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调查济南市3个区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困扰状况；研究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关系。方法：采用凯勒斯心理困扰量表、Connor-Davidson 弹性量表简化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一般资料问卷对676名围绝经期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41.3%的围绝经期女性报告了中重度的心理困扰；心理困扰女性在无日常锻炼、患有慢性病、初潮年龄(≥16岁)与月经量减少上所占比例高于无心理困扰女性(χ2=25.65,χ2=15.12,χ2=7.75,χ2=17.06,P均<0.05)；心理弹性(OR=0.965，P<0.05)、社会支持高(OR=0.924，P<0.05)的围绝经期女性发生心理困扰危险性越低，是其保护性因素。结论：围绝经期女性存在较高的心理困扰水平，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是其心理困扰发生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心理困扰；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围绝经期
围绝经期是女性自然衰老过程中必经的一个时期，是指从临近绝经时出现有关的生物学、内分泌学及临床特征起，至绝经后1年[1]。女性在围绝经期这一过程中，由于卵巢功能逐渐退化，雌孕激素水平不断降低，易出现潮热、夜汗等生理症状，同时还会伴发多种心理症状，其中以焦虑与抑郁为主的心理困扰最为常见[2]。心理困扰可存在于整个围绝经期过程，其发生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外文献报告为8.0%～47.0%[3-6]，国内文献为9.2%～46.1%[7-9]。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出现带来了多种不良结局，更有甚者出现自杀行为，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及女性健康[10-11]。另外，依据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12]，围绝经期阶段(40～60岁)的女性约占总人口的14.88%，相比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约占总人口的11.60%)[13]增长了3.27个百分点，这使得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值得社会关注。
由于反应堆压力容器存在超大的模型规模、壳体之间存在多个法兰对接触、大量螺栓预紧力模拟等特征，常规有限元分析软件在现有硬件条件下进行反应堆压力容器密封分析时对反应堆压力容器进行假设和简化。我们开发自主有限元软件，尽可能对反应堆压力容器进行整体建模，在进行不同工况下压力容器的应力和变形分析时考虑接触和螺栓预紧等关键问题。
研究已证实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多集中于生物学因素(如雌激素等)的探讨[14-15]。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社会因素在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关于心理弹性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研究尚不多见。心理弹性作为积极心理学范畴的研究热点，指个体面对逆境、创伤、灾难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或挑战时能成功应对并获得良好发展的能力[16]。心理弹性被认为是降低心理障碍和躯体疾病发生的潜在保护因子。低心理弹性与抑郁症状、重度绝经期症状呈显著正相关[17]。而国内仅有一篇类似研究证实中年女性的复原力(心理弹性另一表述)与心理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18]，但尚未发现心理弹性在国内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中的应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心理弹性是否同样对围绝经期心理困扰有着积极影响?尚需证实。另外，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利用的外部资源，与女性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19-20]。但与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影响，为降低围绝经期女性心理问题的发生提供新思路。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济南市历下区、天桥区和槐荫区选取围绝经期女性850名，纳入标准：(1)年龄40～60岁；(2)子宫完整，至少有1次月经或近一年内无月经；(3)能独立或通过研究者帮助完成问卷填写；(4)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排除标准：(1)卵巢早衰患者、患重大疾病者如癌症等、现妊娠及哺乳者；(2)3个月内曾服用激素及抗精神障碍的药物者。本次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8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回收676份，有效回收率为79.53%。
1.2方法
1.2.1一般人口学信息由研究者查阅有关文献及书籍自行设计，共包括两部分内容：(1)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2)月经相关情况：初潮年龄、月经周期、月经量情况及绝经分期。
2.2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得分情况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得分范围为10～40分，平均(20.44±5.78)分，依据K10≥22分的划分标准，发现有297名(41.3%)的围绝经期女性报告了中重度的心理困扰。心理弹性的得分范围0～40分，平均(25.05±7.32)分；社会支持的得分范围23～84分，平均(59.05±12.07)分。
1.2.3弹性量表简化版(the 10-item Connor and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10) 由Connor和Davisdon共同编制[26]，包含25个条目的自评问卷，用于评估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后经campbell-Sills和Stenin[27]进一步分析，提取了10个条目，构成了CD-RISC的单维度量表。10条目的CD-RISC中文版是由王丽等[28]翻译修订。该量表采用0～4级计分，心理弹性总得分为每个条目分相加(得分范围为0～40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0.90。
2.3围绝经期女性的一般人口学信息、月经情况与心理困扰关系χ2检验结果显示，日常运动情况、患有慢性病情况、初潮年龄、近6个月的月经量情况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显著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心理困扰组(K10≥22分)，无日常锻炼、患有慢性病、初潮年龄≥16岁、经量减少的女性所占比例高于无心理困扰组(K10<22分)。而两组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情况、家庭月收入、居住地、吸烟、饮酒及饮食偏好、近6个月的月经周期与绝经分期上所占比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步骤3 根据式(11)～式(13)计算各栖息地的在种群P中随机选择两个比赛栖息地Hα和Hβ，再随机抽取总规模的10%作为子种群S。如果Hα，Hβ中有一个不被子种群S中任何栖息地支配，而另一个被支配，则非支配栖息地获胜，并定义为H0；如果Hα，Hβ都不被支配或都被支配，则比较两者的和更优HSI个数多的栖息地获胜，定义为H0。将栖息地H0加入原本为空集的种群P0，重复上述操作，直到种群P0的规模和种群P的规模相同。用种群P0替换种群P。
2.1一般人口学信息与月经相关情况 共调查围绝经期女性676名。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为40～60岁，平均(50.37±5.82)岁；婚姻状况多为已婚(92.9%)；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以及中专学历为主(35.8%)；职业多以农民及离退休为主(46.1%)。家庭月收入以1 000～3 000元居多(41.4%)；以城镇(75.7%)居民居多；有238名(35.2%)女性报告了患有慢性疾病；大多数女性不吸烟653名(96.6%)及不饮酒619名(91.7%)；有294名(39.1%)女性以其他饮食偏好居多；近三分之一(29.6%)的女性每周运动达到3次及以上。围绝经期女性的初潮年龄在13～16岁居多，占47.0%；其中有298名(44.1%)女性近6个月已闭经以及无月经量；有254名(37.6%)女性处于绝经过渡早期，有124名(18.3%)女性处于绝经过渡晚期，298名(44.1%)女性处于绝经后1年。
1.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7.0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围绝经期女性的人口学信息与月经相关情况；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资料在围绝经心理困扰上的差异；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
2结果
1.2.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采用姜乾金[29]修订的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三个维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总量表的Cronbach's α=0.94，三个分维度中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支持的Cronbach's α=0.88、0.87、0.85。
1.2.2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10)量表由Kessler等编制而成，内容为过去四周经历焦虑与压力水平等非特异性的心理健康相关症状的频率以及心理困扰程度[21-22]。共10个条目，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困扰程度越严重。本研究将K10总分值≥22分认为存在中重度心理困扰[23-24]。该量表已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本研究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8。
目前国内外对PUE指标还没有统一的分级标准，国内电网企业在运行的数据中心PUE值基本在2～3之间[8]，国内较为节能新建数据中心一般在1.6～1.8，而国外最先进的绿色数据中心PUE值甚至在1.2以下，但采用了多种极端的节能手段，在国内电网企业中未必适合。通过能效测量、计算与统计，可有效地衡量电网企业数据中心的能源成本，指导数据中心的能效管理，优化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根据目前国内数据中心的一般情况，若统计出PUE值大于2.0，则属于偏高水平，有较大的优化空间[9]，从而可使用多种方法改进数据中心的能效水平，如：
经量增多vs经量正常；经量减少vs经量正常。
表1围绝经期女性的一般人口学信息、月经情况与心理困扰的关系/n=676
变量K10<22n %K10≥22n %χ2P年龄/岁5.580.13 40～447017.64616.5 45～4910325.97928.3 50～5410325.98931.9 55～6012130.56523.3受教育程度1.000.61 初中及以下13333.510136.2 高中及中专14135.510136.2 大专及以上12331.07727.6婚姻状况1.620.20 已婚37394.025591.4 未婚及其他246.0248.6职业情况7.380.12 工人6716.95319.0 农民7919.97627.2 行政工作者379.3259.0 知识分子4010.1217.5 服务行业7919.94215.1 退休9523.96222.2家庭月收入/元5.250.16 <1 0008822.26121.9 1 000～2 99915438.812645.2 3 000～4 9999223.26322.6 ≥5 000635.92910.4居住地0.060.81 城镇30276.121075.3 农村9523.96924.7患有慢性病情况15.12<0.001 无28170.815756.3 有11629.212243.7吸烟情况0.050.83 不吸烟38358.727041.3 吸烟1460.9939.1
续表1围绝经期女性的一般人口学信息、月经情况与心理困扰的关系/n=676
变量K10<22n %K10≥22n %χ2P饮酒情况0.070.79 不饮酒36559.025441.0 饮酒3257.12442.9饮食偏好2.060.725 甜食12559.88440.2 高盐4354.43645.6 高脂1961.31338.7 辛辣4953.24346.7 其他15960.210539.8日常运动情况25.65<0.001 不运动9523.99835.1 1～2次/月6915.16924.7 1～2次/周9022.75519.7 ≥3次/周16341.15720.4初潮年龄7.750.02 <13岁12130.58630.8 13～16岁20150.611741.9 ≥16岁7518.97627.2近6个月月经量情况17.06<0.001 无经量18546.611340.5 经量正常12331.06724.0 经量减少6716.98430.1 经量增多226.3155.4近6个月月经周期7.990.05 已闭经18546.611340.5 周期正常10626.77426.5 周期缩短4210.65017.9 周期延长6416.14215.1绝经分期3.990.14 绝经过渡早期14837.310638.0 绝经过渡晚期6417.16021.5 绝经后1年18546.611340.5
≥3次/周vs不运动；初潮年龄<13岁vs初潮年龄13～16岁；初潮年龄<13岁vs初潮年龄≥16岁；
表2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BS.E χ2dfPOR95%CI上限 下限患有慢性病情况 无1.000 有0.3910.2143.35310.0671.4790.9732.249日常锻炼情况 不运动1.000 1～2次/月0.3180.2791.30210.2541.3750.7962.375 1～2次/周-0.0820.2800.08610.7690.9210.5331.594 ≥3次/周-0.5180.2813.38910.0660.5960.3431.034初潮年龄 <13岁1.000 13～16岁0.3290.2401.87810.1711.3890.8682.222 ≥16岁1.0010.27912.8771<0.0012.7211.5754.702现有月经情况 经量正常1.000 经量减少0.6840.2696.47910.0111.9821.1703.356 经量增多0.8120.2589.87910.0022.2521.3573.736 无经量0.3000.4420.46010.4981.3500.5673.211心理弹性总分-0.0360.0165.09410.0240.9650.9350.995社会支持总分-0.0180.0103.66410.0470.9240.8550.999
注： B=回归系数，SE=标准误，df=自由度，CI=置信区间，其中日常运动1～2次/月vs 不运动；1～2次/周vs不运动；
2.4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围绝经期心理困扰作为因变量(0=无心理困扰，1=有心理困扰)，以卡方检验中所有P<0.05的变量与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纳入到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卡方检验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有无慢性病情况、运动情况、初潮年龄、近6个月的月经量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OR=0.965，P<0.05)、社会支持高(OR=0.924，P<0.05)的围绝经期女性发生心理困扰危险性越低，是其保护性因素。见表2。
当先导阀口未开启时，阻尼孔R1与R2中无油液流动，主阀芯上下两腔压力相等，主阀芯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保持关闭。当系统压力增大至使先导阀口开启时，压力油经R1和先导阀口流回油箱。因阻尼孔R1、R2的作用，主阀芯上腔的压力p2小于主阀芯下腔的压力p0，由压差(p0-p2)形成的液压力克服主阀弹簧力使主阀芯向上移动，主阀口开启，实现溢流作用。
3讨论
3.1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情况本研究以K10≥22分作为截断值判定存在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结果发现，41.3%的围绝经期女性存在中重度心理困扰，略高于以往的研究结果。全美女性健康调查发现，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3.0%[30]。Lu等[31]与Wang等[32]的研究报告了45～60岁中国台湾女性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31.2%、38.7%。国内万爱华等[7]报道青岛市35～59岁的中年女性焦虑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3.7%、18.7%，李燕等[33]报道广州市社区女性(40～45岁)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8.04%。造成差异可能的原因是：(1)地理环境、种族的不同；(2)采用测评工具的不同，以往调查多采用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与焦虑抑郁自评量表，而本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次采用K10量表来测量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困扰状况；(3)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不同，包括了40～45岁、45～60岁、40～60岁等各种年龄跨度。围绝经期的持续期存在个体差异，不同的年龄跨度也可能是造成心理困扰现患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但是这些研究都提示围绝经期女性发生心理困扰的高危险性，应引起重视。
目标考核与评价是目标管理的重要一环，核心内容包括目标完成情况、数量、质量和时限等。韩建峰告诉记者，目前目标考核将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相结合，形成了日常考核和年终考核。
3.2一般人口学信息、月经情况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关系结果显示，日常运动情况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有关。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32,34]。有规律运动女性相对于无运动者而言，焦虑抑郁发生率明显降低。这可能是与运动能够改善机体的神经内分泌功能，显著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内源性雌孕激素水平，进而有效地缓解围绝经期低雌激素状态引发的症状有关[35]。患有慢性病的女性相对于未患有慢性病者而言更易出现心理困扰，可能是与患病需要进行长期医药治疗过程，给个人、家庭都带来巨大的心理与经济负担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患病本身对围绝经期女性而言是一种强烈应激，易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研究发现，初潮年龄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有关。该研究结果是与Jung等[36]关于绝经后期女性的研究类似，随着初潮年龄的增长，其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亦随之增加。但与Harlow等[37]关于绝经前期女性研究存在差异，该研究发现抑郁的危险显著增加于初潮年龄的降低。由于受试对象所处的绝经分期的不同，初潮年龄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月经量情况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有关，说明现有的月经量是围绝经期女性发生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3.3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对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影响结果显示，心理弹性是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的一重要保护因素。女性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发生心理困扰的危险性越低。该结果与Rosenberg等[38]对西雅图癌症患儿父母心理困扰的研究结果类似，即癌症患儿父母的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其发生困扰的危险性越高。Pérez-López等[39]针对绝经后期女性的研究也指出心理弹性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高心理弹性个体，患抑郁情绪的危险越低。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人生困境或压力性事件时能迅速恢复并获得良好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遗传、神经、生化、社会、经济、学习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0]。而围绝经期是女性需经历的一段长期的过程，可能会伴发一些情绪问题或支持系统的缺失。高心理弹性的围绝经期女性能更好的来应对压力，从而维持了身心健康。但目前国内尚未见心理弹性在围绝经期女性心理困扰中类似的文献报道，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证实了心理弹性与围绝经期心理困扰关系，这也为今后国内研究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新的思路和方向。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是围绝经期心理困扰的另一重要保护因素，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丰富，出现心理困扰的危险性就越低。一项全美女性健康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情绪的显著预测因素，拥有低社会支持的女性更易患有抑郁症状[30]。国内郎素花等[41]的调查也指出家庭或社会给予围绝经期女性的支持与帮助可以有效地降低围绝经期症状与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这些研究都进一步提示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围绝经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围绝经期女性对社会支持的领悟和(或)利用程度越高，则更不易发生心理困扰问题。因此，指导围绝经期女性合理利用社会支持是促进女性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Utian WH. Menopause-related definitions[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Series. Elsevier, 2004: 133-138.
[2] Becker D, Lomranz J, Pines A, et 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round menopause[J]. Psychosomatics, 2001, 42(3): 252-257.
[3] Avis NE, Brambilla D, McKinlay SM, et al.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nopause and depression Results from the Massachusetts women's health study[J]. Annals of Epidemiology, 1994, 4(3): 214-220.
[4] Freeman EW, Sammel MD, Lin H, et al. Symptoms in the menopausal transition: hormone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J]. Obstetrics & Gynecology, 2008, 111(1): 127-136.
[5] Cohen LS, Soares CN, Vitonis AF, et al. Risk for new onset of depression during the menopausal transition: the Harvard study of moods and cycle[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6, 63(4): 385-390.
[6] Maartens LW, Leusink GL, Knottnerus JA, et al. Climacteric complaints in the community[J]. Family practice, 2001, 18(2): 189-194.
[7] 张文浩，刘志琛，张宏晨，等. 社区围绝经期妇女焦虑、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研究, 2017, 31(12): 1492-1494.
[8] 董胜莲，李丹，陈长香，等. 22 省 (市) 女性更年期抑郁现状调查[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0 (5): 347-348.
[9] 高兵，郭锦城，吴凡，等. 农村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及心理保健策略干预[J].中国妇幼保健,2018,33(20):4678-4682.
[10] Li Y, Yu Q, Ma L,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during menopausal transition and postmenopause in Beijing city[J]. Maturitas, 2008, 61(3): 238-242.
[11] 于丽，徐凡，黄龄飞.围绝经期抑郁症诊治研究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36(24): 6325-6327.
[1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材料[EB/OL].2010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1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材料[EB/OL].2000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 pucha/pucha.htm.
[14] Schmidt PJ, Rubinow DR. Sex hormones and mood in the perimenopause[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179(1): 70-85.
[15] Freeman EW, Sammel MD, Liu L, et al. Hormones and menopausal status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in women in transition to menopause[J]. Arch Gen Psychiatry, 2004, 61(1): 62-70.
[16]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road to resilienc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17] Coronado PJ, Oliva A, Fasero M, et al. Resili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in urban, mid-aged Spanish women[J]. Climacteric, 2015, 18(6): 867-872.
[18] 廖明英. 中年女性的复原力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101-105.
[19] Bresnahan MJ, Murray-Johnson L. The healing web[J].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2002, 23(4): 398-407.
[20] Noghabi AD, Binabaj NB, Talasaz FH. The effect of menopausal instruction for husbands 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y perimenopausal women[J]. J Iran Inst Health Sci Res, 2009, 8:343-8.
[21] 周成超，楚洁，王婷，等. 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 Kessler10 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评价[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627-629.
[22] Andrews G, Slade T. Interpreting scores on 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K10)[J].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1, 25(6): 494-497.
[23] Baillie AJ. Predictive gender and education bias in Kessler'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K10)[J].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5, 40(9): 743-748.
[24] Taylor MR, Agho KE, Stevens GJ,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a disease epidemic: data from Australia's first outbreak of equine influenza[J]. BMC public health, 2008, 8(1): 1.
[25] 丁燕，徐凌忠，王兴洲，等. Kessler10 量表在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中的评价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9): 632-633.
[26] Connor KM, Davidson JRT.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J]. Depress Anxiety, 2003,18: 76-82.
[27] Campbell-Sills L, Stein MB. Psychometric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Validation of a 10-item measure of resilience[J]. J Trauma Stress, 2007, 20: 1019-28.
[28] Wang L, Shi Z, Zhang Y,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n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J].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2010, 64(5): 499-504.
[29] 姜乾金．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心理卫生评定手册(增订)[M].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31-133.
[30] Bromberger JT, Matthews KA, Schott LL,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the menopausal transition: the Study of Women's Health across the Nation (SWA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7, 103(1): 267-272.
[31] Rocca WA, Shuster LT, Grossardt BR, et al. Long-term effects of bilateral oophorectomy on brain aging: unanswered questions from the Mayo Clinic Cohort Study of Oophorectomy and Aging[J]. Womens Health, 2009, 5(1): 39-48.
[32] Wang HL, Booth-LaForce C, Tang SM,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aiwanese women during the peri-and post-menopause years: Associations with demographic,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s[J]. Maturitas, 2013, 75(4): 355-360.
[33] 李燕，刘建安，李林芬，等.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3,24(6):814-816.
[34] 李梅，孙红兵. 体育运动对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焦虑情绪及改良 Kupperman 评分的影响[J]. 社区医学杂志, 2010, 8(7): 28-29.
[35] 金海涛，刘秀荣，巩丽梅，等. 健身锻炼对绝经期妇女身心症状, 生物学指标和雌激素水平的影响[J]. 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32): 194-196.
[36] Jung SJ, Shin A, Kang D. Menarche age, menopause age and other reproductive factors in association with post-menopausal onset depression: Results from Health Examinees Study (HEXA)[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5, 187: 127-135.
[37] Harlow BL, Cohen LS, Otto MW, et al. Early life menstr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egnancy experiences among women with and without major depression: the Harvard study of moods and cycles[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4, 79(1): 167-176.
[38] Rosenberg AR, Wolfe J, Bradford MC, et al. Resilience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ancer[J]. Pediatric blood & cancer, 2014, 61(3): 552-557.
[39] Pérez-López FR, Pérez-Roncero G, Fernández-Iarrea J, et al. Resilience, depressed mood, and menopausal symptom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Menopause, 2014, 21(2): 159-164.
[40] Waite PJ, Richardson GE. Determining the efficacy of resiliency training in the work site[J]. Journal of Allied Health, 2004, 33(3): 178-183.
[41] 郎素花，陈长香，李建民，等. 家庭及社会支持与更年期妇女身心状况关系的调查分析[J].护理研究, 2009, 23(11): 3016.
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logicaldistressandpositivepsychosocialsourcesinPerimenopausalWomen
LIUChun-qin1,LIUXiao-hua2,LIPing3
(1.SchoolofNursing,GannanMedicalUniversity,Ganzhou,Jiangxi 341000; 2.TheAffiliatedShandongProvincialHospitalofShandongUniversity; 3.SchoolofNursing,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12)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perimenopausal women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Methods: 676 perimenopausal women were measured by 10-item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 (K10), 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nd provided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Results: 41.3% of the perimenopausal women reported som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hi-squares found that more perimenopausal women in the distress group experienced no exercise, chronic diseases, menarche age(aged ≥16) and decreasing menstruation than those in the non-distress group (χ2=25.65, χ2=15.12, χ2=7.75 and χ2=17.06, all P<0.0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associated with a low likelihood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y were the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s (OR=0.965,OR=0.924, all P<0.05).Conclusion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as highly prevalent in perimenopausal wom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important protective predictors f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the perimenopaus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Perimenopause
中图分类号：R71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79(2019)01-0062-07
*作者简介： 刘春琴，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与健康。Email: 953051208@qq.com
DOI:10.3969/j.issn.1001-5779.2019.01.017
(收稿日期：2018-05-09)
(责任编辑：敖慧斌)
标签：绝经期论文; 心理论文; 困扰论文; 女性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赣南医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赣南医学院护理学院论文;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论文; 山东大学护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