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生育行为从1970年代的“想生而不能生”到2010年代的“能生而不敢生”经历了巨大变化，也提出了“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的疑问。将人口转变三阶段作为时间纵轴，梳理前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后现代家庭迥然不同的理想女性、儿童价值和育儿方式，结合对微信育儿群的日常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育儿方式正从过去的“粗放型”转变为“精细化”，育儿理念从过去关注“身体健康”转变为“培养EQ和IQ”，“工作第一”的母亲则逐渐转变为以“孩子为核心”的“好妈妈”。
关键词：社会变迁，育儿困境；人口转变；“母职”重构
广为人知的《超生游击队》描写了1990年代一对农村夫妻因重男轻女而违反独生子女政策，东躲西藏地生育小孩。这一现实题材的小品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国家庭有“重男轻女”，崇尚“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因此只要独生子女政策放开，孩子就会多起来。但是，全面二孩制度于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后，出生率却并未如预期那样呈现显著的增加。而是常常会听到“一个孩子都把我们累成了狗”“生得起养不起啊”等感叹。
我国生育行为从“想生而不能生”到“能生而不(想)生”，之间仅仅相隔短短40-50年的时间，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不仅让人疑惑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同时，也会升起这样的疑问“为何今天孩子越来越少了，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了？”
一、历史范畴的概念：育儿和母爱
回答疑问之前，首先从三个时间节点截取三个场景，直观地观察和感受我国育儿的变化。
在利勃海尔看来，齿轮加工机床的投资决策标准首先是以低购买成本实现高质量、最大灵活性以及最高生产效率。为此，在新型滚齿机LC 280 α的研发过程中，利勃海尔采用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专有技术，同时改进了决定性的机床组件，实现了最大的灵活性和更短的交货期(3～4个月)。为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生产效率，利勃海尔还研发了改款新型铣刀头滚齿头，通过使用更长的刀具使其寿命得到显著提高。通过使用硬质合金可转位铣刀，在特定应用中将过程时间最多缩短 30%，并降低了每个工件的刀具成本，从而显著降低工件的单件成本。
第一个场景：在左际平对经历了195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夫妻访谈中，我们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夫妻，采用相似的育儿方式，即“散养式”“粗放型”。首先，7位国家女干部描述她们的子女都是由其他人带大的，在家庭利益与工作冲突时，她们都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一位女干部回忆“刚进北京城时和丈夫住在各自的办公室。将大孩子送进北海幼儿园。每天背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上班……一直混到了1953年。那时开始过礼拜天，我说我怎么没过过呀？不习惯”。[1]191其次，在国家机关食堂工作的一对非党员夫妇的情况是“(我们)每天早上6点上班，晚上7、8点回来。加班、开会时9、10点钟才到家”“繁忙的工作使这对夫妇放弃了闲暇，甚至放弃了对儿女的大部分照顾。大女儿才上小学3年级，小女儿上幼儿园，全吃食堂。晚上父母回来晚女儿就先睡了，等第二天一睁眼父母又不见了。类似这样的情景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1]193上述访谈清晰地勾勒出计划经济时代时代的女性在“舍小家、为国家”的社会氛围下[1]191，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2]，不仅淡化了男女性别差异，孩子需要母亲等大人陪伴呵护的社会规范也还未形成，因此即使干部家庭也采用“散养式”、“粗放型”的育儿模式。
《政府会计制度》预算会计账务处理规定：收回本年度货币资金投资成本时，借记“资金结存”，贷记“投资支出”。“投资支出”科目是核算“以货币资金对外投资发生的现金流出”，而货币资金投资成本的收回显然为现金流入。
第二个场景：1987年11月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张，自此在这个代表外来时尚文化的快餐厅里，常常会看到“家长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的场景。当时属于高消费的肯德基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相继开张，记录了独生子女一代家庭的育儿观念向以“孩子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事实上，对于1980年代的家庭，同时遇到两件大事，即因生育政策而诞生的“小皇帝”们，同时又遇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工业化、商业化。换言之，独生子女政策使孩子数量锐减的同时，市场经济又让家庭用于孩子身上的资源增加了，这加速了“孩子至上主义”在中国家庭的大众化。同时这一批父母又大多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荡且贫困的一代，“补偿心理”让他们对孩子多了一份宠爱。一份1995年针对北京1496户城市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孩子的费用占家庭消费的70%。[3]独生子女政策催化了我国城市育儿模式的迅速转变，从被散养寄养在别人那里，到一家人在肯德基给孩子庆祝生日，同是父母之爱，表达方式全然不同。
第三个场景：2018年1月，笔者长期观察的一个微信育儿群的对话的节选：
图3展示了随着开挖步的进行，沿右线盾构隧道轴线地表沉降的纵向变化。由图3可知，随着掌子面的推进，由开挖面失稳破坏引起的地表沉降向前推进并逐渐增大，并呈U型分布，但整体沉降较小，最大值约为3.1 mm。
洋：“@海 你要干啥？”
海：“自己带。刚刚发现一个挺适合的地方，离我家不远，离我近的可以一起考虑下共学”。
天：“具体啥想法？”
海：“地点是英文绘本馆，已经联系好。早上运动，上午磨耳朵(英语)、手工。中午想睡觉就回家睡觉，我家也可以睡。不睡就接着玩。户外运动，或者室内。我觉得睡醒了户外比较好......妈妈带着孩子最好，老人带孩子的话，也可以，不影响活动就行。……计划开启非幼儿园幼教模式。有想共学，或者想逃学的孩子，可以一起共学共玩。”(日期：20180131)
就这样，当精细化育儿、密集型陪伴成为主流，当各种育儿产品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宣传词加以包装，既有“科学的劝诱”又带上了为人父母理应如此的“道德绑架”时，我国家庭的育儿成本也随之迅猛增加。因此，孩子数量的减少并不代表育儿时间的减少、育儿开支的减少。事实上，为了应对高涨的育儿费用父母需要赚钱的时间，为了实现密集型陪伴父母需要陪伴的时间，然而时间却是生长不出来的，一天只有24小时。与此同时，21世纪的新女性不止有“母亲”这一个角色，与世界接轨的工作节奏并未预留出充裕的让女性做“好妈妈”的时间，“未富先老”的中国社会更急迫需要女性为国家生育更多未来的劳动力，强调生育的外部效益。当下，在育儿成本远大于育儿收益的同时，生育主体女性在选择成为母亲时不仅内部效益过低，甚至因生育要承担“母职惩罚”[注]“母职的收入惩罚”是马春华在《中国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及其政策意涵》里提及的概念，具体是指儿童会增加父母操持家务的时间，同时我国儿童托育不断市场化，而劳动市场对成为或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并不友好，这些导致女性因为成为母亲而面临收入惩罚超过10%。笔者将此概念简称为“母职惩罚”。，接受职业发展的停滞期，因此很多发达国家的女性开始了“生育罢工”。[12]因为女性自身在强调个人主义的风潮里开始在职业成就、个人爱好上追求自身的价值，而非生儿育女。
育儿、母爱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当把它们放在历史时间的纬度相对化时，我们会发现从母亲以工作为第一、抚育孩子基本上是“散养式”的1950年代，到母亲开始将孩子放到重要位置的1980年代，再到母亲以孩子为中心进行“密集陪伴”的2010年代，短短的60-7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育儿意识、母爱的变化可以用“颠覆性”来形容。
二、社会变迁与育儿模式变化
(一)西方社会育儿模式变化的推手：人口转变、孩子至上主义、理想女性
养育孩子看似是家庭的私事，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以西方社会为例，目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人口转变。第一个阶段通俗地说是多生多死阶段，因生产力水平、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导致很多孩子未成年便夭折了，而失去孩子的父母甚至没有时间难过，为了能“养儿防老”他们要不断地生养更多的儿女，通过高出生率来抵御高死亡率。直到工业革命之后，人口转变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多生少死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人口红利期，家庭拥有很多孩子。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人口转变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少生少死阶段，此时不仅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二战后养老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备，让“养儿防老”慢慢失去现实意义，随之生育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4]对于家庭孩子不再是生产材，如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克尔提出的那样孩子成了“耐用消费品”，也就是用经济行为来解释抚育的话，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大于获得的收益[5]48-50。
接下来，我们沿着人口转换三阶段和其对应的不同阶段的家庭，从孩子至上主义、理想女性来考察西方育儿如何在社会变化的巨浪里翻滚前行。人口转变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社会生产力落后，家庭处于前现代家庭阶段，孩子的价值在于“养儿防老”，早早地成为家庭的经济依靠。[注]西方家庭社学中又称为“制度家庭(institutionl family)”，是以生存、传宗接代为目的而组建家庭。而这个阶段建立家庭对于男女两性都只是生存的手段，而非爱情的归宿，女性的价值在于为家庭生养更多的子嗣，而非教育子女成材。人口转换的第二个阶段，伴随着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进入到现代家庭(modern family)阶段。[注]此阶段的婚姻在西方家庭社学中也被称为“伙伴婚姻(companionship marriage)”，开始了现代社会将爱情作为婚姻基础，将孩子作为爱情结晶的婚姻形式。孩子因现代劳工法的颁布、义务教育的普及，不再作为廉价的童工混同在大人的世界里，而有了在学校自由成长的儿童期。儿童期的出现孩子需要父母，尤其是母亲密集的爱、关注与陪伴，并且国家也需要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6]而此时婚姻对于女性来说也不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而是需要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男性可以独自养家而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让“母职”成为最体现女性价值的“工作”，“贤妻良母”成为社会主流褒奖的理想女性。上述的现代家庭还呈现出稳定性，但同时大家都必须如此这般的整齐划一性，也让它具有了制度性的压力。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伴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备，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这一阶段对应的后现代家庭(postmodern family)呈现出多样性的同时，也呈现了脆弱性和随意性，缺少了现代家庭的稳定性和统一性。[7]因此尽管后现代家庭依然推崇孩子至上主义，但是以丁克家庭为代表的夫妇主动放弃生养孩子这一“耐用消费品”，而致力于在职业、在个人兴趣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同时代替“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西方社会转而支持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强调共同养育，这包括男女共同育儿和公共领域提供的托幼机构。但同时女性也需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角色，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因此出现了集“超级妈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等多重角色完美于一身的“理想女性”形象。
选中照片，复制，粘贴。接着，他把整个车祸现场的照片也都复制到U盘里。从来一风公司到现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他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这时，一个冰凉的东西贴在他的脖子上。
做一个懂得如何陪伴孩子的“好妈妈”，是此微信育儿群里的共识，也是近年的育儿杂志、各种媒体里所宣传和倡导的。但中国70%以上为职业女性[注]根据全国妇联每10年一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第3期)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女性就业率为71.1%(其中城镇为60.8%，农村为82%)。，这导致很多女性会在做“好妈妈”和职业女性之间产生角色冲突。特别是当下我国可以代替家庭的抚育功能的安全、便捷、廉价的育儿机构和育儿资源的匮乏，使得0-3岁婴幼儿的妈妈为了给孩子以更好的成长环境，在选择是否做全职妈妈中徘徊。
(二)我国社会变迁中的育儿方式与母爱
1.家庭的育儿成本小于收益、国家关照家庭的内部效益
实验参数设定：直流电源电压E=200V，输出功率P0=500W，逆变器输出电流峰值I0max=7A，输出电压有效值U0=100V，额定负载电阻R=20Ω，缓冲电容C1=10nF，谐振电容Cr=100nF，谐振电感Lr=25μH，滤波电感Lf=1mH，滤波电容Cf=2.2μF，逆变器死区时间Δ=1μs，辅助开关Sa1、Sa2、Sa3、Sa4触发脉冲占空比分别为ρSa1=0.8，ρSa2=0.8，ρSa3=0.01，ρSa4=0.01，谐振电感电流阈值为Ia=12A，开关频率fc=20kHz，输出频率f0=50Hz.
Yophie：“嗯。我也是硬着头皮请假去接。”
前现代家庭注重孩子的数量，因为家庭不得不用孩子的数量来抵御过高的死亡率。同时孩子的抚育责任并非由小家庭独自承担，如费孝通在《生育中国》里描述的那样是以父系家庭为中心，地域社会也参与其中的共同育儿模式，[8]也就是散养式、粗放型的低抚育成本与孩子很早便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高收益之间，让家庭在抚育孩子中受益。而此时女性的重要价值也是生儿育女。开篇1950年代我国家庭几乎全部沿用了费孝通所描述的前现代家庭的育儿方式，即散养式、粗放型的低抚育成本的育儿方式。同时，新中国为了贯彻男女平等的就业政策，国家大力兴办托幼机构支持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以此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从结果上看使家庭的内部效益得到增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家庭之所以可以采用散养式、放养式，以及将出生满56天的婴幼儿送到托儿所进行“社会育儿”，笔者认为一大原因是由于此时的中国家庭还处于前现代家庭阶段，还未形成现代家庭密集陪伴的“好妈妈”规范。换言之此时的理想女性是与男性同工同酬，共同养家，而非“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因此将孩子托给其他人、将孩子送入整托甚至几年都见不到孩子的育儿方式在那个时代颇为常见。
2.家庭的育儿成本与收益平衡、国家政策惯性地照顾到生育的外部与内部效益
但在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出生后，如流行语“小皇帝”所呈现的那样，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此时，中国城市家庭此时具有了现代家庭的一些特征，如开始注重孩子的质量，为了孩子的成长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等，虽然这让当时习惯了以长辈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惊讶并难以接受。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我国育儿是在“中国式核心家庭”[注]中国城市核心家庭虽然在户籍上或居住形式上处于独立状态，但在经济上、日常生活照料上却并不完全独立，与直系家庭的界限处于模糊状态。这一系列特征有别于西方独立的核心家庭，因此笔者在这里将其命名为“中国式核心家庭”。中稳定、和缓、安全、热闹中进行的，因为这期间的家庭拥有三个重要的“法宝”：第一个是人口资源。首先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家庭拥有充足的人口资源。其次，我国的户籍制度尚未放宽，虽然导致人们只能固定在某个地域生活，但也让核心家庭的周边存在稳定而紧密的亲属网络，可以共同育儿，堂表兄妹也可如兄弟姐妹般相伴成长[9]；第二是安全的地域环境。人口不能自由移动的户籍制度、尚未改制的单位制度、尚未开始的货币化分房共同建构了熟人社会，让家庭拥有安全的地域社会可以“散养式”育儿；第三是7岁神话(小学生神话)，也就是中国城市家庭的主流育儿方式是3岁前主要由祖辈看管关注健康饮食，7岁上学时回归父母身边开始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培养。[10]此时的育儿特征是从过去的“温饱型”向“健康型”、从“粗放型”向“知识技能型”过渡。从育儿精细化程度看，这一阶段既不像1950年代育儿处于“放羊”状态，也不像2010年代育儿处于密集型陪伴状态。从社会大环境看此时生育抚育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还处于未割裂状态，育儿成本和收益基本平衡，因此笔者认为1980-2000年的城市育儿方式呈现了短暂的稳定性。
3.家庭的育儿成本大于收益、国家注重生育的外部效益忽视内部效益
之所以1980-2000年代稳定的育儿方式持续期间很短暂，其理由是在激烈变革的时代里它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过渡性。当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结婚生子的21世纪时，他们幼儿时家庭依靠的三个“法宝”已经在迅速消失。首先，单位改制、户籍制度松动、住房改革使得家庭曾经可以依靠的熟人社会迅速变成了生人社会，同时由于地域环境存在不安全性，使得家庭只能“圈养”孩子，全天候无死角地进行密集型陪伴。其次，人口流动让曾经聚集在核心家庭周边稳定而紧密的亲属网络变得松散，晚婚晚育降低了祖辈提供育儿支援的质量，独生子女一代难以为下一代提供堂表兄妹同辈关系。第三，育儿理念的巨大变化。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际世贸组织，在全球生产体系下迅速崛起时，育儿理念也在育儿消费市场温情而真挚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劝告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开篇笔者在微信育儿群里观察到的，全面开发婴幼儿各种能力的“科学育儿”、“精细化”育儿逐渐成为主流，每一位母亲都尽力花费比其他母亲更多的时间、精力陪伴和指导孩子，以此保证家里唯一的孩子走上“成功”之路。并且，科学育儿与消费巧妙地结合之后，[11]家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通过消费各种育儿产品来获得“孩子没有落后”的笃定感。
笔者对这个微信育儿群进行了长达2年的观察和考查。此群成员绝大多数是正处于抚育1-2个婴幼儿阶段的妈妈，她们不仅给孩子提供高品质的、全方位的“精英式”早期教育，还要尝试欧美社会也比较前沿的家庭式幼儿园，希望兴趣喜好比较一致的妈妈们的结盟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为此群内有些妈妈已经辞掉，或计划辞掉工作专心陪伴孩子成长。
三、观察概要
笔者于2017年1月-2018年8月期间对绝大多数正处于抚育1-2个婴幼儿阶段的微信育儿群(人数在350-450上下浮动)中的妈妈们进行观察记录和分析，着重从育儿方式、育儿理念、如何做个“好妈妈”这三个方面观察群内的日常聊天内容。
本文采用微信群聊天观察法，一方面保留了传统面对面观察法的优点，可获得研究对象在自然状态下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一部分传统面对面观察法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而不适应于大面积调查的缺点。但也同时存在着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动作而损失了部分重要信息的缺点。
此群是主要将话题集中在婴幼儿抚育过程中分享与互助的群，有群规、群费(采用自愿付费每人每月1元)，3名群管理员，不定期的各种免费和收费的微课，育儿书籍的读书分享，以及不定期的团购各阶段婴幼儿绘本和育儿相关书籍优惠活动。此群的微课涉及的内容主要与如何能够智慧地育儿，如何早期对孩子进行智商情商的全面开发，如何按照中医理论照顾生病的孩子避免抗生素的滥用等。此群还组织不定期的线下宝妈见面会，促进了群内妈妈们的熟识度，因此群中彼此信赖性较高，易于线上相互高品质的交流和育儿信息交换。此群因有严格的群规，如乱发广告，或以加好友为名打扰其他群内成员者，或被警告，或被直接退群，因此群内的分享或话题的敞开度较高，每日聊天内容一般会从普通的育儿信息交换，到育儿困惑，到妈妈们自身的各类烦恼。
四、基于微信育儿群的观察和分析结果
(一)育儿方式的变化
1.谁来接送孩子：从安全地域里的“散养”到专门机构的“圈养”
我们认为，要破解目前葡萄产业发展难题，调整种植品种势在必行。市场上的阳光玫瑰、新郁、紫甜无核（A-17）、夏黑等品种销售情况都挺好。一是品种多了，成熟时间错开了；二是不同品种，其色泽、口味不尽相同，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对于今天中国家庭来说，接送孩子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日常任务。
鱼：“@猫 我因为下班晚不能按时接孩子，就给孩子去年报了半年幼儿园画画特长班，从此以后，孩子再也不喜欢画画了。”
猫：“不上不行，双职工没老人接送孩子，幼儿园放学早，下了学上特长班，家长才赶得及。”
将我国育儿嵌入到历史脉络中，聚焦儿童价值的变化、理想女性定义的变化，可以尝试给“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的疑问寻找答案。
花：“上课外班有这个好处(尴尬的表情符号)。我怎么才想到。就是孩子好可怜，我如果上班是不是也得给我女儿报课外班才能接。”
猫：“有时候给娃报班不是为了让孩学啥，就是有个看孩子玩的地方，家长能歇会儿(无奈的表情符号)。”(对话日期：2017.03.19)
本区表层土壤Cd含量的变化范围为31～335 μg/kg，均值为78.07 μg/kg。统计结果显示，目前本区有97.06%的土壤Cd含量值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300 μg/kg)[4]，其土壤环境质量中单指标Cd处于清洁状态；有2.94%的土壤Cd含量高达335 μg/kg，略高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土壤环境质量中单指标Cd为轻微污染。
上特长班竟然是没人看管孩子时的救急法，这是一个让笔者惊讶的事实。但“谁来接送孩子”的确是今天家长们朴素而日常的烦恼。而如果将时间向前推移30年，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构建起来的安全地域，熟人社会里孩子是无须到特定的教育机构度过放学后、家长下班前的空档时间，即使无家长接送孩子也可以安全到家。但今天则不同，伴随社会的变迁，熟人社会迅速走向了生人社会，间接导致“粗放”“散养”的安全地域消失，家长每天便多了一份早晚接送孩子的重要任务。如果以每日家长平均往返接送时间为1-2小时，除去寒暑假和周六日按照1年180天计算的话，1年里家长仅仅花在接送上的时间就有180-360小时。而若家长上下班时间与孩子的上学放学时间发生矛盾时，则需要付额外的经济成本(如付费上课外班，等候家长下班)或人力成本(如请其他亲属接送孩子)，因此孩子数量的减少与育儿成本并不成正比。
2.陪伴孩子：从“粗放型”到“精细化”抚育
孩子出生56天就送进单位的托儿所，母亲继续工作，工作间隙会到单位附属托儿所哺乳，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职业女性日常的育儿场景。当下社会，陪伴孩子参与各种活动则是很多母亲们每日的核心任务。
海：“@美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具体活动根据天气情况，晴天时候，早上在老动物园吃早饭，运动(发展大运动)。九点到绘本馆磨耳朵(学英语)，做手工等(发展精力运动)。按计划大概两周可以排一个绘本剧，上午的活动，最晚到11点半结束，吃午饭，午休。想半天活动的话，中午午饭就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在老动物园食堂吃饭。午睡后，三点到四点多还是户外活动。定期每两周或者每一周再去一个博物馆，科技馆，远足都可以。”(对话日期：2018.01.31)
通过本文开篇正在抚育2个婴幼儿的妈妈海(化名)对自己如何计划不让孩子去幼儿园，而是采用“共学共玩”的育儿方式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年轻妈妈希望用科学的育儿方式，给孩子高品质的陪伴，给孩子更精准的培养。从大运动到做手工，再到磨耳朵(学英语)，再到绘本剧……，课程表般的设计鲜活而具体地呈现了母亲对孩子成长的“精细化”管理。而这样的陪伴会花费家长多少时间成本呢？如果以每天家长陪伴孩子读绘本、做作业、玩耍的平均时间为2-3小时，除去周末2天的休息日按照1年270天计算的话，1年里家长花在上述陪伴的时间为540-810个小时。据此不难发现育儿的时间成本就并不因孩子数量的减少而减少，仅接送和陪伴这两项就需要家长每天花费3-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二)育儿理念的变化
1.育儿理念的冲撞：“科学的妈妈”和“传统的祖父母”
成年后的笔者曾半开玩笑地质疑母亲“小时候你打我，就没想到那是对我心灵的伤害？”，1930年代出生的母亲不可思议地看着1970年代出生的笔者，淡淡地回答“孩子不打不成器”。事实上，被父母打骂所引发的“情绪”在不同年代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因此在隔代抚育家庭里关注孩子情绪的“科学的妈妈”和不太关注婴幼儿情绪的“传统的祖父母”之间的碰撞，还夹杂着三代人因来自前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和后现代家庭不同环境的认知上的差异。
锐：“缺少心理营养的人会出现情绪暴躁，人际关系不佳和行为偏差问题，所以孩子心理营养要多注意。”
锐：“其实情绪是人的一部分，不需要哄，共情和陪伴会更好点。”
锐：“ 情绪不能控制，是缺少心理营养的一个表现。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心静脉置管术是危重病人抢救、急救复苏以及重大手术中监测和治疗必不可少的技术，它作为一项基本临床操作技能是麻醉医学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心静脉置管术通常采用颈内静脉和锁骨下静脉穿刺两种途径，但由于锁骨下静脉穿刺导致气胸的发生率（16.0%）高于颈内静脉（0.5%～5.0%）[2]，所以常首选颈内静脉穿刺途径。右侧的颈内静脉和上腔静脉几乎成一直线，并且右侧没有胸导管，而颈内静脉中路的穿刺方法可以避开颈总动脉，误伤动脉的几率降低，所以临床上常选择右侧颈内静脉中路进针的方法，即本研究中盲穿所示的方法，更适合用于临床教学。
秀：“原生家庭对我影响很大很大，我家四个孩子，我是老三，我很自卑，不敢和人交往，心里渴望爱，也不敢接受付出。”
秀：“我儿子‘作’人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有我妈打骂我们的画面，我就得用很大力气控制自己，就算这样，我还打了一个(次)孩子。”
海：“就比如我有些慢性子，这绝对是我妈不停的催促的结果。”
海：“当我看到我妈催促我孩子时候，我就特生气。”(对话日期：2017.08.26)
124 Safety of stent-assisted coiling versus coiling-only in treatment of acute ruptured intracranial wide-necked aneurysms:a comparitive study
以上对话中所表现的对孩子情绪、心理的关注，是近年大众媒体上非常流行的观点。近年流行育儿杂志中的对母职再现讨论中，“父母被要求‘懂孩子’，并满足孩子的心理和发展需求”[11]80，如“爱孩子不仅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那么简单，还需要一颗懂孩子的心，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去对他好，了解他真正需求”[11]80等观点最为常见，范和指导着女性如何成为“科学的妈妈”。
西方社会在1950年代伴随现代家庭的大众化，母亲密集的爱、关注与陪伴成为当时的“母职”规范，事实上近代之后西方国家也倡导女性成为“贤妻良母”，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男主外女主内”社会性别分工下，也出现了“全职太太”的大众化。[5]84-86对照西方社会，我国2010年代开始强调密集型“母爱”时有两个特点：第一，跃进式。1980-199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父母时，突然间懂得孩子情绪的“科学的妈妈”成为社会的推崇，而他们却并没有上一代人的模板可以仿效。因此这些努力致力于成为“科学的妈妈”们，一边反思、声讨自己原生家庭中自己的情绪不被父母重视的过往，又一边无奈自己依然深受原生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同时还需要时刻劝诱祖辈摒弃老一套的育儿理念。第二个特点是缺乏公共领域的支持。如“谁来接送孩子”“如何陪伴孩子”中所呈现的那样，国家并未给处于抚育阶段的家庭提供相应的陪伴时间和场所，例如父母下班时间与托幼结束时间的空档，很难就近找到为孩子玩耍提供的免费或低廉的活动场所。
另一方面，用于育儿的精力成本是很难计算的，也是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地方。而从上述聊天对话里，我们看到年轻的妈妈们在既没有上一代人的模板，也没有公共领域的援助下，既需要精心地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搜集孩子相应的心理需求的佐证，努力给予孩子精准的情感回应，进行科学的情绪疏导，又需要动用家庭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来协调无法兼顾工作和育儿之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的育儿环节散落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处，其时间和精力虽然难以量化，但所耗费的心力和精力是可以想见的。
2.“科学育儿理念”与消费市场的鼓动和束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中国各种教育机构宣传的经典台词，也是奔跑在“早教”路上的妈妈们内心最坚定的信念。
乐：“我们这个幼儿园开始开各种收费的班了，两岁的孩子用学英语么？”
咪：“@乐 不用，说不明白，我们是常规课的英语，都快四岁了才能背英语童谣，都学了一年多的了。”
菲：“两岁的孩子连话都没说利索呢，学英语干什么用？”
乐：“哎，这幼儿园开这个课外班，家长各种报名，我家32个月，说话倒是还行，他们上课也有英语，他也能说两句。不过我不想让他这么早进入补课行列。”
菲：“当然了，孩子这么小，是在玩中学东西，生活中学本领，学习不是孩子的全部！”
以上5项得分之和作为牙周炎的分度标准[7]，轻度：0～6分；中度：7～12分；重度：13～18分。所有填表者和检查者各由2名经过统一培训及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0.84)的医生完成。
雀：“可是，在大V店里听的课，那些老师都说要早点学英语，怕错过语言的最佳学习期。”
mico：“2岁学英语其实就不早了，已经有点晚了。”
骨头：“哎，主要家长没有好的英语底子，真整不了孩子啊～”
对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干预后的满意度进行对比，实验组的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菲梵：“最主要是家长让孩子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什么？”
mico：“家长帮他们(孩子)打开大门，多方面熏陶没什么不好的，未来选择什么样的路，谁也不知道。”(对话日期：2017.05.09)
借用陶艳兰的话语，当下的中国陷入了孩子至上主义、智育至上的养育文化下的消费泥潭里[11]81。笔者认为这个“泥潭”的形成机制不仅源于消费文化，还因为中国城市家庭已步入“现代家庭”阶段，并且颇具中国特色：首先，“只能成功”的养育文化，伴随着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生被家庭所接受直至今天的大众化，家里唯一的孩子承载着全家的希望。其次，“只能成功”的内涵和外延曾被限定在孩子学业上是否比同龄人更优秀，因此2000年前后的研究将中国的育儿特征描述为“7岁神话”，[10]即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时才从祖父母身边回到父母身边开始文化知识的学习。其三，近年智育开发的低龄化，让“只能成功”被重新定义，中国家庭也随之开始了“3岁神话”，即0-3岁是孩子智商和情商发展的黄金期不容错过，因此需要父母陪伴在身边开发孩子的EQ和IQ。其四，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也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工业化、商业化的获益者。而2010年代当独生子女一代成为父母时，全球化经济、互联网中的“科学育儿”、育儿消费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微信等日常的信息交流平台，让家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通过消费各种育儿产品来获得“孩子没有落后”的笃定感。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以上微信聊天里是否让2岁孩子学习英语的茫然的妈妈，用网络课程大V店里老师的话语来告诫“不要错过语言的最佳学习期”的妈妈，为了给孩子营造英语会话环境要努力学习英语的妈妈。
价值始终是教育的中心问题，只有明确了价值，教育实践才有方向，教育评价才有尺度。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构成反映出以下三个价值取向。
(三)对母亲期待的变化
1.新“母职”规范：“科学的妈妈”、“懂得孩子的妈妈”、“超级妈妈”
“好妈妈”似乎是无须解释的词汇，然而每个时代“好妈妈”的具体含义却是迥异的。如开篇1950年代将孩子托付给其他人看管，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妈妈们；如1980年代在肯德基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的妈妈们；如2010年代以孩子为中心进行“密集陪伴”的妈妈们。
莹：“亲们，化痰有什么好用的偏方吗？我家宝八个多月。”
joan：“煮点罗汉果水试试呢。”
双：“@莹 我家湿疹到两周岁，一直各种办法，后来我慢慢了解中医，从孩子饮食和推拿上调理，才好的，现在我的感觉是了解中医治本，孩子发烧感冒咳嗽自己心里有数，饮食清淡忌口几天就好。”
海：“这也是为什么会单独设立中医育儿群的原因。当父母愿意接受了，孩子就会得到医治。”
双：“@莹 现在咳嗽，是病后的自然反应，也是之前用药过度的反应，身体在积极排寒，你这各种止咳，实际是帮倒忙。”(日期：2017.02.01)
从上述聊天内容可见，今天的“好妈妈”不仅仅是煮饭做菜，不仅仅是给娃讲故事、看娃做作业，还需要懂得孩子的心理，治疗孩子的疾病。对孩子精细化的照料不再是凭“母爱是天性”，而是需要拥有全方位的知识，因为在这个时代，母亲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母亲成为“超级妈妈”才能应对来自各方面(如职场和家庭)的角色期待。
借用帕森斯的话语，现代家庭的主要功能集约为两大功能：孩童的社会化和家人情绪的安定化，而这两大功能的承担者皆为女性，需要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为家庭营造温馨愉快的气氛。[13]以上微信群中妈妈们的对话与西方现代家庭中期待母亲能够从饮食、医疗、情绪上照顾家人有着极强的相似度。但是，帕森斯以1950年代美国现代家庭为蓝本勾勒的家庭的另一个特点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的固化和大众化，这使得全职太太成为美国已婚女性的主流选择，这让“母职”成为当时最体现女性自身价值的“工作”，“贤妻良母”成为理想女性形象。而中国女性却不同，在承担了上述家庭的两大功能时，还需要面对来自职场的角色期待，以及承担家庭一半的经济角色的期待。
她的话音戛然而止。别过头去，眼睛死死地看向窗外，一眨不眨，抿着嘴唇僵在那里，仿佛在努力地控制着某种情绪，不肯回头看我一眼。
2.“好妈妈”的两难：角色冲突、徘徊、自责与选择
观察以上西方社会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这三个阶段正好与本文开篇的195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1980年代、独生子女为人父母一代的2010年代基本对应。但我国与西方社会不同，几乎是在20-30年的时间内便从“多生少死”阶段快速进入到“少生少死”阶段，这也让我国家庭不得不略显仓促地面对人口转变期的同时，将前现代家庭、现代家庭、后现代家庭一并压缩在这60-70年的时间里了。并且在东亚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注]韩国学者张景燮提出的“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是指“本来不具有相同性的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因素却混同存在并相互影响，而创造了极为复杂的流动性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这样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Chang 2010=2013：41)。张景燮还指出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性而言，其现代性的特征并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性开始时期较晚这一点上，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极度凝缩的状态下产生的”(Chang 2010=2013：41)。的作用下，三个不同阶段家庭的特征也叠加混同在同一个家庭里。
菲：“都抢着进公立，问题我家离公立太远啦了，楼下就两个私立，好纠结啊。”
海：“有没有打算不送孩子去幼儿园的亲？”
sweet：“还是老师最重要，碰见一个好老师真的挺幸运，私立也行啊，我家在私立，我觉着比公立好。”
海：“我家孩子去幼儿园，语言能力下降。”
吴女士：“不都是去幼儿园语言能力提高吗？”
COCO：“教育还是在家吧哈哈……为啥语言能力下降啊？”
海：“在幼儿园的时间太长。”
COCO：“培养孩子靠我们自己。”
菲：“如果要求就去半天不知道幼儿园能不能同意。如果家长每天领出去玩，或者接受很多新东西。”
sweet：“这也不太现实，除非不上班行。”
COCO：“全职妈妈陪伴不更好吗？”
sweet：“是好，但经济条件有限，我也就把孩子带到3岁，坚持不下去了，送幼儿园了。”
海：“我有点想自己带娃了。在幼儿园，中文不行，英文不行，音乐不行，画画也不行……”
COCO：“你要是有大量时间，我觉得可以。启蒙教育太太太重要”。(对话日期：2017.03.19)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冲击让群里的妈妈们似乎更加确认和坚信育儿是母亲的艰巨责任，但如何靠自己来给孩子可靠的启蒙教育呢?为娃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还是继续做职业女性，如何进行取舍是此群常讨论的话题。
两个宝宝的妈妈海(化名)自怀了长女之后就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海作为笔者观察的微信育儿群里的主要管理者，组织和实施线下宝妈见面会、线上各种育儿课程。接受访谈时，她表示自己非常享受目前的育儿状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通过组织育儿活动每个月有3000元前后的收入，她希望孩子再大一点，自己也能继续从事和育儿相关的工作，不打算再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但是，是否可以选择长期做全职妈妈，还要考虑到丈夫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上一代人意见。
双：“我昨天和老妈聊天，才深刻体会到我这个班轻易舍不了(辞不了)，我就因为当时觉得她太累，我和她说，我下来(辞职)带两年孩子，过两年依然能找到工作的，这话(让老妈)伤心到现在，她供我们(姊妹三个)上(大)学不容易，认为我们不上班就是辜负了她。”
海：“@吴双-王心甜-201404 还好我只读到本科。妈妈都这心情(难过)。”
双：“@海湾 我也是本科，不过我妈是供了三个，农村那个年代不容易的，她和爸爸吃了很多苦，她觉得如果我只是嫁人带娃那么当年她何必那么辛苦。”(对话日期：2017.02.01)
是全职育儿，还是全职工作？如何履行“母职”，上一代的意见和感受也是影响这些年轻妈妈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母女两代人对育儿，对“母职”的不同观念的碰撞又印证了我国社会迅速的变革导致女性在承担其家庭角色时还呈现出多个时代叠加的痕迹，即后发国特有的“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modernity)”的特征。例如“双”和“海”作为80后的年轻妈妈都认为，辞掉工作专心陪伴孩子成长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自己作为有责任感的“好妈妈”表达母爱的方式。但是，她们的母亲们似乎并不认同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她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读到了大学，却回家带孩子的选择。因为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是通过走出家门而不是回家带娃来获得作为女性的价值感的，她们不能理解是什么让女儿甘愿“退步”回家，辜负了自己当年的辛苦培养和期望。
同一屋檐下的母女两代却一个沿用着前现代家庭的理念(工作第一)，一个使用现代家庭(孩子为中心)和后现代家庭(展现个人主义风格的育儿追求)的理念，因此两代人虽然相隔20-30年却呈现出“压缩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激烈变革的后发国将育儿理念、育儿方式、“母职”期待在极度凝缩的状态下相互摩擦和冲突。
五、结语
通过上述微信育儿群的对话分析可以发现，对照1950年代，今天的育儿变化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育儿方式的变化，从过去的“散养式”“粗放型”转变为“圈养式”和“精细化”育儿；(2)育儿理念的变化，从过去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转变为聚焦“智商情商的培养”，并在大众媒体“科学育儿”的宣传下巧妙地构建了儿童消费文化和“3岁神话”，使得父母通过“上早教”消费各类育儿产品获得科学育儿的笃定感；(3)对母亲期待的变化，从“母爱是天性”“优先工作的母亲”转变为需要母亲是“科学的妈妈”“母亲是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母亲需要以孩子为核心”，但是，当对母亲的期待是以现代家庭(modernfamily)的“母职”为蓝本时，却并未给女性相应的关照，在公共领域甚至因生育而要承担“母职惩罚”，在私人领域的家庭中与上一代人在如何诠释“好妈妈”的日常育儿生活里相互摩擦和冲突。
当“现代家庭”通过孩子至上主义深入人心，“好妈妈”这一母职概念迅速流行，以及育儿模式不断专业化、精细化并迅速地大众化时，我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却并没有追上家庭模式的变化、育儿模式的变化。具体而言，比如我国城市迅速从“前现代家庭”向“现代家庭”蜕变，但国家没有及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如政府提供公共领域的0-3岁的多样化的育儿援助)，大众也没有提出相应的诉求(很少听到来自于大众质疑公共领域缺乏免费或廉价的育儿场所的声音)，而是不约而同地转向家庭寻求私领域“贤妻良母”、“慈父慈祖”的支援。但是，今天的城市家庭已难以招架。因为当我们将中国的育儿嵌入到历史的脉络中，聚焦育儿方式、育儿理念、理想女性的变化时，不难发现孩子的数量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单个育儿成本却以几何级数在迅速增长。
回到开篇的疑问“为何孩子越来越少，而抚育却越来越困难”时，不难发现它们互为表里，孩子数量减少了，让家庭必须“精耕细作”以保证孩子的质量，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输不起”。而“精细化”育儿导致抚育成本越来越高，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家庭和女性的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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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arsons，Talcott and Robert F. Bales，“The Family：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Free Press，195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岁城市家庭育儿困境与家庭政策研究”(16BSH056)。
作者简介：郑杨，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中日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7-087-095
[责任编辑：李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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