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思维科学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综合性学科。钱学森为中国思维科学的创建制定了明确的理论体系和研究道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维科学的发展历程，总结成效与不足，中国思维科学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新时代，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未来中国思维科学的建设要在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思维科学自身演进的生成逻辑基础上，树立大系统思维、大开放思维、大目标思维和大科学思维，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发展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思维科学技术。
[关键词]思维科学；改革开放；钱学森
思维科学是探寻人脑思维奥秘的科学，涉及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和生理学等多个学科。“思维科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恩格斯在大约一百多年前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在中国，思维科学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古代的《易经》和《道德经》中就有涉及关于思维科学的论述，但作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上关于思维的科学，却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创现代思维科学，1984年8月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思维科学研讨会，标志着我国现代思维科学开始形成，并进入系统构建思维科学体系时期。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对我国现代思维科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尤其是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体系的设想，这对于推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发展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思维科学技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关于围绕建立思维科学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我国哲学界曾经有过一场争论。1931年叶青在《科学与哲学》一文中就提出过思维科学的概念，他在1934年出版的《哲学向何处去》一书中，主张“哲学消灭论”，提出建立思维科学。他认为，随着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哲学领域大大缩小。如让原属哲学的认识论再独立出来成为思维科学的一个分支，哲学就不再存在。叶青将思维现象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并列，拟定思维科学的体系和内容，将其分为符号研究、活动研究和结果研究三大部分。当时与叶青争论的主要对手是艾生，1935年艾生在其著作《文化批判》一书中批判叶青的《哲学向何处去》。艾生认为，语言学、知识学、数学科学等不能全部纳入思维科学，批判叶青的划分有“包罗万象”之嫌，但这场争论最后还是流于“纸上谈兵”[2]。
从这场争论的结局不难看出，“思维规律和历史规律对于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3]。也就是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萌芽、产生和逐渐壮大兴起的过程，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需要经济、政治等因素外，还需具备相应的学术条件。就思维科学而言，包括对思维材料、思维操作运演和思维活动产品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对外开放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国外有关语言学、符号学和系统论的最新研究成果陆续译介到国内。像瑞士学者索绪尔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苏联学者维戈茨基著的《思想与语言》，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著的《句法结构》等学术著作的引入，为中国思维科学的崛起准备了研究的工具。“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的引介，对中国思维科学的崛起起到了催生助产的作用。此外，还有计算机科学、神经语言学、脑科学等新兴学科，都为创建中国现代思维科学准备了有利条件。
吹扫气体必须干燥、洁净，检查时要注意空气过滤减压阀的滤芯，确认其是否洁净。为指定的应用确定吹扫气体推荐流量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取决于气体在灰尘中的流速，法兰长度和法兰直径等。法兰中的吹扫流速等于灰尘中气体流速的10%，如果持续吹扫一段时间后，待测气体的体积分数完全恒定，可尝试用以下步骤去测量吹扫流量：
当然，除了从理论和学术上分析中国思维科学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对于思维科学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关于思维科学的争论只是形式上的论战，最终没有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社会对于思维科学的应用还不够了解，实际的需要在那时以及后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是很迫切。实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及“人—机系统”的广泛应用，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日益感受到需要思维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帮助。例如企业需要运用思维科学理论培训员工进行科学思维，提高生产效率；销售人员要琢磨顾客的思维特点和心理需要进行推销产品；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思维类型和智力水平进行因材施教；医务人员需要针对病员的思维障碍进行配合治疗；计算机编程人员需要根据思维特性编写算法。总之，每个人都需要遵循思维规律去认识事物，做出合理的决策行为。因此，时代的客观需要是思维科学产生的内在根据，它催促着思维科学加快诞生。
但阿里却对这些夸奖表现冷淡。他开始有些烦乱了，眼睛转动着，四处张望。这时候，应该是母亲叫他的时间，可是他却人在东湖。
二
中国思维科学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思维科学独立性认识上的分歧、思维科学研究缺乏统一的领导与规划、思维科学的人才培养和思维科学的知识应用不足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思维科学领域的深化和发展。
国际大石油公司一方面通过改造现有化工项目的裂解装置，将原料从液化石油气（LPG）和石脑油换成成本更低的乙烷。未来十年，化工业务的乙烷原料占比将由目前的37%提高到45%左右，部分公司的乙烯生产将大规模转向以乙烷为原料。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新建天然气化工项目，作为未来化工新项目的重点。未来国际大石油公司将耗资超过400亿美元建立以墨西哥湾地区为中心的天然气化工基地，乙烷裂解装置产能超过1000万吨/年。与此同时，国际大石油公司加快布局海上LNG交通燃料供应体系，抓住LNG动力船、双燃料船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市场的机会，纷纷布局LNG船用燃料供应体系。
图1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体系设想的结构
思维科学内部层次结构可以划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按照钱学森的解释，基础科学是属于理论层次，是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的先导；工程技术是属于实际应用，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手段；至于技术科学，“它一方面是基础科学的应用，一方面又是多门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4](P15)。在这三个层次之上，钱学森认为还有个哲学层次作为总指导，这个哲学是科学地概括了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面各个层次的科学都各自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4](P18)。对于“三层次”的划分，得到了多数学者们的赞同，但是茅以升认为，除了学科科学可以分成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以外，还有另一种以研究产品为中心的专业科学体系，如“水稻科学”“螺丝钉科学”等等。相应地，思维科学部门中似乎也应该有专业的“决策学”“方法学”和“聪明学”。茅以升还认为技术与科学应该为基础，不分高低[6]。
“你们还记得那个杨蓉吗？就是那个白莲花啊。听说她过得可惨了：老公死了，儿子天天在外面惹事，家里的钱都被他败光了，连房子都败没了，他们租房子住呢。”
在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层次，钱学森认为可以划分为科学方法论、情报学、数理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等具体学科。有学者提出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密切，不应该作为技术科学，应作为思维科学一大领域；笔者认为可以将数理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在思维科学中的应用统称为“语言思维学”。此外，对里面包含的内容也有些争议，如有学者认为“符号学，信息论、系统论等，均可看作是思维的技术科学”；笔者认为这些学科并不宜全部包容在思维科学技术层次之内，但应该考虑增列一门智力开发学，因为思维是智力的核心，而智力开发学是思维的基础理论和智力开发工程技术的中介。
在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层次，钱学森提出包括“密码技术、计算机软件工程、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计算机模拟技术和人工智能”。曹利凤则认为，“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应当是以思维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作指导，创造和运用某种技术手段、工具来模拟、仿生人脑的某些思维功能，用以代替人的某些脑力劳动……只有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机的电子和机械的技术系统，才算是思维科学的应用技术。”[8]笔者的观点，大体上更倾向于后者的看法，应把文字学、语言学和相关测试思维活动的仪器或设备并归入技术科学层次更为恰当。
第三，学术创新水平有待提高。总体而言，中国思维科学的学术研究水平还不够高，还停留在一般性理论描述，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在学科方面，思维科学还没有真正明确学科定位，导致学科的基础地位不牢固，没有整合相关学科的研究属性，形成成熟的思维科学研究范式，其他相应的分支学科也还没有建立；在研究方法上，我国思维科学的研究过多地注重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这使得大量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形成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和形式上，对于国外思维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消化吸收有待加强，对于思维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有待进一步跟踪。与此同时，立足于本土化的研究理论起步较晚，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科学研究体系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首先，学术成果丰富。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外思维科学的经典及代表性论著。例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罗伯特·沃尔森的《创造性思维的艺术》、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等；完成了许多国家级的重大科研课题和开发具有国际领先的高新技术。例如，国家863计划、973计划、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都有思维科学方面的课题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科研专著和学科教材相继问世。例如，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章沛著的《思维规律论》、朱智贤，林崇德著的《思维发展心理学》、田运主编的《思维科学丛书》和刘奎林、杨春鼎著的《思维科学导论》等。进入21世纪， 我国思维科学领域的文献迅速增加，国外思维科学的大量论著更多地被翻译介绍过来，国内思维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也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或教材。例如，由吉林大学王跃新牵头主编的《中国思维科学丛书》就达27本之多。在评介、引进和消化国外思维科学研究理论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不断地总结中国思维科学的实践经验，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科学遗产，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三
钱学森倡导创建思维科学40余年来，中国思维科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思维科学的引进和初创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中国思维科学的拓展时期；21世纪至今，是中国思维科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起步、拓展和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个领域进入探讨和研究。
武夷山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一致、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等都相同，跨省级的区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并且武夷山民族地区，处于同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相同，武夷山民族地区有低水平发展地区朝着集核式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规划发展、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至关重要。武夷山地区发展过程中，需要依托重大产业进行发展，首先需要使得扩散、集中容易发生的产业先进行发展，不断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在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层次中，钱学森认为可以划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思维的规律的思维学和“研究信息和信息过程的学问—信息学”。在思维学下面又可以细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已经比较成熟的抽象思维学或逻辑学；其二是涉及“复杂的、多途径、多回路思维”的形象思维学；其三是与潜意识有关的灵感思维学[4](P19)。但也有些学者不完全同意这种具体的划分。首先是对思维学的划分，有的学者认为除了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外，“还有情感思维、正确思维与错误思维、模仿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战略性思维与战术性思维等被忽略的几种思维形式”[7]。其次是有人认为基础科学层次应该扩大，还要增加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解剖学、逻辑学、哲学和哲学史及认识论等，囊括哲学全部内容。钱学森则认为，生理学、神经学和精神学虽然与思维科学密切相关，但“这几门学问都属于人体科学”[4](P20)，至于认识论和客观逻辑等均应属于哲学范畴或层次。
其次，学术交流广泛。一方面，大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邀请国外著名的思维科学研究专家来华讲学，派出相应的学者去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学习思维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成立研究院共同攻关思维科学科研项目，建立起与国外相互交流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思维科学学界的学者也通过举办学术会议、课题合作、资料共享和人员往来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发展中国思维科学。特别是在继首次由钱学森主持的全国思维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后，于1984年8月6日至20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思维科学专题讨论会，随后地方省级思维学会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目前，已有上海、广东、山西、黑龙江、吉林、陕西等省市成立了思维学会(研究会)，有的称为科学思维学会。这些地方学会、研究会多次召开理论研讨会，开展学术活动。
第三，学术团体建制成熟。1984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在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思维科学大会”上，倡导开展思维科学研究，并提出成立“中国思维科学研究院”的设想，2017年，我国一批著名的思维科学专家又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在国家层面成立“思维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性的思维学学术团体”，以推进思维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建构系统的思维科学体系。初步形成了建立“中国思维科学研究院”的组建方案。
第四，专业教育蓬勃发展。我国的思维科学教育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已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思维科学教育内容丰富、视角较为广泛，打破了原先片面强调“单一抽象思维”教育的局面，既有关注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研究，也有关注课程体系和实践能力的培育层次。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课程环节，已经初步形成核心知识框架，聚焦领域主要有创新思维能力提升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课程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等。目前，高等院校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和传播力量。
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钱学森在《哲学研究》《自然杂志》等期刊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述思维科学的文章，对思维科学研究的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明确提出，“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不研究思维的内容，内容是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事”[4](P16)，主张把思维科学当作一门多学科综合的科学，提议将其作为一个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等部门并列的科学技术部门，并描绘了关于发展思维科学的体系设想(见图1)[5]。
其次，缺乏统一领导和规划。学会或研究会的建设相对滞后，1984年成立了“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备组”，但至今没有成立学会。前已注册的中国认知学会涉及面较狭小，根本无法涵盖思维科学的广阔领域。国家层面也还没有把思维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学科，明确发展目标，制定长远规划。思维科学的研究仍然面临基金来源困难、课题数目较少、出版资金和发行量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有权威性和影响性的学术杂志也不是很多，使得思维科学的著作出版和论文撰写都受到制约。
首先，思维科学独立性的争议。关于思维的学说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独立地存在，至今学界还存在分歧。反对的学者认为思维已经成为多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几千年来，思维一直是哲学的研究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心理学一开始也把思维的活动过程列入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感觉等低级的心理过程转向高级的思维过程方向发展”[11]。此外，还有脑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实验的立场上对思维运动、本质及规律进行研究。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具有科学(思维科学)。如何从学科属性的角度厘清思维科学与哲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是一项亟需解决的迫切难题。
诚如钱学森所说，思维科学体系将来还要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情况和发展趋势重新构筑，不可墨守陈规。可见，他的“思维科学体系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且又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层次性和开放性”[9]。对于现代思维科学体系的结构和分类，应视实践变化及时地调整或扩充思维科学体系的内容，使之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钱学森本人在探索研究思维科学的道路上就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81年初，他认为有两条路径，分别是心理学法和脑科学法；随着对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厘清，到1983年，他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认为脑科学的道路尽管能够从根本上探究神经元在思维过程中的运行机制，但限于脑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提出“要开辟第二条路径，要用电子计算机来模拟人脑的部分功能，也就是试着改变电子计算机的操作运转程序，直至电子计算也能出现如同大脑的功能，尽管还是局部的功能”[4](P199)，在后来的多次思维科学的研讨会或者与思维科学工作者的通信中，钱学森都表达了思维科学要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思路。1984年在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上，钱学森强调：“要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机的工作结合起来”[4](P4)。1996年5月26日在给杨春鼎的回信中，钱学森再次明确指出：“思维科学今天的一个热门是人脑与电子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结合”[10]。
第四，人才培养与知识应用有待加强。目前，我国在高等院校设置思维科学学科的院校很少，更多是学科下面的分支，缺乏具有相对独立运作和一定规模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尚未构建完整的科研体系，形成具有多梯度、多层次、多维度、合理布局的团队结构，思维科学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落后于实践的需要。知识运用也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思维科学作为智力开发与训练科学思维的实用价值没有被充分认识和普及，需要进一步打通学界与应用界的沟通渠道，培育科学思维培训市场，完善和健全思维科学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
四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2]理论思维是科学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发展思维科学可以为提升民族的智力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数据化、人工智能化的时代发展背景下，研究思维科学既迎来大好的时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思维客体方面，随着人们认识活动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朝向宇观和微观迈进，思维对象呈现极大的复杂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要求具有新的思维研究范式。在思维主体方面，在知识爆炸、信息量猛增的今天，思维主体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大大加强，科学认识不再是某个个体科学家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组建科学共同体才能有效地认知思维客体。同时，对思维工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新观察手段、运用新的思维方法和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等。因此，面对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工具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为提高思维科学认识人脑思维奥秘的可能性，除了在硬件上加强技术创新外，还更应该在变革旧有的思维方式上加以推进。
首先，树立系统思维开拓思维科学。由于“思维科学与交叉科学中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都存在着辩证互动的关系”[13]，因此，思维科学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素众多、结构庞大、层次复杂。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加以统筹，主要体现在学科关联性方面。要注重整合思维科学发展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跨界学科和横向学科，融合和吸收哲学、心理学、思维学、数理逻辑、科学语言学、科学方法论、模式识别学、人工智能和美学与文艺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其次，树立开放思维发展思维科学。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思维科学作为探索人脑思维的复杂性问题，要“勇于突破传统的主观思维结构的局限性，特别是科学观念方面，要突破脑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层次，扩大到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等不同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从多层次去考察”[14]。在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科学理论的同时，要着眼于全球视野，密切跟踪国际思维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新的理论成果和技术成果。
Y=4.59+0.16A+0.026B-0.079C+0.068D+0.088AB+0.36AC+0.063AD+0.024BC-0.15BD-0.019CD-0.66 A2-0.63 B2-0.46 C2-0.52 D2。
第三，树立目标思维引领思维科学。思维科学的研究涉及多目标序列，不仅涉及科技发展目标，还可能涉及社会目标以至生态伦理目标，多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需要作出综合评价。在制定思维科学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时，必须高度重视思维科学应用技术与社会大目标之间的关联性。思维科学应用技术应以有利于保持社会持续和平、持续发展的大航标为标志。通过公约、法规、制度和舆论等形式来监督、约束和跟踪思维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对某些偏离社会发展大航标，但后果尚不明朗的问题，在公众未有共识，法规未给予确定性表态的情况下，应以开放的自由学术争论，按目标进行分解。通过科学真理讨论和科学实践的检验，促进共识的达成，以保持社会的大航标不会偏离。此外，要发挥思维科学的认知功能。运用思维教育等形式，把维护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转化为为各成员的思维方式。
第四，树立科学思维建设思维科学。思维科学是“伟大整体的联系科学”，除了以往理论化、公理化、数学化、逻辑化等特征外，现代思维科学还蕴含着实验性、实用性、规模性、操作性等与技术交融的综合特点；不仅创造无形的知识形态成果，还创造转换出有形的物质形态成果。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思维科学建设，按照思维科学的整体性的联系方式，在实践中克服实现思维科学整体性的各种政策和体制的障碍，科学组建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加大资金、设备、人力等条件的支持，构建形成具有直接性、内在性的运转推动新模式。在“科学—技术—产业”的相互转化中显现思维科学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思维科学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在由钱学森等倡导和开创的思维科学研究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面临一些难题。因此，应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时代特征，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思维科学演进的内在逻辑，以系统思维、开放思维、目标思维和科学思维，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发展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思维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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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urseandProspectofChina'sThinkingScienceConstruction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ConcurrentlyonQianXuesen'sVisionontheScientificSystemofThinking
LIUFu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China's thinking science is an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and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that has grown up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Qian Xuesen has formulated a clear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path for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thinking science, which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thinking scie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re ar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China's thinking science has ushered in a broader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e new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inking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inking science itself, to establish a systemic thinking, an open thinking, a target thinking and a scientific thinking,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nking science theories and disciplin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develop think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international leading position.
Keywords:thinking scie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Qian Xuesen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9)01-0027-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9.01.005
收稿日期:2018-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BZX025)
作者简介:刘 福(1990-),男,江西会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维科学、创新思维方法论。
标签：思维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论文; 学科论文; 体系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BZX025)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