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是20世纪初社会开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主要载体，是近代社会表达政治意向、传播思想文化和社会信息的重要工具。五四运动之前，天津已有中文报纸近50种，各种外文报纸约20种。民国时期的中国四大名报中，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日发行量达7万份，创刊于1915年的《益世报》日发行量达3-4万份，在种类、发行量和影响力上占据了中国报业的半壁江山。
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从教师到教学主任再到学区教学副校长，我几乎从没脱离过教学一线。在近20年的教学工作中，课堂是我的主阵地，我因课堂而成长，因课堂而成功。那段时间，我经常为自己所上或指导其他教师所上的一节节精彩的公开课而感到沾沾自喜。
这些报刊使天津从晚清起成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还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五四运动。
一、推动和影响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成为战胜国。1919年初召开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中国上下都期望借战胜国地位，改变受列强欺侮的状况，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能否在巴黎和会上实现这个目标，成为当时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天津《大公报》决定在国际报道上不再依赖外国通讯社，由总编辑胡政之亲赴巴黎采访，开创了中国记者采访报道国际重大会议的先河。
他继续道：“我可是天葬师！天葬师不会执迷于女性的胴体，在他们眼中，肉体只是承载灵魂的容器，与一截草木、一块顽石无异。他们需要做的，便是将草木……”
在全国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与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原德国租界交还中国；青岛海关和胶济铁路归还中国；驻青岛和胶济铁路的日本驻军立即撤走；等等。虽然条约附约规定给予日本和外国侨民一些特权，但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第一次成功捍卫了国权。
随着运动的扩大，一些学生情绪失控，火烧北京赵家楼，部分学生被逮捕。天津的《益世报》和《大公报》很快就注意到运动中出现的不理性行为。《大公报》5月5日如实报道了北京学生焚烧赵家楼曹汝霖宅和痛打章宗祥之事。一方面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一方面客观报道了政府方面的态度，“闹出如此惊天动地之事件虽鉴于各学生爱国之忧，然暴行则所不许……”。《益世报》则态度更为积极地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发表社论，从正面赞扬南开等学校的运动组织有序，“无轻躁暴进之态”，同时提醒学生不要违法，理智爱国。
《益世报》还旗帜鲜明地为学生请命，反对政府撤换蔡元培等校长职务。5月6日连发郁青先生的两篇评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声讨卖国贼。8日除了全面报道5月7日 “国耻日”全国各地的爱国行动，还专发社论《与亲日派说日本先例》，痛批亲日派。5月9日又发表社论，呼吁爱国者应投袂而起，捍卫国权。5月14日北洋政府同意挽留蔡元培和不追究 “滋事学生”后，局势有所缓解。但运动寻求的“惩办国贼、归还山东主权”的目标还未实现。为防半途而废，《益世报》又刊登“北京学界之坚毅”等社论和报道，呼吁各团体应坚持不懈。
在《益世报》等报刊的舆论引导和学生爱国行动的带动下，天津各界人士也都行动起来，于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二、在五四运动中的舆论引导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天津主要报刊迅速对运动作了真实的报道。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在天津创办的《益世报》，一向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5月4日当天就在第二版专栏报道了北京高校学生集会游行的情况，又讲述了山东问题的由来和与日本交涉的过程。《大公报》则于5月5日特辟大标题为 《北京学界之大举动》的 “北京特约通讯”。天津各学校学生得知消息后，群情激奋，5月5日只经过一天联络，便组成了临时学生联合会，5月7日即带领各校学生走上街头，集会游行，通电请愿，给予北京学界最及时的支持。
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归还山东主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等要求。但和会在英、美、法、日等国的把持下，在4月30日拟定了《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而北洋政府竟然考虑要在和约上签字。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后，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号召四万万民众誓死捍卫国权。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警告北洋政府及中国和会专使不得签约，并议决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举国一致力争国权，阻止政府签约。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得知消息后，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等人。
三天后，我和老婆坐上了开往省城哈尔滨的特快列车。我还想补充的是，那天又下起了大暴雪，我担心路上出事，劝老婆把票退了，择日再走，老婆却固执地说：不，只要火车不停运，就是下刀子也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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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及胡政之，国民外交协会及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在一定意义上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巴黎和会召开前，寓居天津的梁启超为中国参加和会做了多方面的策划，筹措款项，组织一批专家学者一同前往法国，以顾问身份进行“会外外交”，同时呼吁中国报界紧密配合，以实现中国的主张。在巴黎和会召开的三个月中，胡政之作为中国唯一记者，每天用电讯将会议信息传回国内。天津《大公报》对列强在会议分赃、可能侵害中国国权情况的跟踪报道，从舆论上唤醒了国民。
三、新报刊的涌现
五四运动中涌现了近千种新报刊，最为活跃的是学生报刊。其中天津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誉为“全国学生会报之冠”；天津“觉悟社”创办的刊物《觉悟》，也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全院48个科室参与了调查,手卫生依从率在干预前为44.13%,干预后为61.81%,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1.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联合会为加强各校学生之间的联系和进一步唤起民众，决议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先编印了一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会长谌志笃（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认为内容不令人满意，没有让发行，带谌小岑（北洋大学学生，《北洋大学日刊》负责人）去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见刚从日本回来的南开同学周恩来。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留学，此时回到天津。谌志笃请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随即邀约他在南开时的同学、刚从金陵大学回津的潘世伦担任编辑，又邀约赵光宸、胡维宪和薛撼岳等同学担任外勤采访，并亲自撰写了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于7月12日在《益世报》等报纸刊出。《旨趣书》提出“革新”与“革心”的主张。“革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中国，建立新社会。这一主张立即引起各方面关注。各校学生奔走相告，表示拥护；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热情支持，纷纷要求订阅。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出版，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等八个栏目。周恩来亲自撰写发刊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版100多期。它密切配合爱国斗争，内容充实，有新思想，受到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争相抢购。不仅在天津，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很受欢迎，发行日当天就发售近两万份，多时达两万多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量，即便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销量能超过两万份的也屈指可数。
五四运动缘自山东问题爆发。山东学生、市民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山东军阀马良残暴镇压。济南学生联合会来津求援。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组织同学赴京请愿，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惩办马良。8月21日，天津学生分批向北京出发，23日抵京学生已近1000人，随即会同北京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新华门示威请愿，坚持斗争到8月30日，北洋政府不得不表示考虑学生的要求。赴京学生分批返津，最后一批人员是9月2日下午乘坐一列客货混合慢车返回天津的。据谌小岑回忆是八个人，据关锡斌回忆是九个人，女同学有郭隆真、张若茗、郑漱六、邓颖超、李锡锦，男同学有周恩来、马骏、谌小岑、关锡斌。大家一路长谈，都认为应该将天津爱国运动的方向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周恩来就提议出版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来推动天津的文化运动，得到大家赞同。
经过酝酿和周恩来、谌志笃、马骏等人筹办，于9月16日产生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觉悟社”，决定出版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的创刊号为32开本，100余页，里面有周恩来写的发刊词，还有觉悟社成立后大家推举周恩来起草的 《觉悟的宣言》，号召：“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路上走。努力！奋斗！”在《觉悟》创刊后的第9天，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作为学生代表的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被当局无理逮捕，随后又逮捕爱国团体代表多人。直到7月17日，才将周恩来等21人释放，而且强迫学校取消了被捕学生的学籍。周恩来等为《觉悟》第二期准备了约40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但因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受到迫害限制，因此始终未能出版。《觉悟》虽只出版了一期，但觉悟社和《觉悟》杂志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急流中，犹如一道闪电，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希望之光。
五四运动中的天津，有周恩来这样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梁启超这样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有《益世报》《大公报》等进步的天津报刊，为国家、民族正义而言而鼓而歌，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引导运动深入而有序地发展，发挥了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运动中涌现的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为代表的新报刊，对当时五四运动的坚持和发展、提高广大青年的革命认识，都是有力的推动，也为天津报刊业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哲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朱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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