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张鼎丞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自其1981年去世以来的近40年中，学界发表关于张鼎丞的研究性论文在40篇左右，回忆和纪实性文章100篇左右，出版著作4部；从1988年其诞辰90周年召开纪念会或专题学术研讨会开始，每届10周年均召开了相应纪念会议。以研究性论文论，学界关于张鼎丞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少部分是从专题的角度展开探讨；其特点和不足之处都较明显。当前，要进一步推进张鼎丞研究，应从张鼎丞资料系统整理与出版、编辑出版《张鼎丞年谱》入手，从研究时段、内容、方法和视角等方面提升学术水准。
关键词：张鼎丞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综述
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土地人民委员、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等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是地方的主政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张鼎丞逝世后，中共中央给予了他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公告 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3日，第1版。
2018年是张鼎丞诞辰120周年，自张鼎丞1981年逝世至今，也已近40年了。近40年中，学界关于张鼎丞的研究大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主要讨论了哪些问题，成绩、问题或不足有哪些，下一步应如何深入拓展等问题，学界还没有专门的论文加以回顾和探讨。文章拟从学术史和专业研究的角度，谈谈对此的看法，以此作为对逝者的纪念。
一、改革开放以来张鼎丞研究历程回顾
1981年12月，张鼎丞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经过研究，决定遵照张鼎丞生前遗愿，并采纳其亲属们的建议，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而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张鼎丞逝世的公告及其生平事迹，以昭告国人。张鼎丞自此正式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
转年的1982年，担任张鼎丞30年秘书的鲁坚发表《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怀念张鼎丞同志》的怀念文章；张的部下、苏区革命时期曾任长汀县苏维埃主席的温必权撰文回忆张鼎丞；张的部下王直将军和原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姜茂生分别发表了回忆性文章；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风展红旗》第2辑，发表了张的战友谭震林、粟裕、江一真、伍洪祥合写的怀念性文章。(2)鲁坚、沈国祥：《他心里总是不忘人民——怀念张鼎丞同志》，《人物》1982年第3期；温必权：《回忆张鼎丞同志》，《长汀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印；王直：《回忆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鼎丞同志》，《党史研究与教学》1982年第7期；姜茂生：《回忆张鼎丞同志》，《党史研究与教学》1982年第7期；谭震林、粟裕、江一真、伍洪祥：《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忆张鼎丞同志》，《风展红旗》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89年，报刊发表的怀念张鼎丞的文章在30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张鼎丞的战友(如罗明、伍洪祥、刘永生、魏金水等)、部下(如陈茂辉、李德安、柯志达、姜茂生、马鸣等)、家乡人民(如刘友仁、汤龙光等)、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同志(如杜大公、苏明、辛玮等)撰写的。(3)罗明：《疾风知劲草——回忆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张鼎丞同志》，《福建论坛》1983年第1期；伍洪祥、刘永生、魏金水：《深切怀念敬爱的张鼎丞同志》，《福建党史资料》第1辑，1983年印；陈茂辉：《共擎南方一角天——忆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领导下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福建党史资料》第5辑，1986年印；李德安：《革命回忆录——张鼎丞同志二三事》，《革命人物》1986年第1期；刘友仁：《张鼎丞同志和刘海垣先生》，《上杭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1986年印；杜大公：《张鼎丞同志在五莲》，《五莲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印；姜茂生：《张鼎丞同志在闽西南和豫皖苏边区》，《革命史资料》第16辑，1986年印；柯志达：《回忆张云逸和张鼎丞同志谈何鸣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4期；辛玮：《怀念张鼎丞同志》，《五莲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印；苏明：《张鼎丞在江山指挥剿匪战斗》，《衢州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印；汤龙光：《永定人民永远怀念张鼎丞同志》，《永定党史通讯》1989年第1期；马鸣：《亲切的教诲 无限的关怀》，《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1期。这些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和张鼎丞有直接联系，文章内容除表达深深的悼念外，主要记述了张鼎丞的光辉事迹，怀念与张鼎丞一起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岁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福建党史月刊》第2期专门刊发了一组“纪念张鼎丞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共有13篇，其中有5篇为回忆性文章。(4)伍洪祥：《人民的公仆 光辉的一生》；苏华等：《永恒的精神财富》；何若人：《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马鸣：《张老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中共永定县党史工作委员会：《拳拳爱民心——张鼎丞关心群众疾苦的一件事》，《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
与上述怀念文章相媲美，学界对于张鼎丞的研究也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在20篇左右，包括《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所刊发的8篇研究性论文，专著则阙如。研究性论文中，以连尹、曹敏华、胡大新、苏俊才、陈凤芳、黄金隆、王启贞、王直、汪大铭、谢依岩、黄肇嵩等的研究代表了这一时期学界的水平(这些研究成果在本文第二部分大都有述评，此处省却脚注，下同)。其中，连尹、王直、汪大铭等本身是张的部下，或工作上与张有过交集，他们撰文的初衷不外追思和怀念，但文章本身也具有相当的思考意义和研究深度。
以‘沪油15’的幼苗、根、茎、叶、花苞、成花、果实、幼嫩种子、成熟种子作为基因时空表达分析的实验材料，以外源eBL和BRZ处理的幼苗为生理处理实验材料，采用TransZol法提取甘蓝型油菜总RNA。使用反转录试剂盒(TIANGEN, 北京)合成cDNA，用于基因表达分析。
张鼎丞逝世以后，其传记撰写提上日程。1982年，《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期发表了《张鼎丞同志生平大事年表(初稿)》。因系初稿，记述比较简略；对于1953年至1981年期间张在上海、北京工作事迹，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与林彪、江青等坚决斗争的事迹仅作了概略记载。(5)《张鼎丞传记》编写组：《张鼎丞同志生平大事年表(初稿)》，《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第5页。1984年，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关怀下，福建成立了《张鼎丞传》编写小组。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小组撰写了4万多字的初稿，简要记述了张鼎丞的一生，后来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6)《〈张鼎丞传〉在福建已定稿》，《革命人物》1985年第3期，第53页。
1988年是张鼎丞诞辰90周年。当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联合福建省委党校、党史学会、新四军研究会举行座谈会，缅怀张鼎丞的丰功伟绩。
这一阶段也推出了两部力著。其中之一为《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系2008年6月张鼎丞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和座谈会举办后，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撰而成。该书收录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收录了部分张鼎丞亲撰的历史文献和以前发表过的文章。(16)中共龙岩市委员会、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编：《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2009年印，第237页。另一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张鼎丞》画册。该画册分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主政福建”“在检察长的岗位上”“友情·乡情·亲情”六个专题，共200多幅图片生动地再现了张鼎丞伟大而光辉的一生。(17)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鼎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这一阶段的重头戏是出版了《回忆张鼎丞》和《张鼎丞传》两部著作。1990年，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编纂出版《张鼎丞传》，由连尹、胡大新、王盛泽、苏俊才、张朝阳5人组成编写组，连尹、胡大新分任正、副主编；并决定先行组织、收集、整理老同志撰写回忆张鼎丞的文章，编辑出版《回忆张鼎丞》，为传记做好资料工作。(8)《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编纂出版<张鼎丞传>》，《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第6页。同年10月，《张鼎丞传》第一次编委会在福州召开，通过了传记的工作计划和编写大纲，以及《回忆张鼎丞》的编辑计划。(9)童人协：《张鼎丞传——第一次编委会议在福州召开》，《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1期，第13页。第二年，在张鼎丞逝世10周年之际，《回忆张鼎丞》正式出版，全书收入回忆文章53篇。(10)连尹主编、《张鼎丞传》编纂委员会编：《回忆张鼎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之后，编写组走访了几十位老同志，收集了几百字的档案资料，经过5年的撰写、讨论和修改，最终完成《张鼎丞传》的书稿，并于1996年出版，全面地反映了张鼎丞一生的工作和贡献。(11)《张鼎丞传》编写组编著:《张鼎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页。当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隆重召开了《张鼎丞传》的出版座谈会。(12)王盛泽：《<张鼎丞传>出版座谈会在福州隆重召开》，《福建党史月刊》1997年第1期，第45页。
1992年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60周年，中共福建省委为此举办了专门的纪念会，作为省苏主席的张鼎丞自然在纪念之列。(13)贾庆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纪念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7期，第4页。而1998年则是张鼎丞诞辰100周年，当年10月，龙岩市委和永定县委在张鼎丞的家乡永定县举办了张鼎丞同志诞辰100周年暨永定暴动70周年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14)李元健：《闽西隆重纪念张鼎丞同志百年诞辰》，《福建党史月刊》1998年第12期，第22页。
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至2009年是张鼎丞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在6篇以上，以邓建芬、连尹、叶成林、柳家艾、吴升辉、左英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高质量的回忆性史料有所上升，据笔者目力所及，具史料价值的有6篇文章，包括和张鼎丞一同发动永定暴动的饶荣光(原中共大埔县委书记，张的入党介绍人)的女儿饶育芳、张的秘书鲁坚、抗战时期短期任张的警卫员的朱镇中，以及采访过张鼎丞的黄穗和许由龙、采访过张延忠(张的女儿)的刘顺发等撰写的文章。(15)饶育芳：《心花一束祭张老缅怀敬爱的张鼎丞副委员长》，《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4期；黄穗：《访问张鼎丞主席》，《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8期；鲁坚、沈国祥：《张鼎丞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11期；许由龙：《风范犹存：忆四十多年前董必武、张鼎丞、叶飞在闽考察活动》，《炎黄纵横》2004年第8期；刘顺发：《张延忠回忆父亲张鼎丞》，《铁军》2007年第1期；许由龙、朱镇中：《回忆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党史纵览》2009年第12期。
1990年至1999年是张鼎丞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概10篇左右；以谢镇成、王盛泽、张雪英、邓泽村、蓝松金为代表。高质量的回忆性史料急剧减少，据笔者目力所及，具史料价值的只有张鼎丞的女儿张路宁、原福建省妇联主任尹峰(伍洪祥夫人)、原新四军七师军政干部教导大队学员蔡博文等撰写的寥寥数篇文章(不含下文提及的《回忆张鼎丞》一书中新发表的文章)。(7)张路宁：《我的父亲张鼎丞》，《福建党史月刊》1995年第3期；尹峰等：《永恒的精神财富》，《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2期；蔡博文：《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口号——张鼎丞同志对我们的教诲》，《党史纵横》1997年第4期。
何东在上，何西何北在下，三人边扭边唱：”我们什么都不怕，没房咱住水泥管，没车咱骑自行车，没老婆咱就单身过！单身过呀单身过！”
此外，有不少文章是从专题的角度对张鼎丞展开研究。如关于张鼎丞在福建革命斗争中的功绩，连尹对张开创闽西根据地、反对左倾错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47)连尹：《缅怀张鼎丞同志在福建革命斗争中的功绩》，《福建论坛》1982年第2期；连尹：《缅怀张鼎丞同志在福建革命斗争中的卓越功绩》，《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3期。关于张鼎丞对人民军队建设的贡献，王直专文作了记述，包括创建闽西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统一闽西各地分散的游击队、抗战时期重视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思想建设等。(48)王直：《张鼎丞对人民军队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9-10页。关于张鼎丞对党的建设贡献，连尹作了概述，包括闽西经验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历史时期都重视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作出表率、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在重大历史案件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等。(49)连尹：《张鼎丞对党的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1992年第2期，第12-16页。关于张鼎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张雪英等对张一生不同历史时期这方面品格体现作了梳理(50)张雪英、邓泽村：《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纪念张鼎丞诞辰一百周年》，《龙岩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1-3页。；而邓建芬则以不同历史时期4个典型事例加以论述，即苏区时期张知错必纠，果断纠正闽西“肃社党”的错误；建国初期实事求是，正确处理长汀“三反”遗留问题；大跃进时期坚持真理，直言抨击“大跃进”过火行动；之后调查研究，如实总结“三年困难”原因(51)邓建芬：《实事求是的张鼎丞》，《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11期，第42-43页。。俞如先论述了闽西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其中提及张鼎丞新中国主政福建期间带头植树造林、1961年回乡对家乡大炼钢铁时大片山林被砍的惋惜，以及要求家乡人民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史实。(52)俞如先：《闽西籍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生态建设及启示》，《龙岩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页。
⑥后期维护便利性。治理工程后期维护要方便简捷，工程不需要频繁维护，工程在遭到简单破坏后能完成自我修复。
2010年至今是张鼎丞研究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在5篇左右，以俞如先、赖立钦、邹淑红等为代表。(20)俞如先：《闽西籍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生态建设及启示》，《龙岩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赖立钦：《试述张鼎丞对福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2期；邹淑红：《张鼎丞与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14期。专题学术研讨会和研究著作暂缺。随着与张鼎丞有直接交集人(历史当事人)的衰老、去世，高质量的回忆性史料急剧减少，据笔者目力所及，具有史料价值的仅有2篇文章(21)毛翔楠：《勤勉期不止 多获由力耕：访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秘书工作》2010年第6期；鲁坚：《浩气长存贯九州 追忆我的老领导张鼎丞》，《秘书工作》2015年第4期。；其中一文为对张鼎丞秘书鲁坚的访谈录，一文为鲁坚亲撰。
二、张鼎丞研究成果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张鼎丞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考察的，如苏区时期、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政福建时期、在中央工作时期；也有部分论文纵贯各个时期，从专题的角度展开研究。下面，分而述之。
(一)苏区时期
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原中央苏区重新被国民党所统治。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先后回到闽西，开始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张鼎丞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表、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邹淑红对这一时期张鼎丞和其他领导人会合，领导红8团、红9团和地方游击队开辟游击战争，先后粉碎国民党的三期“清剿”，以及西安事变后推动地方和平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贯彻中共中央国共合作决议，将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皖南前线抗日等史实作了简要梳理。(38)邹淑红：《张鼎丞与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14期，第30-32页。陈凤芳、黄金隆专文论述了1935年底，张鼎丞通过种种努力，最终促使闽西南地区基本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得以开赴前线抗日，认为这是“张鼎丞同志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审时度势，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地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39)陈凤芳、黄金隆：《张鼎丞对闽西南地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贡献》，《永定党史通讯》1989年第1期，第49页。吴升辉认为，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扫除了层层障碍，营造了群众基础，提供了精神力量，凝聚了中坚力量，有力促进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40)吴升辉：《张鼎丞与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与发展》，《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2009年印，第168-174页。
关于张鼎丞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曹敏华对1926年至1928年间张的革命活动，如投考黄埔军校未果、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斗争、组织和发展农会、创建“铁血团”、反对“冠婚丧祭屠宰捐”斗争、发动永定暴动和进行溪南区分田斗争等作了纵向的简要论述；(25)曹敏华：《张鼎丞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历史教学》1983年第9期，第26-29页。江增欣、卢友杰讨论了张鼎丞创建武装、训练和率领“铁血团”参加大浦泰宁暴动、平和暴动等史实以及发动永定暴动及其前后斗争的情况(26)江增欣：《张鼎丞与铁血团》，《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江坛欣(“坛”应为“增”，系印刷错误)、卢有杰：《张鼎丞与“铁血团”》，《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永定暴动是张早期革命活动的标志性事件。朱汝安和顾真、陈珍和朱菁分别在对张鼎丞与永定暴动相关史实详细梳理的基础上，认为永定暴动导致了闽西土地革命的开展，产生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队伍和闽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闽西以至福建全省的土地革命创立了光辉的典范”，作为当时中共永定县委、闽西特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鼎丞同志，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27)朱汝安、顾真：《永定暴动与张鼎丞同志》，《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第17页；陈珍、朱菁：《永定暴动与张鼎丞同志》，《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第5页。苏俊才认为，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暴动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经历了经济斗争、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几个阶段，是一场准备较充分的暴动；二是“福建五大暴动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暴动”；三是“开始了福建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新阶段”。(28)苏俊才：《简论永定暴动的特点》，《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8期，第38-40页。王启贞专文讨论了永定暴动后张鼎丞在溪南分田经验中的作用和贡献，认为“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抽多补少”的溪南分田经验(即分田原则)，是张鼎丞、邓子恢“领导和群众智慧相结合的结晶，是整个闽西土地革命中的首创”，对后来的土地革命运动和解放后的土改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29)王启贞：《张鼎丞在溪南分田中的作用及其贡献》，《永定党史通讯》1989年第1期，第54、55页。
对于(i，j)节点的二阶导数采用半步长附近插入点上对应的一阶导数差商表示，然后将一阶导数再用相应节点压力差商表示[6]。这样无量纲Reynolds方程，可转化为式(5)。
关于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论述。邱锦才认为，张鼎丞在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制定好各种政策、法令，加强法制，巩固革命秩序；重视培养、选拔、教育干部，使干部当好公仆、廉洁奉公；健全代表会议制度，加强群众监督，保证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力。(30)邱锦才：《学习张鼎丞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经验》，《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20、19页。钟兆云、苏丽萍简要梳理了张鼎丞为福建苏区发展作出的贡献：配合漳州战役，扩大苏区、壮大红军，重视经济建设，加强文化与法制建设，保持干群间的密切联系等。(31)钟兆云、苏丽萍：《张鼎丞:首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9期，第28页。赖立钦论述了张鼎丞对福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贡献，包括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福建省第一块红色区域，思想上、行动上初步树立并不断巩固了以民为先、务实清廉的施政理念。(32)赖立钦：《试述张鼎丞对福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2期，第21-24页。谢镇成认为，1932年张鼎丞出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决定除节日慰问烈军属困难户外，省苏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干部每星期六为拥军优属帮贫义务劳动日，此举确立了福建苏区的义务劳动日制度。(33)谢镇成：《福建苏区的义务劳动日制度》，《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3期，第55页。
前几天电视上播了一件事。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卖房，合同也签了，人家买房的也给了两万块定金。没有过几天，看到房子还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老太太就反悔了，说不卖就不卖了，而且违约金一分钱也不给。人家买房的拿她没办法，来请电视台出面调解。面对媒体，老太太竟还是理直气壮，就一句话，要命有一条，要违约金一分钱没有。电视上播这条消息时，主持人也看不下去，说这个老太太倚老卖老。我说句玩笑话，若是碰到刘大人，这个老太太大概就知道怕了，你不是七十岁吗，就打你七十大板。
清正廉洁的苏维埃政权，是张鼎丞等闽西苏维埃政权缔造者致力建设的目标。黄肇嵩认为，张鼎丞的贡献表现在：确立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坚持人民代表的选举制度；实行精兵简政，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提高苏维埃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制定工作纪律，严格财经制度；反对以权谋私，清理腐化分子。(34)黄肇嵩：《建设清廉的苏维埃》，《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25-27页。不久，黄对此主题，再次作了论述，行文逻辑更为严密，史料更为丰富扎实。(35)黄肇嵩：《闽西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建设》，《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1期，第18-21、23页。
该试验中不同试验区对水稻产值的经济影响分析。相比于常规施肥处理，处理2区和处理3区的水稻产值分别增加了2.45%和1.89%，而处理4区和处理1区则分别减少了0.8%和1.2%。可以见得在不同施肥处理状况下根据肥料总投入、所采用肥料的不同，水稻产值会发生较大的经济差异。在施肥次数以外，田间管理生产总成本也有差异，其中处理1区的生产总成本最高达到2.85元/m2，而处理3区最低为2.553元/m2[12]。
(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张鼎丞是闽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一历史时期因而成为学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关于张鼎丞入党时间和家庭情况的研究，胡大新经过考证认为，张入党的时间不是张本人填写履历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的1927年10月，而是当年的6月(22)胡大新：《张鼎丞同志入党时间考证》，《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第53页。；在此之前，已有类似说法(23)1982年发表的《张鼎丞同志生平大事年表初稿》记载：1927年“4、5月间，由饶荣光、张友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曹敏华根据《张鼎丞自传》记载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饶荣光、张友高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推断1927年6月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曹没有提供时间判断的证据。分别参见《张鼎丞传记》编写组：《张鼎丞同志生平大事年表初稿》，《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第7页；《张鼎丞自传》，《人物》1982年第3期，第6页；曹敏华《张鼎丞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历史教学》1983年第9期，第27页。，但没有提供史料证据，因此，胡的研究在观点上并无创新，但有论据上的实证价值。黄金隆梳理了张的母亲范达春从小培育张坚强意志和支持张进行革命等种种史实。(24)黄金隆执笔：《张鼎丞和他的母亲——范达春》，《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一是回忆性、纪实性文章远远超过学术性研究论文的数量。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张鼎丞的怀念和研究的文章在140篇以上。其中，回忆性文章有40篇左右(不含《回忆张鼎丞》一书中新发表的文章)、纪实性文章60篇左右，而研究性论文只有40篇左右。
1945年底，张鼎丞抵达苏北淮阴，出任华中分局常委、华中军区司令员，随后在苏北、山东等地领导军民展开抗日反顽斗争。1948年任华东局常委、组织部长。柳家艾记述了率领华东局工作团亲自到五莲实验县进行指导的张鼎丞，在工作中坚决纠正“左”的倾向、领导生产救灾运动、关心爱护党的干部等史实，认为张“付出了大量心血”，张在五莲县的工作，“不仅为五莲人民度过灾荒、进行政党和结束土改及迎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且为1949年大军南下，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42)柳家艾：《莲山作证——张鼎丞与华东局五莲实验县》，《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第49、60页。
(四)主政福建时期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张鼎丞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领导福建人民开展建政固权、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各项工作。连尹的研究揭示，1980年代以前福建省最大的水电站古田水电站、1950年代建成通车的鹰厦铁路，或是张拍板、或是张向中央报告批准建成的，张离任福建赴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福建的水力资源建设。(43)连尹：《张鼎丞对福建水利能源和铁路交通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2006年第3期，第25-26页。左英等记述了张鼎丞向华东军区请调当时隶属于华东野战军的第一重伤医院随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接管福建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召开全省第一节防疫工作会议并动员消灭鼠疫等流行病等史实，认为长期在福建流行的鼠疫在新中国成立第3年被消灭，“主要是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张鼎丞正确领导和积极筹划的结果”。(44)左英、陈海峰、高胡:《张鼎丞运筹消灭福建鼠疫》，《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4期，第1页。
(五)在中央工作时期
1953年，张鼎丞调往华东局工作。1954年，先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年9月，被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此，开始了长达15年的检察长工作。张昭娣揭示，张鼎丞在历次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检察机关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方向，把对敌人的专政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正确地统一起来；在组织领导方面只有坚决贯彻党的绝对领导；加强检察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检察工作政治方向的正确；我国人民检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共同对付敌人的关系，共同执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在检察工作的具体方法上，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分析每一个案件；检察机关在张的领导下，“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我国的检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5)张昭娣：《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忠臣》，《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12-13页。谢依岩、王盛泽各自撰文记述了张鼎丞在检察工作中的作为；结合中国实际，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方针和任务；坚持党对检察机关的绝对领导；检察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取消风”，捍卫检察制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重大贡献。(46)谢依岩：《检查制度的捍卫者》，《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23-24页。王盛泽：《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张鼎丞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贡献》，《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7期，第27-30页。
这一阶段的纪念会、学术研讨会大致保持了前两个阶段的水准。2008年3月，龙岩市委、市政府在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举行“后田暴动八十周年暨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后代代表和各级领导、老同志、学者、群众代表等。(18)刘少雄：《我市隆重举行纪念后田暴动八十周年——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七十周年大会》，《闽西日报》2008年3月2日，第1版。同年6月，龙岩市委、市政府在永定县举行永定暴动80周年暨张鼎丞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子女代表张泰山、各级领导、老同志、干部群众和学生代表等。(19)陈发胜、王毅：《我市举行永定暴动80周年暨张鼎丞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闽西日报》2008年6月30日，第1版。
汪大铭在重读张鼎丞抗战时期在延安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基础上，总结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几点经验(教育干部，依靠群众；全局观念与奉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策略；敢于抵制“左”倾错误干扰和善于在革命低潮时组织战略退却；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认为张的这本小册子应该列入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之中，成为一本传世的史书”。(36)汪大铭：《重读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的几点体会》，《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第17-19页。蓝松金论述了张鼎丞在土地革命时期和“左”倾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指出张始终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创造性。(37)蓝松金：《张鼎丞与左倾路线的斗争》，《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29-33页。
三、张鼎丞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2018年是张鼎丞诞辰12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顾并展望学界对于张鼎丞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将张逝世以来的近40年划分为1981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1999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17年4个阶段的话，那么关于张鼎丞的怀念和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938年春，张鼎丞作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皖南，不久开往江南前线抗日。次年5月，张和周恩来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叶成林对张鼎丞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事迹作了专门梳理：一是作为地方负责人登上中央党校的讲坛介绍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情况；二是作为学员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并兼任第一支部书记；三是1943年春，出任中央党校新设机构二部的主任，筹建中央党校二部并主持工作；四是在中央党校以整风精神总结闽西党的历史经验。(41)叶成林：《张鼎丞在延安中央党校》，《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2009年印，第46-48页。
二是无论是研究性文章还是回忆性文章，四个阶段总体呈现由多到少的变迁轨迹。同样，据不完全统计，第一阶段发表的回忆性文章在30篇左右，研究性论文在20篇左右；第二阶段对应的分别为3篇和10篇左右；第三阶段均为6篇；第四阶段分别为2篇、5篇左右。回忆性文章趋减，原因极为自然，主因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亲历者不断逝去，或丧失回忆和撰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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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纪念性学术成常态化。从1988年召开张鼎丞诞辰90周年座谈会开始，此后每届10年，相关部门均举办了座谈会或学术研讨会，对张加以纪念。与此同时，在座谈会或学术研讨会举办的当年或后一年，是学术论文和回忆性文章发表的高峰期。
四是研究点比较集中，研究地方化现象明显。对能够算得上是学术论文，且研究内容适合分期的28篇文章进行统计，结果表明：研究闽西苏区时期的论文有18篇，占64%；三年游击战争时期3篇，占11%；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2篇，占7%；主政福建时期2篇，占7%；在中央工作时期3篇，占11%。另统计，研究福建时期张鼎丞的论文共有23篇，占总数的82%。以上数据说明，研究点主要集中于福建时期的张鼎丞，尤其集中在闽西苏区时期。大部分研究者都为福建地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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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研读关于张鼎丞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有：
其一，绝大多数学术性论文都没有作学术史回顾，无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也使得自身论文的创新性大打折扣。如果说这种现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较为常见，也可接受的话，那么，在学术走向规范的新世纪且已经比较规范的当前，这种现象就是难以接受的了。
其二，低水平重复、炒“现饭”现象不在少数，甚至存在抄袭现象。例如，1982年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和《福建论坛》发表了不同作者但同题的文章(53)朱汝安、顾真：《永定暴动与张鼎丞同志》，《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陈珍、朱菁：《永定暴动与张鼎丞同志》，《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两文结构和内容高度雷同，叙述语气几乎一致，很可能是一文抄袭另一文，抑或是同一课题组成员分别发表，内情未知。低水平重复现象就更为普遍，恕不一一举例说明。这似乎是党史学界难以克服的痼疾。早在上个世纪末期，对于此种现象，党史学界早已有批评(54)1999年4月，《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举行座谈会，与会代表认为：“过去的党史研究中，存在着研究领域窄、研究课题陈旧、重复的现象”；1998年6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盖军、张静如、金春明、杨奎松、郭雄等均表达了类似观点。分别参见《锲而不舍 永创一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座谈会摘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可惜进入新世纪后，此种习气仍未得以根本扭转。
其三，有的研究文不对题。如《张鼎丞与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与发展》一文。从文章题目看，文章所谈内容至少应该是1937年以后的，因为1937年春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才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和谈判，全面抗战爆发后的8月，闽西游击队下山点编(55)林天乙主编：《中共闽粤赣边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5页。；10月2日，国民党当局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次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下辖4个二支队，张鼎丞任第二支队司令员，此后才有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编制(5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1927-1982)》，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印，第136页。，可实际上，该文谈的都是三年游击战争期间(1937年以前)张在闽西斗争情况。作者认为张的闽西游击斗争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群众基础等(57)吴升辉：《张鼎丞与新四军第二支队的组建与发展》，《张鼎丞纪念研究文集》，第168-174页。，观点没有问题，但文章内容确实没有扣住题目展开。再如《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张鼎丞的革命路线之争》一文。该文摘要为“在中央苏区遭遇重大挫折、面临严峻革命形势之时，张鼎丞顶住党内外各种压力，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通过多种方式发展革命根据地民生，夯实革命的群众基础”；引言叙述“1934年底，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张鼎丞在闽西组织开展了三年游击战争，创建、发展、壮大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从摘要和引言行文看，作者想谈的应该是张鼎丞与三年游击战争，可实际谈的却是张鼎丞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包括入党和永定暴动、闽西苏维埃建设、力主“罗明路线”等，完全是南辕北辙。(58)李永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张鼎丞的革命路线之争》，《兰台世界》2015年第22期，第17-18页。
Xbee终端模块程序主要分为传感器数据读取、Xbee数据发送与接收、LCD液晶显示等.针对能耗监测远程开关控制模块进行程序设计，其流程图如图3所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Xbee模块扩展板占用了Arduino Uno板默认串口通讯端口D0和D1，电能能耗传感器利用Arduino软串口库＜SoftwareSerial.h＞定义D2、D3作为软串口的通讯端口.程序流程图中设置看门狗定时器，以保证程序的非正常运行时进行系统自动复位.
如前所述，张鼎丞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共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领导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加强对他的研究，对于丰富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人们深化并准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也有着重要意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张鼎丞研究，尚需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中国武术对外教材“走出去”是推动武术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任，实现文化自信。中国武术对外教材“走出去”的进程中，也面临着种类匮乏、内容缺乏标准、语种单一和翻译杂乱等主要问题。要更好地推动中国武术对外教材“走出去”，应选择适合现实境况的发展道路。主管部门应加大关注的力度，充分了解受众需求；中国应继续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中国武术应构建传播力和充分利用平台优势为自身传播创造便利条件。
第一，应系统整理并出版张鼎丞研究资料。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拥有权威的、系统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已出版的一些关于张鼎丞的资料，除了前文提及的《张鼎丞》(画册)和《回忆张鼎丞》外，大部分是张鼎丞当年撰述的，是原始文献，有些是后来张的回忆。前者如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张鼎丞撰写的《张鼎丞等为驳斥判读江利发等的信告永定群众书》《日益成熟的反攻形势》《对国民党的新认识与新态度》《张鼎丞、邓子恢给谢职山先生书》等(59)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2辑、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1988年版。；抗战时期张撰写的《青年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介绍新四军的一个模范支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新四军二年来的政治工作》等(60)《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中国青年”第1卷、“中国妇女”第1卷、“解放”第1卷、“共产党人”第1卷、“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和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新中国成立后张撰写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等。(61)张鼎丞：《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本社编：《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群众出版社1959年版；张鼎丞：《永远做人民最好的勤务员》，《党史研究与教学》1982年第9期。后者如张鼎丞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张鼎丞自传》《关于打开信丰后的一些情况》《四纵队在宁都》，以及张鼎丞与邓子恢、谭震林等合写的《闽西暴动与红十二军》《闽西三年游击战争》《闽西的春天》《红旗跃过汀江——庆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入闽创建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等。(62)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鼎丞自传》，《人物》1982年第3期；张鼎丞：《关于打开信丰后的一些情况》、《四纵队在宁都》，陈毅等著：《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鼎丞等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光辉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共龙岩地委纪念“两个五十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闽西文丛》第5辑，1979年印。这些资料或单独出版，或分散收录在其他专题资料集中，但是留下了张鼎丞专题研究资料或系统性文献资料缺失的遗憾。这对于深入开展张鼎丞研究显然是不利的。因此，目前相关机构应将张鼎丞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加以系统整理，编辑出版。
第二，应编辑出版《张鼎丞年谱》。年谱是开展人物研究的基本资料，它是以谱主为中心，按照年月日顺序详细记载谱主生平事迹的著作。年谱虽然是基本资料，但是它的编辑又体现一定的研究性，兼具研究和资料双重属性。应在系统整理并出版张鼎丞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张鼎丞年谱》的编辑出版工作。事实上，这个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前文提及的《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发表的《张鼎丞同志生平大事年表(初稿)》，《张鼎丞》(画册)也附录了《张鼎丞生平大事年表》(63)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鼎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1页。。虽然都比较简略，但毕竟为后来者提供了“有迹可循”之便。相信年谱的编辑和出版，不仅可纠正在对张鼎丞的研究中出现的诸多时间、事件研究不实或相互矛盾的错误，而且可以为下一步研究的开展提供诸多的基本线索。
根据三维模型分析结果，在变压器本体抽真空期间，等效于在箱壁内侧时间-101Kpa的载荷，在假定箱壁边沿不发生位移的情况下，套管底座箱盖所受应力最大值为116.77Mpa，其最大变形量可达到1.6403mm；即在变压器抽真空期间，油箱顶部的钢板会向变压器油箱内侧方向最大产生1.6403mm的形变量(在套管安装固定的圆周范围内，由于现场条件可能产生不同的形变量，最大形变量计算为1.6403mm)。
第三，应提升张鼎丞研究的学术水准。杨奎松指出，所谓学术研究，就是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64)杨奎松：《学术研究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174.html)。归纳到两个字，就是要“创新”。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党史研究是这样，人物研究同样如此。如何创新呢？就目前张鼎丞研究现状来说，可进一步拓展的领域很多。从时段上来说，目前研究集中在闽西苏区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主政福建时期、在中央工作时期都非常薄弱，可大力拓展。从内容上来说，应从传统的阶级斗争史、军事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共党史等领域走出来，向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中的张鼎丞研究迈进，回归历史现场，多从个体生存、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族群、党群、社群关系等领域解读张鼎丞。从方法和视角上说，如研究者一定要有创新意识，不要存炒“现饭”的懒惰思想；做论文一定要作学术回顾，以区别自己与前人研究的不同，说明自己论文的创新之处；对曾经在“同一条战壕”的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伍洪祥等展开比较研究；采用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制史、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研究，如对检察长任上的张鼎丞研究，应多从法律史、法制史的角度而不仅仅是党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少从“歌颂”的角度，不溢美、不讳言，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等。
RetrospectandProspectZhangDingcheng'sStudy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YouHaihuaRenYupei
Abstract: As a veteran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Zhang Dingcheng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leaders of our Party and N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his death in 1981,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published about 40 research papers, 100 memoirs and documentary articles and 4 books about Zhang Dingcheng. Since his 90th Anniversary of Birthday in 1988, the commemoration meetings or symposiums have been convened and corresponding commemoration meetings have been convened on each 10th anniversary thenceforth.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papers, academic circles have studied Zhang Dingcheng mainly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marg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cial topics, with outstanding features. At presen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Zhang Dingcheng's study, 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systematical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Zhang Dingcheng's data, the ed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Zhang Dingcheng's Chronicle, improving the academic level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period, content,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Keywords: Zhang Dingcheng's Stud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research review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5.012
作者简介：游海华，男，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任钰佩，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乡土历史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15JDSZK020)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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