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为贵”是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上古神话为其提供了精神起源，周朝“以德配天”的实践为其理论创建提供了典型示范。“天地化人”阐释了“人为贵”的合法性，“人为万物之灵”表征“人为贵”的合理性。经历了原始儒学、政治儒学、形而上儒学、架构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历史沉淀的“人为贵”价值取向，不仅是儒学顽强的生命力之源，还为高校生命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为高校时代精神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方法借鉴。
关键词：儒家；人为贵；生命观教育
儒家“人为贵”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见于《孝经》。《孝经》相传为孔子所做，但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孝经·圣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1]性，性命之义；意为天下苍生人最为尊贵。及汉，儒学“人为贵”理论进一步发酵，扬雄撰《太玄·玄文》曰：“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2]许慎《说文·人部》解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也。”[3]至南朝，《后汉书·光武纪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4]北宋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云：“人者，物之至者也；圣人者，人之至者也。”[5]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层次，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的原始发端
（一）中国上古神话是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的精神发端
儒家为什么以“人为贵”作为价值取向，中国上古神话中或许隐藏着一些答案。不管是“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还是“后羿射日”和“愚公移山”，表明中国古人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不躲避、不逃避的态度，直接面对和征服。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的这种品质？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挑战和应战”理论模式认为，这是古代中国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时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产生的文化对策的结果。中国在前铁器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有两大特点：松软的土壤提供了石器农具耕作的可能；频繁的洪涝使治水成为必要。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发源地印度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哈拉巴文化面对洪涝采用的是向外迁徙，结果在迁徙之后未能适应新的环境而灭亡[6]。在黄河文明中，不管是鲧筑堤坝堵水，还是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都是积极的“应战”。所以，有学者解释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对相同的环境会作出不同的反应。”[7]古代中国人的反应就是征服。“愚公移山”就直接反映了人对环境的反应和改造。“移人”显然比“移山”容易，但愚公偏偏要“移山”。愚公既“愚”也“不愚”，“愚”的是方法，“不愚”的是精神。“追日”“补天”“填海”和“射日”，表征的都是中国古人对大自然不肯屈服之意。这种不屈不挠的积极应对精神恰是儒家“人为贵”思想的精神源泉。
（二）周人“以德配天”为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的创建提供了典型示范
儒家推崇周。文武之治和周公制礼是孔子向往的王道和圣举，周朝早期统治者“以德配天”的意识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德配天”给后人的启示不仅在于思想内容革新，更在于思想革新的方法。
神灵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甲骨卜辞记载，当时人们从事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要事务，包括天时、人事、年成、战争、建筑等都要占卜吉凶。占卜被认为是连接人与天的媒介。商朝统治者坚信“君权神授”，王权不会更迭。当周人打败商的属国黎时，纣王质疑：“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8]在君权神授的意识主导之下，周伐纣师出无名且有违天命，如何名正言顺？周朝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德配天”的主张，指出，纣王无德不配天，而“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畩，匍有四方，受万邦”[9]。这种创造已有别于殷商的神灵崇拜。西周统治者不再是被动地盲目地听命于天，而是企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左右天命。“在周人这里，祭祀之信仰的、宗教的功能，转变为一种教育的、道德的功能”[10]，通过意识形态的创新，周不仅延续了“君权神授”的权威，而且为周灭商提供了合法性。西周时的“德”，包括私德和德政。私德指统治者的修养，德政指社会治理。君王的私德为承接天命创造合法性，君王的德政则为争取民心打下基础。周代统治者开始从关注“天”转向关注“人”，从关注神灵世界转向关注现实世界。周朝统治者尊天敬神，但更关注天下苍生；他们不拘泥于已有思想意识，根据现实需要大胆创新，是后世儒家立足于现实与时俱进进行理论革新的典范。
我们本该明白教育应做什么：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鼓吹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传授技艺。
二、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的逻辑架构
继承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精髓，儒家在“人为贵”思想体系的建构中，一方面尊重世人敬重天地的世俗习惯，以神秘主义的“天地化人”来彰显人的尊贵；一方面以现实主义的“人为万物之灵”来论证人的尊贵。
矿区生活区、厂区生活用水及锅炉房补充水等用水点对水质要求较高，部分新水经过生活饮用水一体化净水设施处理达到《生活饮用卫生标准》后，通过生活水管道系统供矿山生活用水使用。
（一）“天地化人”：“人为贵”的合法性
儒家内以“仁”维系血缘关系的和睦，外以“礼”保持社会关系平稳有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天地化人”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借助天地的威仪来体现人的尊贵。《易传·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序卦》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八卦的每一卦有三爻，上爻代表天，中爻代表人，下爻代表地。在重卦中，上两爻代表天，中两爻代表人，下两爻代表地。在易学看来，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的生命世界，个体生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天地化人”通过阴阳感应来实现。易经认为宇宙生命一直处于“生生不息”的状态之中，因为阴阳二气一直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易经以乾卦为阳，坤卦为阴；乾卦为男，坤卦为女；咸卦的上卦“兑”为少女，下卦“艮”为少男。每卦都对应阴阳，有些卦包括阴阳。“生”是天地阴阳感应“合德”之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11]169以人的生理结构与天时地貌对应阐述天人感应。
假设5认为，对于衰退期企业，碳信息披露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了检验假设5，对处于衰退期的103个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表5的假设5部分列示了碳信息披露对衰退期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1）CFAt-1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系数为0.0016，t值为2.61），表明衰退期的重污染企业普遍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 （2） CFAt-1×CDI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系数为0.1388，t值为2.41），表明碳信息披露加剧了衰退期企业的融资约束。假设5检验通过。
“天地化人”给人的生命和道德起源以神秘而神圣的解说，天地为古人崇敬之神，神化之“人”得天地之灵气，生命由此而尊贵。
但原始儒家所主张的“礼”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如丧礼，与其说是给亡人看的，不如说是行礼之人以求“汝安”的形式。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嫂溺”当“援之以手”，此为“亲亲”，是人对自己亲人的本能反应。儒家认为社会形成过程中“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33]。“亲亲”是“尊尊”的基础，“亲亲”优先于“尊尊”。“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因为“父子不亲，君臣无义”[34]。在原始儒家看来，“仁内礼外”，它们不是并列的关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孝”的扩展，“孝”是人的本心，这个本心就是人的真心实意和真情实感，这种真挚的感情源于黄河文明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血缘。血缘亲情是人类最原始本真的感情。原始儒学立足于人最原始的本能，主张顺势而为。是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35]梁漱溟说：“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人当孩提时最初有情自然是对他父母，和他哥哥姊姊；这时候的一点情，是长大后一切用情的源泉；绝不能对于父母家人无情而反先同旁的人有情。”[36]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我国，得汉明帝迎请之后便在中国广泛传播。佛教重视人的心灵和道德建设，以“修来世”收拾人心。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以“修炼养生”来收拾人心。佛教与道教的世俗人文关怀不但吸引普通民众还为广大贵族所信仰。而从汉明帝到唐末，儒学虽作为官方哲学，但“原创性寖衰，影响式微”[40]。隋唐之际，道教和佛教积极吸纳儒学思想，为隋唐新政权合法性进行辩护，而隋唐统治者利用儒、佛、道巩固政权和相互制衡，从而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挑战，宋明儒家积极吸收佛、道思想精华，对儒学进行了丰富和提升。“理学”先驱周敦颐将道家《先天图》和《无极图》改造成《太极图》，不仅言简意赅地论述了宇宙的发生发展，而且对天人关系也进行了完整论述，构筑了客观唯心主义宇宙论。程颢、程颐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以“理”或者“天理”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认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41]。如何实现“知性”和“知天”？《大学》认为致知须“格物”。何谓“格物”，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格物就是指穷尽事物的道理，就是致知，格物与致知是同一过程。天理又是什么呢？黄宗羲解释说：“人伦者，天理也。”[42]这样，天人就在自然层面相互感应，在精神层面相通，而人穷其一生，就是为了实现此一相通。陆九渊则向佛教的佛性理论借力创新儒学。孟子提出君子要“讲浩然之气”、要“尽其心”、加强心性修养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陆九渊在此基础上糅合佛学提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心学”。他认为“心即理也”，心是根本，“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43]。他继承了孟子的心善论，认为人的本心出了问题是因为受了蒙蔽，人心去蔽才能得到清明。他把去蔽的过程叫“剥落”，去蔽的方法叫“尊德性”。王守仁是陆王心学的发扬光大者，初信朱子，后改信陆学。王守仁也讲“格物致知”，其目的是：“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44]通过“格物”让人的心“勿使染尘埃”而回归初善。到王艮和李贽，心学的理已经与“天理”越来越远，与人理越来越近，认为“人的自然优先于理的自然”。虽然其“现成的人心”多为人欲的真情流露，但已是尊重现实的人本身。心学认为心理本为一，人穷其一生，不管是“尊德性”“格物”还是尊重“现成的人心”，都是为回归或者守护一个“一”字。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立足此岸的世俗生活世界，在精神上获得道教的所谓长生，在觉悟上获得佛教的所谓不朽，为生命的存在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儒学在宋明时期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将人的道德与生活欲望对立起来，就背叛了原始儒学关注世俗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精神取向，抹杀了俗世生活的意义，被称为“以理杀人”[45]。儒家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其收拾人心的力量越来越弱。
《易经》所言生命，不仅是个体生命，更是“一种具有内在活力、能够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存在物”[12]。《周易·说卦》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和阳，立地之道，曰柔和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3]天道阴阳，地道柔刚，人道仁义，由此儒家以道德作为人的本质。道德一般指的是社会性道德，是一定时代、地域、民族、集团为维持、保护和延续其生存、生活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准则或标准。它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长久习俗，是人们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在儒家的道德观念里，还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性的道德成分，即认为人的道德具有超越个体、超越人类总体的成分。孔子认为仁德是天命的体现，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14]25-39。在“良知”和“良能”问题的认识上，孟子认为“良知”是“不虑而知”，“良能”是“不学而能”。“良知”和“良能”在儒家看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仁义礼智，非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15]。人的道德被认为是“天”给予的，是人必须接受的东西。朱熹说：“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16]乾卦为天，元亨利贞为乾卦之四德。元为始，始生万物；亨为通，万物互动；利为利益，利益容易引起纷争；贞为正，正止纷争。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相对应。这一机制是无形的、天然的，不是人后天学习修养造就的，人后天的学习修养不过是触动这个机制而已[17]。这样，仁、义、礼、智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得之于天”，是连接天与人的结，是以称为“天德”。但“天德说”有其局限性，这个触动是一蹴而就还是怎样？如果是一蹴而就，还需要后天的努力学习吗？王夫之的解释是：“‘人之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者’，即性之谓也。学、虑，习也。学者学此，虑者虑此，而未学则已能，未虑则已知，故学之、虑之，皆以践其所与知、与能之实，而充其已知、已能之理耳。”[18]在王夫之看来，人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潜能，但这种潜能不等于“能”和“知”本身，如果不对这种潜能进行“学”与“虑”则不可能在个人的实践中显现出来[19]。这就把先天的潜能和后天的努力联系起来，实现了人的“天德”向“人德”的转化。
（二）“人为万物之灵”：“人为贵”的合理性
儒家从两个角度阐述了“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儒家主要在与它物的比较中从道德视角阐释了“人为贵”的思想。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诗经》说京都周围是人民最安定的居处，黄雀喜欢栖息在山丘边的丛林里。孔子感慨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20]。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但此说并不明确，略显牵强。孟子的表述就比较直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1]天地都不如人之意。荀子则说的比较具体，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22]从现象层面说明了人的优越性不仅综合了草木、水火和禽兽的优点，还多了一个“义”。董仲舒也认为道德是人的“灵”，《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云：“惟人独能为仁义。”[11]169王充的看法与董仲舒有差异，他以“智”为灵。王充《论衡·辩崇》说：“夫稞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23]王肃也强调了人的重要地位：“人于天地之间，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灵，其心五藏之最圣也。”[24]邵雍则在《观物内篇》中从人的五官功能说明人的灵修之处：目收万物之色，耳收万物之声，鼻收万物之气和口收万物之味，得出了“惟人能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惟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类则不能”[25]的结论。
阶级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不自由、不平等，意味着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为巩固王权要借助一定的哲学理论体系神化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实现其在社会政治伦理中的至高无上地位，而哲学理论体系如果能够借助王权的政治力量则有利于转化为社会理想。孔子和孟子曾周游列国寻找实现其理想的机会，可惜在当时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当权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扩张势力和增强实力，而不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但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统治者也没有轻视儒学。齐景公曾向孔子请教礼的问题，鲁定公曾任命孔子为中都长官和大司寇，卫灵公也曾给予孔子很高的待遇。孔子能有这种待遇不仅是因为儒学本身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令人起敬；更在于儒学的教化作用和伦理实践有助于统治者的统治。秦汉天下大统，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用超越血缘和传统地域限制的广泛区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需要。董仲舒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引进“阴阳五行”说，提出“天佑阴阳，人亦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把儒家伦理从宗族血亲上升到宇宙规律。早在战国时期，邹衍将五行学说运用到朝代更替，创造了“五德始终说”来解释朝代的变迁，以“代火者必水”为始皇登基正名。但邹衍以“五行相克”的征诛取得政权不符合儒家的“德”天下原则，刘歆以“五行相生”创新“五德始终说”，改征诛为禅让，以示新王朝的诞生就是“奉天承运”[38]的结果。儒学的变革为西汉中央政权阻止分裂、维护统一提供了长远可行的法理依据和文化资源，自身也借助皇权开拓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局面。即使在经学衰微的魏晋，士大夫接受的系统教育依然是四岁《孝经》、七岁《论语》、八岁《诗》、十岁《尚书》、十一岁《易》、十二岁《春秋左氏传》和《国语》、十三岁《周礼》和《礼记》、十四岁《易记》、十五岁文四方奇闻异训[39]。儒学的话语权优势，使儒家思想在转变为社会主流意识方面占据了先机，为儒家实现“为生民立命”的社会理想铺平了道路。但在此过程中儒学不免沦为工具儒学，对世俗的关注下降，对权利的依附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日益下降。但是政治儒学对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社会稳定的贡献不容抹杀，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没有违背其“人为贵”的旨趣。
三、儒家“人为贵”价值取向在实践中的历史浮沉
（一）原始儒学以“孝悌”为基点，创建了儒家“人为贵”理论体系
黄河文明被马克思称为“早熟的亚细亚”。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时候，土地没有完全私有化，氏族血缘关系还是社会的主要纽带。“国”是放大了的家，君臣关系是拟制血缘关系[30]。仁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孔子说“仁者，人也”[31]。“仁”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仁”呢？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2因为“仁”的本源是“孝”。孝始于事亲。对于事亲，孔子提出两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4]14孝，是顺从、孝顺、赡养生育自己的人，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情感上；不仅要养还要敬。所以孟子又说：“仁，人心也。”[32]一般人对父母都有感恩敬畏之情，都有行“孝”感恩之心，是以都能接受儒家的“孝”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由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4]6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166是“仁”从家庭关系向社会关系的延伸。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关系必然导致爱有差等。伴随着“仁”的延伸，爱有差等推广到社会制度就成为礼有差等，血缘家族的亲疏远近演化成社会阶级的高低贵贱。
从目前来看，与其他的英语教学阶段相比，高职英语教育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之中存在许多的不足，其中职校学生的综合英语基础相对较为薄弱，老师所采取的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模式比较传统以及单一，实际的教学内容与慕课的教学要求之间还存在许多差距，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水平的提升。
“天地化人”包括“天地化人形”和“天地化人德”两方面。
（二）政治儒学为儒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话语权，为儒家实现“人为贵”的社会理想铺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7]是儒家实现“人为贵”价值理想的具体目标。给予儒家这样的底气和自信的，除了儒者文化信仰的因素外，还在于长期以来儒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其次，儒家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展示的才能从实践角度阐释了“人为贵”的思想。周敦颐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6]。圣人能参透天地万物的玄机并仿照此建立人间秩序，而且能加以变通。张载《正蒙·诚明》明确指出：“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27]张载认为人的“能”不在于它物，而在于发挥聪明才智的思虑谋划。王阳明更是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28]因为没有人的灵慧和聪明，就不知天的高、地的深。鬼神的吉凶灾祥都是人思维认知的结果。没有人的灵慧和聪明，“天地万物都失去了主宰”。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虽然是唯心的，但它肯定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肯定人是天地的主体，而不是“则可天地参矣”平等的一员。朱熹也认为人的灵是胜过天地的：“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圣人独能裁成辅相之，说于其他。”[29]
（三）形而上儒学实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指导，但逐渐脱离了“人为贵”的价值取向
鉴于石墨烯材料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质，已有诸多报道将其用作pH敏感材料，且主要应用于场效应pH传感器中，本文介绍近10年来基于石墨烯材料的pH传感器的研究进展情况。
（四）架构儒学自认为坚持了“人为贵”，实为坚持“儒为贵”，失去了对时代挑战的应对能力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和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儒学越来越应对无力。为振兴儒学，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学兴起。梁漱溟看到了西方文化对物质生产的繁荣有利，也看到了西方国家人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46]，他认为中国人关注生命的“理性”要比西方人充当工具“理智”要高明的多，提倡用儒家的“道统”统摄西方物质文明。熊十力认为面对西方的崛起和强盛不能一味崇尚科学，用科学代替哲学是只讲逐物不讲返己，人只讲知识不讲智慧，就会丧失内部的灵性，“科学之为学，是知识的；哲学之为学，是超知识的”[47]，抛弃哲学就是抛弃了根本。冯友兰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人生分为四种境界：人在原始状态下与自然没有分化的自然境界、以西方商品社会为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功利境界、类似“关注生命理性”的道德境界、类似“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天地境界[48]，并指出所谓“天地境界”就是用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统摄儒家伦理，用儒家伦理统摄工业文明。牟宗山则干脆认为：“科学与民主，不但是中国文化前途之所关，而且本身就是顺着儒家‘民本、民贵’的思想……”[49]新儒家在肯定儒学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给它装进现代化的内容，看似坚持了“人为贵”的价值取向，实则只是坚持了“儒为贵”的理念。没有正视和回应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整个民族惨遭列强欺凌的情势和民族需要独立与人民需要解放的现实，去争论儒学和西学的地位高下对于解决当时社会现实问题没有意义。架构儒学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导致普通民众对儒学的态度由冷落转向拒斥。
（五）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化和生活化，回归原始儒学的“人为贵”价值取向
20世纪末、21世纪初儒学依然在艰难前行。工具理性在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的物化发展到极致。“现代化创造了像人一样灵巧的机器，但是也创造了像机器一样无情的人。”[50]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纷纷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学中寻找破解之道，使人回归人本身。
历史上儒学的每一次复兴都离不开理论创新，每一次理论创新莫不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进行的哲学重建。只有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哲学创新取得当权者和普通百姓的支持，儒学才能兴盛。所以有学者说：“这是我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儒学’的复兴，虽然不等于、但无疑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51]学者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复兴儒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儒学马克思主义化复兴儒学。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开创的。在中国，儒学的现代化不可能绕开马克思主义。汤一介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至少有四个契合之处：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儒家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儒家想要建造的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学中关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两者都没有把人当作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和谐要通过斗争取得，儒学认为阴阳、刚柔、寒热等矛盾的和解就能达到和谐[52]。儒学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和道德修养重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可以弥补儒学对经济发展和法制认识的不足。另一方面，当今中国已经全面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已经祛魅。但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物化现象。儒学“人为贵”的价值观对于提升现代人的精神面貌，治疗工具理性的作用越来越为世所公认：《全球伦理宣言》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世的伦理原则；儒家五伦、五常和十义的基本内容作为中国人的道德信念，在今天依然有着免于人心沉沦，维系基本人际关系秩序的作用。儒家哲学对于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于人的物化所造成的精神上沉溺的救赎应该被充分挖掘和予以致用。基于此，黄玉顺教授提出了“生活儒学”概念。“生活儒学”不是“生活的儒学”。“生活的儒学”指的是既有儒学在现代生活实践中的运用。“生活儒学”是对传统儒学的重新构建：在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的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53]。“生活儒学”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建构，或者说，是关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儒家思想建构[54]。董平教授也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古代的很多观念上的东西其实都是生活化的东西，生产方式也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高深莫测的哲学不过“转俗成真”。那么，儒学复兴不过就是要“回真向俗”[55]。
总之，不管是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还是儒学生活化，当代儒学的目标是“在古典儒学与现代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整体性的人类伦理学，其重点在综合权利与责任以统合德性与功利，也就是在人与人、社群与社群、族群与族群、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和谐化的基础上同时寻求个人潜力的发展与全体社群利益的最大化”[56]，是理想主义和生活的统一。
四、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57]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然后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价值。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为高校生命观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青少年轻生事件，更有让广大家长毛骨悚然的“约死网”；有让人恨其不争的“啃老族”，也有让人鄙视“啃小族”。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复杂，但都和生命观教育不到位有关系。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高校学子是国家的希望。抓好青少年生命观教育关系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一些高校开始尝试生命观教育，主要是死亡教育、感恩教育、挫折教育、生命体验教育、恋爱心理健康教育、灾难教育等。除了感恩教育一般会联系传统的孝道文化外，其它的生命教育一般采用西式的理论来进行。受西方文化影响，当前一些年轻人视生命权利为个体私权随意处置，造成很多无可挽回的悲剧。很多年轻人生活作息不规律，养成熬夜的习惯，不到两三点不睡觉。在饮食方面，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把垃圾食品当主食，以至于年纪轻轻健康就出了问题，这都是不重视生命质量的表现。儒家“人为贵”的价值理念，珍视人的生命，唾弃轻生行为，视轻生为不孝；重视对生命的养护，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生的方法，对我们养成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传统儒学“人为贵”价值理念反对危情冒险，注重生命防护，不主动陷生命于危情之中，可以有效减少危险的发生，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倡导人自尊自爱自强。轻生、约死、“啃老”和“啃小”都为儒家传统所不容，把儒家“人为贵”价值理论运用到高校生命观教育中，不仅可以提升生命观教育的有效性，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能体现生命观教育的中国特色，提高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未来一周， 台风活动频繁， 受其影响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北部、江南东部、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积降雨量有50-80 毫米， 其中华南南部、江南东部、黄淮西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及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180 毫米， 局部地区有200-400 毫米降雨； 上述大部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8 成，局地偏多1 倍以上。
（二）为高校时代精神教育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教师在时代精神教育中主要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改革创新精神的作用而忽视中华传统文化对改革创新精神的影响，似乎改革创新精神是一种舶来品或者是从改革开放中突然产生的新的精神产品。这种认识在有关学者中的确存在：“时代精神是时代中最新精神风貌的体现，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总和体现。”[58]这样解读改革创新精神值得商榷。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最主流、最有生命力的精神可称之为当时的时代精神，但这种精神未必是最新创造的。这种认识和近现代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和批判有关。有些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时，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割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根基。因此，有学者提出要丰富时代精神的具体内涵，把时代精神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刘建军教授认为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所说的“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精神比较完备的表述[59]。这个表述不仅完善了时代精神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时代精神“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的内涵的认肯，阐明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文化底蕴是时代精神的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60]儒学从对夏商周文明的承接，到对其后各个时代社会挑战的应对，其一贯秉承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就是改革创新。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是对儒家改革创新精神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儒家改革创新精神的扬弃。当下的改革创新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还要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1]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中国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立足于几千年文明基石之上，中国文化更有自信。
（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方法借鉴
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的有效传承主要有三种途径：制度化传承，精英化传承和民间化传承[62]。儒学的长久传承与其长期作为官方哲学分不开。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中，天子要带头行孝、普通百姓的不孝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官员实行“丁忧”制度等对于传承儒家“人为贵”价值理念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教育制度更不用说，从汉至清，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儒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儒家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坚持着“弘毅”。但在儒学的传承中起基础作用的是民间化传承。在中国，儒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丧失了官方哲学的地位，也为社会精英所抛弃，但在这期间儒学在民间的传承并没有停止，可见其民间传承的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有国家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作支持，有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弘毅”，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其有效性仍不太理想。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儒家文化的民间传承路径或可给我们提供借鉴。
(2)全省17市元素背景值变幅较大的元素主要为Au，As，B，Br，C，Cl，Cu，Hg，N，Ni，S，Co，Sr，CaO，MgO，Na2O，Corg，其变异系数大于或等于0.40，东营市Cl元素变异系数为1.11，Br元素的变异系数为0.80，济宁市C元素的变异系数为0.57；一般来说，元素背景含量的变化主要受成土母质及后期人为等多因素的影响。东营市Cl，Br元素含量变化大，这与东营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有效传承，与其契合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孝”有关。不管朝代如何更换，世界如何变化，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孝”是深入骨髓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什么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价值观？或者说什么是应该被嵌入中国人骨髓的价值观？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需要教化的，但教化的有效性取决于被教化者的心理内因，也就是取决于其内心对这种价值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感与被教化者的需求和感情相关，能满足其需求，能产生情感共鸣的价值观才会被认同，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被践行并逐渐成为自己的生活理念。
晋元庄路口南北方向允许车辆掉头，这对南北直行车辆行驶造成严重影响，不但会降低车速，还会降低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使学生确立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至关重要。那么，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63]。《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5]。就目前来说，我们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正是青年一代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要立足新时代，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实现美好生活是目前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奋斗的共同目标，紧紧抓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吃、穿、住、医疗、教育等着手来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或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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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9）05-0018-09
DOI: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5.003
收稿日期：2019-05-2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性教育视域下的儒家德育思想研究”（12YBB229）。
作者简介：杨 梅，女，湖南邵阳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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