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专业化”与“学科化”是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公共关系学发展的一组重要线索。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意义上公共关系事业的诞生及公共关系学的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公共关系行业的异变调整与公共关系学的迂回发展，再到新世纪公共关系领域的新拓展与公共关系学的新转型，中国公共关系学一直在“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中不断成长。一方面，在“专业化”的逻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积极以学科服务专业，成为公共关系专业化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在“学科化”的逻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追求学科建制和应用科学方向，长期面临学术正当性不足的严重威胁。展望未来，中国公共关系学须在二者共生中坚持内涵建设，真正助力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公共关系学；专业化；学科化共生
在中国，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1]。回望中国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历程，其主要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以及转型社会下的“融变”三个重要阶段。如今，公共关系已从“由外而内、西学东渐”的被动引入，逐渐发展成现代国家与社会善治的重要手段。
作为中国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共关系学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同样见证了改革开放对一门应用学科的深层影响：从公共关系教育的诞生，到公共关系正当性的守望，再到公共关系专业与学科的新整合与新发展。中国公共关系学与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始终相伴而生、交融发展，共同见证着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
作为一门与改革开放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中国公共关系学绕不开专业化与学科化的深层互动。一方面，在市场化与工具需求的导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紧密服务市场，形成功利主义的实务研究传统，并以此推动公共关系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在社会化与价值需求的导向下，中国公共关系学紧密联系社会需要，为多元社会的传播善治与关系管理提供智力支持，进而不断拓展公共关系学的范畴与边界。本文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键节点上，系统回顾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发展进程，探析其中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演变的特殊现象，据此展望中国公共关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 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关系
在专业社会学看来，“专业”意味着从事某项工作需要更多知识，带有更多利他的伦理动机，能够获得更多的声望和合法性，而专业系统通常包括学术性职业和应用性职业两个部分[2]。弗雷德逊(E.Freidson)认为，“专业”代表“较为宽泛、具有一定威信的职业群体”，其成员接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他们的身份主要根据学历而不是技能来确定；其职业群落中的个体都有特定的、或多或少类同的制度(institutional)和意识形态(ideological)属性[3](P16-17)。安德鲁·阿伯特(AndrewAbbott)则强调：“专业的白领行业向着某种特殊的行业控制之结构形态和文化演进。这种结构形态就是所谓的职业(即本文所指的“专业”——作者注)。它由一系列协会组织、控制组织和工作组织组成。”[4]
“学科”则有四层意涵[5]：一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三是学校考试或教学的科目；四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一个“学科”须同时涵盖三个方面[6](P104)：一是学术范畴，即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二是组织结构，包括科系、专业、教职，以及各种学术刊物和研究成果等；三是文化，即研究者所具有的“共同阅历”和“研究方向”。一门知识的学科化过程，通常也是“建制化”的过程[7](P31-32)：设立教职、开设课程、创办专业、出版期刊、建立学会，最后建立学科分类制度。显然，“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与“学科化”(disciplinization)的关系十分密切。韦伦斯基(H.Wilensky)就指出，一个“行业”(occupation)变成“专业”，须经五个阶段[8](P2-9)：第一，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full-time)职业；第二，建成专业训练的教育机构；第三，建立专业协会；第四，职业代表人物具有政治动员的力量；第五，专业协会建立自律的行为准则。这里，专业教育、专业协会、专业理念、专业准则等，既是“专业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学科化”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学者将“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练机制”，作为评价专业的核心指标[9](P30-39)。阿伯特更直接指出，一个专业在学术上的知识权力和声望直接影响着其自身的合法性，它们直接决定着专业工作的文化权威[4]。
公共关系业界也非常看重专业化与学科化之间的关系。拉铁摩尔认为1960—2000年是美国公共关系专业化最显著的时期，其理由恰恰是公共关系学科化上的发展[10](P42-43)：建立全国行业协会——美国公共关系协会和国际商业传播协会，以及若干全国组织；开办一系列行业杂志，如《公共关系学刊》《传播世界》《公共关系新闻》《公共关系技巧》《公共关系周刊》《公共关系报道》等；开设一系列公共关系课程，发展专门研究领域，出版系列学术期刊，诸如《公共关系评论》《公共关系研究与教育》《公共关系研究期刊》……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深入，护理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对护理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护理工作更加的细致化、科学化、规范化，以提高临床护理质量[7]。但如今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人力资源分配不均衡、护理人员疲劳工作、工作负荷大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护理质量，也增加了护理管理工作难度[8-9]。分层护理管理是一种符合现代医学的科学护理管理模式，将以往“平台式”管理转化为“阶梯式”管理，从而提升了护理效率与护理质量。
二20世纪80年代：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开端
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11](P250)，认为一门学科的出现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思想解放深入人心，各种西方文化和外来思潮涌入中国。作为一个舶来品，公共关系由国外至港台，再由港台至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辐射到整个内陆地区。就其诞生而言，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新启蒙和现代化是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土壤，但是，随着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贬抑和功利主义的泛滥，中国公共关系又呈现出一片躁进和浮华的色彩[12]。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公共关系学专业化与学科化胶着共生，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
氧化铋为一次性投入，可长期使用，长期运行后除氯效果有所下降，这是因为有其他杂质超标所致，经过除杂工序可进行回收再次投入系统，效果依然很好。
很快，中国公共关系学进入一个“高潮”期。和改革开放之初兴盛的很多社会现象不同，中国公共关系学一出现就用培训、出书、办会等学科化的方式，服务并助推公共关系专业化的发展。在中国，“培训热”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大众情绪，表现出繁荣与无序并存，理性与躁动共生的特点[14]。中国公共关系学早期的“培训热”与此类似。1985年1月，深圳市总工会创办公共关系培训班。此后，各种讲座、讲习班、函授班、夜大班、辅修班五花八门，培训对象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呈现出一派“培训盛世”的景象：(培训)十分火爆，动则上千人；演讲者备受瞩目，经常被媒体报道或参与媒体活动；接受培训的公共关系人才就业前景广阔，公共关系培训的结业证书成为求职的“敲门砖”……从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关系看，“培训热”通过知识评价、观念传授、社会动员等方式，向社会各界传播公共关系专业知识和技能，确实推动了公共关系专业的引入及其“专业化”的进程。
1986年11月，明安香等人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公共关系学著作——《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科学普及出版社)。同年，廖为建出版《公共关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居延安出版《公共关系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居易出版《公共关系学入门》(安徽人民出版社)。同一时期，深圳大学还整理一套“公共关系速成班教材”，包括《公关常见错误》《实用广告艺术》《市场营销策略》《人际沟通技巧》等。此后出版的公共关系书籍(主要是教材)各种各样、层出不穷。这些教材不仅为刚刚兴起的公共关系事业提供了知识基础和参考书目，而且直接促进了早期公共关系学术研究的开展，进而推动了公共关系“学科化”的发展进程。
再就是办会。1986年1月，中山大学牵头成立大陆第一家公共关系俱乐部。同年11月，上海创建公共关系协会。1987年6月，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198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成立。此后，全国各地建立各级地方公共关系协会。同时，各级公共关系协会还积极创办各种类型的公共关系专业报刊，截至1989年，全国公开、内部发行的公共关系报刊达30余种。各地办会不仅整合了业界力量，同时整合了学界和政界资源，成为中国早期公共关系事业“红火”的一个显著标志。培训扩大影响、出书促进学科、办会建立组织、办刊搭建平台，成为中国公共关系建制化发展的重要表征。
在公共关系教育方面，1985年，深圳大学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共关系大专专业(此处为学科建制意义上的“专业”，下同)。1987年，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把公共关系学列入七大专业必修课程。1989年，黑龙江省公共关系协会创办中国第一所公共关系学校——黑龙江公共关系专科学校(现为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同年12月，由深圳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发起的“全国高校公共关系教学研讨会”胜利召开，并通过了“公共关系教学大纲”。截至1989年，全国有26所高校设立公共关系专业，有400多所高校开设公共关系课程，公共关系专业教师有300多人，出版教材、专著160余种[15]。
在公共关系研究方面，受欧美和港台影响，一批学者积极引介港台及海外公共关系理论，开展知识普及与理论重建工作。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专门组织讲习班，并结集出版《公众关系学》，讲习班以培训人才与学科建设为目标，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学员展开培训，试图在高校“播种”公共关系教育。公共关系学界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公共关系的“基础问题”与“中国问题”，对公共关系本质属性、政治属性，及其伦理问题等展开深入讨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首任主席安岗同志则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体系”，要求做好理论建设、事业建设和队伍建设[16](PⅠ-Ⅶ)。
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关系学界主动参与到公共关系行业的专业化进程之中。作为中国当代公共关系诞生之初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研究者，公共关系学界不惜以策划、著书、演讲、办班，乃至创办专业和学科等方式推动中国公共关系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国公共关系的专业化提供应有的智力支持。
三20世纪90年代：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异变
“现实因素”是影响人类生活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社会存在的“现实因素”是可变的，“社会”对“知识”的影响通常呈现一种动态的“回旋”过程[17](P7)。因此，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也须经历“社会赋予”的完整过程才能被真正确立起来。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公共关系学，能够深刻感受到这种“回旋”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公共关系界的核心是确立和成就其自身的合法性。一方面，公共关系在专业化、产业化、理论化方面进步明显；另一方面公共关系又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面临伦理冲突[18]。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继续推动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向前发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中央颁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信息市场和信息咨询机构纳入重点培育对象，倡导信息商品化、产业化。这对刚刚兴起的公共关系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外部刺激。将智力服务“变现”成为这一时期公共关系事业的主要目标，其代表就是“点子热”“策划热”和“CI热”。
首先是“点子热”。1992年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报道靠卖点子起家的“点子大王”何阳。此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竞相报道他卖点子的故事。1993年，《何阳的点子》出版，成为“企业家的必读书”。1994年，《中华工商时报》《公共关系报》组织“好来西点子交易会”，将点子明码标价，且最高卖到400万元。1996年，何阳自传《点遍全国》出版。“点子热”风靡大江南北，与“点子”有关的书籍材料、培训讲座泛滥。“点子”也一度成为中国公共关系学的代名词。
其次是“策划热”。其代表人物包括王力在内的一大批策划专家。特别是王力在“亚细亚商战”中开创性地设置诸如迎宾小姐、电梯小姐、仪仗队等形象公共关系机构，组织升旗、表演等公共关系仪式活动，并且在中央电视台为亚细亚商场打广告，那句“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的广告语一度红遍大江南北。1995年，王力出版策划《恩波智业》，后又成立同名研究所。该书一纸风行，成为不少企业家和研究者的案头工具书。策划成为公共关系最核心的业务和最核心的理论，迄今仍然在公共关系教育中占据极大的比重。
第三是“CI热”。1989年广东太阳神率先导入CI。1992年日本“CI之父”中西元男访华。此后全国各地“呈现一派舆论热、机构热、研讨热、导入热的CI潮”[19](P20-21)。CI给当时的中国公共关系学打开了一扇窗，提供公共关系研究、教学和实践的方向，从公共关系策划到CI策划也被视作“根本性的质的飞跃”[20](P12-13)。“CI热”同时引发了新一轮“出书热”和“培训热”，各种CI课程和CI教材相继出现，并延续至今。如今，CI理论及其导入实践依然是公共关系教育和公共关系实践的重要内容。
然而，在商业价值和工具理性面前，这一轮“公共关系”热同时带来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异变：一方面，将中国公共关系学带向功利主义的偏狭境地，一度把欺骗性宣传、作秀式炒作、黑箱化运作当作公共关系业务的潜规则，甚至把公共关系学界引向学术与商业的边缘地带，不断探索社会服务与智力变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学术研究引向实务传统，无论点子、策划、CI，乃至后来的整合营销传播等，都带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暗含着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学术正当性危机。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9月收治的60例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基础组30例，年龄43～73岁，平均（58.09±10.26）岁，男女比13∶17，神经痛部位：8例颈部、9例肋间、6例三叉神经、3例臂丛、4例腰骶；联合组44～73岁，平均（58.56±10.31）岁，男女比14∶16，神经痛部位：9例颈部、11例肋间、7例三叉神经、2例臂丛、1例腰骶。组间临床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981年，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特区，一些中外合资的宾馆、酒店率先设立公共关系部门，开展公共关系业务。1984年，广州白云山制药厂设立公共关系部，开创我国国营企业设立公共关系部门的先河。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共关系研究组织”，这个组织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诞生做好公共关系工作”。1984年12月26日，他们在《经济日报》上发表通讯《如虎添翼——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公共关系工作》，并配发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这次意图明显的“学术公关”，是为刚刚兴起的公共关系事业“加一把火”[13]，并取得了显著的公共关系传播效果——《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广州日报》《文汇报》等30多家媒体持续关注公共关系，“堪称一时之盛”。
在专业教育方面，虽然1994年国家教委(现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后者还自行开设了政府公共关系方向的硕士点。但这一时期整个公共关系教育却呈现一种“虚热”态势。各大高校的公共关系学课程或专业大量开设，公共关系学论文、专著、教材大量发表。公共关系培训依旧火热，甚至成为一些高校“市场化”改革的抓手。一批公共关系学教师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积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服务社会，有的甚至直接下海经商。应当说，发论文、出教材、开课程、设专业等学科建制化的努力，确实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公共关系教育与公共关系实践的社会化与市场化，则将公共关系教育者推向了实践和商业的前沿，公共关系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显性的实用学科，缺乏应有的社会情怀、价值操守和学术深度。
按照上述建立的实验方法对页岩标准物质GBW07107进行11次平行测定。结果表明(表3)各稀土元素的测定结果与认定值吻合，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6.77%，各元素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范围为1.2%～4.5%。
公共关系学界似乎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他们展开讨论，并逐渐形成各自的理论观点。余明阳认为专业化(主要是指依据社会专业分工的公共关系业务细分——作者注)是公共关系界的当务之急，建议在政府公共关系、媒介关系、社区公共关系等“专业领域”开展公共关系研究[21]。李道平提出从原点建立公共关系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认为“组织协调”是公共关系的核心内容[22]。廖为建强调“传播管理”，认为“管理学科加传播学科”是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归属[23]。很快，公共关系学界就出现了“管理说”“传播说”“关系说”“形象说”“协调说”等不同“流派”，一度成为中国公共关系学的特色。
第三，以“非典”为标志，危机公共关系越发重要。政府、企业设立危机公共关系部门，建立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提升各自的公共关系素养。一些危机公共关系公司成立，他们积极拓展危机公共关系业务，组织危机公共关系培训，发布危机研究报告，出版危机公共关系著作。大量危机传播、危机管理、危机公关著作被译介或出版。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同时聚焦“危机”，大有显学之势。
四 新世纪初：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拓展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公共关系学在世纪之交成功“入典”，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共关系界的“合法化情结”。1999年，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颁布，“公共关系员”位列其中。2000年，“公共关系员”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入90个持证上岗职业。在公共关系界看来，这是公共关系学专业在中国被正式确认(或曰“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公共关系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土壤也在世纪之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之下，中国公共关系学逐渐找到更了多的“用武之地”。尤其到21世纪初，其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低压氮气二次密封气总管上设有安全阀，设定压力0.6 MPa，保护二次密封气不超压。两路外部密封气与自身工艺气之间设有自动切换阀，在压缩机运行正常后可以将外部密封气自动切换到自身工艺气[2]。
首先，以整合营销传播(IMC)为标志，中国公共关系学不断拓展自身的专业边界。整合营销传播坚持消费者及其行为导向，通过整合广告、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策略传播工具，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25]。在业界，以奥美360°品牌罗盘管家为代表，他们努力将“方法”“模型”“工具”等作为商业领域实战竞争的“理论武器”，在公共关系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方向上继续开疆拓土，深度发展。
其次，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区域品牌形象成为中国公共关系学的“新宠”。一些省区以各种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为契机，策划区域品牌形象，邀请大众明星做代言人。一些地方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全力打造旅游目的地形象，提炼区域宣传口号，制作广告形象片，举办大型公共关系活动。公共关系与旅游管理、城市规划，甚至民俗艺术等领域相结合，在实务研究的推动下，不断寻找跨学科应用的新领域。
总体上，这时的中国公共关系学更像是一个“过路”的学科，来往的人很多，但真正驻足扎根的人很少。包括费孝通、周晓虹等社会学者，在短暂研究以后，就重操旧业了。另一方面，一些商人、企业家则以点子、策划、咨询、智业等为名涉足公共关系研究，出版了大量实务著作，成为公共关系专家或理论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公共关系学的虚热现象开始调整：一些高校停办公共关系学专业；一些公共关系报刊转向或停刊；高校公共关系教学研讨会在五所高校轮流召开后停摆。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异变直接影响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健康发展，即使到21世纪初，中国公共关系学也尚未迈入“独立学科”[24]。
第四，以网络公共关系为标志，公共关系积极开拓新媒体业务。然而，网络公共关系杜撰口碑、歪曲事实、操纵舆论、暴力营销，甚至建立起一条灰色乃至非法的盈利模式，使其很快走向“异化”[26]。以网络推手、网络水军为代表的网络公共关系现象也一度成为公共关系合法性危机的新表征，引起法学、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高度重视，使其在成为“网络治理”研究主要对象的同时，也不断发展着新媒体公共关系应有的理论体系。
面对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条件的改变，需要认真反思共生背后的现实问题。
在公共关系教育与学科建设方面，高层次学科点建设成为公共关系界的追求。2003年，复旦大学创办公共关系学硕士点，此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设置公共关系学硕士点，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招收公共关系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建立全国公共关系学专业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制，制定《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建设指南》，全面指导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公共关系研究逐渐从实务型导向中脱离出来，致力于发展本土化的公共关系理论，探索非功能主义范式的公共关系学说。学界不仅全面检视了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而且创立了公共关系生态学、公共关系对话范式等新兴理论，并且在公共关系伦理学、公共关系学派研究等方面不断发力，为推动公共关系学术力提升与学科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做一名合格的职业导游，要注重品质和形象的修养，要了解导游的基本职责和义务，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增强职业荣誉感，培养职业品质。要有职业理论的沉淀，不仅要对一些重要景区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及历史特色有所了解，而且要对一些景区的历史变迁和人文内涵有准确的把握，要有令游客赔付的渊博的旅游知识，并且能够完美地表达出来，才会是游客的旅行更有品位。
五 当下及未来：现状、反思与展望
(一)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现实基础
中国公共关系学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其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基础出现新的变化。
首先，公共关系产业基础依然薄弱。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估算调查显示，2018年，整个市场年营业规模达到627亿人民币，年增长率约11.9%。自2011年以来，公共关系市场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十几的稳定增幅。然而，相比同期的广告市场，2018年中国广告经营额为7991.48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5.88%。两相比较，公共关系行业的差距十分明显。当然，这些数据由于统计范畴和统计方法的原因，可能未必完全客观公允。但是，作为一个与商业领域关系密切的专业学科，薄弱的产业基础无疑是限制中国公共关系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数学教师应让学生明白数学阅读的重要性，让学生时常感到他们通过阅读而成功地学会了一些东西，以提高数学阅读的自觉性。课堂上，可以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实验、讨论、制作幻灯片等，设立小组竞争机制，及时予以表扬、奖励。
其次，公共关系专业边界逐渐泛化。公共关系是社会专业细分的产物。甚至在公共关系学界，一度要与广告等相近专业一争高下，讨论“广告、公共关系谁第一”。而今，传统专业细分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专业生态系统正在形成。和广告、市场营销等相近专业相比，公共关系很难再(甚至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界限分明的“独立王国”，广告、公共关系、营销等相关专业早已被视作“同一领域”[28]。尤其在新技术、新业态、新市场的推动下，公共关系学的专业边界还将面临新的调整，如若固步自封，必然有碍整个学科的发展。
第三，公共关系学科发展出现瓶颈。一方面，随着一批公共关系学博士点(方向)的设立，公共关系学术研究越发深入，大量国外经典被译介到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明显增强。公共关系研究逐渐成为一些权威期刊的常设栏目，在CSSCI和SSCI上的发文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受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以及公共关系学科正当性的限制，一些高校公共关系学专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威胁，有的更名专业，有的撤并专业。在职业边界越发模糊、知识谱系深度交叉、学科考核日益量化的现实背景下，公共关系学科的“生存压力”空前严峻，应引起高度重视。
In the fault mode 1, the left generator fails at 0.8 s and the right generator also fails at 1.2 s. The DC motor is connected to the DC(28 V) on the right. The delay time of breaker is 0.1 s.
(二)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问题反思
总之，随着“大众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媒介社会”的到来，国家与社会治理必须适应“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带来的深刻改变，而此时，公共关系学被各方面寄予厚望，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学术边界也越来越宽。公共关系不仅是政治宣传、社会互动、国际竞争的重要工具，更是大众表达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手段。新型的公共关系实践让传统单向度的宣传操纵转向到更加立体化和多元化的声音竞争。于是，风险社会、消费文化、新媒体、全球化以及自身的专业化，成为新世纪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和公共关系学的核心议题[27]。
首先，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必须依托坚实的事业基础。如上所述，当前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市场规模不大、产业纵深不强、从业队伍不多、行业门槛不高、专业规范不严、职业理想不足，教育水平低下、学术能力滞后[29]。这些问题有的可以继续通过专业与学科的建制化去解决，但更多还须公共关系行业自身的内涵建设，尤其在市场规模和产业纵深方面，没有市场做基础，中国公共关系学自然难有肥沃的土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有做大做强中国公共关系事业，方能真正发展好中国公共关系学。
其次，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必须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中国公共关系学的专业化与学科化从教育始，但后者却一直强调实务而忽视学术。中国公共关系教育更多以培训、出书、办会、办刊等建制化方向为目标，缺乏深层次的知识累积和学术上的突出贡献。甚至，公共关系教育主导的建制化尝试，一度成为公共关系“浮华”现象的表征之一。显然，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不能“唯利是图”，在功利主义的泥淖中失去自我，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为害”的机制；唯有严格遵循学科内涵发展的基本规律，保持专业化与学科化应有的距离，才能真正助推本学科的健康发展。
亳文化译介以国外受众为中心，就是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别和目标语译介受众的文化背景、认知习惯、阅读心理、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对亳文化的译介内容进行增、减、改、编、并、缩、述等“变译”处理[8]，努力减少对亳文化的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减少文化折扣现象的发生，从而实现让国外受众最大限度地理解、认同并接受传播亳文化的译介目标。
第三，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必须打破学科归属的掣肘。在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学科归属一直存有争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关系学属于传播学(代码050302)下的应用传播学领域；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公共关系学是社会学(代码840)下的二级学科(代码84054)；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关系学(代码120409T)属于公共管理(代码1204)下的一个专业。于是，公共关系学经常在新闻与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之间“打架”，作为一门边缘学科，难以得到充分发展。
第四，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必须破解专业伦理的困境。和记者、律师、医生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相比(虽然这些行业自身也都存在各自专业化的伦理困境)，公共关系的专业正当性要弱得多。尤其在与新闻业之间的关系上，公共关系常以新闻业的“干扰者”(或曰“敌人”)的面貌出现，成为影响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社会因素。在公共关系实践层面，公共关系的专业表现也更容易被狭义化和刻板化，经常作为污浊的社会现象被不断妖魔化。因此，在公共关系学的专业化成长中，必须尽快破解其职业伦理上的危机，否则会反过来干扰公共关系学科化的健康发展。
(三)专业化与学科化共生的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中国公共关系学依然需要在专业化与学科化的共生变革中健康发展。
首先，在专业化发展方面，应继续强化公共关系的专业属性，将其打造成“市场有规模、社会有影响、从业有理想、行动有担当”的专业，在专业属性、职业操守、道德法规等方面重点发力，向“灰色公共关系”“黑色公共关系”等伪公共关系现象开刀，防止公共关系(被)狭义化、庸俗化、污名化，努力探索积极公共关系的实践伦理和专业方向，不断增强公共关系的专业合法性。同时，应紧跟公共关系专业的市场前沿，研究公共关系专业的发展变迁，培养专业领域亟需的各类专业人才，积极对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方向，通过开门办学、开放研究、协同创新，真正助推公共关系专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为安排好学员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河北省图书馆在学员到馆之前电话联系到每一位学员，了解每个人在受援单位的专业背景、工作岗位、培训需求，并根据实际情况，为每个学员预先安排首个培训岗。
其次，在学科化发展方面，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居间学科”，公共关系学一直以“被整合”和“跨学科”的学科特性示人。展望未来，公共关系学科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并融入泛专业化时代的到来，突破传统狭义的“小公共关系”思维，充分整合广告、市场营销、新闻传播等多学科(专业)的丰富营养和有用资源，在战略传播、公共传播框架下进一步做大、做强学科内涵。另一方面，也应积极与管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相近学科展开对话，努力发展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知识增量和理论贡献，在主流功能主义范式之外，加大对文化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的关注，真正拓宽公共关系学科的疆界。
总之，中国公共关系学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发展规模空前，社会需求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公共关系学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已经沉淀了十分丰富的成果。展望未来，在专业化与学科化的有机协同中坚持内涵式共生发展，依然是中国公共关系学应该坚持的正确方向。
面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合理、合法利益，为促进中美贸易和平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做出贡献。在此基础上，我国必须更加重视发展核心科学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由量变到质变的升级，以实现在贸易往来中，让中国出口商品由价格优势转为科技优势，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更大影响的贸易强国。从而维护中美贸易的共同利益，实现中美贸易平等、互利，促进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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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ymbiosisbetweenProfessionalizationandDisciplinization:RetrospectionandProspectoftheDevelopmentofChina’sPublicRelationsinChineseReformandOpening-up40Years
LIU Xiao-cheng1,LI Xu-hong2
(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2.Party Building Magazine,Gan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anzhou，730030,China)
Abstract：Modern public relations is the produc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Looking back the history,“professionalization” and “disciplinization” are two development threads that are intertwined together.From the beginning of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disciplinization” in the 1980s to the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and then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m in the new century,China’s public relations has always been growing in their interweaving.On the one hand,under the logic of “professionalization”,China’s public relations has been actively pursuing vocational “professionalization”,in which this discipline has serv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and promoter.On the other hand,under the logic of “disciplinization”,practical research&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a’s public relations,but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Public Rel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Looking into the future,China’s public relations also needs to be developed connotativel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disciplinization”,intrinsically promoting its growth.
Keywords：Chinese public relations；professionalization;disciplinization symbiosis
收稿日期：2019-0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县级媒体融合与基层传播治理创新研究” (19XJA860001)
作者简介：刘晓程(1982-)，男，河南罗山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从事公共关系学研究；李旭红(1984-)，男，甘肃通渭人，编辑，从事党建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3-0093-08
(责任编辑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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