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
摘要：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公认为是阳明后学中的两大最重要的学派，两者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方面是基于阳明学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浙中和江右特定的地方历史文化背景。浙中王门更多地关注“学”， 阳明学的内在矛盾使他们逐渐偏离王阳明的宗旨，江右王门更多地关注“术”，即以阳明精神为指导，挽救世道人心，建设地方社会，虽然在理论上对阳明学有所偏离和修正，却更好地贯彻了王阳明的宗旨，故“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关键词：王阳明;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学”;“术”
一
在王门后学中，浙中王门学派和江右王门学派无疑是最重要的。浙中是王阳明的故乡，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源地，也是王阳明研究和传播其良知说的基地，形成了著名的浙中王门学派，并且在学术文化界拥有崇高地位。江右乃王阳明建立“三不朽”功业的基地，王阳明的追随者不仅人数众多，很多人还位高权重，江右王门学派社会影响巨大而深远。浙中和江右对王阳明的特殊重要性，使浙中王门学派和江右王门关系学派非常密切，两者之间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余姚人的黄宗羲虽对乡贤有所偏袒，却认定“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是江右王门而不是浙中王门传承了王阳明的真精神，浙中王门反而走上了歧途。幸亏江右王门的努力，阳明真精神才不至于丧失。他说：
“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1]
黄宗羲的评论是否恰当自然可以讨论，但他的判断自有其依据。实际上，江右王门学者和浙中王门学者关注的焦点和思考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浙中王门学者更多地是专注于“学”，更多地是试图在准确认识和把握王阳明学术理论，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成仁成圣的精神动力，而江右王门学派虽然也会深入研究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理论，但主要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建设宗族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需要，因而他们更多地关注阳明学的应用，也就是“术”。因此，浙中王门虽然也重视致良知工夫，但在他们看来，致良知工夫的展开必须基于对王阳明学术理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而江右王门学派虽然也非常重视研究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理论，但他们既然更关注阳明学的应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选择性吸收王阳明的学术思想理论，或者借鉴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理论。[注]关于江右王门学派，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有较为系统的探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从逻辑上说，浙中王门学派应当更能够传承阳明真精神，毕竟他们更加专注于阳明学本身的理论研究和传播，而江右王门学派在研究和传播过程中既然可以有选择性吸收阳明理论，甚至可以借鉴其他学派的思想理论，则更有可能背离阳明学，进而走上歧途。那么，为什么黄宗羲会认定江右王门才传承了阳明真精神，而浙中王门反而走上了歧途，他们对江右王门和其他学派的批评反而是“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
问题的关键在于王阳明本人的学术理论的内在矛盾。在阳明学理论中，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工夫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尽管王阳明反复强调两者的一致性，但从逻辑上说，两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回事。[注]关于阳明学的内在矛盾，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展开了讨论，参见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第69-92页。然而，对王阳明而言，这并不特别重要，他立论的宗旨是为了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工夫”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不必纠缠于理论本身。他说：
“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取于义，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2]106
夜的街头，这是怎样的人间？金枝小声喊着娘，身体在阴沟板上不住地抽拍。绝望着，哭着，但是她和木桶里在睡的小狗一般同样不被人注意，人间好像没有他们存在。天明，她不觉得饿，只是空虚，她的头脑空空尽尽了！在街树下，一个缝补的婆子，她遇见对面去问：
正是因为江右王门学派主要是把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术，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借鉴和吸收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其他理论资源丰富和发展阳明学理论，比如说，江右王门的著名学者刘邦采的“悟性修命”论就非常明显地吸收和借鉴了程朱理学——黄宗对此提出了批评。[1]438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良知学的旗帜下，江右王门学者满腔热情地投入地方社会秩序整饬和建设，大力推进家族宗族建设——包括制定家规族规、修撰家谱族谱，推行乡约等，他们创办的各级各类的阳明学讲会也是以家族宗族和社会道德建设为宗旨，而不是以学术探讨为目标。[注]参见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第三章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阳明学在江右，尤其是在江右阳明学重镇广泛深入人心，传承数代，乃至妇孺皆知。在江右地区，尤其是在江右王门的重镇吉安地区，尽管普通民众未必知道阳明学的内涵，但他们知道王阳明，知道要致良知。明末清初，吉安地区几乎所有的族谱都把“正心术”置于首位。正因为如此，黄宗羲断言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发凡
正因为如此，特别重视以阳明学思想理论指导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江右王门显然更合乎王阳明本人的宗旨。这正是王阳明的目标宗旨所在——王阳明全部努力的目标是为了挽救世道人心。他在致聂豹的信中说：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面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2]69-70
尽管如此，对于浙中王门领袖钱德洪、王畿等王阳明嫡传弟子而言，维护王阳明学术理论的尊严和纯洁性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他们不得不起而对江右王门展开批判。而对于江右王门而言，他们一方面必须对钱德洪、王畿等人为维护王阳明学术理论的尊严和纯洁性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敬重，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致良知工夫的巨大重要性，他们尤其指责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很有可能误导人们忽视致良知工夫的重要性，背离了王阳明的宗旨，进而展开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之间的激烈论辩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正是阳明学理论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使得专注于“学”的浙中王门学者难以在逻辑上严谨处理甚至无法平衡处理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工夫，往往顾此失彼，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背离王阳明的宗旨，或走向佛教禅学，或向朱子学靠拢。因此成为江右王门的批判对象。
阳明学的核心概念是“良知”，王阳明的宗旨是“致良知”，即让存在于每一个心中的“良知”发用流行。他声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818可是，“良知”首先是一种超越性的本体存在，“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2]74既然是一种超越性存在，那就意味着它不是一种现象的存在，因而是一种虚无。“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雨露风霜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之力？”[2]1075这就意味着，良知本体既不是人的理性，也不是人的感觉意识，同时也不是能够通过理性或感觉意识所能体验到的，因而只能通过“顿悟”或“渐悟”的方式予以参透，这与禅宗佛教的“明心见性”异曲同工。王阳明并不忌讳这一点，他认为儒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禅宗佛学的智慧，因为“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求其尽心也，心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但他强调，儒家不能象禅宗佛教那样“外人伦，遗事物”，[2]217而必须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参透良知本体，“明心见性”，如何能够实现“心天地万物为一体”， 进而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无法在逻辑上予以证明。
对于成长在素有“人文渊薮”之誉的浙江地区的浙中王门学者而言，阳明学首先是一种能够指导人们成仁成圣，进而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术理论。因此，准确认识和把握阳明学理论是第一位的。他们既要阐明虚无的良知本体如何才能发用流行，同时还必须身体力行。然而，阳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必然使他们陷入某种困境。
5）孔口管安设:用CS（水泥、水玻璃）砂浆埋设φ42mm孔口管，在管口安装φ76mm球形闸阀，作为封闭钻孔中可能会出现的涌水。
王阳明的嫡传弟子，浙中王门学派领袖王畿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参透良知本体。他强调，“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于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于天成。”[3]121所谓致良知，无非是参透自身现成的无善无恶的良知本体，只要参透了良知本体，良知就自然而然地发用流行，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儒家名教纲常保持绝对一致，进而自然而然地达到“心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如果没有参透良知本体，即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努力践行儒家名教纲常，也不能说是良知本体的发用流行，很可能是一种“冥行”。然而，他并没有也无法证明，参透良知本体与禅宗佛教的“明心见性”究竟有何区别？这必然能够使良知本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用流行吗？由于王畿把致良知工夫集中在参透良知本体上，并强调必须完全信任现成的良知本体，这就很可能混淆致良知与禅宗佛教的“明心见性”的区别。黄宗羲即认为，王畿把阳明良知学改造成为一种禅学。在江右王门看来，王畿的良知现成说背离了王阳明挽救世道人心的宗旨，故而对他展开了严厉的批评。
作为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作为浙中王门的领袖人物，王畿的影响巨大，后来众多浙中王门学者，如万表、周汝登、陶望龄等人都表现出显著的禅学倾向，这既是阳明学内在矛盾，也是王畿良知现成说的逻辑发展必然。尽管他们辩解说他们只是吸收借鉴了禅宗佛学的智慧，目的是追求达到儒家的“心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在黄宗羲看来，这把阳明学引向了歧途。由于周汝登、陶望龄等人禅学倾向过于显著，黄宗羲干脆在《明儒学案》中将他们剔出浙中王门，而归入泰州学派尽管周汝登是浙中王门的领军人物。而在黄宗羲眼中，泰州学派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入于禅乃至后来变成“狂禅”。
聂豹也是江右王门学派的重要领袖。1526年，聂豹前往越中拜访王阳明，尽管聂豹赞赏王阳明的良知说，但聂豹并没有拜师王阳明， 直到王阳明去世后，才在钱德洪的见证下补办拜师手续。江右王门学派的另一位重要领袖罗洪先虽然年少就痴迷于《传习录》，想前往赣州拜师王阳明，被父亲制止。他后来不仅没见过王阳明，而且拒绝承认是王阳明弟子，哪怕是私淑弟子，而只愿意以“后学”自居。聂豹和罗洪先是江右王门中的“归寂派”代表人物，他们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实实在在的显著差异为世所公认。
“虽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诚能，原不容以人为加损而后全。乞人与行道之人，怵惕羞恶之形，乃其天机之神应，原无俟于收摄保聚而后有。此圣学之脉也。”[3]191
“先生与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习闻其过重之言。龙溪谓：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而知遗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谓：未发竟从何处觅？离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是两先生之良知，俱以见在知觉而言，于圣贤凝聚处，尽于扫除，在师门之旨，不能无毫厘之差。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先生则把揽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1]225
“无大得亦无大失”，“不失儒者之矩矱”使得钱德洪在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不如王畿，当然，作为王阳明的“受锻炼最久”“所得最深”的嫡传弟子，钱德洪的崇高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正如钱明先生所指出的，钱德洪是浙中王门中的“实干家”。王阳明去世后，钱德洪除了为数不多的外出讲学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编纂王阳明的著作，并悉心研究钱氏家族发展史，在家族内开展讲会活动。[4]186-214这倒也与其在事物上磨炼的思想主张一致。
实际上，钱德洪的思想主张代表和引领了浙中王门一种发展路径。不少浙中王门学者认为，所谓致良知工夫，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完全自觉地践行儒家名教纲常，“圣门之教在实地上用功，事即是学，学即是事。”[4]112唯有如此，才能使致良知工夫落到实处，才能实现挽救世道人心的目标。尽管钱德洪本人小心翼翼地在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工夫之间保持平衡，并不在理论上深究，然而，一旦聚焦于“日用事物”，就必然在逻辑上认可道德知识与规范的客观性，进而将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工夫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必须向朱子学妥协，顾应祥、孙应奎等人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甚至自觉地引入程朱理学，强调博学多识，以程朱理学证阳明良知学。黄宗羲评论说，顾应祥“其视知行终判两样，皆非师门之旨也。”[1]279江右王门学派的欧阳德、聂豹等人对这种朱学化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
三
与浙中王门学派不同，江右王门学派虽然相信阳明学是“圣学”，但他们的目标是以阳明精神指导生活和社会实践。当然，要以阳明精神指导实践，江右王门学者也会对阳明学理论展开深入探讨，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显然，他们更多的是把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也就是“术”而不是“学”。这在江右王门第一代领袖人物邹守益、欧阳德、聂豹和罗洪先等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江右王门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依然秉持着这一传统。邹守益强调：
“龙溪之学，久知其详，不俟今日。然其讲功夫，又却是无功夫可用，故谓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后天’之意。其说实出阳明口授，大抵本之佛氏。翻《传灯》诸书，其旨洞然。直是与吾儒‘兢兢业业，必有事’一段，绝不相蒙，分明二人属两家风气。今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7]185-186
弦图式密码由于图形中包含的点数多及其含有四条四点共线的线段，计算起来更复杂。此图形为中心对称，需详细讨论的情况可以根据对称性精简为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共有12个点，情况数与上述几种相比为次方级，用人工计算无法确保正确，主要采用编程计算[7][8]。
“圣门讲学，以修德为命脉，以徙义改不善为下手实功。”[5]730
邹守益是公认的江右王门头号领袖，也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他拜师王阳明并不是因为崇拜的学问或事功，而是因为王阳明给他解答了一个困惑已久的疑难问题，不过即便在拜师之后，也要重新研读经典，认定阳明学乃“圣学”才真正信服，从此以后，他以研究和传播阳明学为人生使命，但他始终聚焦于阳明学的“用”或者说“术”上。邹守益虽然被公认为王门正传，但其学术思想其实与王阳明有不小的区别。[注]关于邹守益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差异，参见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第四章。
江右王门重要领袖人物欧阳德同样强调学以致用。他说：
“格物致知，是吾人日用间身心上着实践履功夫。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物。物也者，知之感应酬酢，若视听言动、喜怒哀乐之类，所谓‘万物皆备于我者也’者也。知也者，自知之明。视听言动之非礼，喜怒哀乐之不中节，一切善与不善，诚密察而不自欺，则莫不知之，所谓物之则也。格如格其非心之于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凡感应酬酢，察其自知之不可欺者，物物格之，视听言动去非礼以复于礼，喜怒哀乐去过不及以中其节，一切事为必不肯掩不善而着善，使吾自知之明常自快足。极乎其至，而无有厌然不满之处。于身如此，是谓修身；于事亲从兄、宜其家人如此，便是齐家；于事上临民，钱谷、甲兵、用人、立政，莫不如此，便是治国平天下。吾人舍此一段工夫，更无立身安命处。然非真有明明德于天下之志，亦只是空谈。”[6]
目前，地铁轨道建设规模已经成为衡量城市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发达的地铁轨道可以提升人们的出行速度，降低交通压力，提升城市效率。我国的地铁轨道建设项目规模不断增大，其质量安全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的关注。加强施工中的重点难点分析，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对提高地铁轨道项目的质量至关重要，对延长工程项目的使用寿命、降低工程成本有很大的作用。
本刊讯 12月9日至13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良带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会同常委会法工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分三路到烟台、威海、潍坊、枣庄、德州、日照、临沂七市开展立法调研，听取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条例（草案）》《山东省种子条例（草案）》《山东省精神卫生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
现有的商务日语实训教材往往理论性较强，更多偏重于语言技能的培养，写作阅读能力的提高等，虽然教材主题是“实训”，但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教材内容多，书面练习多，缺乏相应的实用技巧。不仅如此，现如今我国许多日语专业学生的日语水平依然停留在“应试日语”、“哑巴日语”、“填鸭式教学”的阶段，超过九成学生都在被动地学习日语。。自我过于放松，缺乏对日语深入学习的兴趣等都直接导致了实训教学的难度增加。如果未来我国商务日语实训教材依然沿用以往的教材模板，缺乏创新性，势必会延续以往教材存在的问题，这样实训课程的设置也没有了原本的意义。
黄宗羲也认为，为学的关键就在于指导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他说：
由于浙中王门强调的是阳明学本身的逻辑，即“学”，而江右王门则强调阳明学的应用价值，即“术”，两派学者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故而少不了激烈论辩。不过这也使得这种论辩看似激烈，有时其实是无的放矢。其中罗洪先和王畿之间的论辩具有代表性。[注]关于江右王门与浙中王门学者的论辩，参见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第二章，第四节，罗洪先与王畿的论辩，见第七章第四节。
最后有必要进一步讨论造成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重大差别的具体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指为外道，此等处，恐使阳明先生复生，亦当攒眉也。千古圣贤，兢兢业业，所言何事？初学下手，便说了手事，惟恐为工夫束缚。今住静者谁欤？不受动应牵扰者谁欤？往往闻用功话，辄生诧讶，相沿成习，更无止泊。”[7]213
在罗洪先看来，王畿的良知现成说源于禅宗佛学，实际上与禅宗佛学无异，必然造成严重后果。他说：
2.5.4 肺部沉积率的测定 分别称取20 mg白藜芦醇DPPC脂质粉雾剂装入3号羟丙甲纤维素胶囊中，然后取上述胶囊10粒，逐粒置于药粉吸入器内，连续吸入10粒，每次10 s，停泵后打开测定仪，用20 mL纯化水清洗每个接收盘（装置、喉部、1～8级共10个接收盘），连续2次，合并后转入50 mL量瓶，将量瓶中的液体用无水乙醇定容。参考“2.1.2”项色谱方法测定每个接收盘中白藜芦醇含量，按公式计算药物肺部沉积率（FPF）。
我正在发愣，巴克夏推了推我。一看，她落落大方地把行李和脸盆牙具放到地上说：“谢谢大家来接我——”一看是我们，便笑道：“是你们？怎么样？说话算数，言而有信吧？”说着向我伸过手来。
“学之不讲，圣门之忧。所谓讲者，非资以口耳，所以讲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闻义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讲学以修德之实下手处。……学问之道，无他也，去其不善以归于善而已矣。若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讲学，则将得罪于圣门。”[5]496
道真乌天麻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版)的有关标准要求。品质正常，无质变，无异味，无损伤，不着色，不混有任何添加剂。感观要求和理化指标见表1和表2。
说王畿的良知现成说与禅宗佛学存在密切关系当然没有问题，但罗洪先批评的焦点显然并不是王畿的良知现成说理论本身，而是说这必然误导人们忽视生活实践中的严格的道德修养。王畿对此自然不服，毕竟，他的观点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但他又不能认识到现实生活中致良知功夫的重要性，因而只能反复申述阳明学的原则立场：
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在知识产权确权和交易中的运用及其法律规制 ..............................................................华 劼 02.13
浙中王门学派的另一领袖人物，温柔敦厚、不善论辩的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与王畿不同，钱德洪似乎拒绝在理论上深究良知学，不愿意作形而上的探求，只是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践行阳明良知学，切实在事物上磨炼。他认为，“心无体，以知为体，无知即无心也。知无体，以感应之是非为体，无是非即无知也。”[1]232“致知格物功夫，只须与事上识取，本心乃见。心事非二，内外两忘，非离却事物，又有学问可言也。”[1]233钱德洪强调，“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语时默，念念精明，时时不放，此即行著实察，实地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1]235黄宗羲对钱德洪和王畿的异同有一段经典性的评论。黄宗羲说：
既是“圣学之脉”，自然不容置辩。不能因为一些人把良知本体看得太浅，把致良知工夫看得太容易，就质疑良知本体的存在，“吾人不能神应，不可持以病良知。”[7]17
四
王畿的良知现成说一直是众多江右王门学者严厉批评对象。罗洪先认为，虽然良知本体为每个人所拥有，但不能指望良知的本体存在而忽视现实中的修养工夫，决不能简单地信任现成良知。只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艰苦地修养，良知本体才能发用流行。“世间那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为了生也，不是现成可得。今人误将良知作现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驰逐，无有止息，茫荡一生，有何成就……若无收敛定静之功，却说自有良知善应，即恐孔孟复生，亦不敢承当也。”[7]696-697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罗洪先说：
首先，在浙中地区和江右地区的士人和民众眼中，王阳明的角色地位有所不同。在江右地区的士人和民众眼中，王阳明首先是一个官员，其次才是一个学者。江西是王阳明建立三不朽伟业的基地，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赴吉安担任庐陵知县，尽管任职只有七个多月，但他励精图治，对吉安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年谱》记载：
“先生三月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狱牒盈庭，不即断射，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嚣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在县七阅月，遗告示十有六，大抵谆谆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荡僻。城中失火，身祷返风，以血禳火，而火即灭。因使城中辟火巷，定水次兑运，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2]年谱一
王阳明在庐陵的治绩使他获得了吉安士民的爱戴，这也为他以后以吉安为基地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吉安后来也因此成为研究和传播阳明学的中心基地。
巡抚南赣就更不用说，王阳明不仅奉命平定了积累已久的匪患，更推保甲，行乡约，兴社学，倡教化，治绩显赫。由此，他在赣州开坛讲学吸引了四方士子来学，江右王门学派领袖邹守益、欧阳德等人正是是赣州拜王阳明为师的，并由此形成了显赫的江右王门学派。
王阳明在江西的文治武功对江西地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的不仅仅是学者，更包括地方士绅，宗族领袖和普通民众，人们相信王阳明的学术是有用的，能够用以整饬地方社会道德秩序，进而引导个人成仁成圣。正因为如此，江西士子拜师王阳明，研究和传播阳明学，把“功夫”和“有用”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浙中是王阳明的故乡，王阳明的文治武功跟浙中地方士子关系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浙中士人和民众眼中，王阳明首先是一个学者，其次才是个官员。根据钱明的研究，王阳明的浙中弟子大致上可分为“门人型”“道友型”和“私淑型”三类，早期的主要是“道友型”，即因为志同道合而在一起探究圣贤之道，中期是“入门型”，晚期的则属于“私淑型”。[4]80无论哪种类型，关注的都是王阳明的“学”，他们相信阳明学乃圣学无疑。而王阳明在江西的文治武功进一步证明了其学术理论具有真理性价值，进而吸引更多人拜王阳明为师，向王阳明问学。钱德洪、王畿等人就是在王阳明取得辉煌治绩之后拜王阳明为师的。黄宗羲称：“王文成平濠归越，先生与同邑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数十人会于中天阁，同禀学焉……时四方之士来学于越者甚众，先生与龙溪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于文成。”[1]224显然，王阳明在自己家乡的影响主要是地方士子，与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关系不大。正因为如此，浙中王门学者热衷于在学理上探求。作为阳明家乡的学者，他们当然也有充分理由自信，进而“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
我们应创新思维，拓宽创新视野，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信息资源库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在CNKI、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下载有用的数据信息，更新和扩充数据库资源。在完成初期的信息收集工作之后，根据不同的门类，设置不同的专题成果库。由专门的馆员进行信息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工作，获取智库必需的材料，在完善现有信息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促进合作交流。
江右和浙中显著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也是导致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差异巨大的重要因素，[注]关于吉安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对阳明学在吉安传播的影响，参见拙著《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第二章，第二节。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江右王门学者研究和传播阳明学的方式途径和特征。在江右，尤其在吉安为地区，宗族势力强大，组织较为严密，宗法观念广泛深入人心。众多江右王门学派学者政治社会地位崇高，且大多出身于地方望族，他们在家乡拥有很高威望，在家乡诸多事务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号召力，这非常有利于他们传播和传承阳明学理论——地方士绅比较容易接受和信奉他们的学术思想观点，这使得江右王门学派能够在吉安地区传承了几代人。另一方面，无论在他人还是在自己眼中，江右王门学派学者固然是官员，是学者，但首先是某一宗族的成员，是地方的乡贤，服务于地方理所当然。也就是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对家乡、对宗族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绝大多数江右王门学者都积极主动地投入地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建设，热心介入地方的各种公益事务甚至琐事。以邹守益、聂豹和罗洪先为例，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长期赋闲在家，因而能够也必须为家乡做更多的事。邹守益不得不为安福县的赋役整顿事务而四处奔走呼吁。状元出身的罗洪先虽然被谪为民，且在学术上主张“收摄保聚”，他自己也有意躲在偏僻有石莲洞中“收摄保聚”，但客观情势使得他不得不深度参与主持改革吉水的赋役事务。这类事务极为繁杂，搞得他们焦头烂额。王畿石莲洞访问罗洪先，见此情景，大为吃惊——浙中学者王畿简直无法想象主张“收摄保聚”的罗洪先居然会深度介入如此繁杂的地方赋役事务，他还以为罗洪先会遁世禅定呢！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条件下，江右王门学者传播阳明良知学的对象以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为主。他们创办阳明学讲会，书院，同样必须以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对于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兴趣甚至没有能力在学术上进行探讨，而更多地是关注阳明学能够为本地的地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建设发挥什么作用，也就是说，他们是从“术”的层面认识和理解阳明学。江右王门学者自然也必须从“术” 的层面来研究和传播阳明学。他们未必要深究良知本体的内涵和特点，却必须告诉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致良知，也就是完全自觉地与天理，与儒家名教纲常保持一致，进而为地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建设做出切实的贡献。只要能达到这一宗旨目标，吸收借鉴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其他思想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正是基于此，江右王门学者有充分理由和动力批判王畿的良知现成说。
颇有意味的是，不仅是江右王门学派学者，被黄宗羲剔出江右学派而划入泰州学派吉安府永新县人颜钧、永丰人何心隐同样必须把地方和家族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建设作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这也是由本地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浙中王门和江右王门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意味着我们应当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发掘其现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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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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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畿.王畿集[M].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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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洪.罗洪先集[M].徐儒宗,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BetweenTheoryandPractice—— On the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e of Two Schools of Wang Yangming Research
LI Fuming
(LulingCultureResearchCenter,JinggangshanUniversity,Ji'an343000,China)
Abstract:The studies of Wang Yangming in Middle Zhejiang and Jiangxi provinces are recognized a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chools of post-Wang Yangming research. Thei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re based o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of Wang's theory itself and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Middle Zhejiang and Jiangxi. The study on Wang of the former paid more attention to " theory", so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made them gradually deviate from Wang's original purpose. While the study in Jiangxi focused on "practice", that is,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Wang's spirit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local society, which better carried out Wang's purpose even though theoretically deviated from and revised Wang's theory. As a result, "Wang's life spirit lies in Jiangxi".
Keywords:Wang Yangming; school of Wang Yangming research in Middle Zhejiang; school of Wang Yangming research in Jiangxi; "theory"practice"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1-0093-06
*收稿日期：2018-10-12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1.014
作者简介：李伏明(1967-)，男，江西永新人，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阳明学和江右王门学派。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81227.1137.012.html
责任编辑：朱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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