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释氏六帖》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类书。其所引用的《高僧传》本子是一个早期流通的版本，在僧传的多少、目次的前后、正附传的处理等方面，与现今通行的《高僧传》本子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可为我们研究《高僧传》版本的流变提供某些线索。另外，其保存的多位僧人的传记为今本《高僧传》所无，为我们考察道宣所撰《后集续高僧传》何时合入《续高僧传》提供了可资寻索的信息，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释氏六帖；高僧传；目次；正传；附见
五代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释氏六帖》是一部重要的佛教类书。关于它的编纂体例和文献价值，笔者已有拙文〔1-2〕作了初步论述。日本京都东福寺所藏宋本《释氏六帖》是现存最早的该书刊本，其文献价值不可低估，特别是该书的第五、六两帖，较为完整地摘录了梁释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唐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三书的内容，不啻是此三书的删节本，对考察此三书的早期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今仅就其所引《高僧传》的一些情况作初步的考察，另外两书的考察俟日后专文论之。
一、宋本《释氏六帖》所引《高僧传》的目次和正传附见问题
（一）目次问题
宋本《释氏六帖》的第五帖共收二部，即流通大教部第十四，该部下又分四小目：总序一、法式二、译经三、求法四；此下是法施传灯部第十五（解义）。第六帖共收八部，即神通化物部第十六（神异）；静虑调心部第十七（习禅）；持犯开遮部第十八（明律）；捐身为法部第十九（舍身）；持诵贯花部第二十（诵经）；荷负兴崇部第二十一（兴福）；抑扬半满部第二十二（经师）；化导人天部第二十三（唱导）。从流通大教部第十四的“译经三”开始，就是所收僧传。将其所收僧传的顺序与今本《高僧传》目次对勘，两者基本相合，但也偶有不同者。如“译经三”下的“祇难三藏”条在“法护六经”条后，按此二条内容在今本《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中，分别为魏吴武昌祇难、晋长安竺昙摩罗刹（汉译法护），祇难在前，法护在后。细读两传，从两人来华及译出经论的时间来看，应以今本《高僧传》的排列顺序为合。再如“译经三”下的“法喜聪慧”条在“众现寻师”条前，按此二条亦在今本《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中，分别是晋长安僧伽跋澄（汉译众现）、晋长安昙摩难提（汉译法喜），却是众现在前，法喜在后。寻绎两传，发现二人差不多同时来华，均为前秦苻坚礼遇，但众现译出经论略早，而法喜则略晩，因为传记提到众现译经时苻坚已为姚苌所害，关中人情汹汹。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以今本《高僧传》的排序为合理。
例 2：The enterprise which has been operating in the red has decided to switch to other production.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当然不排除义楚在编排资料时排乱了次序，但是最大的可能是义楚所据底本的顺序本来就是这样的。义楚生当五代，当时的《高僧传》估计尚没有刻本传世，大家所读的主要是相互传抄的本子。由此可知，义楚所据的本子应该比现存最早的宋刻本还要早，这就为我们考察《高僧传》早期的目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二）正传附见问题
把这两帖所引的各僧条目与今本《高僧传》比对，也可发现两者正传附见情况也基本相合，但偶尔也有出入者。比如释道房，在今本《高僧传》卷十一《明律》里是列正传的，但在宋本《释氏六帖》中却未列正条，只附见于“僧隐禅律“条下。这或许与《释道房传》过于简略有关（全传仅七十余字），义楚以为不必列专条。但今本《高僧传》卷十一《明律》里的僧传普遍简略，如释慧询、释贤扩、释僧从诸传也只八十来字，但他们在宋本《释氏六帖》中均列有专条，看来因释道房传文字简略而未列专条的理由似乎难以成立。因此，释道房未能在宋本《释氏六帖》中列专条的更大可能是义楚所据的《高僧传》本子并未给释道房列正传而只是使其附见于《释僧隐传》中，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另外，也偶有在今本《高僧传》中未被列为正传只入附见者在宋本《释氏六帖》却被列为专条的情况。如第六帖《荷负兴崇部第二十一》有“道敬事众”条云：
琅瑘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情爱丘壑。止于若耶山，立悬淄①《高僧传》淄作溜，可从。寺。后（为供养）众（僧）②为供养、僧，据《高僧传》补。，持十戒。又昙学居止③止，原作上，据《高僧传》改。秦望之北乐林寺。又韶相、灌蒨④蒨，原作旧，据《高僧传》改。，名望僧，住在东岳矣。
按此条内容出自今本《高僧传》卷十三《释僧翼传》。道敬和韶相、灌蒨是作为附见附于《释僧翼传》后的，因为此四人同于会稽山立寺居住（韶相、灌蒨先在东岳，后亦迁居会稽），情形相似，故集为一传，这也符合常理。但从义楚将道敬列为专条来看，更大的可能是，义楚所据的《高僧传》本子里，道敬是有正传的，而韶相、灌蒨是作为附见附于《道敬传》末的。这个情况也为我们考察早期《高僧传》本子的正传附见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二、释义楚所据的《高僧传》本子疑亦有后世内容窜入的问题
按：继，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据《大正藏》作“续”，并出校勘记云：“三本、金陵本作继”。作继、作续本无大碍，但宋本《释氏六帖》作“继”，则至少可助证三本、金陵本作“继”的渊源有自。
“僧伽三藏”条云：
据“下《续高僧传》”一句看来，“怀素羯磨”条还应属《高僧传》内容，但生活在萧梁时代的释慧皎撰写《高僧传》，不可能收录生活在唐初的释怀素传（非唐中叶的草书家怀素，此怀素非彼怀素），甚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也没有收录此人的传记，因为据释道宣《续高僧传》自序，其收录的时间范围是从萧梁初年至唐贞观十九年，释怀素显然不在其内。实际上《释怀素传》收录在北宋初年释赞宁编撰的《宋高僧传》卷十四《明律篇》中。由此可知，宋本《释氏六帖》中的这条“怀素羯磨”，如果不是后来主持刊刻者的有意加入，那么必是释义楚所据《高僧传》的本子原来就有，因为古人书籍辗转传抄，被增添入新内容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然，释赞宁编成《宋高僧传》时，释义楚早已圆寂，不及看到此书，但释怀素的生平事迹早已为人所知，播诸人口，释赞宁所撰的《释怀素传》也不过是将其流传的生平事迹编成而已，所以不必怀疑此条内容来源的可靠性。
三、宋本《释氏六帖》所引《高僧传》助证现存各本《高僧传》文字问题
释义楚身居五代，因此其编纂《释氏六帖》时所据的《高僧传》本子应该是早于宋刻的写本，离《高僧传》作者释慧皎的时代较近，因此其文字相对来说，较为可靠。将其与现存各本《高僧传》比对，往往能助证其文字者。虽然释义楚所据的《高僧传》本子与现存各本《高僧传》未必同出一源，但早期本子文字往往有一致性，也是一个常见的事实。由于能助证现存《高僧传》文字的情况书中出现频率很高，尚未能列表统计，今仅举例说明，以窥一斑。
如《流通大教部》第十四《译经》三“智严鬼避”条云：
严，西凉州人。二十出家，纳衣宴坐，蔬食永岁。後至罽宾，从佛驮先谘受禅法，渐染三年，功馀十载，佛驮异之。
按：染，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据《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经》）作“深”，并出校勘记云：“三本（指宋资福藏本、元普宁藏本、明永乐北藏本）、金陵本（金陵刻经处本）、《开元录》（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洪《音》（五代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作‘染’”。而宋本《释氏六帖》恰好亦作“染”。虽然《大正藏》号称以《高丽藏》为底本，时代较早，但释智升、可洪、义楚均为五代以前人，其所据本子均作“染”，可见作“染”的历史依据颇为坚实。再从词义来看，虽然“渐深”语义似亦勉强可通，但总不如“渐染”来得常见妥适。
近年来，微生物发酵法成为虾壳蛋白、甲壳素和虾青素生产研究的一个热点。使用微生物发酵产酸处理虾壳，使其脱钙，不但能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回收许多有价值的虾壳副产物，如蛋白质、虾青素、脂肪酸等，从而提高资源利用。
姓范，京兆人。贞观十九年师奘法师出家，明《四分律》出《戒心要羯磨文》，可谓嗣徽迦叶，继轨波离。撰诸要义经论等⑤五十馀卷。能文善书，即《圣教序》《般若心经》行于世矣。高行莫测⑥，名唐代也。下《续高僧传》。
在通识基础教育方面，要求学生要有扎实、牢固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人文素质，这是对本科层次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获得专业技能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在通识基础教育方面的培养目标低于研究型本科院校[5]。
僧伽跋摩，此云众铠。天竺人，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善解律论，时号三藏。
按：律论，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据《大正藏》作“三藏”，并出校勘记云：“三本、金陵本、祐《录》（指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开元录》‘三’作‘律’”。而宋本《释氏六帖》则作“律论”。似当以“律论”为是。所谓三藏，指经藏、律藏、论藏，而三藏法师指精通三藏奥义者。然精通一藏二藏者，也得称三藏法师，因为三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精通律藏、论藏者，必须以精通经藏为前提。《大正藏》本可能泥于后面“时号三藏”之文，遂将“律论”改为“三藏”来迁就之。至于“律论”“律藏”何者较妥，亦有说。据《高僧传》卷三《译经（下）》僧伽跋摩本传，在“善解律藏”下，尚有一句“尤精《杂心》”，而《杂心》的全名是《杂阿毗昙心论》，是典型的论文，自然属论藏，可见其精通律论二藏是有根据的。所以鄙意作“律论”还是有较为坚实的理据的。
本次2 000 例筛选对象中，1 008例低危人群，占50.40%（1 008/2 000 ）；517例中危人群，占20.85%（517/2 000）；475例高危人群，占23.75%（475/2 000 ）。
“法朗遇圣”条云：
京兆人。禀性端明，厉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志，讽诵之声，以夜继日。
释义楚所据的《高僧传》本子疑亦有后人窜入的内容，如第六帖《持犯开遮部第十八》“怀素羯磨”条云：
以上是能助证《高僧传》宋元明三本、金陵本等文字可靠性的例子。下面是能助证《高僧传》通行《大正藏》本文字的例子。
由于便捷性，提高了信息的传达率和办公效率。文件查看阅读量由30%提升至80%；缩短了文件办理时间，旧模式的文件审批环节周期可能需要一至几天，微企从流程开始到结束，只需短短几分钟，节约职工等候时间，提高职工满意度。
第五帖《法施传灯部》第十五“孝龙小品”条云：
中山人。少出家，善戒，常读经至“双树”“鹿苑”，鬱而叹曰：“不值圣人，须观圣处。”乃与四人同学发趾张掖，西过流沙。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产业兴则乡村兴。如果没有产业作支撑，乡村振兴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推进乡村振兴也往往会流于空谈。要大力发展富民兴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大力发展特色优质高效绿色现代农业，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
按：前一“桓”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据《大正藏》作桓，并出校勘记云：“三本作盘”。作盘、作桓在此处似均可通。桓桓，《诗·鲁颂·泮水》：“桓桓于征”。毛传：“桓桓，威武貌。”《尔雅·释训》：“桓桓，威也。”从下句“剋迈高广”看来，作此解释也似可通。然作盘桓，亦可通。《文选·陆机〈拟青青陵上柏诗〉》：“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吕延济注：“盘桓，广大貌。”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难公孙》……志气盘桓，各含殊采。”此处当作“气象广大”义来理解。从上下文意来看，作盘桓似更确切妥适。但宋本《释氏六帖》作桓桓，亦可助证《大正藏》本文字亦渊源有自，并非妄改。
“智猛倜傥”条云：
……孙绰赞曰：“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尅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效仰。雲泉弥漫，兰风舒响。”
按：流，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出校勘记云：“宋本无‘流’”。而宋本《释氏六帖》有“流”字，说明宋本《高僧传》确实脱落了“流”字，以致文意不明，从而助证了《大正藏》本《高僧传》文字的历史可靠性。
柳梧新区商业圈则集中了拉萨市乃至自治区的媒体广告公司、设计策略型广告公司，多为印刷行业上游产业，专业化特征明显。受自治区创新创业政策影响，各印刷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集中于各孵化中心、创新基地等。业务多来自于政府部门及各事业单位，政府扶持力度较大。
按：谷，三本作咎，《大正藏》作“谷”。作谷作咎均可通。从上下文义来看，支氏要强调的是自己困难的处境，而非动辄得咎的情况，似作谷更妥适。而宋本《释氏六帖》亦作谷，说明《大正藏》本此处文字确有根据。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不从三本，颇为有见。道，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从《大正藏》本作“道”，并出校勘记云：“三本、金陵本‘道’作‘庭’”。而宋本《释氏六帖》亦作“道”。虽然从文义上来看，作“天庭”更为常见易解，但作“天道”也可通，可理解为帝京的道路，指代京城。这也助证了《大正藏》本此处文字的可靠性。汤用彤不从三本、金陵本改“道”为“庭”，表现了一个学者审慎的治学态度，甚是。
支遁，字道林，姓关，陈留人……名流送别，征虏蔡子叔前近遁坐，谢万石後至，蔡暂起，石移近坐，蔡至，和褥举谢掷地，谢不介①介，原作分，据《高僧传》改。意，时贤所慕如此。
（3）地下水的开采量大大减少，县内水位下降幅度较大降低，石羊河流域集中区在小范围内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需要节约用水，变得更节水。普通民众创新了自己的农田节水技术，如干播和湿栽技术，以及一部电影的两用免耕技术。人们对用水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高了水商品的认识，普遍提高了节水意识，低耗水和高效节水作物（如棉花，向日葵，茴香等）的比例已经提高，大大增加了比例。
按：万，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不从《大正藏》本作“万”，而改从三本、金陵本作“安”，并出校勘记云：“原本‘安’作‘万’，据三本、金陵本改”。而宋本《释氏六帖》亦作“万”。似当以作“万”为是。此处情节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篇亦收入，故事主人公正是谢万石，而非谢安石，足证《大正藏》此处文字确有根据，不宜据他本改动。
同上同条又云：
……（支道林）又上书乞归东山，在《传》极妙，略云：“贫道野逸东山，与世异营，菜蔬长阜，漱流清壑，繿缕毕世，绝窥皇阶。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荜。频奉明诏，使诣上京。进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屡蒙引见，优游宾礼，采以微言……”
“支遁道林”条云：
四、宋本《释氏六帖》所引《高僧传》的缺陷问题
当然，宋本《释氏六帖》所引《高僧传》也存在着较多的文字脱讹情况。从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算不上是精善之本。究其致误之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释义楚所据的《高僧传》底本或许已有脱讹情况存在，受条件的限制，释义楚未能纠正。二是因为此书是类书，不可能将整部《高僧传》纳入，只能是摘抄改写，为了尽量减少文字，摘删改写过度，致使文意不明。三是或许主持刊刻者未能悉心校对，甚至还有凭臆妄改的情况存在。如今已不可究诘。
如《流通大教部》第十四《译经（三）》“支谶多才”条云：
不可否认，无论是审判法官还是执行法官针对执行依据的明确性，尤其是给付内容的明确程度都很难把握的十分精准，因为法官并不精通各项事务，要求其一概十分精准到位确实是一项苛刻的请求，不可否认，当事人的请求在大部分情形下都是可以转化为金钱损害赔偿的。按照美国法上的案例，能够用金钱赔偿的都优先适用金钱赔偿，这样的原则虽然之于中国过于极端，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金钱赔偿作为备位执行方案的路径，即如果某项给付内容难以实现，我们可以确定金钱赔偿的方案作为备位思路。
月支人，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凛凛节行，蕴肃肃律风。讽群经，志在宣法。汉灵帝光和年中来，译《道行般若经》等十馀部，与佛调翻述。
3.多食粗粮、蔬菜、水果、鱼、虾、蛋、奶及富含维生素B6、维生素K、钙、镁等营养素的食物，少吃油煎肥腻食物；限制钾的摄入量。
如果不加深考，会以为与支谶一起翻译佛经的是严佛调。考《高僧传》卷一《译经（上）》《支楼迦谶传》，与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的是安息国优婆塞安玄：“（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说得够明白了。释义楚删削过当，致使张冠李戴。
“众现寻师”条云：
罽宾国人，少出家，有制懿之量。历寻名师，备究三藏。博览众典，持善数经，诵《毗昙婆沙》。符坚建元十年来入关，与秘书郎起正崇、道安等译《毗昙婆沙论》等。
(2) 碳酸盐岩裂隙岩溶水：分布于区内东、北侧，含水层由二叠系上统灰岩组成，岩溶较发育。地下水主要赋存于溶洞及裂隙带中，中等富水。主要接受松散岩孔隙水、区域岩溶水的补给。地下水动态受降水影响，随季节变化。
这则材料只短短百余字，但错讹竟达三处。据《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僧伽跋澄（汉译众现）传》，“制懿”之“制”当是“渊”字之误。盖《高僧传》在流行过程中，曾为避唐讳“渊”字而缺末笔，导致与“制”字形体相近，因而致误。“持善”之“持”当是“特”字之误。这个错讹似稍有可原，因为俗书扌、牛以及日、牛偏旁很难分辨，所以持和特、时和特极易互讹。严重的是“与秘书郎起正崇”一句，就错得离谱，据《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僧伽跋澄传》，“起”当是“赵”字之误，“崇”字当删。此处原文是：“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可见“崇”字当从下读，释义楚误读，致使名不符实。赵正的传记附见于《高僧传》卷一《译经（上）》《昙摩难提传》中。
又如第六帖《荷负兴崇部》第二十一“献畅称名”条：
法献，姓徐，西海近（当作延）水人……永明中，被敕追与长干寺玄畅为僧主，分任南北……畅建武初卒，年七十五矣。弟子僧祐立碑，沈约作文。献所得经像、佛牙在上定林寺，后被夜乃乍（当作诈）称人反，是临川殿下奴伴（当作叛），在阁中。入，锦帊裹将佛牙去。后不知也。
这段文字自“献所得经像”以下一段，莫名所以。“裹将佛牙去”的到底是临川殿下奴，还是诈称人反者，都未有交待，使人一头雾水。据《高僧传》卷十三《兴福·释法献传》，此处的情节是：“忽有数人並执仗，初夜扣门，称临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阁上，请开阁检视，寺司即随语开阁。主师（一作帅）至佛牙座前，开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锦手巾盛牙，绕山东而去。”文意明白。有人假称临川王奴叛乱，逃入佛牙阁中，要求检查，骗取寺僧开门，遂将佛牙劫去。释义楚删节改写过度，再加上又有讹字的干扰，致使这段文字让人莫名其妙，甚至使整理校订者也无能为役。宋本《释氏六帖》所引《高僧传》的缺陷主要在此。
宋本《释氏六帖》作为一部重要的佛教类书，对今人查阅佛教典实仍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它的主要价值应体现在文献上。通过与现存各本《高僧传》的比对，可以发现它在助证现存各本《高僧传》文字的历史理据和推测早期《高僧传》本子面貌方面仍有一定的价值。当然，它自身也存在删节改写过度以及脱误较多等缺陷，但是对这样一部宝贵的宋刻重要类书，我们对它的缺陷还是应持宽容的态度，不要苛责，而是要尽量挖潜它在文献考证方面的价值。
网内封堵：DDoS统一管理平台通过骨干网运维系统对 D 路由器发送黑洞路由，传递给省内目标子网的CR，实现去往目标 IP 地址的全部、分区域流量封堵。
［参考文献］
〔1〕钱汝平.佛教类书《释氏六帖》考论〔J〕.宗教学研究，2006（3）：205-208.
〔2〕钱汝平.中国最早的佛学辞典：《释氏六帖》〔J〕.文史知识，2006（1）：116-120.
Textual Study on The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Quoted in Shi Shi Liu Tie in Song Dynasty
Qian Ruping
（Institute of Yue Culture,Shaox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haoxing,Zhejiang 312000,China）
〔Abstract〕Shi Shi Liu Tie compiled by Yi Chu,an eminent monk of Kaiyuan Temple in Qizhou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is an important Buddhist book.The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 quoted by it is an early circulation version.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from its current version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biographies of monks,the catalogue,and the handling of the attached biography.This can provide some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In addition,compared with the current version,the version quoted in Shi Shi Liu Tie has certain advantages,but also some mistakes,which should be treated objectively.
〔Key words〕Shi Shi Liu Tie;Biography of Eminent Monks;catalogue;main biography;subsidiary biography
［中图分类号］K825.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2266（2019）07-0032-05
［DOI］10.3969 ∕j.issn.2096-2266.2019.07.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东福寺藏宋本《释氏六帖》与先宋涉佛文献研究”（14BZW087）
［收稿日期］2019-03-22
［作者简介］钱汝平，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佛教文献和越地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 张玉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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