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
摘要：国家构建理论源起于国家理论，西方国家理论源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时期，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国家观盛行一时。西欧民族国家自中世纪中后期开始逐步形成，并步入现代国家进程，西方国家理论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而成为国家构建理论产生的基本前提。近代以来对民族国家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公共政策学派、回归国家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与发展，由国家理论衍生出来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成为国家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并取得了较大发展。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传统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对此，我们要辩证、批判地加以借鉴和吸收。
关键词：国家理论；国家构建理论；现代国家构建；学术史梳理
一、国家构建理论的源起
国家构建理论源起于国家理论。西方国家理论源起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对古希腊城邦国家以及关于人治与法治思想的探讨，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起点[1]。中世纪时期，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国家观盛行一时。西欧民族国家自中世纪中后期开始逐步形成，并步入现代国家进程，西方国家理论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而成为国家构建理论产生的基本前提。
我国核电建设中水资源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姜 秋，谭炳卿，丁晓雯(3.43)
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国家构建思想的萌发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发、教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崛起，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首先萌发国家构建思想并进行实践的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两位领袖——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路德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政权至上，强调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帝国。君主应全力维护世俗社会的秩序，人民负有服从世俗国王的义务。加尔文认为世俗权力是神圣的，政府是人得救的外在手段，宗教和教会要辅助政府的活动。加尔文要求废除教皇和主教制，主张在教会中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教职人员由教徒公开投票选举产生，教职人员与信众平等，并服从信众兄弟大会的决定，不能个人专断独行。恩格斯对此评论道，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2]。
2.启蒙运动时期：契约国家和国家构建思想的兴起
在21世纪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中，安康市各级政府和广大扶贫干部不仅要着力解决当地贫困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客观问题，还要帮助各类贫困户找到合适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事实上，在近几年的脱贫工作中，无论是因病致贫、因居住地偏远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等各类贫困户都已找到了相应的帮扶和脱贫之路，但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男青年（年龄范畴为20～44周岁），他们的婚恋困难问题却迟迟无解。贫困农村男青年是农村中特殊困难群体，也是亟待被关注但在现实中又往往被忽略遗忘的一个弱势群体。基于此，分析安康市贫困农村男青年的婚配困境及原因，并尝试提出规避单身的对策是推进安康市脱贫攻坚工作的现实需要。
国家理论的研究常常与社会、市场、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二战”后行为主义理论日益流行，西方的国家理论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被排斥，但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西方福利国家危机频现，尤其是石油危机、财政危机迫使人们意识到市场的局限性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西方社会科学学者主张 “把国家带回来”，他们开始倡导实证研究，采用定量和动态分析的方法考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互动。与此同时，学者们提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开始关注国家能力、国家构建等问题，这表明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重新回归，国家构建理论的兴起。Service, Carneiro及Harris等人试图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国家起源和发达国家形成的因素，他们通过一种以原始社会为重点的唯物主义文化方法，得出关于国家起源的结论。他们的研究涉及某些国家结构的存在方式，以及国家构建的原因和条件。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形成意味着由于外部物质条件的影响而建立起国家结构。这些理论通常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有助于解释一个国家的结构是如何根据其周围的物质条件而产生的。普兰查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并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途径与未来前景、国家的职能与权力及其特征。米利班德、佩里·安德森、高兰·瑟本等都沿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这个概念。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财产关系是政治的基础，把社会上的斗争看作是物质利益的冲突，这实质上已经接近了阶级斗争的思想[3]。他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君主如何能够建立并维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政府。他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人是国家的建立者、目的、操纵者，“迄今为止，统治人民的国家政权形式，不外乎共和国和君主国……获得这些国家的领土，要么是依靠他人的力量或君主自己的力量，要么是依靠幸运或者才智。”[4]2他强调国家稳固的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优秀的军队[4]30，并认为在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三种正常政体中，共和政体是最好的、最理想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掀起了新一波国家构建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批没有办法凭借自身能力渗透和规制社会、掌握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弱国家”。这些国家多集中在亚非拉地区，他们的国家构建只能借助外力完成，“弱国家”借助外力完善国家制度、提升国家能力的事实，打破了蒂利提出的内力为根本的国家构建逻辑。当代比较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关注的国家构建，已不仅局限于欧洲民族国家，而是开始更多地聚焦后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国家和战后国家。与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相比，当代的国家构建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着眼于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变化，重视国家之间由于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而产生的国家构建问题。现当代的国家构建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内外力结合型范式，其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着重对后发国家、第三波国家的重建进行研究。在这一范式中，国家能力尤其是软实力极其重要。在国家结构划分方面，蒂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福山划分为国家职能范围和国家能力，并指出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大于国家职能范围，在强化国家能力的同时缩小国家职能范围是国家构建的理想路径。对于“弱国家”而言，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国家构建的前提[22]。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从社会形成、 “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视角研究了现代国家构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展推动国家垄断税收、土地，协调统筹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形成国家[15]。埃利亚斯的研究深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同时又影响了吉登斯等之后的学者。
霍布斯在《论公民》中探讨了国家的起因和产生、国家主权、国家类型等问题。国家或公民社会的“所有人共有一个意志，而它被看成是有自己权利和财产的一个人格，因此，既不是公民个人也不是所有公民的总和(除非他代表了所有人的意志)被当成是国家。国家是这样一个人格，即它的意志一直是通过若干人的协议被看成是他们大家的意志，它可以为共同的和平和防卫而运用他们的力量和资源。”[7]国家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三种类型，无政府状态完全不是一种国家形式，通过比较三种国家类型的利弊，霍布斯得出了君主制更适合保证公民的和平并为他们获取好处，是最佳国家类型的结论。
约翰·洛克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分权学说，他延续了让·博丹政府的管理权可以由国家不同机关来分掌的思想，提出国家的权力可以分解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其中立法权属于人民，其他一切权力属于立法权[8]。洛克还特别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指出公民社会离不开法治。孟德斯鸠深受洛克影响，同样主张分权学说，他在考察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系统和科学的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目的是防止权力滥用。
卢梭认为主权是共同意志的体现，决不可以让渡，也不可以分割，“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它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同理，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9]。他同时指出，法律是共同意志的表现，所以在条文和含义上必须全面，主权不能为国家中某一部分人立法；法律一经宣布，国民就必须服从。
3.近代以来：国家构建理论研究走向系统化
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日益受到政治学各理论流派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从而推动了国家理论的系统化发展。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线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讨论国家理论的著作，但是他们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整个研究中。他们认为国家由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决定政治权力。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10]。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强调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11]。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将国家定义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些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189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12]191。在此基础上，列宁发展出比较系统的国家理论，包括国家的起源及本质、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特征及演进趋势、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共产主义与国家消亡，等等。
江大亮跟那个叫杨丽的中学女教师见过面之后，感觉还算不错，那个杨丽长得文文静静，言谈举止都落落大方，江大亮就跟杨丽约了几次会，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两个人都有些没什么感觉，就分手了。肖点点有些惋惜地说：“你看你，还想找什么样的？”江大亮说：“我也说不准。”肖点点说：“男的年龄大一点不算毛病，更何况你还是个小老板，等过些日子再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江大亮摇摇头说：“点点，别费这个劲了，这些年我在商场上混的，土不土洋不洋的，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别再浪费人家的感情了。还是等等再说吧。”肖点点就摸摸江大亮的头说：“你没有病吧。”江大亮摇摇头，一言不发，只是抱着那个小小子亲吻个没完没了。
20世纪初，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在英国形成，主要代表人物是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20世纪50—60年代，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运用“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政治和政府行为，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视角之一。例如，Robert Dahl在《谁来统治》中提出，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和领导人共同执政。在政治领域，政府作为多元主义的领导者，在众多利益集团竞争的环境中扮演的角色是群体之间的调解者。达尔所问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投票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官员和其他资源不平等分配的体系中，谁真正统治着这个体系呢？第一种观点认为，竞争党派通过竞争选举获得选民的同意进行统治；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利益集团统治；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民主的表象之下，精英阶层实际上在治理国家。他批评这些理论未能认识到领导者的力量，由此提出民主体制下人民和领导人共同执政的观点[13]。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Nelson W. Polsby及David Easton[注]参见Nelson W.Polsby，CommunityPowerandPoliticalTheory,New Han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David Easton,ASystemsAnalysisofPoliticalLife,NY：John Wiley,1965.等。马克斯·韦伯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成功地)声称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合法使用武力的人类社会”[14]。
二是关注重点领域突破抓融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事保障力量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点带面、重点突破。要系统梳理军民融合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军民融合从装备科研生产、军地人才培养、国防动员等传统领域，向网络、电磁、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拓展。特别是要注重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重点领域贯彻军民融合要求，军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切实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以重点领域融合带动全方位多领域融合。
启蒙运动时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提出了“国家是人理性的产物”“有限权力政府”“人民主权”“三权分立”等观点；胡果·格劳秀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理性自然法理论，并结合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发展，最早阐述了契约国家和国家构建的思想。
二、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发展
1.国外传统政治学范式的相关研究
伴随着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与发展，由国家理论衍生出来的现代国家构建理论成为国家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独立并取得了较大发展。
最早关注现代国家构建的学者是英国的马歇尔和德国的本迪克斯，他们主要考察18 世纪以来的欧洲，研究重点是“民族构建”。在马歇尔和本迪克斯的分析中,“公民资格”是一个核心概念。
胡果·格劳秀斯从国际法的角度定义了国家主权、人的权利等概念，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乃代表民众之人的集合”，关于国家主权，他认为“凡行为不从属于其他人的法律控制，从而不致因其他人一致的行使而使之无效的权力，称为‘主权’”，“主权权力的共同载体是国家”[6]63，71。但是，格劳秀斯反对“主权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观点，赞成国家主权属于一个人[6]64。
吉登斯分析了国家形成过程中“内部绥靖”、集中权威资源的过程，以及主权、议会制、“反思性监控”和暴力的发展。受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的影响，吉登斯把公民权利视为民族国家的基础。波齐发现了国家构建中政治权力的“驯化”和公共领域的发展，认为只有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权力的增强，社会与国家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才能增强与限制国家权力。
查尔斯·蒂利是公认首次提出“国家构建”概念的学者。他指出，国家构建是用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解释国家变迁，国家构建是对当时的“现代化”“政治发展”等观点进行的研究[16]。“国家构建”概念提出后，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杜赞奇称赞蒂利的国家构建概念 “超越了作为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思维框架的现代化理论”，“国家构建”与“更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同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17]。此后，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国家构建问题的研究。在蒂利的研究中，国家构建的根本动力是国家内部作用力，外力只起到表面上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可以将其归类为“内生型”国家构建，这是早期传统政治学者研究国家构建问题的基本理论范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另一个研究国家构建的视角是关注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中的参与程度。这种论述认为一个国家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形式，因而集中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及其行为者的关系。Theda Skocpol认为，“国家构建是为了解决国家融入社会的问题，国家需要向社会渗透以实现其目标”[18]。
查尔斯·蒂利、彼得·埃文斯、斯克波尔和米格代尔等重新定位了他们对国家能力的研究，并发展了解释“第一世界”国家扩张的理论。[注]参见Peter Evans,D.Rueschemeyer,Theda Skocpol,Bring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Joel S.Migdal,Stateinsociety,Howstatesandsocietiestransformandconstituteoneanother,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斯克波尔的工作非常有影响力，为后来的新制度主义发展创造了空间。新制度主义不采用国家自治的概念，而是将制度置于分析的中心，探索某些制度设计如何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政治交换的过程。国家构建的定义是指“加强国家对社会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的相对力量的过程”[19]169-191。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构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相对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扩大。因此，国家构建涉及国家对具体政策和目标的追求，以及实现能力的扩大[19]351-353。在地方和国际行为体参与的国家构建方案中，这一理论有助于检验国家构建和政治变革的本土化进程以及这些进程所涉及的机构，特别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
几乎与此同时，以斯坦·洛克坎(Stein Rokkan)为代表的欧洲学者试图建立欧洲政治发展的宏观模型，并作为研究欧洲国家形成、国家构建和大众政治的模型。斯坦·洛克坎的研究将古典历史的宏观社会学核心问题与现代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结合起来，对结果进行更严格的理论系统化和实证验证。尽管洛克坎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和国家而非国家构建，关注的是军队的形成而非福利国家的形成，但这仍属于国家构建的内容。他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构建的概念比以往更加复杂，包括四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渗透阶段，即最初的国家建立过程。各种文化纽带通过地方势力网络建立起来，同时建立许多机构，用于共同防御、开采资源以及维护内部秩序和裁决纠纷，保护权利和特权，满足经济和政治的基本基础设施需求。第二阶段称作标准化阶段，增加更多部门，如建立军队、义务学校、新兴的大众媒体等。第三阶段是参与阶段，目的是让主体群众积极参与政治制度的运行，并将选民的参与扩大到代表机关，成立有组织的政党，以动员大众和表达需求。第四阶段是再分配阶段，即为扩大国家行政机构而采取措施，包括再分配机构的增长、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并通过累进税制定促进全国经济状况正常化以及资源从富有人群转移到贫穷人群或地区的政策[20]。
2.4.4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不高中药材深加工对技术和资金实力要求较高，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缺乏，镇内中药材加工较少，产业链短，使得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不高，难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以覆盆子加工为例，加工场地狭小，设备落后，手段较为原始，只是简单的烘干或是人工晒干。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试图提出一般性解释框架。迈克尔·曼提出国家构建包含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个变量，它们之间不同的配置决定国家形成的类型。埃特曼认为国家构建包含“后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的时机以及代议制机构的作用”三个变量。卡曾斯认为国家构建包括五个方面: 强制、资本、权威与合法性、行政和国家机构、福利和公共服务[21]。
2.国外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研究
让·博丹被认为是现代主权理论之父，他集中阐述了国家主权的定义、性质、范围、归属和意义等问题，认为主权是国家理论的根基。他的国家主权论指出，主权的出现是把国家同所有其他群体区别开来的标志，“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权力”，“主权不论在权力、责任或期限上，都不受限制”[5]。
Lee Su-Hoon是为数不多的指出“跨国因素是国家相对于当地社会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的学者之一，他以此指明了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他首先将国家定义为“社会组织”，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国家构建定义为“这个社会组织的扩张或扩大化，以具有汲取能力和胁迫能力来容纳更多公民”[23]28。他的结论源自全球化话语，基于世界系统理论，即“第三世界”的国家构建意味着“第一世界”的强力干预，尤其在经济领域[23]35。
1990年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从软实力角度解读国家构建，认为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24]。David Waldner 认为，“国家构建具有多重含义，从最初的不同于社会机构的政府职能，到专制国家权力的集中，再到国家机构的扩散和合理化”[25]。
力量是人体运动的动力源泉，力量训练是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关键因素，是现代竞技运动训练当中教练员最关注的问题。全面系统的理解和掌握小学短跑运动力量训练的理论和方法，了解各种力量练习手段的优缺点，以及力量训练效果的诊断和评定方法，是我们开展小学田径训练的基础，是力量训练有效性和针对性的保证。
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几大主流理论都对国家构建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自“9·11”事件以来，出现了遵循20世纪90年代的以安全为理论导向的学派，强调通过国际(主要是美国主导的)干预来建立新的国家，因为那些失败国家可能是西方世界的安全风险。在新现实主义流派中，以华尔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以国家为基本行动单元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自助体系；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最高的行为体；国家根据相对能力的大小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安全[26]。
（六）在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和发挥效果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企业，企业就应该自负盈亏，政府不必要介入其中。
2.5 腹腔灌注并发症的防治 腹腔化疗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大容量化疗药液注入腹腔后有腹胀感，但可耐受。其次为化学性腹膜炎，一般与药物的种类和剂量有关，表现为腹疼、腹胀、腹泻，重者可有发热。另外还可见有恶心、呕吐、白细胞减少、药物外渗、持续性肠麻痹，严重者可出现肠瘘、吻合口瘘和肠粘连、粘连性肠梗阻。应避免选择对腹腔有较强刺激的药物，充分的腹腔灌注量，灌注液中加利多卡因、地塞米松，反复活动变换体位等，均可减少腹腔粘连和化学性腹膜炎的发生［2］。
理查德·卡普兰研究了由地方性内生制度进行的国家构建与由第三方国家进行的国家构建的区别。后者作为决策机构掌握在国际社会手中，通常是联合国的一项使命。根据卡普兰的研究，“国家构建是指在一个没有这种能力或这种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的国家或领土上重建或在某些情况下第一次建立一个有效的本国内部政府”。他强调政府效率受到法治、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27]。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鉴于在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下直接运用武力的总体效果趋于下降，他在“保留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中权力和利益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28]，着重论述了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可以通过领导创建国际机制，确立对其有利的国际规则和行动框架，使国家权力得以延伸、转化，从而在更高层次达成权力与财富的相互补充[29]。
总之，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时代命题之一。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国家理论到国家构建理论再到现代国家构建理论的过程，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学术延承，产生了比较多的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当然，国外的相关研究以西方国家学者为主，他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家构建问题关注较多，而对于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甚少，而且经常持有偏见。因此，对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要辩证、批判地加以借鉴和吸收，从而借力深化我国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研究。
处在多边形OBDEK区域的P7，是一种低成本低功能的价值理想状态，表明高校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了与其相匹配的功能产出。但这样的理想状态与二区的P4相比，是一种低级别的状态，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促使其由低级别价值理想状态向高级别价值理想状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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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2-007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史研究”(BKS083)
作者简介：韩致宁，1990年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巩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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