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刘少奇论“初心”
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 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那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实践课教学手段较为单一，学生缺乏兴趣；实验方法跟不上实际变化的脚步，尤其在应用技术学科表现更为显著；实验课设计过于独立，缺乏对实际工作系统性的把握，影响了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刘少奇自述》
无穷的希望 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
——刘少奇 莫斯科东方大学《团员调查表》（1922年1月17日）
财政体制即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不同层级之间政府的事权、财权、支出责任划分以及配以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权责配置，推进政府间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财政体制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到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性改革的探索，再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分税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在探索政府间权责划分的问题，总体上是由原来的部门“条条”决策为主转向扩大地方“块块”的自主权，从行政性分权到经济性分权，从收入端自有财力的自主决策到支出端自主权的诉求，逐步完善政府间治理体制机制。
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我是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 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1910 年，湖南发生了震动全省的饥民暴动。无数饥饿的农民拥入长沙城，焚烧巡抚大院，捣毁帝国主义的洋行、教会等地方。刘少奇的家乡宁乡县也有300 多饥民冲进县城，捣毁了警察局和两个外国教堂。而清政府对暴动的饥民进行野蛮镇压和屠杀，许多暴民的人头被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这件事对刘少奇的影响很深，同情饥民的遭遇与愤恨清王朝血腥镇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这时他认识到，这世道是该变了，但是到底怎样变，他的思想还是十分朦胧的。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参加长沙新军起义的刘少奇的六哥刘云庭回乡省亲。六哥不仅向家人讲述了辛亥革命的经过，还给刘少奇留下一套崭新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小册子，对于刘少奇追求救国理想，六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刘少奇对六哥送给他的书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了两遍，从书中刘少奇不但知道了武昌起义中革命新军一夜之间攻占总督衙门、建立革命军政府的伟大壮举，以及各省相继响应、纷纷举行起义、宣布独立的激烈变化，而且知道了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黄兴在这场大革命中的伟大贡献和曲折经历。刘少奇非常佩服孙中山、黄兴这些革命的先驱者，从此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了。刘云庭对刘少奇在走上革命道路上的帮助，使刘少奇终生难忘。1949年六哥逝世时，刘少奇亲笔写下悼词：“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在他再三坚持下，他姐姐帮他剪去了辫子。剪去头上的辫子，表达的是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坚决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新政府。
——刘少奇 《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7日）
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真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系统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在留学苏联期间确立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刘少奇正埋头研读《了凡纲鉴》和《资治通鉴纲目》。这两部书记载了从中国各朝代的盛衰兴亡、国家治乱变化以及国君和文臣武将的治国方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以为后来治国者的借鉴。从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刘少奇当年读过的7本残缺的古书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阅读时作过的标记，从这些标记来看，他除了注重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国家如何选贤择能、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发挥君臣的积极性等。可见刘少奇这时研读《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我国历史上成功的治国经验中吸取营养，作为寻找当今救国道路的借鉴。刘少奇认为，我国历史上曾经昌盛的唐代的治国是有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借鉴的，他希望从鉴古观今中找出当今国家贫弱的病根。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从军讲武堂的经历虽然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对刘少奇参加革命后形成武装斗争的思想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党初期，刘少奇就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发挥工人武装的作用，他在《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他还提出：“工会中应有自卫的组织。领导工农的革命政党必须在组织工人、农民及各种人民团体的基础上，组织起人民的军队。”这些重要认识使刘少奇成为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再说了，不是战功累累的老兵，哪有资格配娶咱，你说是不？这也是组织上给予咱们的特殊荣誉咧。老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我看是男大三，保平安。我家老刀可心疼我们母女仨，有啥吃的，都尽量留着丫头和我。冬天睡不暖，他总是抱着我的双脚，放在他胸口暖。”向阳花说着说着，眼泪一滚。“当年，也不肯嫁给他，死活不肯，和你一样瞎闹。走路一前一后，吃饭一里一外，睡觉一东一西，后来生了丫头，越过越觉得苦尽甘来，前两年还一家四口去照相馆照了全家福。现在觉得，嫁给老刀嫁对了。今生嫁给他不后悔。如有下辈子，下辈子还嫁给他。”
专家解读：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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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军阀，救国救民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中国已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刘少奇的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
这一思想的形成，首先得益于良好的家风和学校教育熏陶。刘少奇在谈及自己的家世时写道：“我的父亲名叫刘寿松，母亲姓鲁。他们都是以农为业。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我们兄弟姐妹共6 人，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很勤劳的农民，在我父亲指挥下工作。我父亲有祖父遗产田地60 亩，自己耕种30亩，出租给别人耕种30 亩。……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我的父亲在我13 岁时即已死去，家里的事由我哥哥管理。我家里的人从来不做坏事，对我的教育与影响是很正派的。”
1909 年，11 岁的刘少奇来到洪家大院学习。洪家是宁乡县有名的封建大户，洪家为其子洪赓飏聘请的杨毓群老师是当地学问最好、享有盛名的老师，能成为这所教馆的学子使刘少奇的视野打开了新天地。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像其他私塾那样日复一日背诵“四书五经”，而是增加了国语、算术、自然常识；在洪家的生活中，女孩子也不像其他家族的姑娘“缠足”了，还可以和男孩子一起读书。洪家的小孩子放学以后不要去放牛、割草了。这些不同引起了刘少奇的思考：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去下地犁田插禾？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事有佣工来做？为什么他们家这么多人不必种田劳作，而吃、穿、住都比种田人家好？在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族里所窥见的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在刘少奇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多疑问。
这些疑问促使刘少奇进入知识的海洋来寻求答案。他的同学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就沉浸在阅读周家的藏书中，他尤其对历史、地理和富于爱国思想、反抗精神的书籍感兴趣。有一次，他看到一座小庙的门上刻有一副对联：“惠止南国，戴如北辰。”就找到了《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和《诗经》中“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两段典故，认为这副对联就出自这两个典故。刘少奇向同学们解释道：这副对联，说明老百姓希望当官的为政清廉、多做好事。如果能够这样，就会得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如同无数小星星拥戴北极星辰一样。这样，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
2.2 基层中医师岗位能力适应情况调查结果 该部分问卷分为4个维度：工作环境适应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中医诊疗能力、仪器设备使用操作能力。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参与中共二大的筹备工作，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在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反袁、驱汤、仇日等一系列斗争中，处于学潮中心的刘少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孱弱、列强入侵、军阀祸民亡国危险。刘少奇认识到，面对国力虚弱、列强入侵，没有强大的国防是不可能救国的。当时社会上曾流传武力救国的思想。鸦片战争中，数千英兵竟能轰开中国大门，这使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义和团运动后，战争失败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尚武精神澌灭的危害。20世纪初，有人分析“我国以重文轻武故，五十年来，与英战而败，与法战而败，与日本战而败，与八国联军战而大败，乃至一落为三等国”。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固然破坏文明，但也推动文明的发展，而中国欲在世界上争存，亦须准备战争。于是得出结论：“近世之号文明称强国者，虽不可尽归功于治兵，而其实又何尝不可归功于治兵……强权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说不足信也。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根本，为文明之标帜。”他们强调：中国之唯一救亡政策为何？曰武力。武力为何？曰强大之海、陆军。这种“武力救国”的思想对刘少奇影响很大，他曾一度相信当时被推崇的“铁血主义”思想，认为这种“铁”“血”政策也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铁血主义”的形成，首先要有正义的强兵良将。刘少奇这种从军报国的思想首先得到了六哥的支持。1916 年秋，刘少奇决意中止中学学业，报考长沙陆军讲武堂，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917 年5月1日，讲武堂正式开学。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在开学仪式上说：“民国成立，政变迭起，国基飘摇，欲求巩固而振刷之，舍铁血以外无良策。”这使刘少奇激动不已。但半年之后，一场以湖南为中心的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解散，刘少奇的从军报国梦想旋即破灭。几十年后，他在讲武堂的同学李执圭曾赋诗：“百十年来风雨狂，中华学子莽苍苍。勿忘国耻排倭寇，痛斥枭雄觊帝王。革命终须师马列，忧时亦可效孙黄。兴亡自古谁无责，铁血男儿史册香。”生动描述了刘少奇等青年从反袁驱汤到从军报国这一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刘少奇 《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1923年8月20日）
坚信马克思主义“确能救中国”
数字化方法组的取模时间(5.6±1.6min)和修复体调改时间(3.2±1.5min)与传统方法组的取模时间(11.2±2.4min)和修复体调改时间(5.4±1.6mm)相比，缩短显著(P＜0.05)。修复2周后，在修复体的颜色和外形方面，2组患者主观满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整体主观满意度方面，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学生时代的刘少奇
1919 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集聚巴黎，召开巴黎和会，讨论和处理战后世界问题。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占有的权利和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但日本以1917 年9 月段祺瑞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善后日本对山东要求的协约为由，及胶州湾已被日本所占领的既成事实，而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予日本。巴黎和会在英、美、法、日、意五国的操纵下，竟然作出同意日本无理要求的决定。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北京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尔后，一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推动湖南运动的开展，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沙，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初，长沙各校同时举行总罢课。刘少奇迅速成为长沙育才中学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他和班上的一批同学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他们不顾军警的监视和镇压，机警地在长沙街头宣传演讲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8月，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济南惨案发生，北京、山东、天津等地学生和群众几千人在新华门、天安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游行，并先后包围了总统府和国会，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惩办镇压爱国群众运动、杀害爱国人士的山东戒严司令马良，并释放在这次请愿活动中遭军警拘捕的天津学生代表马竣等人。已到北京的刘少奇率先投入到这场请愿示威斗争的洪流，他和几千名学生一起聚集在新华门前静坐，要求总统接见。为了营救马竣等被捕学生，刘少奇和全体请愿学生代表一道，坚持在天安门露宿数日，直到8 月30 日全体被捕学生代表获释为止。刘少奇从亲身经历的这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请愿斗争中，进一步看清了北京政府的反动和军阀的凶残面目，也进一步认清了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增强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心。后来，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是暑假，天津的学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门举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门露宿了几天。街上的群众运动从这次示威后即不多见。但从此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新变化运动，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直接的成果。”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北京，他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都在这里传播。究竟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刘少奇对此认识是模糊的。他认定要到世界劳农革命的策源地欧洲去寻求救国的真理。这是国家的出路，也是一代青年人的出路。而当时最时髦也为一般家境贫寒的青年所向往和能够接受的途径，就是走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为了实现赴法留学的愿望，他先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和技艺。后来他回忆起在育德中学的学习经历时说：“我青年时在保定育德中学上过一年半工半读，有一个技师、两个技术工人教我们。作坊就是3个小房子，1个五马力的发动机，3部车床。我们一班60 个人，上午上4 小时课，下午做4 小时工，书也读了，身体也很好，还能赚钱。现在清华大学的刘仙洲副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机械学。一年的半工半读，我们就学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5 样都学了，还学了一门法文，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后来我没去。”
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1913年7月刘少奇考入县立玉潭学校。在这里，刘少奇形成了“初步的民主思想”。因为该校不少老师思想进步，其中曾鼎三、梅冶成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党领导的大革命和农民运动。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刘少奇最难忘的，是他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那是1915 年5 月，袁世凯为实现其黄袍加身、复辟帝制的政治野心，悍然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广大学生义愤填膺，刘少奇和一些同学刺破手指，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玉潭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罢课罢教，率先在宁乡举行讨袁游行。刘少奇成为讨袁斗争的骨干。他胸挂“毋忘国耻”的标语，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带头高呼“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刘少奇还和同学们到街头闹市发表演讲，向群众宣传救国道理。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同学们一起出街入巷，查封日货，劝说商人不要贩卖“仇货”。反动当局曾一度下令开除他们的学籍，解聘指导学潮运动的进步教师梅冶成，这使刘少奇进一步认清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更坚定了爱国救民的决心。为了表达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刘少奇将自己的字“渭璜”改为“卫黄”，还镌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印章，这表明经过反袁斗争的洗礼，刘少奇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开始将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16年1月，为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都督汤芗铭命令长沙各报改用“洪宪”年号。长沙各界罢市罢课，讨袁驱汤。玉潭学校掀起讨袁驱汤的斗争浪潮。刘少奇成为学生斗争的领头人物，他和同学们一起，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向群众演讲，反对复辟帝制，斗争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刘少奇为什么没去法国而是选择去苏俄留学呢？因为那时赴法留学费用增加了，刘少奇筹集不到所需的留学费用。这时长沙《大公报》上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湖南成立一个名为“俄罗斯研究会”的团体：“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罗斯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这一消息对刘少奇而言，可谓雨中送伞，他喜出望外。1960 年12 月7日，刘少奇在访问苏联期间谈及那次留苏经历时说：“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当时你们的国家处在革命后的最困难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比向往，对十月革命和苏俄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仰慕，刘少奇打消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念头，转而决定赴俄留学。留俄前，刘少奇等先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在那里，刘少奇比较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国内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杂志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据萧劲光回忆，那时“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1921年5月，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30 多人登上一艘油轮，踏上了驶向莫斯科的征程。7月9日，他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这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端缺乏，饥荒现象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刘少奇等人在东方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极其艰苦。萧劲光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在艰苦生活面前，有些党员选择了退学，但刘少奇经受住了考验。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确定了，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这里所说的确定了革命人生观，就是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刘少奇是带着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能不能救中国的想法来到苏俄留学的。经过对苏俄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和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刘少奇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真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武器。他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各派社会主义都来了，我就看过各派社会主义的书。在最初一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受到欢迎，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相信无政府主义，以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长时期的辩论，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就进行辩论，在共产党成立后，又进行辩论，陈独秀在这方面就写过好几篇文章。结果把无政府主义驳倒了，把其他各派社会主义思想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站稳了脚，在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界里边有了它的地位。在那时有很多人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叫‘马子、马孙’，见了就骂，就要斗争。在学生中，工人中，群众中，彼此要骂，要打架的。思想上经过斗争，组织上也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先进革命思想界中争取到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从理论上信服马克思主义是刘少奇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例如国家政策方面，近几年，国家为了鼓励广大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和博士生勇于创新、勇于独立创业，建立了很多的支持政策，提供了很多相关的保障。但是，由于创业型中小企业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它的产业背景空缺，占取的市场份额少，成长周期长且成长过程困难。所以，国家和政府对其所做出的财力物力投资和精力投资都十分欠缺。在创业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相关的创业型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不够完整，已出台的相关政策宣传力度差，政策执行人员不够专业和敬业等等国家政策支持方面的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实践中。经过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俄国的考察，刘少奇从中找到了答案。他说：“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1921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
易门县农业局大胆创新，打破过去一站一所或多站所同时进行一种作物的技术推广模式，从局下属的种子、农机、经作、农技等站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技术组，集合各专业之长，形成综合技术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在油菜生产中全程提供优质服务。经过五年实践，积累了一套主推技术措施，锻炼了一支科技队伍，筛选出了1-3个主导品种，实现了思想观念、管理经验、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
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在研究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先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宣告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主题就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刘少奇在1922 年1 月17 日填写的《团员调查表》“现在愿做何事”栏目中，第一选择“工人运动”，第二选择“青年运动”。对做青年运动工作，刘少奇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已经有了经验。而在表中首选做“工人运动”工作，显然他是从实践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考虑的。
1922 年春，由于国内斗争急需人才，刘少奇带领一部分同学回国。中央分配他的第一个工作
岗位，是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这时，中国工人运动开始逐步走向高潮。1月，爆发香港海员大罢工。不久，上海浦东日华纱厂3800 多工人再度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无理开除工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其他各厂工人、广大学生积极支援。刘少奇穿着工人服装，和上海青年团机关的干部、平民学校的学员一道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置身工人运动的实践，深感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力量之伟大。1922年7 月16 日至23 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刘少奇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和服务工作，有时也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的小组会，讨论大会提出的有关决议案，为大会的成功举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提出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会号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明确了工会的性质、任务、成立工会的重要意义、工会与党的关系，指出：“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这次大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召见了刘少奇，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湖南工作，并把中共二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交给刘少奇，让他带给毛泽东。刘少奇于1922年8月初来到长沙，被任命为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个多月后，被派往安源，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使命——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他认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就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那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已发展到700多人，路矿当局顿感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可怕，便决议破坏。他们勾结军阀，派兵企图武力解散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由此爆发。为保证大罢工的成功，刘少奇和李立三等决议采取6 项措施：（一）成立罢工指挥部；（二）成立侦察队，严密监视敌人，保证信息畅通，维护罢工期间的纪律和社会秩序；（三）实行“哀兵”政策；（四）利用合法形式和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到安源地区势力很大的红帮会的支持和配合；（五）保持工人内部的团结和纪律；（六）提出17条复工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恐吓、组织戒严均无效果的情况下，开始与工人代表谈判，刘少奇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谈判的主要过程，最终迫使路矿当局答应所有复工条件，坚持了5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这是刘少奇回国后把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运用到实际斗争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成功实践，使刘少奇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促使他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作为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基地，进一步探索经验，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
1921 年4 月刘少奇赴苏俄前在此学习——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手段，怎样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把广大工人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刘少奇建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采取苏俄的民主集权制组织模式。他以俄国苏维埃政权为蓝本，组织起草了一整套新的组织法：以全体十代表会（每10 个人组成十人团，选出1 名代表，为十代表）为最高权力机关，类似于苏俄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总代表（每个工作处选总代表1 人）会议和百代表（每10 个十人团选百代表1 人）会议为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相仿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相仿于苏俄后来的部长会议。这套组织体系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每个工会成员都纳入组织的管理之中，相互联系，便于组织管理，发挥整体作用。采取这一做法，在当时情况下，对于巩固工会组织团结与统一、提高工会队伍的战斗力有重要意义。这是刘少奇把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用于工人运动的较早尝试。刘少奇发现照搬苏维埃政权模式也有一些不足，总代表“有一共同的弊病，就是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这是总代表的错。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一面固替工友解决各种临时发生的事，但一面必须引导工人，训练工人，使工友有相当的明了，事事归于正轨。上年各总代表对于工人训练没有尽多大的力，这也是一个缺点”。百代表“在办事系统上，负十代表责任与总代表接头。但上期百代表常因责任分拆不清，不知自己所负的是那些十代表的责任，十代表也找不着自己的百代表，以致弄成百代表无事可做，若有若无，这是百代表不明了自己责任的错”。“十代表在俱乐部基本小组织——十人团——上面，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十人团组织得好，十代表能尽责任，俱乐部的团体基础就稳固了……上年俱乐部的十人团的组织，不十分坚固，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所以十人团根本的职能也不能做到，这是各十代表对于十人团的团结没有尽到力量。”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大，但是还要靠着外面各地的工友联络，互相援助，才能立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应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才着手来办，我们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的做起来。”他还指出：“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时常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为，增加工人工资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的，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得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就应相信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做事也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大家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应该相信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应该相信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个人，不找这个人的来历及为什么使大家相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几十年几百年的事。并且各工友还要相信自己团体是可信的可靠的，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会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团体。”刘少奇这些重要思想，是在科学总结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我党积累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二七京汉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面，为什么能够打破一切障碍，做出那样光明的事业呢？军阀、资本家为什么不用军队去压迫他解散他呢？资本家的破坏手段，为什么次次失败呢？8月16日，刘少奇对安源路矿组织大罢工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一文。文章认为，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大罢工胜利的原因：“一面是靠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林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刘少奇指出，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他强调：“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就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刘少奇认为，“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系统的资本阶级奋斗”，“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才能达到它真实意义的目的”。为解决工会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具体还要做三项工作：“（1）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2）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3）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智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刘少奇还提出了在工人运动初期，工会斗争应该采取的三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运领导能力表示赞赏。1923年4月，李立三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刘少奇接任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一职。毛泽东在宣布这一任命时说：“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比我们懂得多，去年担任俱乐部的谈判代表，机智、勇敢，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接替李立三俱乐部主任职务，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俱乐部各级骨干、特别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要支持刘少奇的工作。”
刘少奇在建党初期从事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为他后来成为我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奠定了思想基础。1937 年2 月至3月，刘少奇连续给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在这些信中，刘少奇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党内没有认识或者不敢承认的问题，这就是：党在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存在着一贯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他说：“我们关于1927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1927 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件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1927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这一判断是基于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得出的，特别是在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重大理论判断，改变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前主要是右倾错误，“左”的错误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而在遵义会议后已经纠正了的提法。它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开了先河。后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观点是正确的。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和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工作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和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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