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情绪的进化和心理分析理论，Nathanson的羞耻罗盘模型认为，个体经历羞耻后的典型反应分别是攻击自我、攻击他人、退缩与回避。为突破罗盘模型中羞耻的单一负性视角，基于羞耻对攻击性、亲社会行为的实证证据，初步尝试构建罗盘扩展模型。扩展模型兼顾羞耻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功能，凸显羞耻的修复与保护动机，形成立体的“四极双面”型。为了实现罗盘扩展模型的稳健性，未来研究需要系统关注羞耻影响拐点的研判、影响后果的细化、模型的整体功效。
关键词羞耻；罗盘模型；罗盘扩展模型
随着对自我意识情绪的关注，羞耻研究逐渐开展。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只看到羞耻情绪的 “黑暗”、丑陋、破坏性的一面，关注羞耻给个体心理与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与破坏性后果。其中，Nathanson的羞耻罗盘模型从负性视角提出了羞耻与行为之间的理论联系。而羞耻功能的两面性，使羞耻罗盘扩展模型的建构成为可能。
1 罗盘模型
1．1 罗盘模型的基本特征
基于Tomkins的脚本理论，Nathanson从情绪的进化和心理分析角度思考个体对羞耻的应对和反应，提出了“罗盘”模型（compass of shame，CoS）。该模型认为，个体对于羞耻会形成攻击自我、攻击他人、退缩与回避等四种典型应对方式（高隽，2016；乔建中，王辉，2004；Nathanson，1992）。由于四者分处平面的四个极点，故称为罗盘模型 （见图1上部）。“攻击自我”应对的个体，认识、接受自己的羞耻体验，同时将其内化。个体企图控制羞耻诱发所伴随的难忍、无助与疏离感，伴随着自我愤怒、自我厌恶和轻视等，扮演着失败者角色。外在的行为倾向主要表现为自我责备、顺从他人，以便获得他人的重新接纳。“攻击他人”应对的个体，不愿接受所体验到的羞耻，将羞耻情绪外化，并藉于某种方式使他人也体验到负性情绪，伴随着指向他人或外部环境的愤怒等。暴力事件、涂鸦、毁坏公物、校园欺凌、嘲笑、当众羞辱、轻视等事件，都可以追溯到对羞耻的外显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该反应暴露出个体的自卑。“退缩”应对的个体，能够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羞耻情绪，试图逃离诱发羞耻情绪的情境。个体具有痛苦、恐惧、悲伤和焦虑等消极的情感体验。外在行为倾向是试图限制羞耻情绪的暴露。“回避”应对的个体，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削弱、否认、限制、封锁自己体验到的羞耻情绪，较多采用玩笑、分心等方式忽略、回避所体验到的羞耻情绪。习惯采用回避的个体，由于过于关注诱发羞耻的事件，容易被视为“自恋”。
基于罗盘模型的理论构想，Elison发展出测量模型，编制羞耻罗盘量表 （Elison，2000；Elison，Lennon，＆ Pulos，2006）。量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描述羞耻事件中个体的感觉和想法，形成攻击自我、攻击他人、退缩、回避四个维度。但是，四个维度并非为正交模型（Campbell，2016；Elison，Pulos，＆ Lennon，2006），这与罗盘模型的理论假说相符，即个体在一个情境中，不是按照“全或无”的方式应对羞耻，可能会采用多种方式处理羞耻。最近，研究者从羞耻调节的视角 （Schalkwijk，Stams，Dekker，Peen，＆ Elison，2016），增加了适应性方式、羞耻感两个维度，而原有的四种应对方式可以构成二阶的两因子模型，攻击自我与退缩构成羞耻的内化型应对方式，攻击他人与回避构成外化型应对方式。
1．2 罗盘模型的评价
罗盘模型的四种应对方式具有内在联系。时间维度上，它体现退缩与回避两极之间的差异。退缩是快速远离痛苦的情境，回避却是缓慢且有意地远离痛苦的情境。中等强度的退缩与回避比较正常，过强过弱的反应均属于不良反应。空间维度上，它表现为攻击自我与攻击他人的联系。此外，退缩与攻击自我具有内指向性，倾向于接受羞耻情绪体验；而回避与攻击他人具有外指向性，倾向于否认羞耻情绪体验。
罗盘模型比较清晰系统地勾画出羞耻的典型心理反应模式，建立了羞耻情绪与个体行为之间比较明确的联系，并且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了四个反应的内在关联。从反应关注的调节视角来看，罗盘模型的个体应对方式划分对羞耻情绪的调节导向具有启示。而基于罗盘模型的量表，使罗盘模型的羞耻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实现羞耻研究不同样本之间的可比性。但是，由于罗盘模型的核心内容根源于情绪的进化心理、精神分析理论，该模型把羞耻视为个体纯粹的负性情绪，模型的四极是个体在特定羞耻情境下，应对羞耻的不良适应方式。模型忽视了羞耻具有的积极性功能，其逻辑预设可能具有片面性。由于羞耻情绪既有病理性作用，也有适应性功能（高隽，钱铭怡，2009），破坏性与建设性共存（Tangney，Stuewig ＆ Martinez，2014），跳出负性应对的窠巢，可以将现有的四极解读为羞耻的情绪反应。因此，羞耻罗盘模型值得扩展其建设性功能。
（3）钻井液用水验收制度。对每口井的钻井液用水进行化验，掌握每口井用水的矿化度，对超出设计要求的进行淡水供井，保证钻井液性能。
2 罗盘扩展模型的初步建构
有两方面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证据支持羞耻的建设性功能。（1）直接促进效应。羞耻能够促进个体作出道歉、帮助他人等行为（Shepherd，Spears，＆Manstead，2013；Tangney et al．，2014）。3 至 4 岁学前幼儿羞耻的心理弹性可以预测幼儿自发的助人行为（Ross，2017），羞耻情绪诱发的大学生的亲社会倾向评分更高（姚薇，王柳生，李皓，2019）。不同类型羞耻的建设性功能不尽一致。研究发现，只有内源性羞耻才能够促进亲自我个体人际之间的合作行为（de Hooge，Breugelmans，＆ Zeelenberg，2008），只有内源性羞耻的归因与5至6岁儿童理解他人的二级信念存在正相关（Misailidi，2018）；内源性羞耻对小学儿童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只发生在低羞耻情绪理解能力条件（丁芳，曹令敏，张琛琛，2013）。（2）间接抑制效应。羞耻情绪抑制监狱释放人员的再次犯法行为（Tangney et al．，2014），责备外化（即因自己的过错而责备别人）部分中介了羞耻情绪与再次犯法行为的关系。当他人在场时，羞耻促使10至13岁青少年更加遵循道德标准，抑制反社会行为（Olthof，2012）。
图1 罗盘扩展模型（模拟）
2．1 羞耻的建设性功能
对人际趋近、依恋、自我接纳等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体验羞耻的被试更愿意与他人相处，具有更强的趋近意愿 （de Hooge，Breugelmans，Wagemans，＆Zeelenberg，2018）。安全型依恋人群具有更低水平的羞耻感，而低质依恋会导致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的高羞耻感（Passanisi，Gervasi，Madonia，Guzzo，＆Greco，2015）。儿童青少年期形成的，与依恋对象相关的羞耻创伤记忆会调节内外源羞耻对抑郁的影响（Matos ＆ Pinto－Gouveia，2014）。与自我接纳内涵有重叠的自我同情（self compassion）可以预测个体应激后更少的羞耻（Ewert，Gaube，＆ Geisler，2018），成为羞耻感与社会焦虑应对中认知重评的有效替代策略（Cándea ＆ Szentágotai－Tatar，2018）。
立足于羞耻情绪的功能两面性，可以发展Nathanson罗盘模型，兼顾羞耻情绪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具体来说，体现破坏性功能四极为原模型中的攻击他人、攻击自我、回避、退缩，分别对应于体现建设性功能四极的亲社会行为、自我接纳、趋近、依恋。其中，亲社会行为指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有意识地作出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张梦圆，杨莹，寇彧，2015）。自我接纳指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接纳自己的身体、情绪、情感以及经历，接纳自己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品质，能正视和欣然接受自己现在的一切（孙灯勇，卢碧丹，2017）。趋近原指对外在目标的接近，与回避构成动机的最基本形式，心理学研究中主要指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个体通过调集机体能量来接近、掌控个体所偏爱的刺激（刘惠军，高磊，2012）。根据Bowlby的早期定义，依恋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向重要他人寻求亲近和保护的倾向（张鹏，张斌梅子，邹建科，刘翔平，2018），最终获得个体内在的心理安全。与原四个反应的破坏性功能不同，新四极构建出羞耻个体与自我、他人之间良性、建设性关系，并且继续保持原有模型内化、外化两个特性，亲社会行为与趋近具有外向性，而自我接纳与依恋具有内向性。原罗盘模型的“四极单面”平面型发展为扩展模型的 “四极双面”立体型（见图1）。扩展模型可以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对羞耻的影响进行直接比较，实现研究的系统化，突破了原有模型的单一性、负面性的局限，凸显出模型的正面积极导向性。就现有的实证研究，羞耻建设性功能的实证证据主要来源于羞耻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破坏性功能的研究证据主要来源于羞耻的攻击性方面。
羞耻的建设性功能指羞耻促使个体作出有利于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功能上发挥积极作用。与他人互动中，体验羞耻的个体易于作出亲社会行为和趋近行为，呈现出安全型等高质量的依恋，对自己也具有高自我接纳。《礼记·中庸》中“知耻近乎勇”提示羞耻情绪具有积极意义，认为羞耻能够有效地促进个体的行为、道德与精神的成长（Byan，2017）。功能主义视角下，羞耻具有修复性动机，体验羞耻的个体为了实现自我验证 （de Hooge，Zeelenberg，＆ Breugelmans，2011），采用亲社会行为等积极行为来保证良好的自我形象。承诺装置理论认为羞耻具备承诺性质（Frank，1988），成为一种承诺装置。当个体因自己的不当行为产生羞耻，为避免羞耻情绪带来的痛苦体验，个体会通过审视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产生助人动机并做出对他人、社会有益的补偿行为。进化取向则认为，羞耻是种族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阻止他人轻视的自我防御机制（Sznycer，Tooby，Cosmides，Porat，Shalvi，＆ Halperin，2016），亲社会行为是达成自我防御的外在方式。
很多证据支持羞耻与青少年违法（Gold，Sullivan，＆ Lewis，2011）、攻击行为（Stuewig ＆Tangney，2007；Stuewig et al．，2015）、敌意等有正向密切联系 （Elison et al．，2014； Heaven，Ciarrochi，＆ Leeson，2009；Velotti，Elison，＆ Garofalo，2014；Velotti，Garofalo，Bottazzi，＆ Caretti，2016）。8 年纵向研究发现，早期具有羞耻倾向的个体在后期会出现更多药物滥用、被拘留、关押以及自杀等破坏性行为（Tangney，1992）。一年追踪研究也发现（Heaven，Ciarrochi，＆ Leeson，2009），羞耻和敌意显示出一年期间的高稳定性，9年级学生的高羞耻可以较好地预测10年级时敌意的增加。违法青少年具有高惩罚取向评分，同时更少体验到羞耻（Schalkwijk，Stams，Stegge，Dekker，＆ Peen，2014）。特质羞耻与压力的联系导致出现更多的身体、心理攻击性行为（Schoenleber，Sippel，Jakupcak，＆ Tull，2015）。
羞耻的破坏性功能指，作为负性情绪的羞耻导致个体作出不利于自己或他人良好发展的行为，一旦进行人际互动，容易攻击他人或回避，甚至攻击自我或退缩。生活中“恼羞成怒”现象描述了羞耻与愤怒之间存在的联系。正如Taylor所持“羞耻是个体自我保护的情感”观点（Taylor，1985），羞耻具有保护性动机（de Hooge，Zeelenberg，＆ Breugelmans，2011），通过对内对外的负性行为实现自我保护。根据Elison等提出的“社会疼痛与威胁”模型（Elison，Garofalo，＆ Velotti，2014），羞耻被视为社会疼痛，羞耻与攻击性的关系类似于生理疼痛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模型路径为，从被轻视到情绪痛苦（即羞耻），再到身体痛苦，最后表现出愤怒和攻击事件。已有研究也发现，社会排斥引起身体疼痛（Eisenberger，2011），身体疼痛可能引起愤怒与攻击（Berkowitz，2012）。另外，羞耻—愤怒理论也认为，当个体感受到令自己痛苦的羞耻时，会伴有异常激烈而敌对的愤怒情绪，该体验可能会导致攻击性等各种防御性行为（Harper ＆ Arias，2004）。Scheff将羞耻—愤怒理论发展为羞耻—愤怒螺旋理论 （shame－angry spirals）（Scheff，2013），解释羞耻与愤怒之间相互作用和循环发展的关系。个体觉察自身羞耻或他人觉察到自身羞耻时，将会诱发自己更强的羞耻情绪，即“羞耻—害怕／愤怒—羞耻”的循环，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恐惧症等某些临床心理疾病正反映出该循环的影响（戴赟，王觅，钱铭怡，2012）。
2．2 羞耻的破坏性功能
可见，理论和实证证据支持羞耻对内、对外均具有促进作用，呈现出建设性功能。不过，支持证据主要来源于羞耻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而且羞耻对人际趋近、依恋、自我接纳等影响研究主要是相关型研究设计。
老丙是她的老伴，楚墨和念蓉习惯称他陈老先生。老先生和老太太住在九楼，没事喜欢在小区里打太极拳，打羽毛球，踢毽子，抖空竹，身体硬朗得就像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和小伙子。远亲不如近邻，三年前儿子盈衣出生，老太太几乎每天陪在念蓉身边，烧饭，洗衣服，跑超市，讲年轻时与老丙的那些往事。对陈老太太和陈老先生，念蓉充满感恩。甚至，她早将两位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校学生写作现状不容乐观，以往总是盲目地“辛勤”指导，却脱离了学生写作的学情，因此我们提出“基于学情的作文课例研究”这一设想，力图能改变作文教学徒劳无功的现状，对作文教学有所助益。
羞耻与攻击性的关系，可能受地位、性别、策略或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羞耻经历与社会地位能够共同有效预测攻击性行为，中等社会地位在羞耻经历和攻击性之间具有保护性功能（Aslund，Leppert，Starrin，＆ Nilsson，2009）。Scheff和 Retzinger（1997）对性侵犯与羞耻关系的研究发现了羞耻的性别差异，女性体验的是羞耻—羞耻反馈环路，而男性经历的是羞耻—愤怒反馈环路。羞耻—羞耻环路指个体体验到羞耻后，导致羞耻感增强，容易出现退缩或者抑郁，影响身心健康。而羞耻—愤怒环路指个体对自己的羞耻感到愤怒，又因沉浸在愤怒情绪中而感到羞耻。后一环路中，一种情绪产生另一种情绪，以便增强前一种情绪，并且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最终达到情绪顶峰。责备外化策略成为羞耻与攻击性之间的中介变量（Stuewig，Tangney，Heigel，Harty，＆ Mc-Closkey，2010）。荷兰青少年经历羞耻事件后，高自我依恋型男生比低自我依恋型者表现出更强烈的愤 怒 （Thomaes，Stegge，Olthof，Bushman，＆ Nezlek，2011）。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性别的刻板印象，男性表达愤怒比女性更能被接受和得到认可。最新研究发现，面临社会排斥时，个体的羞耻会抑制自己对他人的愤怒，比如当自身羞耻经历被他人所知，羞耻就会减少对他人的愤怒（Zhu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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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的破坏性功能伴随着羞耻的负性情绪本质而较早得到深入关注，大量证据主要来源于羞耻的攻击性研究，而羞耻的退缩与回避研究相对不足。虽然原有的罗盘模型从理论上就已经将攻击性构建为攻击自我、攻击他人两个维度，但是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攻击他人测量的结果。
3 研究展望
3．1 羞耻影响拐点的研判
罗盘扩展模型的“四极双面”，体现了羞耻功能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共同揭示羞耻的修复与保护动机。羞耻何时产生建设性影响，何时引发破坏性作用，即羞耻影响的拐点在何处，未来需要借助测量模型、实验干预等完成。至少，羞耻影响的拐点可能与羞耻的结构、强度有关。羞耻结构方面，基于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分为内源性羞耻与外源性羞耻（de Hooge et al．，2008）、内部羞耻与外部羞耻（Gilbert，2004）、 自我羞耻与转移性羞耻（Tang，Gao，Qian，Zhang，＆ Wang，2008）。相对而言，对内源性羞耻、外部羞耻、转移性羞耻的研究更少。已有研究显示，内外源性羞耻的功能不一致（de Hooge et al．，2008；Misailidi，2018），内外部羞耻的影响存在差异（Misailidi，2018），转移性羞耻与文化联系更密切（姚薇，王柳生，李皓，2019；Tang et al．，2008）。羞耻的生物一致性与文化特异性的争议 （Kollareth，Fernandez－Dols，＆ Russell，2018；Robertson，Sznycer，Delton，Tooby，＆ Cosmides，2018；Sznycer et al．，2016；Sznycer et al．，2018）导致羞耻影响拐点的研判更加复杂。羞耻强度方面，最近研究发现，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才能影响大学生对网络色情信息的再认加工（王颖，王柳生，2019）。儿童亲社会行为研究中也发现了羞耻的强度效应 （Wang，Pan，＆ Zhang，2019）。可见，羞耻结构与强度的影响确实分别会发生分化，但是加工机制仍需要深化研究。
3．2 羞耻影响后果的细化
羞耻影响的研究主要聚集于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攻击性的影响。其中，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基于以合作行为为代表的亲社会行为分析。但是，亲社会行为并不局限于合作行为，亲社会行为的结构与内容均有多维度（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2007），至少包括帮助、合作、分享、安慰、捐赠、谦让等。另外，亲社会行为依赖于对当前自我利益与社会期望之间冲突的自我控制 （Griskevicius，Tybur，＆Van den Bergh，2010）。个体作出简单的帮助与作出捐赠行为，自我控制的程度可能不同。因此，羞耻诱发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同样的，理论上，罗盘模型将攻击性区分为攻击自我、攻击他人，而实证研究中并没有特意区分攻击性变量。攻击自我与攻击他人，分别折射出羞耻对内、对外的不同影响，可能引发个体不同的后续情绪体验，呈现出增强的愤怒或者减弱的愤怒，由此导致羞耻影响进入新的情绪—行为关系的交互循环。上述推测需要细化羞耻影响后果，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来证实或证伪。此外，羞耻的诱发会损伤个体的工作记忆成绩（Cavalera et al．，2018）。因此，除了羞耻影响的直接路径，羞耻是否藉于对认知的影响，最终映射到行为与社会认知，该间接的影响路径也值得深入探究。
3.2.4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长江经济带11省(市)培育打造和创建一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业产业强镇、美丽乡村、农村创业创新园区等平台载体，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支持流域省份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
3．3 羞耻模型的整体功效性
羞耻模型的整体功效性是指羞耻影响效果的连续性。无论是关注破坏性功能的罗盘模型，还是兼顾建设性功能的罗盘扩展模型，所依赖的证据均来自于羞耻对行为（社会性）的直接影响，可称之为短时效应研究。基于性侵犯的羞耻与愤怒／攻击性关系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Scheff ＆ Retzinger，1997），女性呈现羞耻—羞耻反馈环路，男性呈现羞耻—愤怒反馈环路。后一种环路中，羞耻导致愤怒，愤怒反过来增强羞耻，循环往复，最终到达情绪顶峰。两环路的行为后果有所不同，前一个环路导致行为的抑制，后一个环路导致行为的改变。该羞耻作用路径，体现了羞耻影响的持续性、非线性，暂且称之为长时效应研究。羞耻影响的短时效应研究得到较多关注，而长时效应研究因研究设计的复杂性、生态性而关注不足，却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而且，个体并不是按照“全或无”的方式应对羞耻，那么模型中各种行为之间可能的交互作用，会引发模型各极之间存在过渡带的复杂问题。
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着模型的“正面一极”或者“负面一极”，这种“单面单极”的影响路径只能揭示出模型的局部效应。羞耻影响的“一极两面”“两面多极”研究，可以深入考察羞耻的建设性功能与破坏性功能的共存与转化机制，这可能与羞耻修复性动机与保护性动机的交缠、线性与非线性关系有关。虽然有研究者曾经尝试开展过该研究，比如分析羞耻情绪经过自我调节后对攻击性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王柳生，2017），但是由于不是同一单个实验，设计仍需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具针对性。未来需要更为精妙的设计，实现同时分析个体羞耻的“一极两面”共同效应，甚至“两面多极”的整体实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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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 for the extended compass of shame
WANG Liusheng1，SANG Biao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2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The compass of shame proposed by Nathanson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emotion and psychoanalysis．According to the compass of shame，the shame－coping styles consist of attack self，attack other，withdrawal，and avoidance．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empirical studies between shame and aggression，prosocial behavior，the extended compass of shame is constructed preliminary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negative unitary perspective of shame．The extended compass of sham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both the de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for the function of shame，highlighting restore and protect motives，leading to the integrative model with “four－pole and double－facet”．In order to perfect the extended compass of shame，the future directions should focus on the turning points of shame’s influence，outcomes of shame，and th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Key wordsshame；compass of shame； extended compass of shame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134）
通讯作者：王柳生，男，副教授，博士。Email：willow76＠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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