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20世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的主流之一。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层对话、相生相发的可能。现象学与美学有亲和性,而禅宗美学则具有比较纯粹的现象学品格。在梳理现象学的内涵之后,可以用具体现象学家的观点、现象学的方法以及现象学的精神这三种方式切近禅宗美学。探讨现象学切近禅宗美学的方式,会给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带来启发,进而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问题与中国品格。
关键词:现象学;中国传统思想;禅宗;美学
由20世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的主流之一。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层对话、相生相发的可能。现象学与美学有亲和性,而禅宗美学则具有比较纯粹的现象学品格。在梳理现象学的内涵之后,可以用具体现象学家的观点、现象学的方法以及现象学的精神这三种方式切近禅宗美学。探讨现象学切近禅宗美学的方式,会给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带来启发,进而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问题与中国品格。
一、现象学——一种本源之思
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西方哲学流派,现象学是由20世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开创的意识哲学,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后继者如萨特、舍勒、梅洛庞蒂等丰富了现象学的内涵。对于什么是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的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1]22现象学的思维态度可以用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里提出的“面对实事本身”这一现象学口号表述:“合理地和科学地判断事情就意谓着面对本身,或从话语和意见返回实事本身,在其自身所与性中探索事情并摆脱一切不符合事情的前见。”[2]75排除任何中介直面实事本身成为现象学家们的共识。至于如何“面对实事本身”,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是关键的现象学方法。
本研究对海洋低温石油降解菌Halomonas sp.DH1产生物表面活性剂的性能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在低温下菌株Halomonas sp.DH1可利用多种碳源产生表面活性剂,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可显著促进石油烃的降解和洗脱。因此,该菌株具有应用于我国北方海域冬季溢油生物修复工作的潜力。
现象学还原与胡塞尔提出的另一个术语“悬搁”基本同义。“悬搁”一词源自希腊文,原义是“终止判断”,用胡塞尔的话说,“悬搁”是一种“加括号”,悬搁任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哲学已有的理论与观点,对客体对象、世界的存在与否不做判断,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现象学还原后呈现的是具有绝对明见性的“纯粹现象”,它是可以直观到的本质。[1]38 在胡塞尔现象学看来,“纯粹现象”是具有意向性本质结构的“纯粹意识”,它是现象学的对象,现象即本质。在日常经验里,我们总有一种对象化的自然趋向,比如窗外的一棵树,关注焦点是树这一客体,现象学的还原则要悬搁这棵树作为客体的存在,直观我们对这棵树的看的意向性结构:意向活动( noesis) 和意向对象( noema)。按照胡塞尔现象学的说法,作为物理性对象的树可以毁坏,但作为意向对象的树则不会被毁坏:“这棵树本身,这从属于自然界的物理性东西,不过是这棵如其被知觉的树,后者作为知觉性意义,不可分割地从属于知觉。这棵树本身可以烧掉,可以分解为其化学元素,等等。但是这意义——这个知觉的意义,某种必然地从属于知觉之本质的东西——是烧不掉的;它不具有化学元素,不具有力,不具有实在的属性。”[2]154现象学还原还包括一种先验还原,先验还原是对悬搁的彻底化,排除心理学意义上的经验自我,还原到不可还原的“现象学剩余”,也就是先验自我,或者说先验主体性,意识的意向性本质以此为根基。
本质直观是胡塞尔现象学最基本的方法。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存在对个体之物的感性直观,对本质观念只能通过抽象的理性来把握。胡塞尔则认为通过现象学目光的转向,可以从感性直观自由变更到本质直观。在《现象学的观念》里,胡塞尔经常以一般的红作为例子:“我们对红的因素进行观察,但同时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意识行为,这种意识行为的意向是指向观念、指向‘普遍之物’的。这就是说,这个目光是指向感性感知或感性直观的被给予之物的,但它并不指向纸的红色,也不指向这种红的程度,而是指向红本身。在进行这种目光转向的时候,红本身原本地、直接地被给予我们。”[1]48尽管现象学家们对本质直观的具体内涵和操作方式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不断切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
母亲手术前一晚,我依旧睡不着,半夜起来在小区里跑步。我一边跑一边想,若是能把她的病换到我身上的话,我就能睡着了,可是又一想,这样她就睡不着了。
倪梁康探讨过海德格尔思想的佛学因缘,他认为海德格尔与佛学的历史实际关联并不特别重要,关键在于揭示海德格尔现象学与佛学之间“深深隐藏着的亲缘关系”。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里,海德格尔提到“无”,认为“无”并不是欧洲哲学传统理解的虚无,而是“存在”(Sein)。晚年海德格尔在与手冢富雄谈话中将“无”理解为“空”,这种“空”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圆满”,也就是海德格尔常说的存在的“澄明”。其实早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的许多思想与禅宗的理论之间已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空”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存在与时间》思考的是“存在”问题,而“存在”不是“存在者”(空),也不是存在者整体(假有),而是澄明的“无遮”(真如)。此在(Dasein,缘在)的存在本质是“烦”(Sorge),此在总是沉沦世界之因缘整体之中,为事物、他人、自我忧烦。[13]221倪梁康认为此在的存在结构的烦(Sorge)与佛教的烦(klesa)之间有高度的相似性。此外,海德格尔认为有一种对存在的“直接领会”以达澄明之境,与禅宗所说“见性成佛”也有相通之处。美学上来说,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歌、梵高的绘画、林中空地都看存在之真理敞显之场,此在与对象已不分彼此。
二、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1.现象学家与禅宗美学的关联。现象学家与禅宗可以是现实关联,也可以是理论上的暗合。就现实关联来说,胡塞尔只是偶尔提及过佛学、禅宗,海德格尔与禅宗的关联相对紧密。海德格尔读过铃木大拙所著的《禅宗》以及日本学者大峡秀荣所编的禅宗文献《禅:日本当前的佛教》德语版,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的对话中探讨过禅宗的色空观。事实上,海德格尔很早就结识了田边元、西谷启治等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西谷启治曾常被邀请到海德格尔家里谈论禅宗。[12]1071964年,海德格尔与一位曼谷的佛教徒谈话,当僧人谈到“空并不是‘无’,而是完全的他者:圆满”时,海德格尔回答说:“那正是我一生所言说的东西。”[12]9至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形成多大程度上受禅宗影响则比较难确定,但海德格尔现象学与佛学的许多观念的确有诸多相通之处。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里运用胡塞尔现象学里的现象学还原、“纯粹意识”诠释了庄子的心斋、坐忘,是最早从现象学视角观照中国传统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当今有不少中国学者论及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从事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美学的比较研究,或者从现象学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命题。邓晓芒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美学界主观派、客观派以及实践派之间的争论。此外,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不自觉的“现象主义”精神,“人们历来固守于实实在在的直接经验和天然的情感,因而现象学的‘还原’或回到‘事情本身’对中国传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5]121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把现象直接当本质的现象主义并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自觉,胡塞尔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使中国传统从自在进入到自觉,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5]122。邓晓芒本人也致力于对儒家、道家、传统文艺观的现象学还原工作。张祥龙则探讨了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与中国的孔子、老庄以及佛教的内在关联,试图在东西对话的场域中生发出中国古代哲思的“终极识度”[6]6。倪梁康则认为现象学哲学是一种工作哲学,不是虚无缥缈的思辨而是细致入微的描述、分析,现象学所体现的严格、审慎、求实的学术风气对中国学术有重要意义。他将这种风气与唯识学体现的风格相比,认为虽然现象学运动的口号“面对实事本身”与唯识学回到文本或佛意的主旨不同,但它们对意识问题的严谨细致的分析有相通之处。[7]18倪梁康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与唯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也认为摆脱各种形式的中介直面事实本身的现象学精神与其说与唯识宗相通,不如说与禅宗相通。[7]19
一石激起千尺浪,看到一个“精神病人”一年收入这么高,前期磨破嘴皮也不愿意搞到户增收的贫困户,在秦小宽的带动下居然有4家也搞起养殖种植等项目,秦小宽也被树为镇里脱贫攻坚自强模范户。
三、现象学切近禅宗美学的方式
张节末先生的《禅宗美学》对中国美学史上从庄子、玄学到禅宗的美学突破做了原创性研究,而且力图在与西方现象学的比较语境中揭示禅宗审美经验的特质。下面以《禅宗美学》里现象学与禅宗美学的关联为切入点,结合张宪先生、倪梁康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思考现象学切近禅宗美学的方式。
(一)现象学与美学
在探讨现象学如何切近禅宗美学之前,先要厘清现象学与美学的关系。在美学开创者鲍姆加登那里,美学是研究感性经验的感性学,美只涉及感性直观。康德虽然认为不存在直观一般之物的智性直观,只存在对个体之物的感性直观,但康德将美既看成感性与知性的协调运作产生的无概念的愉悦,又将美与理性相关,认为审美体验有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象征着道德、自由意志。可见,审美之中似乎存在一种超越感性直观的本质直观。美学与其说与感性有关不如说与直观有关。在现象学看来,经过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到的是“纯粹现象”,它超越主客、物我二元对立,如同审美经验里的审美对象。因此,现象学与美学具有亲缘性。胡塞尔说过,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诗人、艺术家在创作时也在进行本质直观,法国现象学家巴什拉说:“诗人、画家是天生的现象学家。”[9]15 梅洛庞蒂认为塞尚是具有现象学精神的画家,晚年海德格尔从哲学之思转向诗性之思,多次造访塞尚的家乡普罗旺斯,感叹塞尚能够直接地思想。 当然,审美不只与艺术家、艺术作品有关,审美经验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生经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普通人只要转变关注的目光,对功利对象、目的之物施行现象学还原,直观意识活动的本质,也就获得了审美体验。
上文已述,我们可以从不同现象学家的派别来理解现象学,如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等,这些派别的观点非常多元;也可以从现象学方法来理解现象学,尽管现象学家们对现象学方法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认同并运用了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还可以从现象学精神来理解现象学,除了现象学家们都认同排除中介直面事实本身的现象学精神,中西古今的许多思想家、艺术家、研究者也具备这种精神。我们同样可以以现象学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切近禅宗美学。
先来幻想一下:2030年的某天,你起床,在家中戴上一套VR装备,和大洋洲的客户开会。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你搭乘无人驾驶车辆,到隔壁城市和朋友午餐。午餐你点了一份用牛的干细胞培育出的人工牛排。晚间运动,你选择了以海岛为背景,慢跑在沙滩和夕阳的虚拟现实中。
(二)现象学与禅宗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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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谈到现象学的态度时说:“彻底的现象学态度及其悬置注定要在本质上首先实现一种彻底的人格转变,这种人格转变首先可以与宗教的皈依相媲美,但除此之外,它还负有最伟大的实存转变的意义,这种实存转变作为一项使命而赋予人类自身。”[8]174从胡塞尔将现象学人格转变与宗教的皈依做类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现象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与破除我执、超越二元论的禅宗精神有着对话的可能。
原托辊支架由左支板、右支板和下底板组成,将水平托辊和垂直托辊[2]固定,并分别通过螺栓连接在电动铲运机后尾架边板上,如图1所示。在使用和维修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通过了解现象学流派、考察现象学方法与现象学精神,我们会发现现象学既是新颖的又是古老的。作为哲学流派,现象学是新的,由20世纪胡塞尔开创,海德格尔、舍勒、萨特、梅洛庞蒂等为后继者;作为方法与精神,现象学方法在胡塞尔之前的许多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甚至柏拉图那里已得到不自觉地运用,如柏拉图的相论、康德的审美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本质直观。进而言之,排除任何中介直面实事本身的现象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哲学有亲和之处。海德格尔对东亚思想,特别是老庄、禅宗思想很感兴趣,他曾和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引用过《庄子》里的鱼之乐、庄周梦蝶等典故,在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Tezuka)的对话当中表现出对佛教色与空观的极大兴趣,海德格尔认为西欧(特别是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和东亚思想有一种“深深隐藏着的亲缘关系”,“东方和西方必须在这种深层次上进行对话。仅仅反复处理一些表面现象的相遇于事无补。”[4]129
现象学作为流派和学科是极为复杂而多义的,它可以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舍勒的伦理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等等,甚至可以是社会现象学、宗教现象学、教育现象学、经济现象学和建筑现象学。对于什么是现象学?倪梁康认为我们可以用现象学还原将作为具体流派和学科的现象学悬搁,切近现象学的本源:现象学精神。现象学精神的根本内涵是排斥任何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一种不断切近本源之思,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现象学并不是一个学派,它是不时地进行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于思的东西的召唤。如果现象学是这样地为人们所理解和坚持的话,那么它作为一个哲学标题就可以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会有益于思的事情,而这种思的事情的敞开状态依然是一种秘密。”[3]79
2现象学的方法与禅宗美学。前文已述,现象学的方法主要是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而直观到的本质则是先验自我,呈现为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的意向性结构。在《禅宗美学》一书里,张节末先生提出,禅宗看自己和看世界的方法是一种作为纯粹直观的“现象空观”,并引青原惟信禅师对山水看法的著名公案加以阐明,认为这种“现象空观”可以与现象学的方法做比较。[11]137这则公案出自禅宗经典《五灯会元》:“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卷第十七《青原惟信禅师》)
按西方学术传统,美学一直是以哲学为基础,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象学美学更要以现象学哲学为基础,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的意向性理论成为现象学美学研究的方法论。现象学本质直观下的现象本身就是美。[10]373因此,理清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方法、精神也就把握住了现象学美学的根本特征。正如张节末先生在《禅宗美学》中所说,中国的美学有着审美经验走在艺术经验之前的特点,“文艺理论批评史不能代替美学史,文艺学也不能代替美学”[11]13。而且,中国的美学从起源上看是哲学美学而非文艺美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形而上的特点。[11]58因此,禅宗美学要以禅宗哲学为基础,如同现象学美学要以现象学哲学为基础。张节末先生主张从禅宗论心、物及其关系入手来研究禅宗美学[11]13,如同从现象学哲学关于先验自我、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的意向性理论入手来研究现象学美学。因此,本文探讨现象学与禅宗美学的关联,主要以现象学和禅宗的心(意识、空)、物(自然、色)观为基础。
从现象学角度看,“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未参禅”之人可以与胡塞尔所说处“自然态度”之人对照,都是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处在“自然态度”中的人,未经现象学还原以悬搁对山、水的存在信念与设定,而将山、水看成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对物只做个体的感性直观,“自然态度中,我完全献身于对象极,完全被束缚于仅仅指向对象的兴趣与任务上。”[8]257“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自然态度”之人成为“哲学态度”之人,也就是成为现象学家,悬搁山、水的实际存在,将作为独立客体的山、水还原成纯粹意识的意向对象,这种意向对象由先验自我构造而成,“万物皆藉此先验自我而意向地蕴含其中,在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自在的客体,这里只有作为我的——先验自我的——现象的客体、事物、世界以及有关世界的科学(因此包括所有的实证科学和哲学)。”[8]321现象学的悬搁“揭示了一个崭新的无限存在领域,并且是一个新的、先验经验的领域。”[14]10后期胡塞尔从描述意向性结构的静态现象学转向描述先验自我之生成的发生现象学,“生活世界”成为一个关键术语,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总伴随着先在的视域结构,生活世界则是根本性的视域,它使得先验意识的构造得以可能。现象学悬搁世界只是对世界存而不论,并不是否定世界本身。胡塞尔说作为先验现象学家也只是普通人,“在世界的现实存在中,以及世界的所有的人和其他生物的现实存在中,同样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也没有停止……对人世的关心。”[8]323不过,胡塞尔现象学终究是关于先验自我的意识哲学,“生活世界”与先验自我呈现为一种悖论式关系:一方面先验意识的意向性活动要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另一方面胡塞尔仍然认为生活世界终究还是要还原为先验生活。张宪先生认为:“‘现象学还原’必须拓宽为一种‘生命的还原’,从狭窄的纯粹意识论中跳出来,返回到真正的生命本身。”[15]94在倪梁康看来,如果说胡塞尔意识现象学是一定意义上的法相宗(唯识宗),先验自我如同唯识宗里的阿赖耶识,“万法唯识”,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则是一定意义上的法性宗(禅宗)[16]21,万物因缘而生,主张让物“自身显现”,如同这则公案所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3.现象学精神、禅宗美学与中国问题。前文已述,我们如果对现象学家、流派、观点本身进行现象学还原,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试图排除任何中介,朝向本源之思,这恐怕是现象学与禅宗最相通之处。现象学精神的彰显之处恰是具体的现象学家、流派的观点不漏痕迹之处。
在《禅宗美学》一书里,张节末先生认为美学研究的关键在阐明感性经验,“要对中国美学做基础的考察,那就必须直捣黄龙,从最基本的感性经验入手。”[11]289禅宗美学更是如此,它“企图直接去面对禅宗的感性经验,而不是取道于文艺现象来达到感性。”因此,禅宗美学的基础文本是禅籍如《坛经》《祖堂集》《五灯会元》等,而不是受禅宗影响的诗歌、绘画、音乐和小说等文艺品种。在品读、沉思这些禅籍中体会禅宗的感性经验,直觉到“现象空观”是禅宗最基本的感性经验,并认为意境很可能也诞生于此。可以看出,张节末的禅宗美学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的方法切近,书中没有直接征引具体现象学家的观点、方法,却体现了现象学精神。
探讨现象学家与禅宗的亲缘关系,阐明现象学与禅宗的方法、精神的相通之处,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中西这两种不同思想之间相互鉴照,打破各自的片面性、现成性,开启新的可能性。正如张节末先生所说,比较的意义在于相互发明而不是相互阐释。用现象学切近禅宗美学,旨在发现与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西方问题。[11]295海德格尔借鉴老庄、禅宗思想资源也旨在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他认为欧洲文明充满危机,亟待思想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不能通过简单接受禅宗之类东方观念,而是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在《善的研究》一书里,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将现象学还原、本质直观之方法和禅宗的色空观融合于无形,提出“知的直观”之下的“纯粹经验”,开创了著名的日本京都学派,可以看做将西方现象学日本化的成功案例。
禅宗是印度佛教如来藏学中国化的成功案例,成功之关键在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特质与如来藏学有汇通之处,而这种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方面是一种现象学的品格。现代西方现象学与中国思想、文化有深层对话以及相生相发的可能,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有着这种现象学的品格。就古代美学而言,“庄子的泛神论具有现象学的意味,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的独化说大概可以说是准现象学的,而禅宗的形象空观已经比较纯粹地具有现象学的学术品格了。”[11]288邓晓芒、张祥龙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禅里都有一种不自觉的现象学精神。但是,中国式现象学与西方现象学有着不同思想传统与特质,没法相互替代。如张节末先生所说,打磨光亮的铜镜(中国文化)和背面镀水银的水晶镜(西方文化)折射光学的原理相同,观物的品格却并不雷同。[11]295中国传统思想现代性转化成功的关键或许在于体会到中西文化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法,发现与解决中国问题,形成具有中国品格的现代思想。
古代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成功转化对当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有巨大启示意义。然而,佛教传入之时,只是在意识形态、感性经验层面影响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原有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几乎没受影响,而晚清以来的变局是整体性的,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到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在中西古今思想交织里艰难摸索转型之道。全球化时代的当今中国,甄别什么是中国(西方)问题、中国(西方)品格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中西文化深层交流对话以相生相发就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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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WaysofPhenomenology'sintoTraditionalChineseThought——TakeZenaestheticsasanexample
LIU Ch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11,China)
Abstract:The phenomenology pioneered by the German philosopher Huss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is still one of the mainstreams of Western thought. Phenome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deep dialogue and mutual emergence. Phenomenology has affinity with aesthetics, while Zen aesthetics has a relatively pure phenomenological character. After combing the connotation of phenomenology, Zen aesthetics can be approximated by the three methods of specific phenomenologists,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phenomenological spirit. Exploring the way phenomenology's closeness to Zen aesthetics will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then think about China's problems and Chinese characte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phenomenology;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Zen; aesthetics
中图分类号:B516.52;B946.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1-0039-04
收稿日期:2018-10-29
作者简介:刘超(1987—),男,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和鲁迅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安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鲁迅内在精神发生的现象学研究(SK2017A0336);201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内在精神结构的现象学研究(AHSKQ2018D111)
(责任编辑董翔薇)
标签:现象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禅宗论文; 美学论文; 直观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佛教论文; 宗派论文;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2017年度安徽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鲁迅内在精神发生的现象学研究(SK2017A0336)201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鲁迅内在精神结构的现象学研究(AHSKQ2018D111)论文;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