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文化研究
[摘要]韩国儒学作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形态，有其独特的地位与特质。目前，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以延边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早期侧重于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史，而后期则侧重于在东亚儒学视域下从中朝韩日儒学比较上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及其特质，突出韩国文化本身对韩国儒学思想的塑造；二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侧重于以中国儒学为基础和参照物而突出义理分析研究，在视角上则侧重于从东亚意识来看待韩国儒学；三是以台湾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在方法上从儒学多元论出发形成东亚儒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研究，以东亚为研究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核心，重视中韩儒学之间的互动，从而探讨韩国儒学经典与价值理念的变迁。
[关键词]儒学；思想史；方法论；韩国
众所周知，儒学发源于中国，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部分一直规范和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儒学还远播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等，从而与中国儒学一起构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依此而言，儒学就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越南等国的思想，而且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份子都曾在儒学思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儒学研究的范围理应囊括中国儒学、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等，这样才能够充分揭示出儒学思想体系中的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也能够更好地把握儒学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中的创造性发展，进而凸显儒学的地域特色。
与中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热潮相对照，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相对冷僻的研究领域，这固然有语言和相关投入不足的障碍，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障碍，即认为韩国儒学都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只不过是中国儒学的延伸。这样一种对韩国儒学的认识正是由于中国对韩国儒学研究的不足所导致的。因此，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在总结和继承前辈学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尤其是从东亚视域下或者儒学整体视域下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延边、北京和台湾三个地区，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所以本文主要以延边、北京和台湾三个地区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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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延边地区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发端于延边大学。1957年延边大学的崔凤翼发表的《十六世纪朝鲜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徐敬德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一文不仅拉开了现代中国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的序幕，也奠定了延边大学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特点，即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立场来考察韩国儒学思想史。如崔凤翼认为，徐敬德是朝鲜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其在“理气”论上的唯物主义特点在朝鲜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崔凤翼还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角度把徐敬德、李珥、李瀷、任圣周等韩国儒学史上唯“气”论者和主气论者归为唯物论倾向的学派，而把李滉、李震相、奇正镇等韩国儒学史上主“理”论者归为唯心论的学派，进而指出朝鲜朝后期的实学思潮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唯物主义思想。[1](60～61)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延边大学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日臻成熟，不仅形成了以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等人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还出版了《朝鲜哲学思想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年)。《朝鲜哲学思想史》可谓是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中国以唯物史观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史的代表之作，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该书以时间和朝代更迭为顺序，重点从社会历史背景上考察和阐释韩国儒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点。该书将韩国儒学思想史分成了三国·统一新罗、高丽末朝鲜朝初、朝鲜朝前半期、朝鲜朝后半期和近代五个阶段。该书认为，第一阶段的三国·统一新罗是儒学全面传入韩国的时期，其儒学家所提出的家国一致、忠孝一致及“三纲五常”等思想为韩国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2](2)第二阶段的高丽末朝鲜朝初是韩国儒学从孔孟儒学转向程朱理学的转换期，其中的安珦、白颐正、李齐贤等人从元朝引入了朱子学，而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则利用朱子学，在政治上标榜王道政治，在经济上要求改革田制，在思想上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从而维护和加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三阶段的朝鲜朝前半期是韩国儒学思想走向高峰并开创儒学研究新领域的时期，不仅强调了金时习和徐敬德在朝鲜唯物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还重点阐述了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如何将韩国儒学推向顶峰，并引导了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论辩；第四阶段的朝鲜朝后半期是韩国儒学思想转向实学的时期，这一阶段的韩国朱子学在宋时烈之后越发空谈、保守、专制，从而在儒学内部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其中以李瀷、洪大容、朴趾源、丁若镛为代表；第五阶段的近代是韩国儒学寻求新发展的阶段，并在西学的冲击下产生了“儒教求新论”[注]“儒教求新论”以李健昌、金泽荣等为代表，强调攫取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实践”因素，批判传统朱子学的空洞学说，试图建立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儒学。和文明开化思想[注]文明开化思想以金玉均、朴泳孝、朴殷植等为代表，强调要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在文化上否定封建意识。。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延边大学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个转向，即逐渐脱离唯物史观而转向东亚儒学视域下的中朝韩日比较学研究，如代表性的成果有《中朝日比较哲学初探》(潘畅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朱七星主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学特质及其成因比较研究》(潘畅和著，韩国学术情报(株)，2005年)、《中韩日儒学比较论》(潘畅和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潘畅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等著作。东亚儒学视域下的中朝韩日比较学研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唯物史观所主导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时期，延边大学的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如《程朱理学在日本和朝鲜——其传播和影响的比较之一》《儒家学说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的比较》《朝鲜日本朱子学之宏观比较》《浅谈儒学在朝鲜与日本的传播和影响》《简论儒学文化圈的昨天、今天、明天——儒学在中国、朝鲜、日本的几点思考》《日韩儒家文化背景比较》等论文都是这种研究取向的代表。然而真正把东亚儒学视域下的中朝韩日比较学研究推向成熟的是潘畅和。1994年，潘畅和在《中朝日比较哲学初探》一书中重点就中朝日的气论、阳明学、朱子学、实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2005年潘畅和通过《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学特质及其成因比较研究》和《中韩日儒学比较论》两部著作进一步深化了朝鲜和日本的儒学比较研究，2012年潘畅和完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价值冲突——以古代朝鲜和日本的儒家文化比较为中心》一书，成为东亚儒学视域下中韩日儒学思想比较研究领域中较为成熟的著作。在潘畅和看来，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原创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而韩国和日本作为接受儒家文化的子文化，又恰好将儒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各自做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将儒学内在的各种文本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主体中做出了现实的不同诠释，即韩国儒学偏重于精神理念，追求普遍的个体人格的完成，而日本更多地崇尚技术文化，追求具体实力的提高。具体而言，对于韩国儒学思想，潘畅和认为，“在文化普遍主义的观念和情感之下，朝鲜朱子学者超越当下的物质现实层次而更关注天、理、仁、义等形而上的目标，……更关注导向终极的‘圣人’及‘道’的内心世界和道德规范。朝鲜儒学者兼政治家的基本思维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理论上，下及平民，上至国王，虽然肩负的社会使命使其各自处在这一链条中的不同阶段，但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皆从修身开始。一个人何以能修身？如何修身？这就是朝鲜朱子学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因此称朝鲜朱子学为心性学。‘四端七情辩’‘人性物性辩’‘礼讼’‘韦正斥邪’等都是由此而生发的。”[3](299)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比较研究既拓展了儒学研究的视野，也凸显出了中韩日儒学的特质。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比较研究还阐明了韩国儒学思想特质形成的原因，即从韩国文化本身出发来阐释韩国儒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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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张立文以朱熹思想研究和《周易》思想研究见长，并以“和合学”为学界所熟知。他之所以关注韩国儒学思想，特别是退溪学，乃为其朱熹思想研究之延伸所致。自1983年始，张立文先后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李退溪认识范畴系统论》《李退溪理动论探析》《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等多篇论文，随后又在1989年主编了《退溪书节要》，从而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退溪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张立文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其中认为，作为朝鲜朱子学大家、“朝鲜之朱子”，退溪通过自己的教学和政治活动，为朱子学在朝鲜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理论上，张立文认为退溪结合了朝鲜朝社会实际和吸收明代朱子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变理“不会自动”为理“自会动静”，提出“理发而气随，气发而理乘之”的主张，从而使理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与“四端七情”的性情、道心人心、善恶问题联系起来，进而更富人性意味，这也使得朱子理气“决是二物”与“不可分开”的观念得以协调，兼顾“理气”与“四七”的互发相须的方面。[4](25～26)可以看出，张立文主要是从朱熹理学思想上来看待退溪思想和考察退溪哲学的思想特点。
以北京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是站在中国儒学的立场上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换言之，就是把韩国儒学作为中国儒学的一部分或一个形态来加以考察和认识，重在义理分析。主要成果有张立文的《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年)、《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年)，周月琴的《退溪哲学思想研究》(杭州出版社，1997年)、《儒教在当代韩国的命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姜日天的《朝鲜朝后期北学派实学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葛荣晋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洪军的《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李甦平的《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张立文的《退溪书节要》《李退溪思想研究》和李甦平的《韩国儒学史》。
幼儿园应在一日活动中建立一套系统、科学、规范的教学指南，同时还应该注重对幼儿教师的培训，定期开展教师的集体培训，让教师明确自己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具体的责任。教师之间也要经常交流经验与教训，分享经典的教学案例，这样有利于共同促进幼儿园教学的进步。
回顾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患者一般情况包括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既往基础疾病及预后计算出CCI(参照2016年Roffman的CCI评分[11]，见表1)、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肿瘤临床分期(2010年AJCC前列腺癌肿瘤TNM分期标准[12])、穿刺病理分级(ISUP 2014 Gleason分级系统[13])、手术时间、手术失血量、术后病理切缘阳性情况，根据患者RP术后5年后患者患者的生存预后情况分成生存组与死亡组。
李甦平早期专攻中国哲学，后扩展为中日哲学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再后来又扩展为中日韩哲学比较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集中进行韩国哲学研究，尤以韩国儒学为专攻方向。李甦平先后发表了《朱熹与退溪理范畴比较》《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中、日、朝实学比较》《李退溪敬哲学及其未来人格发展》《阳明心学、石门心学、霞谷心学的比较》《韩国三教和合的现代价值》《中韩气哲学比较研究——以张载和花潭为代表》《韩国儒者对中国朱子学的几点发展》等论文，并于2009年完成了中国人所撰写的第一部韩国儒学史著作《韩国儒学史》。该书主要分三部分来阐释韩国儒学思想发展历史：第一，绪论部分，通过中韩儒学的比较，阐释了韩国儒学“重气”“重情”“重实”的基本特点及韩国儒学的“义理”精神，集中探讨了韩国儒学在“理气”“心性”“礼仪”“以图解说”等方面对中国儒学的细微发展；第二，正文五章部分，则是着重对韩国儒学发展演变历史的梳理和论述，依照韩国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徐敬德、李滉、奇大升、李珥、成浑、曹植、金长生、宋时烈、李柬、韩元震、郑齐斗、李瀷、洪大容、丁若镛、崔济愚、朴殷植等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并探究了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第三，附录部分，为了突出韩国儒学的特色，将韩国儒学史上两次著名论辩——“四端七情论辩”和“人性物性异同论”——的始末及论辩的主要原始材料刊于书中，以供人们研究和参考。[5](扉页3)该书的主要理论特色在于从中韩性理学比较的视角，对韩国性理学家对朱子学的发展以及韩国儒学特性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强调儒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盛不衰，就是由于儒学自身的更新和变异，即发展。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之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磨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韩国儒学。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韩国儒学，而这种变化，就是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发展。为此，李甦平从儒学的基本范畴理气、心性情、礼仪、以图解说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韩国儒学对朱子学的发展，从而认为韩国儒学是韩国儒者以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特殊的思想能力继承并予以独立性发展的传统儒学。[7](118)诚如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所言，此书势必会在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代表了中国学者以朱子学为基础，系统分析和讨论韩国性理学的最新成果。
纵观以张立文、李甦平、陈来为中心的北京地区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三个特点或优势：一是具有很好的中国哲学背景，特别是朱子学理论研究的背景，从而侧重于在与中国儒学的对比下来考察和阐释韩国儒学。如张立文曾著有《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进而在与朱子思想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来阐释退溪的性理学思想，并认识韩国是怎样和从哪些方面吸收朱子学，乃至体验朱子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4](自序3)李甦平曾著《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朱熹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进而在中韩性理学相比较的视角下对韩国儒学家对朱子学的发展以及韩国儒学特性等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7](118)二是重点对韩国性理学(朱子学)进行义理分析研究。张立文、李甦平等人以朱子学为基础，主要考察朝鲜朝时期的性理学思想，并对其进行义理分析，试图寻找韩国古代性理学相对于朱子学的理论发展及特色。三是从东亚意识出发来看待韩国儒学。张立文和李甦平等人认为，所谓东亚意识是指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而这里所言之儒学是指孔孟荀的元典儒学、汉唐经学儒学以及宋明新儒学，在韩国则指性理学，这包括其主理派、主气派、折衷派和实学派，[4](自序5)从而指出韩国儒学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东亚意识的源头之一，对现代研究、弘扬、发展韩国儒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以看出，以张立文和李甦平为代表的北京地区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在方法上侧重于以中国儒学为基础和参照物而进行义理分析研究，而在视角上则侧重于从东亚意识上来看待韩国儒学。虽然这一研究以深厚的中国儒学功底和扎实的韩国古代文献阅读能力为背景，凸显了韩国儒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但却因多不通韩国语，所以对近代以来韩国的相关研究成果掌握较少，对近现代韩国儒学部分论述也相对薄弱，这是其研究的不足之处。
延边大学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成为了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的开拓者和重镇，当然，其中也包括对韩国儒学思想的开拓性研究。就方法论来讲，延边大学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独具特色，即早期研究侧重于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史，从而将韩国儒学思想分为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突出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后期研究则侧重于在东亚儒学视域下从中朝韩日儒学比较上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及其特质，突出韩国文化本身对韩国儒学思想的塑造。这一方法的运用除了在地理上以延边大学为中心外，在民族上则主要以中国朝鲜族为主。朝鲜族在进行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时，除了语言上的先天优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上与韩国相近，能够做到从韩国文化的切身体验中认识韩国儒学思想，而这正是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不过，正是由于可以藉助语言上的优势而有效地参考和借鉴韩国的相关研究成果，所以导致延边大学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过多地依赖于第二手文献，对于第一手原典文献的处理相对不足。
此外，陈来作为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学者，虽未有专书讨论韩国儒学思想史，但也撰写了不少此方面的学术论文，如《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理气之辩》《李退溪心学之研究》《宋尤庵与李朝中期的朱子学》《李牧隐理学思想简论》等来阐发对韩国性理学的认识。陈来认为，“理学”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的思想，韩国以及日本的新儒学都曾在理学上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因此，一方面，研究韩国儒学而不充分了解中国儒学，就不能了解相对于中国的儒学，韩国儒学的真正特点和发展，同时也难以真正认识中国儒学的特质；另一方面，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朱子学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6](前言，2～4)
此外，延边大学在高丽儒学研究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金哲洙完成了博士论文《高丽中期儒学新倾向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发表了学术论文《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和《论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新儒学思想倾向》。金哲洙认为，高丽社会进入中期以后，儒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原因在于受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刺激和影响，高丽统治阶层对儒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随着儒学的发展及宋丽文化交流，高丽中期的儒学开始出现了与北宋新儒学相一致的倾向和思想因素，即强调对心性、义理和经世之学的重视。
三、以台湾地区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以台湾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在方法上从儒学多元论出发形成了东亚儒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研究，其中以黄俊杰所主持的“东亚经典与文化”“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研究计划所形成的相关著作为代表，如《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朝鲜儒者丁若镛的四书学：以东亚为视野的讨论》《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朝鲜儒者对儒家传统的解释》[注]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黄俊杰：《东亚视域中的茶山学与朝鲜儒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蔡振丰：《朝鲜儒者丁若镛的四书学：以东亚为视野的讨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黄俊杰：《朝鲜儒者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等。上述研究以东亚为研究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核心，重视中韩儒学之间的互动，从而探讨韩国儒学经典与价值理念的变迁。
事实上，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开端于蔡茂松。他早年曾到韩国留学，不仅在柳承国的指导下于1972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退、栗性理学的比较研究——以退、栗的思想立场为中心》，而且还先后发表了《韩儒洪范述论》《韩国儒学史(一)(二)》《退栗二家理气说之内容》《旅轩性理说》《高峰性理学研究》《韩儒丁茶山反朱学内容之研究》等多篇论文，最后还出版了《退溪、栗谷性理学的比较研究》和《韩国近世思想文化史》两部著作。蔡茂松作为台湾地区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的开创者，其研究主要是介绍朝鲜时代的儒家思想文化。除了蔡茂松之外，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主要研究者还有黄俊杰、杨祖汉、李明辉、林月惠和蔡振丰等人。黄俊杰主持“东亚经典与文化”等研究计划，并先后完成了《东亚近世儒学思潮的新动向——戴东原、伊藤仁斋与丁茶山对孟学的解释》《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丁茶山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郑齐斗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解释》[注]《东亚近世儒学思潮的新动向——戴东原、伊藤仁斋与丁茶山对孟学的解释》，载《儒学传统与文化创新》，黄俊杰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丁茶山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载《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黄俊杰著，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郑齐斗对孟子“知言养气”说的解释》，载《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郑仁在、黄俊杰编，台北：台大出版社中心，2005年。等学术论文；杨祖汉著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他们探讨了朝鲜性理学中的“无极太极论辩”“四端七情论辩”和“人物性同异论辩”，其方法侧重于“文献的途径”，从韩国儒学的论争入手，借着疏释其中的主要文献，从而衡定其义理形态，即通过中国当代新儒学对宋明儒的诠释，以比较韩儒义理。[8](自序3)李明辉著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此书将孟子的“四端之心”理解为一种康德哲学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认为退溪与高峰关于四端与七情的争论可归结为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同异质问题，并试图用现象学、伦理学的路径来论证退溪等人所理解的当属于“先天而又实质”的“四端”。[9]林月慧著有《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此书以16世纪朝鲜性理学的研究为主，在哲学论争上，为呈现罗整菴理气论与心性论对朝鲜性理学的影响，特别着重于“人心道心”论争的考察与探究。[10](55)蔡振丰著有《朝鲜儒者丁若镛的四书学：以东亚为视野的讨论》，此书将茶山的四书学放在东亚儒学视域中加以考量，不仅与中国学者的四书诠释做了比较，还与日本古学派的四书诠释对勘，从而凸显茶山四书学的特点，进而认为茶山的四书学不应该归入东亚近世的“气学”或“反朱子学”的阵营，而应以“后朱子学”视之。[11](序言2)
近年来，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都是围绕着东亚儒家经典诠释相关计划而展开的，从而备受学界的关注。这一研究在方法上具有三个优势：一是东亚儒学的研究视域，这并不是说站在整个东亚儒学的高度上或从东亚儒学的整体视角下来考察韩国儒学，而是脱离中国儒学的一元化倾向，从儒学的多元性来考察韩国儒学，把韩国儒学视为儒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形态，并在中韩日儒学比较中来凸显韩国儒学的特性；二是以宋明理学、中国哲学、比较哲学为研究背景，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研究者大多都在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有着深厚的研究功底，从而突出以问题意识来考察韩国儒学，如杨祖汉的著作《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三是重视儒家的经典文献而凸显微观上的深入研究，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研究以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为主题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研究团队，从而围绕儒家的“四书五经”展开专题研究，如蔡振丰的著作《朝鲜儒者丁若镛的四书学——以东亚为视野的讨论》。不过，台湾地区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同样存在着不足，如很少有精通韩国语的研究者，故没能及时而有效地利用韩国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往往缺少宏观性的研究，广度不够。
四、结论
当然，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以上三种主要范式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方法。如从韩国语或韩国文学等专业工作而扩展至韩国儒学思想研究，或因留学韩国而进行韩国儒学研究。前者以张敏为代表，张敏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韩国语专业的教学工作，后攻读了韩国儒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徐敬德的气一元论》(北京大学，1995年)和博士学位论文《栗谷思想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并著有《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和《韩国思想史纲》[注]张敏：《立言垂教——李珥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张敏：《韩国思想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从其研究成果和方法上看，张敏的关注点也主要在韩国儒学上，并藉助语言优势很好地吸收了韩国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以点成线的方式来叙述韩国儒学思想，其写作风格浅显易懂，非常适合初学者。后者以方浩范、邢丽菊、李红军等为代表，方浩范毕业于韩国全南大学，师从崔大羽教授，致力于茶山丁若镛研究，先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丁若镛神形妙合人间观》(韩国全南大学，2004年)，著有《茶山实践伦理思想》《儒学与丁若镛的哲学思想》《韩国性理学与宗教文化》[注]方浩范：《茶山实践伦理思想》(韩文)，首尔：泉水出版社，2004年；方浩范：《儒学丁若镛哲学思想》，首尔：韩国学术情报(株)，2004年；方浩范、李海涛：《韩国性理学与宗教文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邢丽菊毕业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师从崔英辰教授，致力于韩国性理学思想研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南塘/巍巖人物性同异论的比较研究——与朱子的理气同异论相关联》，著有《朝鲜儒者南塘与巍巖人物性同异论的比较研究》《韩国儒学思想与文化》《韩国儒学思想史》[注]邢丽菊：《南塘/巍巖人物性同异论的比较研究——与朱子的理气同异论相关联》，韩国成均馆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邢丽菊：《朝鲜儒者南塘与巍巖人物性同异论的比较研究》，首尔：新星出版社，2009年；邢丽菊编著：《韩国儒学思想与文化》，首尔：首尔出版社，2013年；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李红军毕业于韩国忠南大学，致力于韩国性理学研究，著有《朱熹与栗谷性理学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年)。韩国留学的经历，使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吸收和借鉴现代韩国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往往会忽略中国儒学思想研究的背景，而且很难突破韩国的儒学思想研究的框架。
为了推动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需要吸收和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寻求推陈出新，客观而准确地认识韩国儒学思想。由于韩国儒学思想源于中国，又与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相关联，所以东亚的视域为其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此外，韩国儒学作为在韩国地域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儒学形态，必然有着韩国所独有的文化土壤，所以从韩国文化本身出发来理解韩国儒学思想十分重要。具体而言，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基础还是原典文献，所以对原典古文献的阅读分析能力仍然是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的重中之重。同时，为了有效地吸收现代的相关研究成果，韩国语、汉语及日语的熟练掌握也必不可少。因此，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必须要提高到东亚儒学思想史研究的高度上，从韩国文化传统内部以中国儒学、日本儒学为参照系，依据原典文献，借鉴现有成果，来发前人所未发，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而将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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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1-0032-07
[收稿日期]2018-0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编号：18ZDA129；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东亚佛教历史传统与价值冲突研究》，项目编号：2017WLJH02。
[作者简介]1.李海涛，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宗教与思想文化；(济南250100)2.方浩范，男，朝鲜族，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儒学与文化。(威海264209)
[责任编辑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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