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要：马克思学说发源于人的问题，终归于人的问题解决。寻求人的自由解放既是马克思学说的终极哲学目标，也是其生成人的本质话语的起因和动力。探究人的本质及人怎样获得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根本和落脚点。在批判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人本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经历了从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认识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本质规定、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确证到“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的逻辑演进过程。共同体活动是人占有自己本质最为根本的前提基础，是人实现自己本质的实践依托。据此，马克思分析了“虚假的”和“真正的”共同体，认为“虚假的共同体”只能呈现异化的人的本质，而只有未来“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人的自由解放；共同体
马克思学说发源于人的问题，终归于人的问题解决。马克思用尽毕生精力探索人的世界和世界的人。当前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研究多停留于“社会关系总和”的认识层面，没能重视其完整性的探究，致使出现“不成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不统一等割裂马克思学说的现象。本文力图从马克思思想的演变发展来考察马克思学说中人的问题，从整体论述来研究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生成演进逻辑，力求呈现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与其哲学目标任务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预见和论证的未来共同体之间的统一性。
一、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生成：从“为人类福利而劳动”到“为人的自由解放”
任何思想观念的产生固然离不开时代的根源，更是离不开思想生产者的人生追求。马克思致力于“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生价值追求，终成就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马克思学说。这一终极哲学任务是生成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起因和动力。
第一，青少年时期，马克思钟情于“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道主义关怀。少年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深受19世纪欧洲宗教神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信奉和遵从基督和上帝的神圣价值原则。不过，马克思真正关注和信仰的是其所宣扬的善良、公正和智慧等道德观。这一点从他中学毕业时的宗教考试作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人们“对美德追求的热情”和“对真理的渴望”是“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是要“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的目标得以实现。在这里，年少的马克思将道德理想与基督善意统一起来。他还写道：“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正因为出于这种纯洁的根源，道德才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可恶的方面都不存在了，一切世俗的东西都消除了，所有粗野的东西都消失了，道德也就改变了面貌，同时也变得更为温和和更近人情。”“一个人一旦达到了这种道德，就和基督一致起来了”[1]822等等。尽管这些话语陈述所表达的道德观念包裹在神的名义之下，但字里行间饱含着理想化的人生价值追求，即倾向于道德对人去恶向善的引导及人对崇高道德目标的追求。
看到《罪与罚》这个名字自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救赎主题，这与作品内容十分贴切。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名“罪”和“罚”。但是笔者更倾向于于试探性的主题。
如果说，马克思宗教考试作文停留在宗教情感层面，一般地意识到人应该有的道德取向的话，那么其《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毕业论文则更进一步地阐述了人不应只是停留于这种道德感知，更要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并明确地表达出他自己献身于“人类的幸福”的人生信念。他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7这段热情洋溢的文字散发着年轻马克思“人类意识”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为了全人类幸福”的崇高志向。这一情怀和志向与马克思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在这里，青年马克思将自我完美归之于为“人类的幸福”的人生追求，即“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这不仅表达了自我与他人、人类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观点，更是确立了他本人奉献人类事业的人生理想。
责任感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由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共同参与，共同培育，以期从责任认知到责任情感、责任信念，再落实到责任行为。学校是责任教育的主渠道，大学校园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主阵地。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伴随人类认识史而追问的根本问题。至马克思，人类获得相对一致的人的本质认识，即人既具有动物界成员一样的自然本性，又有着不同于动物的一般本质。对于后者，要么困顿于唯心主义思维，要么局限于直观感性，其结果不是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某种精神存在，就是理解为某种外在于人的现成实体。说到底，这些对人的本质的认知都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层面。这种认识上的缺憾和留白，必将由后来伟大的思想家来完成变革和超越，历史将这一重任呈给了马克思。
不难看出，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经历了从追随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到对他们的批判继承，终至转向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过程，其在方法论上体现了从客体规定主体到主体自我规定、再到主客体互为中由客体发展规定主体的变化。其中“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规定，揭示了人的本质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即在实践作用下两者发展进步具有同步性和方向一致性。对于这一点，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见解有助理解，他认为：“如果说个性就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创建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认识这些关系，而改变自己的个性就意味着改变这些关系总和。”[6]281这就意味着，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终究要依归于可以提供这种全面占有的共同体“社会关系总和”。
物质利益问题是社会领域中基本而又主要的现实问题，注定要进入马克思求解人类幸福答案的思维中。当马克思遇到林木盗窃问题，以及后来接触到莫塞尔河沿岸酿造葡萄酒农民贫困状况的材料后，他认识到现实中富有者和穷苦人的利益对立，而国家及其法律不过是打着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旗帜，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为此，马克思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战斗檄文，探讨了物质利益、财产关系与国家及其法律的关系。这里，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和观点的转变，渗透着其哲学任务的无产阶级取向和落脚点。这种思维转变和立场取向更加强化了马克思的现实倾向，他更加意识到要求得人类幸福，哲学不能困顿于黑格尔式的精神世界中。1842年在《莱茵报》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就哲学的特点、功能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是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哲学要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并互相作为，以便从“实然”世界中寻找到“应然”世界，并通过批判“前者”获得通往“后者”的现实途径。这成为马克思后来理论批判活动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也体现了他寻求人类幸福途径的唯物主义态度。
第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社会本质规定——“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性，而对人来说，它却是人人共有的属性。这就是说，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规定区分不了个体人之间的不同，也就不能区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职业等时空中的人。探寻通向“人的自由解放”的科学途径，对人的本质认识停留于此显然是不行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这里，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只有借助于一定社会方式才有意义，这为从现实社会视角考察人的本质提供了思维路径。在《提纲》中，伴随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马克思得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的结论，完成了人的本质观的根本变革。《提纲》第一条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4]499这是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即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也从批判中得出把感性理解为实践“对象性的活动”的新唯物主义观。《提纲》第六条运用这一新确立的唯物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观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501。这种人的本质观脱离了实践和社会，只能停留于抽象范畴。马克思在《提纲》第七条中继续批评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501，进而回应“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本质规定，扬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本质观；而从人类认识史看，它实现了人的本质从一般共性到具体差异性、从永恒性到变动性的认知转变。故此，学界公认人的社会本质规定是马克思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确立标志。
二、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的演进：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到“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
不过，对于怎样“为人类福利而劳动”，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并没有表达出具体的认知取向。我们有理由说，此时他的人生理想还是宗教情愫的美好愿望。然而，理想的种子一旦在观念里种下，就会在一定的时空里孕育发芽，等待着另一时空的破土而出。可以说，正是早年“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懵懂理想为马克思以后的生命表现描摹了底色，为其人生追求指明了方向。如果说在中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播下一颗人生理想的种子，那么其波恩大学、特别是柏林大学的生活学习经历，就是在辛勤地孕育这颗种子。在大学求学中，马克思渐进意识到“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1]10，一味沉醉于理想就会背离现实而陷入幻想，理想亦将永远地停留于空中。于是，马克思转而面向现实，洞察和判断隐藏在抽象理论背后的各种事实真相，进而从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把握真实的生活。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研究，马克思肯定了伊壁鸠鲁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独立性的观点，也批判了他将人与外部环境完全脱离的错误。此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能脱离人所处的环境去理解人的自我意识，否则不但导致人的自我意识的虚幻性，而且人的世界也很难成为合乎人的意识要求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马克思批判自己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观的主观性和抽象性。通过这种批判考察，马克思深化了对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等关系的认识，认知到自我意识中有客观性存在，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到这时，中学时那个宗教理想化身的马克思，已然蜕变为正视合乎理性自我意识的无神论者。这种认识上的升华，标志着马克思在思维上已经冲破了已有的、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禁锢，为后来在现实中认识和把握人的问题、寻找人类幸福途径做了自身认知的观念准备。
第一，共同体活动是人占有自己本质的前提基础。人以其共同性而组成的社会群体生活在哲学上称为共同体。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4]187。“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571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共同体活动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揭示了共同体是人占有自己本质的前提基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多次提到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的名言。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人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繁衍和发展。通过一定的共同体活动，人把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转化到其作用的对象，在对象身上看到自己的生命表现，进而在对象世界中肯定和占有自己。换言之，在马克思这里，人只有在共同体活动中才能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与超越生命需求的发展意志整合起来并付诸实践，进而在对象世界中体现其本质的生命力量表现。如此不能不说，共同体活动是人占有自己本质最为根本的前提基础。脱离共同体生活，任何单个人的孤立活动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界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187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人才能占有自己本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本质统一。
第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表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命题奠定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研究的基点，但它并没有回答“什么东西构成人的本质”问题。对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其新确立的唯物史观论证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翻开了探寻科学的人的本质的新一页。为了回答“什么是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提出划分事物属种的“类”概念(如有空气、水等无生命的类，也有人、猴子、花草等有生命的类)，并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类”，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对此，马克思是予以肯定的。但是，对于具体什么“类”特性把人与动物相区别，费尔巴哈却说：“对这个问题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人的绝对本质。”[5]26-28显然，这里费尔巴哈把理性、爱等意识看作为人的类本质。对此，马克思是批判的，认为这种理性、爱等只是意识到的类存在，而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对象世界中确认类存在。他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162。这里，马克思指出“类特性”体现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这种性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它才是人的类本质。显然，不同于费尔巴哈“意识到”的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人的类本质在对象世界中是可以“被确认”的类存在。不难看出，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4]161的见解，却批判了其不彻底性，否定了理性、爱等意识的类本质规定。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4]162。这种生命活动直接源于自身存活的需要，依附并受制于自然。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4]162。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决定了人能够按照一定的意志取向进行有方向的活动，在自然面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
按：“嘴”，涵芬楼、三家本原作“觜”。“觜”“嘴”乃古今分化字。在表示“嘴巴”义上，“觜”音zuǐ，“嘴”是“觜”的后起分化字；但二十八星宿的觜宿，音zī，绝不能写成“嘴”。
至此，马克思认识到，未来世界取决于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怎样让“实然”的“旧世界”转向“应然”的“新世界”应该是理论批判的任务，这也映照了他后来提出哲学不仅是解释世界而更是改造世界的著名观点。这样，马克思确证了人类“应然”的终极目标可以在“实然”世界得以实现，其“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理想也就有了具体的努力方向，即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寻找现实本身的逻辑、规律和趋势。从此，马克思客观现实地思考和回答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而怎样消除社会贫困和不平等，把穷苦人民从现实悲惨的非人生活中解放出来，成为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至此，“应然”的“人的自由解放”成为马克思学说的终极哲学任务，这全然符合了他早年就萌生的“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生理想。而“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4]46，也就是说，只有各种关系发展到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时候，人的自由解放才能实现。可是在现实中，无数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生命挣扎在悲苦中，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人之为人的“应然”关系。那么，什么导致人失去了作为人应该享有的东西？怎样改变无产阶级的悲苦命运？怎样变革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使他们真正能获得作为人应该有的自由解放？这些是马克思完成哲学任务必须要面对和解答的终极问题。这就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哲学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创新，就要回到被费尔巴哈称为“哲学上的最高的东西”即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是对人的终极追问，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问题。要在通向“人的自由解放”终极目标的理解道路上追随马克思学说，必须要详尽地考察其人的本质观的逻辑演进及其终究依归。
第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本质延伸——“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在《提纲》中，科学的人的本质观是以骨骼式的命题形式呈现的，没有给予有血有肉的具体化阐发和延伸。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者时有所提及，他们“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4]18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凝练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马克思人的需要本性规定是其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一方面，“有意识”的类本质是人的需要本性的前提和动力。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519，它产生了人对自然的需要，而这种生命的“有意识”性决定了“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2。这样，在社会生产中“有意识”类本质引发人的需要的叠加和发展，进而推动人类不停息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不断地赋予对象以符合人的新需要的新特性。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本性推动人的本质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545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在人的需要本性作用下，社会关系后一代扬弃前一代。人的本质“社会性”决定了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进化发展，人的本质亦获得相应的发展进步。这就是说，在需要本性推动下，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互为进步发展，共同推进人类历史向前发展。就此而言，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扩大的再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物质资料生产、意识生产、人口生产并列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这里的“扩大的再生产”回应了“人的需要本性”，通过它“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4]163，人才能不断地超越现实本质的有限性而接近于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直至创造出真正属于人的世界。
三、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从“虚假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
第二，走上社会后，马克思志向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哲学任务。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镇压，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克思没能如愿地在大学谋得教职，而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和主持者。这是马克思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通道，他由理论的精神生活走向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尽管这是迫于生计的选择，却不自觉地符合了马克思的人生追求。正是这种编辑生活，让刚刚走入社会的马克思得以接触到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其“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理想种子亦获得现实土壤的培育和酝酿。同年，针对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先后写就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两篇政论性文章，讨论了自由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国家宣扬的自由的伪善性及其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发展了他博士论文中关于自我意识的观点。这时的马克思已经触及了国家内部的矛盾，认识到社会中的人由于财产不同而处于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这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跨进了现实社会领域，并以现实本身的逻辑和需要探寻其人生理想的前进方向。
第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自身本质界定——“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11。要解决人的问题，自然要抓住人的根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4]11这一人本界定回答了去哪里找人的根本问题，即回到人自身去找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说的结果。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对象的经验中有其为人的意识和思维，对对象的经验就是人的自我意识。故此，他认为，对象反映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他说：“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5]30。在费尔巴哈看来，“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随后他提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著名命题。从批判宗教的初衷来看，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这种发现，完成了近代德国思想界批判宗教的历史任务。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更爱真理”地对其进行批判和超越。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说的外在对象表现在抽象意义上可以体现人的本质要素，但它们不能成为人的本质的根本和出处，只有人自身可以汇集并统领这些对象要素，所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不仅扬弃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外在于对象的说法，而且否定了之前一切客体规定主体的人本界定，排除了人的本质外在化，实现了主体自我的本质规定。一方面，纠正了以往那种到人自身以外去寻求人的本质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告诉人们，既不要纯粹从上帝、也不要单纯从客体自然、更不要在神秘的绝对精神中去找寻人的本质，而是要回到人自身。这就将人的本质从上帝那儿回归到人自身，宣告了人不再围绕上帝转，而是以人自己为中心而活动，让人自身成为人优先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命题实现了人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哥白尼革命。
在磷复肥产销会召开之前，东北、鲁东、西南和山西等区域的冬储市场就已经启动，但是受终端需求逐年疲软和原料价格持续高位的影响，大部分经销商对冬储还是持观望态度，备货并不积极，这也导致生产厂家新单情况一般，依旧以发前期订单为主。与此同时，厂家前期的低价原料基本已经消耗殆尽，目前多采取降低开工率、以销定产的方式规避风险。预计本月底或下月初，业内的标杆厂家就会公布冬储报价，届时复合肥冬储市场将会逐渐趋于明朗，厂家也会恢复开工率，加快生产进度。
一位医疗行业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该司权限过大，该司官员也容易成为企业“围猎”的对象，在吴浈主政期间前，该司就问题频发，违纪违法问题频出。
第二，虚假的共同体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活动是人占有自己本质的前提基础，但他并不认为任何一种共同体都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现实的人“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4]575。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受依存的共同体关系的影响和规定，不同共同体因其社会关系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个体生命。例如，活动于一定阶级共同体中的人就有着这种阶级关系影响和规定的生命活动表现。有鉴于此，他提出“虚假的共同体”概念，并指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4]571。在马克思这里，虚假的共同体是指私有制境况下人类所依存的共存状态，如阶级、国家、人类社会等。之所以称之为“虚假的”，不是否定其实体存在，而是指这种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处于矛盾和对立中，背离了共同体本该有的真正“共同”的社会关系品质。在虚假的共同体里，不断扩大的生产力成为人们共同活动所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然而这种共同活动不是人们自愿地集结而成的，而是某种人们不能驾驭的外在强制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己力量以货币为中介，决定着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金钱至上”的社会关系，成为现实的人及其依存共同体所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如此价值追求支配着共同体中人的意识和行为，致使人的活动不是为了全面占有自己本质，而是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手段。在虚假的共同体里，人与人、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始终在异化中运行和前进。就人的本质来说，处在这种异化社会关系中的人，不可能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而只能是异化的人的本质呈现。显然，马克思关于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所依存的共同体，不是这种虚假的共同体，而是一种孕育其中、需要经历漫长进化发展才能达到的未来共同体。
第三，真正的共同体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人类社会是永不停息的客观存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否定地向前发展是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根本性规定。基于这种历史发展的辩证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虚假的共同体存在着人被物奴役的不合理性，同时又肯定了它“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4]573，且是摆脱自然共同体之后人类进入的一种进步状态。马克思科学地确证了人类通过主体性历史活动，经由虚假共同体漫长的历史发展和积累，终将到达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未来共同体。在他看来，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总和”给予人的异化本质，要变革这种异化，必须有一种共同体能够给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4]189。而“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这里，马克思提出与虚假共同体相对立的“真正的共同体”概念，并认为它实现了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真正的共同体因扬弃虚假的共同体而获得真正“共同”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人的生活的确立，是一切异化的积极化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向自己的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亦即社会存在的回归”，进而实现“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18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571，进而“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4]581。这就是说，真正的共同体为个体充分展示自己独立、自由和全面发展等生命力量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如此人就能依据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
综上所述，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生发于其“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生理想和“为人的自由解放”的终极哲学目标。在通向这一终极目标的哲学道路上，随着马克思哲学思维和世界观的转变，其人的本质话语亦获得相应的逻辑演进，终究实现关于人的本质观的根本变革，并预见和论证了未来真正的共同体将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人的本质话语中包含着理想和现实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因而也就存在着从理想和现实出发所得出不同的人的本质理解。理想范畴在于，未来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真正的共同体不是现实存在的状态，而是从现实出发经由理论演绎而生发出来的。它所规定的不是现实社会的“实然”状况，而是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未来“应然”状况。凡是不符合这种“应然”的“实然”，马克思称它们为异化。就现实范畴来看，符合人之为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共同体不是幻想和空想，是根植于历史和现实而对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所依存的未来共同体的预见，有着科学确证的依据，通过人的现实运动可以实现的一种未来状态。换句话说，真正的共同体不是自然而为的人类未来状态，要经历对虚假的共同体的改造和变革，方能退去致使人的本质异化的“虚假的”社会关系总和，而实现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真正的“共同”的社会关系总和。诚然，由于现实中的全面异化是挥之不去的常态，且具有难以预见的长期性，符合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显得很具有理想色彩和乌托邦感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感和难溶性，把真正的共同体推向了遥不可及的未来，成为现实的海市蜃楼，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和把握。尽管现实世界限制和遮蔽了人们对真正的共同体的普遍感知，然而作为人对自己本质全面占有所依存的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按照历史辩证法论证出的人类未来存在，依然给了人类通过实践可以实现的希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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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2-0024-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对外话语的学理性研究”(15YJCZH067)；江苏省社会科学项目“当前我国对外主流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16MLB009)；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5SJB001)
作者简介：黄婷，1978年生，南京邮电大学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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