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维度-区域-结构”分析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尚可，生活质量既存在区域性差异，又存在结构性差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可以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大致代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显示出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了生活质量指标中健康、居住环境、自身教育等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看法需要改变，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因此，可以将生活质量看作是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效果的“指示器”，并根据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关 键 词：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 集中居住区 江苏省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征地拆迁、撤村并居或村庄整治而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和生活。江苏是较早开展农民集中居住的省份之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生活究竟如何？有必要通过对他们生活质量的系统考察来解答，也需要通过生活质量研究来检视目前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 引 言
生活质量最早源于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目的的反思。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重要的不是物品的数量，而是生活质量”(Galbraith,1967)，从而将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连在一起。之后，经罗斯托(Rostow)、坎贝尔(Campell)等人的发展，生活质量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建构量化的测量指标体系。国外先后开发了用以反映生活质量的“生活满意度”、“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并最终形成了主观指标、客观指标，以及两种指标相结合进行测量生活质量的方法。生活质量因而也被定义为“由包括客观指标和对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社会的、情感的幸福的主观评估所构成的总体的一般幸福”(Felce & Perry,1995)。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5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测量方法引入国内。随后一些学者尝试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2000年以后，幸福感研究开始为国内学者所关注，于是呈现出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三个方面研究并存的局面(风笑天，2007)。
近些年来，随着撤村建居和农民集中居住的快速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集中安置进政府部门新建的居住小区(也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失地农民(本文称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第一，从福利变化情况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与福利有一定的关联，一些学者从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贾燕等(2009)基于江苏江都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认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其中，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是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马贤磊、孙晓中(2012)通过对南京和淮安两地失地农民调研后发现，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伽红凯、王树进(2014)通过对苏州、扬州、宿迁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后认为，农户福利水平在土地征收后有所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而蒋和胜等(2016)通过对成都市不同圈层的研究后发现，征地和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资源等功能。这些研究都同意农民失地后总体福利有所改善，但在得到改善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分歧，甚至结论相反。
3）受冻程度。一般受冻植株根系完好，地上部有的冻死，有的冻伤。受冻树茎干皮层开裂，严重的皮层坏死，有的受冻部位皮层整体环状坏死，最终造成地上部死亡；有的部分皮层受冻坏死，但还有一部分好皮相连，造成冻伤，影响树势，引起减产；有的造成枝蔓主芽坏死，不能正常结果，减产甚至绝收。
第二，从生活满意度方面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吴云青、张文静等(2015)通过对天津市失地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3.8分，总体尚可。陈占锋(2013)通过对洛阳、贵阳、天津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高，均值为2.9分。赵丹、黄莉鳗(2014)通过对四川省荣县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偏低。被调查者对失地后的生活表示满意的只有19.8%，而回答不满意的比例高达81.2%。夏永久、朱喜刚(2013)通过对南京郊区拆迁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满意度评价整体偏低，其中以就业环境、设施配套及地理空间维度尤为突出。不难看出，这些针对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总体上以满意度偏低居多。
第三，通过构建生活质量指数来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吴丽、吴次芳(2009)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12个社区为例，建构了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指数。研究发现，开发区内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总指数的均值为0.5678，生活质量总体位于较高水平，且呈现出时间性、区域性的特点。尹雨晴(2014)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该市失地农民幸福指数为65.12，表明幸福水平整体不太高，处于一般水平。虽然计量的标准不同，但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确存在差异。
奋斗目标是企业各部门前进的方向，而企业达到自己的经营管理目标需要企业各部门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相互协作，发挥多部门的协调效应。而当前企业各部门考核目标不同致使部门的奋斗目标也不相同：生产部门只为满足销售，供应部门只为生产的供应，销售部门只为完成销售任务，财务部门只为做好企业记账核算，各为各的，致使业财融合没有良好有效的切实，结果导致库存大量积压，应收账款大量坏账损失等严重问题，给企业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统计显示(图2)，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在两个维度上的均值分别为3.589(单维)和3.564(多维)。可见，无论在哪个维度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值都在3.5分以上，生活满意度水平总体尚可。同时，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大于多维度生活满意度之和，但两个维度计算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偏差较小，除了连云港(-0.208)、南京(0.146)、泰州(0.137)、盐城(-0.128)四地偏差较大外，其他地区都在0.1以下。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满意度得分非常接近，偏差仅为0.025。这说明，总体上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可以大体上反映总体生活质量。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生活满意度(即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作为分析工具，首先建构一个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将“那些人们认为比较重要并可以据此判断其整个生活质量的所有事物”(Inoguchi & Fujii,2009)纳入进来，完善已有的指标体系。其次，从单维度和多维度两方面呈现失地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并分析其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形成生活质量研究的“维度-区域-结构”三个向度(图1)。第三，运用结构模型的方法，分析影响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
第一支曲子吹完，归于静穆，只剩风声。在四小姐的期盼之中，箫声再起。箫声将她的身形凝固成塑像，她已完全融入箫音。这一回，在乐音深处，她见到梦中的雪景。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疏影横斜，暗香浮动。
图1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向度
二、 指标建构、方法、数据来源
1.指标体系建构
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是如何构建一套涵盖生活质量各领域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个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可以由个体对各个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来反映，如健康、工作、休闲、教育、家庭、友谊、生活水平、邻里关系、居住环境等(周长城，2009)。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围绕生活质量的7个方面(经济生活、居住出行、社会关系、休闲娱乐、社会保障、环境与健康)，设计由18项指标组成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表1)。
表1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指标体系
名称领域测量指标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居住出行工作状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居住状况交通出行配套服务
(续表)
名称领域测量指标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家庭生活社会保障环境与健康邻里关系社会交往闲暇生活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自身教育社会保障小区环境物业管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2.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主观生活质量测量有单维和多维之分。单维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总体感受与评价。单维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均采用单项问卷形式，其计量方法为，对于“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的回答，分别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采用Likert(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5、4、3、2、1”。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反之则生活满意度水平越低。
多维生活满意度是累加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各个不同领域(比如收入、住房、业余活动、家庭生活等)的满意度根据每个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加权后的总和”(英格尔哈特，2016)。其计算方法是，先按照单维度生活满意度的计算方法，计算各城市在18项指标上的满意度得分，然后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各城市多维度生活满意度得分。指标权重的设计采用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赋值法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又称为专家咨询法)，邀请20多位相关专家对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出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得到各评判指标的相对权重。客观赋值法采用主成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来确立指标权重。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主因子表示为其所包含的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田水承、薛明月，2013)。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建立起各个主因子与其所包含的各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而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因子得分系数，反映了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将这些回归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就可以得到各自变量在其主因子上的权重值。
这些年虽然葡萄面积不小，可绝大部分果农依然缺乏娴熟、精湛的管理技术。生产管理中，照葫芦画瓢者居多。一旦园子出现问题，就会手脚慌乱，六神无主。葡萄年年种，问题年年出，教训年年有。果农戏言，不看上集看下集。种植者看的都是卖钱的户，可轮到自己年年点儿背，也不知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呢？依笔者看来，还是缺乏科学管理，平时观察和预判能力不足。葡萄是个很娇气的树种，一次药没打好，一次肥没施到位，当年的果子就会受影响，想卖好价钱就难。所以，技术着实重要，成功不成功，关键在技术。经验积累和不断学习是很有必要的，万万不可马虎大意。要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架型、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管理措施，切莫一刀切。
3.结构模型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通过建立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可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内部结构关系。本研究将生活质量的诸要素看作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这些要素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然后分析各主因子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4.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用以反映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问卷，其中包含18个主观满意度指标，每项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进行测量，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课题组2016年4-6月份对江苏13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苏南5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苏中3市(南通、扬州、泰州)，苏北5市(淮安、宿迁、盐城、连云港、徐州)。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法，每个城市随机选取2个拆迁安置社区，发放100份，13个城市共回收1099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4.5%。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各个城市的样本分布比较均衡，大致保持在6.1%-8.6%之间。其中，苏南地区占41.2%，苏中地区占23.4%，苏北地区占35.4%(表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表3)。
表2样本的地区分布
频率百分比苏南地区苏州958.6无锡938.5常州827.5南京948.6镇江888.0苏中地区南通746.7扬州898.1泰州948.6苏北地区徐州888.0连云港797.2淮安706.4盐城867.8宿迁676.1合计1099100.0
表3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人数百分比性别男性52948.1女性57051.9年龄25以下544.926-3529727.036-4528425.846-5527925.456-6512010.965以上655.9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5313.9初中32329.4高中28025.5大专20618.7本科及以上13712.5婚姻状况未婚999.0已婚96587.8其他353.2入住年限1年以内13111.81-2年18917.22-5年36933.65-10年30027.310年以上11110.1
三、 结果分析
1.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该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不同的研究者设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一些研究的指标设计过于简单，相互间很难进行对比研究；第二，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或指数既存在结构性差异，也存在区域性差异，但很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第三，对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只给出了单维度生活质量得分，没有计算多维度生活质量得分，也没有阐明单维度与多维度之间的关系。
2.对生物多样性和特异性的认识，以及对基因重组作为生物变异主要来源的认识，为知识的灵活应用奠定了基础。
图2 不同城市集中居住区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水平
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运用SPSS 20.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选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18个题项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83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950.303，P值为0.000，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最终得到5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61.357%(表6)。
语文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教师作为语文教学的引导者，肩负着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教师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自觉加强语文和文化修养，使语文课堂不但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课堂，而且也是学生接触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课堂。
表4生活满意度维度表现与维度数值
维度表现维度数值最满意最不满意满意不满意苏南地区苏州婚姻生活自我教育9.80.9无锡配套服务自我教育11.50.7常州婚姻生活社会保障8.71.1镇江婚姻生活自我教育9.21.0南京家庭关系自我教育9.71.8苏中地区南通婚姻生活自我教育11.30.6扬州婚姻生活自我教育10.70.5泰州婚姻生活自我教育8.21.2苏北地区徐州婚姻生活收入状况8.52.3连云港婚姻生活社会保障9.12.0淮安婚姻生活小区环境8.22.2盐城家庭生活小区环境8.01.0宿迁婚姻生活收入状况7.52.7
从满意的项目来看，婚姻和家庭生活几乎是各个城市最为满意的项目。从不满意的项目来看，苏南与苏中地区最不满意的主要是自我教育、社会保障，而苏北地区则是收入、社会保障和小区环境，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以满意维度为纵坐标，以不满意维度为横坐标，就会形成坐标图。从坐标图上不难看出(图3)，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5个城市为第一象限，代表满意项最大、不满意项最小的类型(A类)；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5市为第三象限，代表不满意项最大、满意项最小的类型(C类)；而常州、泰州、盐城为第二象限，代表满意项与不满意项双低的类型(B类)，在水平上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
图3基于生活满意度水平的城市空间分布图[注]取9.5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由最高值(11.5)和最低值(7.5)的平均值决定的。
表5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比较
类型/水平地区分布A类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B类常州、泰州、盐城C类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
表5显示，A类城市中有3个位于苏南地区、2个位于苏中地区，C类城市中有4个位于苏北地区、1个位于苏南地区，B类城市中3个城市分别位于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这表明，总体趋势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满意度苏南要好于苏中地区，苏中地区又好于苏北地区。
第三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低的区域(后续改进区)。工作状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居住状况这4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这说明，一方面相对于健康等非物质要素而言，收入、消费等物质性要素逐渐降低为次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实际的收入与消费又没有达到集中居住区居民的预期水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加。
图4不同维度生活满意度的空间分布图[注]取3.5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因为3.5处于“比较满意”和“一般”的正中间，高于3.5则靠近“比较满意”，低于3.5则靠近“一般”。
第一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高的区域(高度关注区)。婚姻生活、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邻里关系、社会交往这6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健康和家庭较为关注，也较为满意，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第二象限代表了满意度高但重要性低的区域(继续改进区)。交通出行、配套服务、闲暇生活这3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这些指标的满意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生活质量的区域性差异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一个向度，与此同时，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生活满意度各维度的现状表现及改进策略，我们引入重要性指标(以各个具体满意度维度的权重来表示)，以满意度得分为横坐标、以重要性得分为纵坐标，形成一个坐标图。18项满意度指标分布在四个象限内(图4)，其位置分布显示了需要改进的内容和次序。
由图2可看出,几种混沌序列的自相关峰值比都随着序列长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在较短的长度下,几种混沌序列的自相关峰值比相差较小；随着长度的增加,渐渐出现差异,并且,复合混沌序列的自相关峰值比逐渐高于其它混沌序列,表现出良好的自相关性。
2.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对各地区满意和不满意的维度总量进行了计算。计算方法为，将每个被调查者回答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计为满意维度，回答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计为不满意维度，然后分别进行加总(Inoguchi,2013)。结果显示，无锡(11.5)、南通(11.3)、扬州(10.7)、苏州(9.8)4市的满意度总量排在前四位，而宿迁(2.7)、徐州(2.3)、淮安(2.2)、连云港(2.0)4市的不满意总量排在前四位(表4)。显然，不满意总量得分较高的4个城市都位于苏北地区，而满意度得分较高的4个城市都位于苏南、苏中地区，显示出显著的区域差异。
表6测量指标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因子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因子载荷公因子1收入状况消费状况工作状况社会保障闲暇生活5.93132.9510.8350.7350.6350.5150.485公因子2物业管理居住状况配套服务交通出行1.5698.7160.8020.6940.5850.572
(续表)
公因子因子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因子载荷公因子3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自身教育1.3297.3850.8300.8210.5610.513公因子4邻里关系社会交往1.1526.3970.8750.864公因子5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小区环境1.0365.9070.7570.5630.481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模型，该模型包含5个潜变量和25个观测变量，其中满意度为内生潜变量，生活满意度是通过“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来度量。物质生活与闲暇、居住环境、家庭生活、社会网络、健康为外生潜变量，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存在着相关关系，因而该模型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此外，观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地区为个体特征变量。
第四象限代表了重要性高但满意度低的区域(急需改进区)。子女教育、自身教育、小区环境、物业管理、社会保障这5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这些方面对集中居住区居民来说比较重要，但相关的服务或条件又不令人满意，因而急需改进和提升。
正如上文所言，当前小学生年龄小，正处于启蒙教育的阶段，在课堂教学中积极采取信息化教学模式不仅符合新课改的基本要求，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生的创新思维，甚至还会将教师的教学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根据调查与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前大多数小学教师的授课方式具有共同点，即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小学生的兴趣，但是因为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小，无法保持十分的热情，为改变这一现状，小学教师便可以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指导学生，制作精美且具有趣味性的课件，帮助学生消化课堂知识。
为考察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否合理，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删除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不显著的因素。经过数次修正后，模型拟合结果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平。结果显示，χ2/df=2.490，CFI、GFI、IFI和NNFI都达到了大于0.9的标准，表明模型适配度非常好。虽然NFI、AGFI未达0.9的标准，但介于0.8-0.9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钱佳、汪德根、牛玉，2014)(表7)。总的来说，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好，拟合结果比较理想(表8)，因此选择为最终模型(图5)。
表7修正模型评价结果
χ2/dfRMSEARMRGFINFIIFICFIAGFIPGFIPNFIPCFI判断标准<3<0.1<0.5>0.9>0.9>0.9>0.9>0.9>0.5>0.5>0.5模型参数2.4900.0640.0600.9150.8610.9120.9100.8720.6060.6300.666
结果显示，居住环境、婚姻家庭、健康都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同时人口统计变量值中地区、个人收入也在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健康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1.33(p<0.001)。这表明，被调查者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其中，“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最大(0.62)，其次为“身体健康”(0.55)，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较为重视。这两项均值分别为3.707、4.023，表明被调查者对身体健康的满意度要远大于对心理健康的满意度。问卷显示，分别有18.2%、21.8%的被调查者表示身体状况和心理平衡能力较差。一项研究也表明，50%的失地农民都存在健康状况差或患有不严重的疾病的现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情绪焦虑或抑郁(Ying Liang,Wanyi Lu &Wei Wu,2014)。因此，失地农民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表8模型路径系数拟合结果
路径标准化回归路径P值检验结果生活满意度←物质与闲暇生活0.2610.074接近显著生活满意度←居住环境0.3100.014影响显著生活满意度←婚姻家庭0.2880.044影响显著生活满意度←健康1.3300.000影响显著生活满意度←地区0.1080.039影响显著生活满意度←个人收入0.1540.017影响显著
图5 修正后的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图
居住环境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0.31(p<0.05)。这表明，被调查者居住环境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其中，居住状况的路径系数最大(0.92)，其次为物业管理(0.80)。征地拆迁后，集中居住区居民平均每户分到1.8套房屋，家庭住房平均为165.8 m2，人均住房面积为42.3 m2，这一数据低于2016年江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56.9 m2，表明征地拆迁后他们的住房面积有所缩小，但仍然高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0.3 m2。从家庭主要设备来看，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设备普及率很高，几乎都在九成以上，而数字电视(70.9%)、电脑(63.0%)、私家车(54.6%)的拥有率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然而，被调查者对居住的满意度分值却不高，只有3.413。究其原因，居住区存在小区配套服务(50.0%)、卫生环境(41.4%)、房屋质量(28.9%)、地理位置(15.8%)、户型设计(15.6%)等问题，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被调查者对物业管理的满意度分值也不太高，只有3.217。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与服务不完善有关。
假设某种电子应急产品，p0=120，cs=60，零设η1=0.4，η2=0.2(字母含义见前文)，零售商将面对不同的市场情景：
婚姻家庭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0.29(p<0.05)。这表明，被调查者婚姻家庭生活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问卷显示，85.0%的被调查者表示家庭关系“很好”(39.8%)和“比较好”(45.2%)；四分之三(74.4%)的家庭在夫妻相互尊重方面做得“很好”(22.9%)和“比较好”(51.5%)；“商量着办”成为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首选，达到62.4%，而由“丈夫”(17.7%)、“妻子”(10.6%)、“老人”(5.1%)等决定的比例较低。被调查者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分值也分别达到了4.319、4.271。所有这些都表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婚姻家庭关系较为和谐。而从子女教育和自身教育来看，二者的路径系数基本相当，说明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集中居住区居民也因失地后出现就业难而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这两项的均值分别为3.137、3.313，可见被调查者对两者的满意度都不高，尤其是对子女教育不满意。当前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已成为普通居民家庭尤其是失地农民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失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满意度。
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又一个因素，这表明，被调查者物质与闲暇生活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只有0.26(p<0.1)。这一研究与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影响系数最大)有所不同(陈占锋，2013)。在该维度中，收入(0.71)与闲暇(0.70)的路径系数基本持平，这一方面说明闲暇已上升到几乎与收入平等的位置，凸显了闲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对于健康、居住、教育等因素，收入已不再成为制约失地农民生活的最主要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稳定就业率在63.8%；工资收入(55.2%)、房租收入(23.0%)、经营收入(11.7%)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平均收入为7.9万元。再从消费来看，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最主要的消费支出项目为食品消费、衣住用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分别占总体的35.6%、28.5%和13.6%，其恩格尔系数(35.6%)已处于“富裕”水平[注]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评估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为富裕。。而从休闲娱乐来看，情况却不太乐观，问卷显示，57.6%的被调查者表示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尤其是苏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单调率达到了67.4%。因此，集中居住区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此外，从个体特征来看，收入和地区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不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差异，越是靠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四、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COP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类发病率高、病程长、危害大的呼吸系统疾病,晚期COPD多会并发慢性肺心病,在病情进一步发展和急性感染的影响下会出现心力衰竭,会使得患者病情加重,并影响其预后。近些年来诸多临床研究发现血清炎性细胞因子和BNP水平与患者心功能存在密切关联,探讨其关联性对患者病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本次实验就COPD合并肺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与其血清炎性细胞因子、BNP的相关性进行具体分析,现作如下总结。
第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总体尚可。说明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对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单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大于多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可能的解释是，被调查者对于自身的生活总体上感觉满意，但一旦具体到生活的某一领域，如生活成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市交通等方面，则会感觉不太满意，因而造成了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这也说明，生活质量的各领域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虽然“一个领域的满意弥补了另一个领域的不满意”(英格尔哈特，2016)，但加权后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有所下降。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单维生活满意度的代表性，它能够大致反映和代表集中居住区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感受，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高估研究对象的满意度水平，进而影响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因此，需要将单维和多维生活满意度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更加精准地测定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水平。
第二，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总体上，苏南、苏中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要好于苏北地区，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呈阶梯状依次递减态势。江苏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异实质上是三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一个缩影。同时可以将这种差异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表现。总体上，苏南、苏中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相对成熟的、中高级发展阶段，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的阶段。苏北地区则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当前苏南、苏中两大区域与苏北地区的主要差异，仍然表现在就业、收入与消费等经济生活方面，而在社区硬件设施与居住环境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此，从提升经济生活质量的角度，如何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收入、商品和服务”(苏珊·奥普、杰弗里·奥斯古德，2016)，促进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提升其人力资本素质与自我发展能力，仍然是苏北地区以及其他类似地区未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工作重点。
第三，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内部结构性差异。当前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物质与闲暇生活、居住环境、婚姻与家庭、健康等维度存在一定的内在差异。传统上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关注，主要侧重征地补偿、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与消费等结构性要素，而近些年来健康、环境、休闲文化等因素受到重视并被纳入进来，从而使得生活质量的结构体系不断趋于完善。这表明，随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因素逐渐被健康、环境等非物质因素所超越，物质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这也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判断。英格尔哈特(2013)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工业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即从优先强调物质温饱和安全转变为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环境、健康、教育、休闲的重视成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的特点。
第四，综合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得分以及非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上升，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江苏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9%，虽然由于土地被征用可能会使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不过总体上还属于富裕中下的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失地农民由于“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而被贴上新“弱势群体”的标签。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使得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的固有印象与定位发生改变，要求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这也预示着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已从“谋生活”向“品质生活”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生活质量因其“维度-区域-结构”向度而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而要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特征，形成对于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全面性认识，就离不开对生活质量进行“维度-区域-结构”分析。同样，在政策实践中，也要根据生活质量的这一特点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例如，对于苏北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收入、社保等物质层面的福利水平；而对于苏南、苏中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教育、健康、休闲等非物质层面的福利水平，从而做到精准施策、科学施策，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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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研究”(编号：15BSH07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编号：16JJD840006)；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项目“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对策研究”(编号：MZ33710417)。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1-0105-09
作者简介：叶继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南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 215123)。
[责任编辑：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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