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负责任创新”理论是西方针对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面临伦理道德困境所给出的解决方案，这对创新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该理论存在很大局限。本文以科技哲学角度反思该体系，揭示出当代创新活动与伦理道德的内在逻辑和矛盾根源，并结合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战略，为突破当前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负责任创新”；科技哲学；责任伦理；自主创新
西方“负责任创新和研究”理论（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简称RRI）将责任伦理引入技术创新的学术体系之中，聚焦道德和问责制，积极评价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和决策的作用，重视技术同价值的互动关系。该理论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被写入欧盟“地平线2020”战略之中。但细究其理论内核，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负载价值等元理论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理论框架中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等环节在现实中可能也很难落实，或者面临着重重阻碍。目前国内学界研究成果多以推介和应用为主，很少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战略来论述该体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对于RRI模型全面客观地予以评估成为当前科技哲学领域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空白组大鼠踝关节表面光滑，滑膜细胞无增生，周围未见炎症细胞浸润。模型组大鼠关节间隙变窄，关节软骨退变，局部可见骨质破坏，滑膜表面粗糙，滑膜细胞增生、层次紊乱，滑膜及周围软组织可见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浸润为主，可见丰富的血管翳形成，纤维母细胞和脂肪细胞增生活跃。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关节软骨退变、骨破坏及滑膜细胞增生明显减轻，血管翳形成较少，炎症细胞数量减少，仅见少量纤维母细胞及脂肪细胞增生，详见图2。
抗菌药说明书药理毒理学不符合抗菌药说明书撰写技术指导原则的主要表现为：药效学小项（包括电生理学）缺失；抗菌谱没有严格按照该指导原则规范的描述；敏感性试验方法和折点资料缺失；耐药机制资料缺失。
一、负责任：创新时代的应然反思
现代科技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和居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结果是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1]432，带来种种伦理难题，成为人类必须解决的严峻而紧迫的新时代课题。
（一）时代追问：创新与伦理的冲突审视
马克思曾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79伦理是维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缺少这种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创新与伦理的冲突正是在破坏这种规范，“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得越不可预测”[3]，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失衡。
大致来说，对待创新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有三种态度：一是保守立场，即拒绝创新导致道德问题，放弃其可能的利益，保持最初的规范框架；二是保持谨慎，即尝试修改创新的性质，以便能够收获预期利益，而不造成道德问题；三是积极乐观，即修改规范框架，使新技术能够被接受，而不会导致规范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冲突。所以，RRI在面对这三种态度之间的选择和产生具体后果的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进入互联网时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在急剧增长。技术进步改变了社会传统的文化习惯、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体和个体的归属以及自我的概念，同时也质疑传统的道德规范。有关各种技术发展、创新计划或技术淘汰的决策往往对这一进程具有深远影响。它们可以影响经济发展或职业竞争，改变生产资料的流动方向，影响能源供应和长期安全，挑战价值体系甚至影响人的本性。工具理性使主体间性在创新过程中产生了分离与对立，“人类不仅已经完全控制了自然，而且也把自己从它的有机的栖息地彻底地分离开来了”[4]。简而言之，现代创新实践以其强大的能量改造社会，也使人类社会陷入两难境地。
（二）时代向度：创新与伦理的互动张力
道德规范的价值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特别是因为社会和管理学者发现了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而就社会而言，其本身就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构成，也包含了诸多的子系统，科技和伦理都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存在。科技与伦理的进步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伦理建设的加强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科技和伦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意义最终都趋向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科技在客观上具有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作用，并包含伦理的意义；伦理也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表现出对知识追求的崇高热情。通过在科技与伦理之间牵制，来克服科技发展的负效应，促使两者协调发展。要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发展目标，做到享用科技之“真”与利益之“善”。
因此，创新与伦理是辩证统一的。矛盾双方不仅以各自的发展而为对方提供发展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也因自身发展的要求向对方的发展提出要求，表现出与对方发展的依赖性。在其互动中，两者以一定的结构相互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整体性。而在互动张力的形成中，以动态的形式表现出自发性，并协同发展，最终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时代回应：创新与伦理的理论探索
科学的目标在于探索真理，定位于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而技术是为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其实，任何价值目标对实践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引导，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实质上都是人的作用，是通过技术作用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作用。以什么方式和方法应用这种技术？应用到什么程度？还应当配合应用什么相关技术？这一切都是人的选择。”[9]275只有事实与价值相互结合，才能更进一步地把握科学的规律，实现科学规律为人所掌握、为人所运用，并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所服务。
用SPSS Statistics 19.0进行试验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分析（Duncan法，多因素方差分析，p＜0.05）。
乔纳斯认为，人类正处于一种新的伦理运动中，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对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5]人类现在面临着道德鸿沟，这是由于责任主体之间存在鸿沟，但传统伦理学对个人道德责任的承担能力等问题也没有提供明确的解答。因为自然现在是人类责任的一个重要焦点，并且由于个体所采取的许多行动对自然具有不可逆转的影响，责任的概念传播到人际关系之外，因此应该将其纳入长期影响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伦理和道德在创新和进步中，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不被希望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它如何预防性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在广大受众对技术的使用效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理性地应对，需要对社会风险和机会管理进行前瞻性分析。
3.我国企业整顿改变的魄力不足。在企业核心能力培育这一动态过程中，企业自身已经拥有的能力和外界瞬息万变的环境也在进行着不断的磨合，这种磨合类似自然选择，实际上融合了企业自身的能动性。而就目前我国企业的现状来看，这种随外界环境而进行突破改变的魄力显然不足。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畏惧失败，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失败承受能力弱，单方面追求成功率，反而困住了创新的步伐。失败的经验使企业害怕改变，而成功的经验又使企业固守自大，这些都源于对自身和环境的分析不足、认识不清，从而导致整顿改变的魄力不足，阻碍了核心能力的培育。
二、价值论：创新责任的思想障碍
科技的价值属性是科技哲学领域的元理论问题。技术工具论者认为技术本身不负载价值，“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无所谓善恶。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选出什么，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下”[7]142。而社会建构论者则截然相反。在这个问题上，“负责任创新”理论很自然地站到了技术价值论这一边，却没有深入分析，给出理由。
（一）科技伦理体现事实与价值的沟通
当论及创新的伦理本质时，“事实”与“价值”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近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科技与伦理分离，休谟到康德都表明这种态度。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的这种文化架构中，科学是与价值无涉的纯粹事实性的客观实在，似乎科学命题的唯一意义就是其经验实证性，只要能够为经验证实就是有意义的，否则便是无意义的。[8]42-43这要求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必须关注是非问题。
从一开始，RRI就一直期望通过增加道德反思来为研究、开发和应用做出贡献，分析与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不同的观点，综合考量新的知识、伦理和创新，并将所有这些要素转化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建议。RRI汲取了过去几十年中所提供的知识和经验，但也将考虑范围扩大到伦理领域，特别是责任问题。在技术性评估、技术社会化和价值敏感设计的方法背后，特别是根据伦理价值或原则来形成技术的选择，重点是引导技术产品或系统沿着标准框架的相关因素成形，从而使产品或系统符合框架。然后，检查规范框架在何种程度上受影响，是否可以修改，而不与基本的伦理原则产生冲突。如果对新技术有强烈的、明确的伦理论据，那么它很可能会被拒绝。克隆技术在众多国家出于伦理原因而被禁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科学也是如此。科学的价值中立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时代的产物。自那以来，已经有许多现实使人们想到科学的伦理方面和科学作为人类责任的主体。科学类似于技术，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中运作，而是通过思考自然界是如何运作的而工作的；它相当于社会目的和策略，它是社会中的科学。科学知识不仅解释自然，而且为行动、操纵和干预提供知识。特别是，“解释自然”通常需要某些类型的技术干预。因此，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责任的概念已经被反复应用于科技进步，它把关于科学和技术决策的正当性的伦理问题与具体的人和团体的可能行动以及对结果的不确定知识所带来的挑战联系起来。
（二）科技目标要求事实与价值的沟通
创新是从现有的创新体系中的利益结构、生产结构和权力结构中发生的正向过程。正义是通过与不同社会挑战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提供的，例如应对有关绿色环保、安全能源、粮食安全、全球气候治理和智能交通的挑战。但任何研究很少从挑战本身开始，以决定哪些创新轨迹可能是最合适的。很多解决方案通常是通过现有的创新轨迹启动来解决的，并不负责任地强调可能会解决的问题。
技术的价值负载性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不断探索的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技术经常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然而，在更多的案例研究中，因为认识到技术决定的规范背景，并使其成为一个反思的主题。在这个转变中的基本假设是，技术不应该仅仅被视为抽象对象或过程的总和，而是应该认真地考虑它被嵌入社会过程。在一个完全独立于这个社会维度的技术中，没有“纯粹”的技术。因此，技术本质上是与道德相关的，特别是关于它的目的和目标，所使用的措施和工具，以及不断产生的副作用。因此，技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责任主体。
此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被认为是应用伦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向度。研究者不应忽视现实世界，不应让其在学术领域的象牙塔中消失，需要在完成项目的同时，发现世界已经在悄然变化。因此，从民间社会、消费者组织、非政府组织到决策者和政治家、专业人士和市场各方的民主参与，被认为是重要的设想。所谓的“负责任”就是指在执行研究项目“提供真实的研究”过程中提供真实世界的反馈。
将上述加热不同时间得到的准噶尔乌头炮制品，共35种，粉碎（过3号筛），取粉末约1 g，精密称定，精密加入5 mL 10%氨水密闭浸润，加入20 mL乙醚，精密称定，超声（25 ℃以下，53 kHz）提取10 min，放至室温，精密称定质量，补足溶剂质量，静置过夜，滤过，并用30 mL乙醚溶液分3次洗涤药渣，滤液于40 ℃以下挥干，残渣加乙腈定容至5 mL量瓶中，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
在责任的日常使用中，这一概念的明确含义大多只是假设。“责任”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生活符号，不需要解释。然而，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这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假设。因为责任的归属是一个漫长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相对于归因规则发生的行为，要明确责任分配和发生责任的具体社会和政治空间。
原文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单词，原本就是马克·吐温故意如此，这样是为了表现妇人在气愤哭嚎时用方言喊出这么一串话的口语感，也体现了妇人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10]。而译文的处理很难通过写出错误的汉字来达到对等，因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追求对等效果，最终读者是连意思都无法理解的。而陈译本则是在完整表述其言语内容的同时，结合以上两种方式，既有“不得好死的”“竟”“吧”这些表示强烈语气的词和句，也有旁白说明的增译，如“她用方言哭喊道”，让读者按照自己所熟知的地域方言模式来理解为他们自己本身所熟悉的“方言式哭喊”。这也算是译者解决类似难题的一个方法。
传统技术发明的伦理考察总是后知后觉的，技术研发者的工作仅限于研发，在技术产品问世之前无法预知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风险。而当伦理审查开始时，技术产品的使用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而“负责任创新”典型地表现为一种治理科学和范式转换，其特征是从“风险治理”转向“创新治理”。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早期的“上游”干预而不是“事后监测”和“纠正”的干预措施来管理创新。它意味着远离风险的先验计算的方法和技术固有的不确定的影响，更关注扩大决策过程以实现伦理上可接受的和社会上所期望的创新。RRI强调上游参与，试图摆脱政治主导的观点，发起了许多诸如工程生物学等破坏性创新的参与倡议，并着眼于实际的下游结果，它们将达到普通公民的愿望。[6]
（三）创新过程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沟通
要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沟通，首先需要学会根据广泛的价值观和道德考量来思考创新。此外，还必须能够将道德价值观转化为早期设计研究和发展的要求。当一个人背负着相互矛盾的义务或冲突的价值时，在道德上是超载的，这是不能同时实现的。但是正如生活所见，隐私和国家安全的冲突似乎可以通过设计和创新，以隐私增强技术的形式来解决。有些人认为这些解决方案仅仅是“技术修复”，而不是真正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义务通过设计或创新带来必要的改变。因此，创新成为一个道德范畴，它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这样人类就可以履行更多的责任。
人类世界的存在本质上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双重维度，科学事实是主体与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主体所认识的事实。RRI为实现创新过程中的事实与价值沟通提供了条件，它明确了基本价值选择是可操作的、可指定的和可分解的，并引导和影响设计要求。在创新过程中，可以检查和证明这是事实，而且应该明确，价值观的实施是否有独立的良好道德所支持。如果没有，可以重新审视价值优势，并根据在创新和新技术方面的经验来进行调整。因此，创新可以在道德超载的情况下形成设计解决方案。
在大型养路机械方面，郑州捷安高科、郑州润华等公司都开发了捣固车虚拟驾驶平台，用于捣固车的驾驶训练。上述系统采用“软件+硬件操作台”相结合的方式，开发成本高，周期长。针对上述系统存在的不足，结合虚拟现实最新技术与产品，基于Unity平台开发了“HTC VIVE+虚拟手套”交互方式的捣固车虚拟仿真驾驶系统。
三、现代性：创新实践的现实困境
RRI体系中，大多数决策采取的形式是在行动层面上进行审议，而没有对其规范背景和责任本身进行任何特别的反思。然而，技术创新可以挑战或者扰乱企业在道德方面的常态，将其转化为非标准的情况，并使伦理和责任反思成为必要。所以，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革新可以将道德标准中的标准情境转化为一个或多个非标准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形成有共识的道德背景，那就难以从中获得正确的决策方向。
园里最先开花的是刺玫和丁香，刺玫在有刺的枝干保护下，开着粉红花朵，羞涩地躲在满是尖刺的枝干中，让人可爱不可及。相比之下，丁香花显得大方，花烃出枝很高，雪白色的花瓣散着芳香，沁人心脾，一眼望去，整个树被花包围着，几乎看不到叶子，与旁边的沙果，李子树开的花相辉映，构成一幅花海乐园。
“走了以后，那些个喜啊，忧啊，苦啊，乐啊，就都烟消云散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王爷这样想着的时候，内心很平静。
（一）责任伦理评估的复杂性
负责任创新的应用逻辑，特别是英国学者欧文提出的预测、反思、协商、反馈的“四维度”模型，可以被看作后现代科学更接近社会实践的一种激进主义，正在准备干预和为这种干预承担责任，其特征是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对技术的影响。然而，责任伦理评估是极其复杂的，将强烈地依赖于价值观、法律规则、社会习俗等，并根据不同的语境条件而变化，特定环境下的“责任”“负责任”与“不负责任”都是难以确定的。
技术责任的社会政治维度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责任的归属是由特定的行动者完成并影响他人的行为。具体到落实层面，在预测阶段，什么是可以知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不同的不确定性并相互比较？哪些标准允许区分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策？在反思阶段，哪些不确定性是相关的？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又有什么危险呢？特定的责任分配对各自领域的治理有什么后果？在协商阶段，如何行动和决定在该领域中分配的能力？哪些社会团体受到影响，可以或应该帮助决定责任分配？在反馈阶段，相关人士对这些标准有共识或争议吗？什么是真正知道的未来责任主体？在规则、价值观和伦理原则方面，行动和决策是否合理？很显然，RRI的理论框架并没有给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困难的具体措施。
RRI需要创新者反思更广泛的道德伦理、社会条件和工作背景，这可以通过反思创新项目的复杂性来完成。然而，相关的工具和方法并不完备。[10]技术与科学中的责任论争往往局限于理论层面，然而责任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判断，而是负责地研究、开发和创新，这需要遵循具体情境、治理要素以及专业知识。RRI很明显没有意识到责任的这种复杂的语义性质。
（二）创新责任主体的逐利性
如今，由于市场压力，通过创新缩短产品生命周期而获得竞争力，是当前商业竞争中的普遍逻辑。这种“基于时间的竞争”，强调时间是一种资源，由于时间消耗充当机会成本，基于时间的策略为公司创造了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管理者在复杂情况下，不再花太多时间进行深入研究和审查，他们倾向于依靠快速决策，快速变现。因此，创新过程的速度常常对责任构成威胁，因为它减少了致力于研究和分析新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后果的时间。
当然，公司决策者并不是参与这一过程的唯一利益相关者。公司的生态系统，包括股东、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者和其他社会经济影响者，需要调整以促成当前范式的转变，以实现负责任的创新。首先，市场需求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新产品或服务自动满足。其次，创新者很难计算和预测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后果。再次，在一个特定行业发起的创新的后果可能在其他行业产生连锁效应，影响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些要素与企业创造价值的最终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是对创新的主要激励，也是经济可持续性和长期存在的条件。
在过去的几年里，责任发展、责任研究和责任创新的术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这些术语是高度集成的，因为它们涵盖了工程伦理、社会参与、技术评估、预期治理和科学伦理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负责任的发展和创新可能是一个新的保护伞术语，具有新的突出点，其特征是在创新过程中更直接地涉及伦理和社会问题，以发展和创新的综合方法弥补创新实践、工程伦理、技术评估、治理研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
责任主体的逐利性在理解责任创新中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利益驱使，他们可以产生意识，并为决策者和创新者提供指导；甚至可以激发激进、虚伪、冒险的思维，以及在出现消极后果后及时规避责任的能力。
（三）社会组织制度的边界性
在现代组织理论中，组织机构之间的边界加强趋势变得难以避免，而技术规则嵌入复杂的工程实践、生产技术、产品特性、技能程序、相关人员的结构和环境中。鉴于社会对可持续技术的需要，它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责任，需要消除领域之间的界限。在RRI的框架中，协商需要不同责任主体进行沟通，必须打破制度边界，以促进创新负责。然而，这一前提似乎与组织机构的角色相悖，因为责任结构必须保持分开。如前所述，伦理责任评估实际上极其复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不同责任人之间的壁垒和界限。首先，科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实际边界通常是有争议的。对于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预先指定的任务、职责和责任，但是在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交往中必须建立角色分工。换言之，科学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划界并不是具体的，也可以说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用布鲁诺·拉图尔的话来说，“我们从来都不是现代的”[11]，制度之间的界限总是模棱两可的，相互渗透的。在经验上，制度之间的边界是相当矛盾的，由有效边界工作的存在所构成。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现代制度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与市场、政治和科学的制度领域相比，公民社会基本上是无序的；规则和道德倾向于自发出现，并通过隐性协议来维持。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来看，在公民社会中，个人的自治是可以被发现的，而这又必须通过现行制度的适当运作来保证。尤其是市场和政治领域可以被认为是从市民社会的两个功能出发，一方面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公民的聚合，另一方面是公民作为选民的聚合。在RRI的理论描述中，公民社会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流被理想化，而现实却显示出与理想截然相反的状态。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一直抱旁观态度，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四、中国化：创新自主的合理界说
近年来，创新在中国语境中备受重视，而自主创新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之路。而“负责任创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有其合理性、科学性，虽然很多举措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无法落实，但同样能够为中国自主创新提供镜鉴。
（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为负责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在技术设计领域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调动公众参与技术设计的积极性，实现设计主体的多样性。
“负责任创新”理论不仅意味着有效地跨越制度边界来创造共享的未来取向，也意味着作为责任结构的制度域的功能应该被保护，以维持嵌入的社会合法性。然而，现代制度边界和组织的强大可能对创新的责任主体造成负面影响，没有政党参与，尤其是没有找到机会组织市场、社会、政府或公民以作为责任结构，会导致负责任创新合法性的难以持续。
工会、妇联、学术机构、人大、政协等组织在维护我国制度体系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在社会中表达无声的价值观、意见和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结构，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一种超越政治和市场领域的共同性。我国目前实行的“发扬民主、鼓励争鸣、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不仅体现在创新活动的“上游”，同样适用于技术应用等“下游”领域。这种技术设计模式有利于自主技术创新，促成我国技术的转型，发展中国特色的内涵传统文化的新质技术。因此，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制为创新负责提供了良好土壤，“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能够从技术变革的逐渐民主化中产生”[12]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负责任创新培育文化土壤
技术是社会文化和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建构物，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为我国在特色文化和社会性质基础上创造中国特色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公众参与技术设计的分析可以看出，民众的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和科学意识与技术意识对自主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必须通过科技传播大力提高公民的科技素养、科技意识和人文素质。科技知识的纵深发展决定了大众在技术知识创造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公众参与科技研究的机会得到保障即可。必须强调的是，对这些制度问题的关注并不与技术设计阶段的责任重点不同。相反，工程师和设计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论”，与普遍的制度领域有关。工程师和设计师可以在科学、工业、政策制定中找到，因此他们的工作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反过来，这意味着工程师和设计师的行动和决策被嵌入已经存在的问责制结构中。因此，负责任的创新，即使明确地针对一个单独的技术开发者，也不能回避已经生效的责任条件。或许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在去除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全民自由自在地参与技术设计的理想景象，由此产生的技术就会是和谐的。总之，工程、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求。
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为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作为指导的主流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相对匮乏的国情特殊性，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性。从传统文化方面看，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已证明传统文化可以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的技术。就国情和社会性质而言，中国要发展富有人性的、与自然为善的、促进人与人平等的技术，自主技术就是在这些沃壤中生发的花朵。因此，要发展自主技术，必须从根基做起，发挥中国优秀文化和价值理性的优势。
创新是认识世界客观规律性的求真活动，伦理则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求善过程。科学技术的本质应是真与善的统一，而美的意识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统一起来。真、善、美分属于科学、伦理学和美学的范畴，体现了主体与客体认识、评价及审美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说明人类把握世界的价值标准。近年来，中国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使得“负责任创新”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可以生根发芽。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负责任创新指明正确方向
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13]129这就决定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始终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在科技创新方面谱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篇章。[14]所以，中国创新能力的评价方式正在从效率第一转向以人为本，从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综合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方式转向新评价方式，从役人技术转变为怡人技术，从作为政治控制的异化力量转向人物统一的和谐存在。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技术知识基础上快速发展，创造出高水平的有利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技术，走出真正特色的“自主”技术创新之路。
综上所述，负责任创新的提出，加速并规范了创新实践，以便其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并且通过创造社会价值的创新来维持公众对工业的信任。[15]同时RRI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科学政策措施，要求将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和观点尽早整合到研究和开发中，将使技术更好地发展。[16]但另一方面，RRI面临的挑战可以追溯到背后的若干理论预设，使不同的预先存在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该理论的先验存在。[17]因此，实现RII的目标不仅需要在操作层面和系统层面上进行转变，而且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英]阿·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Stivers，Richard. The Culture of Cynicism[J]. Wiley-Blackwell，1994（3）.
[4] Mumford L. 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6（3）.
[5] Morgan M G.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by Hans Jonas[J].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85（2）.
[6] Tait J. From Responsible Research to Responsible Innovation：Challenges in Implementation[J].Engineering Biology，2017（1）.
[7]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Steven M. Flipse，Chris J. Responsible Innovation During Front-end Development：Increasing Intervention Capacities for Enhancing Project Management Reflections on Complexity[J].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2018（2）.
[11] Bruno Latour. Rejoicing：Or the Torments of Religious Speech by Bruno Latour[J]. Reviews in Religion & Theology，2015（2）.
[12]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4] 顾玉平.习近平人民中心观的哲学逻辑与实践进路[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15] Martinuzzi A，Blok V，Brem A，et al.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Industry—Challenges，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J].Sustainability，2018（3）.
[16] Delgado A，Ām H. Experiments in Interdisciplinarity：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J]. Plos Biology，2018（3）.
[17] Timmermans J，Blok V. A Critical Hermeneutic Reflection on the Paradigm-level Assumptions Underlying Responsible Innovation[J]. Synthese，2018（1）.
Is It Possible to Build an Innovation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Studying the wester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theory on “should be” and “be”
WANG Qun1, GAO Xiao-hong2
(1.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2.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s the solution presented by the west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ethical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era of innovation. In 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theory is reconsidered, an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contradiction root of th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s are clarified, and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sidered to make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solving the ethical conflic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responsible innova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2-0023-07
收稿日期：2019-01-28
作者简介：王群（1992- ），男，江苏泰州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晓红（1964- ），女，浙江新昌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思想研究”(17ZD001)
责任编校 顾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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