敌军弱点时，立即集中兵力，歼敌一部，在机动中创造新的战机，让3万红军巧妙地穿插迂回于几十万敌军重兵集团之间，打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从战略的被动中，牢牢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
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过：“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 ”［4］（P149）这种状况，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太平天国时期，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太平军将士在大渡河遭到清军的包围，全军覆灭。蒋介石叫嚣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让红军重演一次太平天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知道石达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贻误军机”。［4］（P149）石达开为了给他儿子出生庆贺，停留了三天，致使清军有机会集中兵力来对付他。等到石达开发觉自己的错误时已经晚了，最后终于被清军消灭。当年目睹了石达开失败的一个90岁老翁对陈云说：“太平军和石达开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知道对待少数民族——彝民应有的态度”。［11］（P114）有了前车之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不要重蹈他（注：石达开）的覆辙”，［4］（P149）指挥红军迅速地北移到四川境内，很快地进入彝族地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部落沽基家首领小叶丹义结金兰，歃血为盟，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在船只太少，渡河缓慢，追兵迫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另辟蹊径，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边而上，强行军120里，去抢夺上游的泸定桥，终于强渡了大渡河，使红军避免了重演当年太平军的悲剧。
第二，操作机制的设计相当周密细致，既考虑了各种可能情况，又充分地保证了农民与“粮食银行”的双赢，让两者都有高度的积极性。通过建立“粮食银行”，既能够为农民提供最低收购价格保障，又能够优质优价，还能够获利，不需要国家补贴。这样的“粮食银行”，利国、利民，值得关注与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首先是一种求异的思维和实践活动。 ”［2］（P287）创新思维就是敢于突破常规，敢于破除迷信，敢于探索实践，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奋起自强，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维。
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12］为什么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红军长征初期一系列危局中，“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13］（P338）深刻认识到博古、李德等人指挥作战，战术呆板，习惯于在地图上铅笔画线式的领导红军作战，撤离时又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行军，况且又听命于共产国际不了解实情的遥控指挥，就像毛泽东所说：“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吃了先生（注：共产国际）的亏。”［13］（P338）红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由熟悉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来指挥，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还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样才能成功。
用典修辞格主要是“琴声幽幽”一词。化用了“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琴怨，潇湘深夜月明时。”的典故之下空灵萧瑟之感满溢出纸张，更加强了此种悲伤的感觉。
1、完善线路另一侧的断路器，给线路配置一套光纤差动保护。光纤差动保护由于其保护原理与过度电阻无关，且动作速度快，可以有效快速切除高阻接地情况下的故障；
军事作战中的辩证思维：不去走敌人以为我要走的路，偏偏要走敌人以为我不敢走的路。长征开始时，敌人根据情报判断中央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于是在沿途埋伏重兵，企图进行围歼，可我红军将士偏偏不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转兵西进，攻打敌人薄弱的贵州地区。在敌人看来，红军由于补给问题，过不了茫茫草地，可我红军将士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千方百计克服饥饿等重重困难，偏偏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草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红军就是用这种“走”和“打”的办法，“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16］（P491）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三、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思维能力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 ”［2］（P287）要求做到既坚持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同时，要有一双巧手，剥开层层表象，千方百计寻找其中的规律；还要有一双慧眼，既看到其中的机遇，又看到面临的困难。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思维能力处理紧迫而又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生活、军事作战和宣传鼓动三个方面上。
政治生活中的辩证思维：抓住紧迫问题，解决主要矛盾。遵义会议能够开成功，主要是因为在大敌当前情况下，毛泽东抓住了十分迫切的军事领导指挥上的错误问题来解决，对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1972年周恩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很多人暂时会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周恩来感叹道：“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 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14］（P562）张闻天也曾在笔记中写道：“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这是作了原则上的让步。张闻天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15］（P221）
除此之外，还要有历史敬畏感，尊重历史。前一段时间，某网络对红军一天强行军120里飞夺泸定桥的史实进行肆意的歪曲，甚至拿什么运动员的极限做可笑的佐证。习近平总书记严正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10］历史是不可能复制的。同样，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经历是不可能复制的。我们要与丑化红军历史、篡改长征历史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10］
宣传鼓动中的辩证思维：多与少的辩证统一。中央红军翻越岷山，马上要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的时候，有人抱怨红军人数太少，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及时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鼓励大家，他说“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大家用不着悲观。”［17］（P282）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出发前的8万多人，只剩下7千多个“皮包骨”，当时有人也流露出悲观情绪，毛泽东说：“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虽然个个破衣烂衫的，但经过长征锤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可以一当十。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 ”［18］（P139）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思维能力处理紧迫而又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科学的认识，从历史规律中把握发展趋势，尊重历史事实，增强历史敬畏感。
四、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创新思维能力的成功典范。
山东还首次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将“农民”作为一项职业纳入职称评定范围，职业农民参加职称评审不受学历、所学专业等限制，重点考查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建立乡土人才技能等级评价制度和乡土人才以赛代评机制，每三年举办一次乡土人才传统技艺技能大赛，对前十名授予“山东省乡村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创新思维能力处理紧迫而又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战略方向的选择、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四渡赤水出奇兵三个方面。
除此之外，还有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巧妙运用地方实力派军阀与蒋介石集团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的协议，在中央红军长征转移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红军长征中“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战略主动”。［7］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没有像以往那样“纲领由先生（注：共产国际）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13］（P338）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召开的。在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取消了“三人团”，撤消了博古负总责的权力，撤消了李德军事指挥权，独立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层，结束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用党内民主的办法，平稳地解决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问题。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后来由衷赞叹说：“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5］（P221）从此以后，红军在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3］（P339）
桂林渔鼓，又称渔鼓道情，是一种说唱曲艺，是湖南渔鼓在民国初期传入桂林后发展起来的。民国初年，湖南的渔鼓艺人南迁桂林定居生活，同时也带来了渔鼓文化。此后，无论是在桂林的城市中心、郊野乡村或是民族村寨，都有荡漾的点点鼓声。桂林渔鼓汲取了湖北道情、祁阳渔鼓的音乐元素精粹，形成了具有桂北特色的曲艺风格。桂林渔鼓用桂林方言演唱，它是以四句为一组的单曲体、征调式；唱词以七字为一句，总句数为双句，唱时是以四句为一组，来回重复，直至结束；桂林渔鼓作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民间曲艺的结晶，印证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与骆越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碰撞和交融的历史。
当前，从沿黄景区所在县城到沿黄景点的交通问题仍是困扰众多景区发展的瓶颈。交通建设，首当其冲的是全面升级沿黄地区的二三四级公路、增发县城到景区的客运班车或建设快速路，与沿黄公路相结合，满足自驾游客和散客出行需求。
除此以外，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还把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这为红军发展迎来了新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9］（P150）
五、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底线思维能力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2］（P288）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底线思维能力处理紧迫而又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保存有生力量取得胜利为最低目标和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民族宗教政策上。
面对敌军不断地压缩中央苏区空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被迫转移，走上漫漫远征路。在后有追兵前有围截，时刻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极端环境里，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本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在战斗中尽可能减少伤亡。1935年3月10日，在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能“啃硬”的意见一时不被大家接受，但他为了减少红军不必要的伤亡，“回去以后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注：周恩来）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 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20］（P242）第二天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摆事实说敌情，终于说服了大家，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又一次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本组试验选取的数据为排水管壁试样直径d=100 mm、水力梯度相同的条件下，不同土体的稳定梯度比Gr值进行对比(如图6所示)。图6显示：在试样面积、水力梯度一致的条件下，与残积砾质黏性土相比，残积砂质黏性土的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21%～30%，残积粉质黏性土的稳定梯度比Gr值增长了60%～69%，稳定梯度比Gr值随着黏性土中黏粒含量的增加而增大，且增大幅度较其他两种影响因素大。
长征开始时，总政治部就专门发布训令“坚决的与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21］（P112）要求每一个红军将士严格执行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群众利益，不侵占民宅，不违犯禁令，不强买；同时专门成立纪律检查队，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有违反纪律的部队责令进行整顿，严厉处罚破坏纪律的行为。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总政治部又发布训令，要求红军将士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绝对禁止对少数民族进行骚扰，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长征途中，红军将士无论是缺医少粮，还是风餐露宿，始终严守纪律、秋毫不犯。经过藏族地区时，一些红军战士被不明真相的藏民用弩箭刺伤了，红军坚决不向他们开枪；经过回族地界时，遵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不用回族群众的锅灶做饭。红军长征途径地区有半数以上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但漫漫长征路，红军将士模范执行纪律的行为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少数民族的真心拥护，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团结之歌，彻底打破了敌人利用民族矛盾和地方宗教势力消灭红军的阴谋。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8］（P202）
除此之外，面对张国焘惧怕敌人，始终不肯放弃坚持“南下”主张，对中央决定阳奉阴违，中共中央在对张国焘进行原则斗争的同时，为了避免刚刚会师的红一、四方面军分裂，从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在对张国焘提出的人事安排上适当作些让步，先后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张闻天提出让出他的位置给张国焘，但毛泽东把握底线思维，坚决不同意，毛泽东说：“他（注：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22］（P79）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坚持“南下”的一系列动作，给中共中央带来不少麻烦，给红四方面军带来许多本可以避免的灾难。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底线做法是多么的有预见性。
需要说明一点，红军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解决当时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地、逐个地使用，而是在整体性视野中综合地运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五大思维能力”的表现。
新时代的长征正在路上。回顾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历史，再看我们党当前肩负的艰巨历史任务，尤其是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我们要借鉴红军长征路上运用 “五大思维能力”的经验，就能战胜困难和挑战，取得新的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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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March:A Successful Model of Five Thinking Ability Practice of CPC
JIN Wen-bin
（School of Marxism,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246133）
Abstract：The arduous but brilliant history of Long March is conceived as a history in which the CPC members settle the complicated and urgent problems with the five thinking,i.e.strategic thinking,historic thinking,dialectical thinking,innovative thinking and bottom-line thinking.The CPC has achieved series of victories through the adroit use of Five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Long March.In the long march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in the trade war between US and China in particular,we should stand up to all challenges and striv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guideline of Five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Long March;CPC;Five Thinking Ability;model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 ／j．issn．1674－8107．2019．03．005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3-0031-06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整体性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研究”（项目编号：14BKS109)；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红色文化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全过程研究”(项目编号：19JDSZK053)。
作者简介：金文斌（1971-），男,安徽安庆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红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石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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