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提出与发展折射出深刻复杂的时代背景，这一论述的逻辑演进具备客观的现实基础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新形势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罗盘与实践指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减贫模式效益下降、社会转型期矛盾频发、贫困代际间传递增强是这一论述的现实挑战，“扶持谁”的准确识别、“谁来扶”的责任担当、“怎么扶”的方法路径是这一论述的科学内涵，实现“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是这一论述的本色所在。系统归纳总结这一论述在施策、推进、落地过程中所蕴含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有助于科学分析当前我国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并指出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提供有效遵循。
关键词：精准扶贫；时代背景；科学内涵；价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开启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将扶贫开发工作上升至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历史新高度以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为逻辑起点，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为重要标志，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标志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攻坚拔寨”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当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聚焦“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精准举措，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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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初心不变的必然要求
“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1]“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精准扶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衡量尺”与“任务书”。据统计，当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地区还存在3 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面小康是覆盖所有贫困人口的小康，“脱贫攻坚奔小康不能有一个人掉队”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不变的最生动体现。因此，要将“初心”落实到“精准扶贫”的具体部署与实际举措上来，最大限度减少贫困人口这块“硬骨头”，实现“十三五”期间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在。
(二)经济发展推动减贫效益趋于下降，社会转型期矛盾愈发凸显
1978年改革开放赋予了市场更多活力，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上亿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非农就业岗位转移，因此农民的非农收入增量可观，农村大规模减贫进程稳步推进。但是伴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增长速率放缓，我国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波及，单纯依靠GDP增长推动减贫效益明显趋于下降。与此同时，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期，城乡发展不协调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叠加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在一定情况下反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和引发社会风险，从而威胁到基层政权稳定性，这一点尤为值得警惕。因此，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特别是提升农村“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质量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推动“先富”带“后富”，使得弱势群体共享改革成果与发展红利，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水平。
(三)传统扶贫模式弊端显现，贫困代际间传递增强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扶贫模式就是依靠经济增长实施“大水漫灌”模式，这种模式能最大限度覆盖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隐性致贫原因，如因病致残、辍学休学、精神萎靡、不思进取、靠天吃饭等原因，之前的“大水漫灌”模式变得不灵通了，其针对性不强、聚焦性不够、实效性不强等弊端开始显现。特别是当我国提升扶贫标准，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 300元人民币/年计算，贫困人口基数则出现大幅增加，甚至出现返贫现象。“一穷穷一窝”的贫困代际间传递现象令人堪忧，“我是穷人我怕谁”的荒谬言论折射出扶贫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在某些贫困县“精神贫困”程度甚至已经超过“物质贫困”程度。这些看似具有偶然性的棘手问题，却反映出“大水漫灌”模式无所适从的必然性，正是这些脱贫攻坚的“硬骨头”成为了“攻坚拔寨”最后一公里的绊脚石，因此脱贫攻坚迫切需要新思维、新路径、新方法。
二、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提出与发展
从时间维度与实践维度来看，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一方面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的农村基层经历，从而对于贫困问题有着深刻认识与准确研判，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这颗“初心”没有改变。
(一)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根据自身的扶贫体会与实践经历写出《摆脱贫困》一书，其中提出要“探索创新扶贫开发”“贫困地区要来一次经济大合唱”“滴水会穿石，弱鸟要先飞”等扶贫新理念。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要做到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开发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此时已处于萌芽阶段。
传统制造业要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除了需要坚定信念、顶层设计和团队建设以外，还需要针对生产、管理现状和问题大胆变革，勇于创新。
传统教育模式中，教育资源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处于权威地位，然而这一传统的教学关系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教师不再是教育资源的唯一占有者，师生之间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基本处于对等状态，教学从知识灌输型向互动交流型转变。教师因独占教育资源所获得的权威地位受到冲击。因此，现代教师必须积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现在的学习辅导者和引导者，这样一来，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知识素养、创新意识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发展
如果把“精准扶贫”比作一盘智慧与勇气二者不可或缺的大棋局，那么准确聚焦“扶持谁”就是这盘棋的“棋眼”，准确识别扶持对象，就抓住了主要矛盾的“牛鼻子”。这就要求把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排查清楚，这一环节是“精准扶贫”的基础。鉴于此，国务院专门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意见》，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县为基本单位，实行层层落实负责制，精准开展贫困人口识别、建档立卡和建立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等工作。针对贫困人口数量、分布范围、生活条件、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特别是因病、因残、缺少技术、缺少劳动力而致贫的贫困人口，要将其录入电子信息平台，准确建立全国联网机制，便于对接医疗、教育、民政救助、残疾人救助等。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组织共计80多万有关人员深入农村开展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8 962万贫困人口。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国动员近200万有关人员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8]。
三、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把握贫困演进的时代特征，反映出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同时又区别于以往时期不同阶段的“救济式扶贫”“区域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等模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是这一论述的科学内涵所在，从而使得“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贯通，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从“大水漫灌”到“细水滴灌”的根本转变所在。
(一)聚焦“扶持谁”的准确识别
在突出精准到户、精准到人之前，我国以往的扶贫实践基本上是以“区域开发式扶贫”为主。这是由于我国农村自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期，相较于城市而言，整体上处于绝对贫困，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区域性扶贫可以最大限度覆盖贫困群体。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收入分配日益悬殊从而引发的农村一系列问题呈现井喷状，一时间“农村衰败论”不绝于耳。实际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区域开发式扶贫”的短板与缺陷需要进行校准克服，原先一味单纯依赖GDP两位数高速增长来推动扶贫进程的效果大不如前，这就要求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强化一个意识”“破解二元结构”“坚持三位一体”“落实四个切实”“实施五个一批”“注重六个精准”“做到七个强化”等重要思想，全面部署“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工作。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他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是脱贫攻坚的短板。必须采取系统的政策和措施，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5]。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7]与此同时，这一论述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转化为权威性高、实践性强、惠民性好的政策性文件。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为代表的100多项相关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方针的脱贫攻坚战役完成了“四梁八柱”顶层设计。
(二)聚焦“谁来扶”的责任担当
将“谁来扶”这一责任层层落实是一项需要多方参与、多方协调、多方保障的系统工程，同时也对最为关键的村级基层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当下贫困村干部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窘状，使得村级基层组织综合治理能力处于弱化边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因此要通过引入外在精兵强将，广泛发动基层力量，增强驻村帮扶力度，这是切实解决好“谁来扶”从而打通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完成贫困村的精准识别之后，每个贫困村都要进驻帮扶工作队，并且设置帮扶责任人，实现全覆盖。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中央组织部特别开展抓党建促脱贫工作，选派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涣散村落担任第一书记[1]。主要从四个方面履职尽责：一是探索创新贫困户的识别方法，由于农村家族宗派势力色彩较为严重，“贫困户”的归属牵涉到具体人的切实利益，“档内贫困户”与“档外空白户”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瓜葛与纠纷，因此要提高识别质量、提升工作效率，妥善解决识别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矛盾；二是要挖掘外在资源，拓展身边渠道，运用多种手段将其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三是协助村级基层组织将扶贫到人机制层层传达、层层落实，杜绝形式主义滋生泛滥；四是要充分了解当地干部的真实工作情况，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难处，下大力气提升他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使其形成良性发展机制。
(三)聚焦“怎么扶”的方法路径
创新发展激发“精准扶贫”内外活力。扶贫模式需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要对扶贫机制、扶贫观念、扶贫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调整，从而使内在脱贫主体实现“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协调发展确保“精准扶贫”平稳开展。脱贫攻坚过程中要处理好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更要注重短期与长期规划相互协调。绿色发展筑牢“精准扶贫”生态屏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脱贫攻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大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扶贫产业体系。开放发展拓宽“精准扶贫”横纵联系空间。脱贫攻坚工作应注重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合力机制，通过经验交流、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打造开放平台。共享发展助推“精准扶贫”成果覆盖。让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可以促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归属感、存在感、幸福感，确保全面小康一个都不掉队。
2．易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摆脱贫困的外在激励
要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短期和长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手工加工业等特色产业。以新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四个地州为例，这些地方位于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三区合一地带，气候极度干旱、风沙肆虐、地广人却不稀，是典型的脱贫攻坚“硬骨头”。在和田墨玉县托乎拉乡塔什坎特村，当地驻村工作队充分调研，在尊重当地贫困户产业选择自主权的基础之上，将“合作社”养殖模式推广至全村。在和田策勒县亚博依村，人均耕地仅有1亩多，这里的贫困发生率高达36%，如果一味靠天吃饭、地里刨食显然不符合脱贫实际，但唯一优势就是阳光日照充足。当地驻村工作队就将这一优势资源转换为光伏电站清洁能源，由此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产业扶贫成为新疆破解深度贫困的关键之策，其中，仅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产业就投入25.6亿元，南疆四地州林业生态和林果业专项资金投入达7.78亿元。自治区还实施‘千企帮千村’工作，911家民营企业帮扶821个贫困村，累计投入55.6亿元，实施1.3万个项目，转移就业近90万人次。五年来，新疆35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2%，其中南疆四地州年均增长13.1%”[9]。
1．生产脱贫：摆脱贫困的根本之策
众所周知，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我国不少国家贫困县或特困县位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自然条件艰苦地区，因此“易地搬迁脱贫”和“生态补偿脱贫”立足于从产生贫困的外部环境入手，从而希望打破“环境决定论”。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该市贫困人口总量居四川省首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巴山区坡地多、平地少，很多贫困群众居住在地势较险、发展条件较差的地方，存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象。该市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精细甄别和精准锁定搬迁对象，不搞强制搬迁和行政命令搬迁，同时保障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齐全，注重生产经营条件与就业机会的创造，推动搬迁户转型成为脱贫动力强、能够适应市场环境的现代农民或新市民，真正做到使群众“愿意搬”，同时还能“稳得住”。同时，大力推行“退耕还林”工程，根据贫困户意愿，凡是符合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验收合格后向贫困户发放补贴。“统筹考虑贫困区域人的生存与发展实际情况，使生态保护与社会补偿救助相结合，实现减贫任务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10]
4．社会保障兜底：构筑脱贫底线思维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农村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人[11]。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大凉山考察时指出：“愚昧和无知就是导致贫困的‘鬼’，摆脱贫困一定要将其驱散。”这里他所强调的就是要“扶智”。应当看到，当前农村地区的贫困往往具有“一穷穷三代”的代际传递特点，使困难群众缺乏脱贫的必要知识与能力。若要打破“代际传递”，一是要完善基础义务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推进学前教育向贫困村延伸，要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学”上；大力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加大对农村教师队伍梯队建设力度，并对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与研究生支教团计划。二是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对超过了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要做好职业教育培训，使他们掌握一门职业技术，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三是精准资助高等教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7]，应加大识别、资助力度，让品学兼优的学生真正得到高等教育精准资助，让寒门学子真正靠知识改变命运。
“人穷志不穷”，树立“脱贫志”同样不可缺少。部分贫困地区农民信仰缺失、精神匮乏，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日益淡化，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严重，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等、靠、要”消极思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这反映出部分农村地区精神文化建设缺失，基层党建工作涣散，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依然存在供需矛盾、流于形式等问题。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有待深化，部分农民缺乏正能量的熏陶。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改变当前重物质帮扶、轻精神帮扶的认识误区和工作模式，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成为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动力，从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
如图1所示，通过对电压采样值进行平方、开方以及数字滤波等一系列运算得到。电压通道输入10～1 000 MV的信号时电流有效值的误差小于0.5%。
3．发展教育脱贫：建立“扶智”“扶志”的长远机制
当其他脱贫措施都没有实际效果的时候，社会保障就要发挥兜底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及时退”环节，要将那些生活条件已经好转、不再符合低保条件的对象及时清退出去，而将那些因病因灾返贫、符合低保条件的新增对象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社会保障兜底工作不同于产业扶贫、就业帮扶等脱贫措施，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推进过程中不宜层层分配指标任务，对其工作成效的考核，也不宜以指标任务的完成多少作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以错保、漏保的发生率作为考评依据，确保“一个都不掉队”。
四、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
在经济学领域，存在“贫困陷阱”一说，即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积累的恶性循环之中，“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看似陷入死循环。“消除贫困”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手段，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和难点所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和领导人始终将扶贫开发工作视为重要环节，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阐释研究这一论述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意义重大。
(一)理论价值
1.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劳动“异化”、剥削秘密、贫困积累规律进行了无情批判与揭露，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类解放与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其革命性时至今日仍振聋发聩。但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也具有历史局限性，“贫困”问题并没有伴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销声匿迹，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过程当中如影随形。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所体现的“强化一个意识”“破解二元结构”“坚持三位一体”“落实四个切实”“实施五个一批”“注重六个精准”“做到七个强化”等举措反映了唯物主义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并赋予其鲜明时代内涵与时代特征，从而为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
2.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升华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属性。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但是“先富带后富”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这就要求“精准扶贫”要以消除贫困为首要任务，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不能因为任务重、难度大就忽略那些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市场风险致贫、因发展能力短缺致贫的贫困人口，需要从致贫源头、脱贫路径、脱贫成效上进行一系列顶层设计，这一过程也恰恰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升华。总而言之，如果“精准扶贫”偏离了“共同富裕”这个根本导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失去了鲜明底色。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地区最贫困的十八洞村，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想法。“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3]这一表述要求针对扶贫工作，要找准“贫根”，号准“贫脉”，要对症下药、靶向治疗；要摒弃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干、走马观花的“大水漫灌式”扶贫思路，必须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现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4]。由此，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成为中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匙。
此外，现场施工期间未见钢拱架发生明显变形现象，围岩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显著提高；采用全站仪对拱顶60°及拱底45°范围内的测点进行观测，对比分析拱顶的围岩变形情况，发现围岩变形量值不大，新增变形量不超过10 mm，收敛速度趋缓；在后续TBM掘进过程中，未出现明显的涌水、塌方现象。可见，采用化学灌浆加固强蚀变岩洞段，对掌子面和护盾位置进行超前预注浆并及时封闭围岩，并依据注浆模拟试验成果对注浆及支护参数进行优化，是一种有效的堵水和加固围岩的实用方法。
3.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指出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关注贫困本身的多样性，跳出原有“经济贫困决定论”固有思维，特点鲜明，联系紧密，强调摆脱贫困要注重发挥外源性激励与内生动力相结合。
总而言之，建筑节能设计十分重要和必要，符合国家战略导向，是绿色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建筑节能设计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应从屋顶节能、外墙节能、门窗节能以及再生能源利用等诸多方面进行考量设计，未来关于此类课题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二)实践价值
1.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坚持与拓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2-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 853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3.1%[12]。在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脱贫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体现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具体体现在：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政治优势。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到数以万计贫困村基层干部身体力行，从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到确定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无不彰显了“党要领导一切”的政治担当与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二是聚焦精准。建档立卡查漏补缺扎实落实，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一批内源性与外在激励性政策双轨并行，“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三是强化监管，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对于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对于乡、村两级脱贫领域“四个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评估不严格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切实做到阳光扶贫、廉洁扶贫。
明确中国有构建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之后，在设计国际商事法庭的具体规则之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问题，或者说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标准问题。该问题直接决定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如何建设。
2.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
2018年2月4日正式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13]，首次提出“三农”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13]。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2020年农村全部实现脱贫摘帽，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都存在时间点与战略点上的交汇期。一方面，这是因为“精准扶贫”立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乡村振兴”放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是真正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相互促进、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意见》指出：“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要打破受困均衡，形成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13]。这本身就是对“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具体回应，这与“精准扶贫”所提出的“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存在诸多契合点，有助于夯实脱贫成果、补齐脱贫短板，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层次结构模型的构建首先是要根据决策目标，明确影响决策的几个重要因素，再通过对中间层对最高层指标进行分层，最底层对中间层分层，最后构造一个各层级之间相互关联的层次结构模框图图，如图1所示。
3.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如何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全球治理与建设、人类文明与进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此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在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14]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在“精准扶贫”中所起到的领导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个使命党“初心不变”的直接体现，我国政府在贫困瞄准、贫困干预、脱贫成效评估等过程中都起到主导作用。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各方扶贫动能，积极构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注重调动社会力量发挥企业优势，统筹整合资源，形成强大合力；注重引导脱贫群众提高主动性、积极性、紧迫性，做到“智志结合”。二是创新贫困识别机制，破解贫困瞄准的世界性难题。贫困的识别是一项专业性强、复杂性高的综合性工作，如果采用一家一户逐个识别，则成本高、耗时长。在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指标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监督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基本兼顾科学性与真实性，对国际减贫瞄准方法的改进具有积极意义[1]。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实践表明，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是可行的，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执政党相互借鉴、相互取经，从而推动世界减贫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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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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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EB/OL].(2016-02-26)[2017-10-10].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fangfan/2016-02/26content_37881406.htm.
[3] 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2013-11-03)[2018-03-0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3/c1024-234166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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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习近平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EB/OL].(2016-07-21)[2018-04-01].http://www.rmzxb.com.cn/c/2016-07-21/9309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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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XiJinping’sExpositiononTargetedPovertyAlleviation
ZHANG Xiaoping, YANG Hao
(SchoolofMarxism,ChongqingJiaoto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exposition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f great guidanc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new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reflect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s logical evolution has objective foundation and vivid characteristics. This exposition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which include benefit reduction of traditional anti-poverty model, frequent contradictions during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enhanc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is thought includes “whom to be assisted”, “who is to assist”, and “how to assist”. The essence of this thought i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is original aspiration of CCP.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analyzes main problems during anti-poverty process in rural areas and relative optimized paths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 new era.
Key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value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1-0007-08
*收稿日期：2018-04-27
修订日期：2018-11-14
基金项目：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究(2018S0153)
作者简介：张晓平(1973-)，男，重庆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杨 皓(1992-)，男，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10.3969/j.issn.1673-8268.2019.01.002
引用格式:张晓平，杨 皓.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探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14.
(编辑：蔡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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