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洋”入“新”、“三自爱国”、“左”和“极左”到拨乱反治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生态的稳定、中国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执政党对宗教产生、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发展规律的认知，决定着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对宗教事务治理方略的调整。
关键词：中国基督教；中国共产党；宗教；规律
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宗教成为影响社会关系的重要变量因素。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生态的稳定、中国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执政党对宗教产生、发展规律及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发展规律的认知，决定着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对宗教事务治理方略的调整。因而，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按照宗教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好宗教工作。
4)实时交通路况和天气预报技术。实时交通信息除包括城市道路拥堵情况外，还应该包括整个区域的交通状况，路面的维修情况，路面情况等。实时天气不仅指当年某个市或县当天的天气预报，还应包括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灾害性气象，出行目的地的天气状况等，具备动态的交通和天气状况，才能为客货运输、交通出行带来很大方便。
2002年，哈尔滨市规划局委托哈尔滨工业大学规划设计院，一起负责其城市的色彩规划，开始了参与手绘城市色彩的规划，并于同年完成了此方案的制定。
一、由“洋”至“新”：基督教的时代转折
1840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中“建造教堂与保护基督教内容亦列于条约之中”。[2]因而，西方差会传教机构依靠特权在中国传教，中国教会经济上大都依附西方差会的资助，无论是形式到内容，呈现在中国民众之中，从教堂建筑到诸多“洋货”，从教会医院、诊疗所到传教布道内容，以“洋”为本，“洋教”“洋人”“洋教士”，处处展现西方特色，虽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多怀有善良愿望与动机，但不可否认其中一些传教士借机参与侵略中国活动，获取利益。正如英国著名中国教会史家怀特指出：“一切传教士都从鸦片战争和随着中国的失败而签订的诸条约和法令中，获得了利益和好处。”[3]正因为如此，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呼声日益高涨，也波及到基督教领域，一方面民间出现了“反洋教”的多起“教案”，引发“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源于知识界“非基督教运动”把反对基督教视为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中国教会内部爱国人士，也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势力掌控教会，开始改变“洋教”之形象，出现了“教会自立自传运动”，要求脱离外国差会的束缚和控制，实现独立，自办教会，如俞国祯于1906年在上海创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提出“废除保护教会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一个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这是我国基督教历史上首次提出将爱国与爱教结合在一起的“三自”思想。[4]20世纪20年代教会中另一部分爱国人士发起基督教“本色教会运动”，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在教义、组织、礼仪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教会应由中国基督教徒负责管理、传教和经费使用权，但经济上仍接受西方差会资助；倡导中国基督教与我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实现同宗派教会大联合。“教会自立自传运动”和“本色教会运动”都反映出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力图削弱西方差会的控制，逐步实现自治、自传、自养，摆脱“洋教”的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但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决定了两种运动的不彻底性与妥协性，因而，仍摆脱不了“洋教”之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积极慎重的工作方针。而基督教内部对于中国新生的政权、制度、政策有支持、同情、疑惑、抵制、反对和破坏等不同的态度。
1962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使党的宗教工作受到极大破坏。从宗教工作领导层来看，反右倾斗争党内指向李维汉和中央统战部的批判，党外指向宗教界领袖十世班禅大师的批判。但纵观宗教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潮开始转向“极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宗教工作和宗教政策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运动，宗教首当其冲，“极左”路线视宗教为迷信、反动，全国几乎所有的寺观教堂都受到冲击，教职人员被批斗、下放或劳改，宗教典籍、文物等被打砸或烧毁，宗教活动场所被关闭或占用，对广大信徒强迫表忠心，放弃宗教信仰，或被关押、批斗。宗教工作方面，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旗号，全盘否定党的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在这样一种政治运动和无序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个宗教处境非常艰难。对于“文革”时期的基督教来说，处于政治高压态势下的非正常社会环境中，基督教家庭聚会开始形成，农村成为基督教活动和发展的主要场所，加深了信徒对政府及三自爱国会的不信任感。[16]因而，“左”或“极左”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宗教工作瘫痪，各宗教组织的活动基本全部停止。
二、定分止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定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基督教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割断了基督教、天主教与外国差会、俢会的联系，使两教的领导权掌握在爱国进步人士手里，使基督教、天主教真正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办的宗教事业。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证明，从伴随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由“洋”入“新”，从“三自革新”到“三自爱国”，曾经历曲折，但改革开放，使基督教在中国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在国际舞台展现出中国基督教中国品格和中国气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稳定，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步入正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宗教政策趋于稳定，政策环境愈加改善，人民敢于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追求。
就基督教来看，政治层面：各级政府大量平反冤假错案，“文革”中受到迫害、冲击的基督教人士被平反，恢复名誉；经济层面，“文革”期间停发基督教人士的工资，一律全部发还，同时，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等，使得基督教人士心怀感激之情。198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活动，认为“恢复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可以在促进安定团结、实现四化，在团结教徒青年、妇女，在联系港、澳、台胞、海外华侨，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17]各省也相继召开基督教代表会议，恢复了各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工作。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代主席丁光训做了《回顾与展望》为题的开幕词，指出中国基督教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和重大问题。大会对三自爱国运动、成立教务机构、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决定成立全国性的教务机构，修订《中国基督教协会章程》，坚持按“三自”原则继续办好教会。这届会议是时隔19年召开的基督教全国会议，会议强调“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带领广大信徒与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多贡献。”“要遵照圣经真理办好中国信徒自己的教会，根据中国教会需要做好各项教会事工。坚持三自爱国道路的同时，愿同国外的教会与信徒，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进行平等友好的交往，促进主内团契。”[18]可以说，1980年以来，中国基督教发展开始步入正轨。
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于1954年7月22日至8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各教派、各团体的62个教会及团体代表232人参加。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四年来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成就。会议通过了《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和平的决议》《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四项决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国基督教徒在新中国成立后摆脱了外国差会的束缚，为建设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而召集的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也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空前广泛的一次大团结的会议。中国基督教从过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打破宗派界限，互相尊重，走上了联合办教的道路。正如《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四项决议》中所提出的：“在反帝爱国、爱教的共同目标下，促成基督教各教会所有信徒的大团结，进一步开展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对各教会在信仰上、制度上、仪节上所存在的差别,采取互相尊重的原则。”“鼓励全国基督教徒继续认真进行爱国主义学习，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影响，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纯洁教会。”[13]中国基督教通过“三自爱国运动”，肃清了帝国主义影响，定分止争，从“三自革新”向“三自爱国”转变，逐步改变了教派林立、彼此纷争的局面，实现了联合办教。
1951年1月22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常务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自本年1月起，完全拒绝任何外国、任何项目之各种捐款，并号召所属各级教会，立即自动断绝外国津贴，以自己的力量维持本会必要的各种业务”。[11]1951年初至1952年上半年,全国各教派、各团体、各地教会相继按政务院登记条例的规定，在各省、市人民政府专门登记处进行了登记。当时，一些长期依赖外国津贴的教会和教会机构要立即走三自的道路，面临诸多困难，通过各地教会工作人员、信徒的努力以及人民政府免收房地产税等政策，中国教会开始走上了自养之路。4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邀请基督教各教派各团体的负责人共154人参加。会议的目的就是鼓励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帮助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之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坚决拥护并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教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以及《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处理办法》，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12]与会代表，为了统一领导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提出筹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意见，推举吴耀宗等2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广泛开展了控诉运动，在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改变了政治立场，增进了各教派在反帝爱国基础上的团结。至1953年国内基督教会内大批的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外国教会的津贴已经基本断绝，其所办的学校、医院及救济机关被政府接办，依法惩办了一批披着基督教外衣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但是，在部分教徒中仍对“三自革新”有误解，认为“革新”乃是改革宗教之意，对“三自”抱有怀疑和顾虑。为了消除部分人的误解和顾虑，更多地团结全国各教派的信教群众，在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上把“三自革新”的名称改为“三自爱国”。
三、或“左”或“极左”：基督教的曲折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项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僵化地、教条地理解和运用，加上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点、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研究，党的宗教工作领域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宗教工作先后受到“左倾”思想和“极左”思想、“极左”路线的干扰，致使宗教工作和各宗教从1957年到1978年受到巨大损失，开始了极其艰苦曲折的发展历程。邓小平曾指出：“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们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4]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在基督教界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也号召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和基督教徒树立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同时就基督教徒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提升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觉悟，肯定爱国爱教的一致性。由于受全国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基督教内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也出现了批判所谓的右派分子，个别宗教界人士被打成右派，把本应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来处理，特别是195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使得中国各项事业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道路上来，对宗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地泛滥开来。”[15]受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严重偏差影响，对全国宗教组织、活动、教职人员产生了严重冲击，基督教也不列外，面临诸多问题，如教牧人员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等，被清理、被下放，教牧人员严重萎缩；教堂和教会房产的主动或被动地大量捐献、合并，场所锐减；教徒由于各种运动、礼拜活动的减少、教堂分门别户、拉帮结派等因素影响，信徒流失严重；教会与西方差会断绝关系，经济困难，信徒奉献减少，难以维持自养，加上教会自身消极、负面因素影响，影响基督教发展。因而，反右倾斗争使“左”倾思想抬头，使基督教界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紧张，为了缓和这种关系，中央统战部建议在基督教界人士中举行一次“神仙会”，参会人员就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自由讨论，达成共识，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1961年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就1954年以来六年工作作了总结，提出继续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加强自我改造，努力消除教会内反动分子。
面对中国基督教复杂的情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的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群众信仰问题，另一方面较长时期又被帝国主义用作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5]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发现混进有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们有帝国主义的国际背景。对这个问题，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由中国人来办。”[6]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基督教工作的任务对基督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逐步实现基督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和经济关系，把基督教会变为由中国教徒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1950年5月，周恩来先后三次出席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其讲话精神主要有：一是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三是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必须在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四是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使宗教活动有益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五是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到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六是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7]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基督教的工作方针得到了广大基督教徒的拥护和支持，以吴耀宗为代表的基督教爱国人士，于1950年7月28日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稿，9月2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宣言稿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和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并提出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8]这对于中国基督教及团体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充分肯定了基督教界的反帝爱国立场，并给予坚决的支持。“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规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基督教获得新生，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观感，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宗教活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划清了界限，而不互相混淆。”[9]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结合中国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逐步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利用，由“洋”入“新”，中国基督教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四、拨乱反治：基督教迈入新时期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宗教工作步入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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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得草原中来，绿色王国，花草天堂，但在漫无涯际之中，此番我的观光焦点，不全在草原山岗河流等大景致，反而破天荒地“微观化”了。
二是基督教堂得到恢复和开放。教堂作为社会实体是承载信众思想和行为的场所，基督教堂的开放和恢复则表明政府宗教政策空间开放。从不同时间段基督教堂的恢复和开放，则反映出基督教发展状况。（见下表）
一是信徒人数持续增长。2008年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基督教信教人数为1600万人，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70万人相比，增长十分迅猛；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统计，天主教信徒550万人，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300万人相比，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2010年基督徒达2305万人，基督徒数量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快速上升状态，从全国范围来看，1993年以来信教的基督徒占信徒总数的73.4%。[20]2018年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0.8万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5.7万人。[21]
全国基督教堂恢复和开放数量统计表①
时间 教堂数量（单位：所） 聚会点数量（单位：处）1980年 50-60 1992年 7000 2万多1997年 1.2万 2.5万多1999年 1.6万 3.2万2009年 2.4万 3.1万2018年 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
三是文字出版事工得到迅速发展。除了恢复教堂以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在1980年出版汉文《圣经》，1980年10月和12月先后出版《新约全书》和《新旧约全书》13.5万本。[22]至1986年印刷与发行《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新旧约全书附诗篇》共210万册，编辑出版《赞美诗（新篇）》，发行简谱本60万册，文字本10万册，[23]并恢复刊物《天风》杂志。自教会恢复至2012年底，出版发行《圣经》数量已达6,217万册，[24]《圣经》版本和样式不断丰富，再版苗文、傈僳文、景颇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圣经》以及有声《圣经》。2013年至2018年，发行圣经近1800万册，出版及再版各类书籍100多种，超过550万册。[25]中国已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印刷超过100个语种、1.6亿多册 《圣经》，其中为中国教会印刷约8000万册，包括汉语和11种少数民族文字以及盲文版。[26]
四是神学教育事业得到稳步发展。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决定恢复金陵协和神学院，1982年开始招生，设立四年制本科、三年制研究科。1987年增设一年制义工培训班，1989年又增设圣经函授班，神学院坚持培养“灵、德、智、体、群”办学方针，各地也陆续建立神学院，到1998年，各地先后设立了18所神学院校，形成了中国神学教育的三级体制。全国性的神学院1所，地区性的神学院5所，省级的神学院12所。“到1996年时，全国神学院校毕业生累计已有2651人，在校生近1000人。”[27]据2018年中国基督教第十次代表会议报告数据统计，全国有神学院校22所，各神学院校毕业学生约6300人。[28]
五是对外交往活动有序进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同国外的联系活动在互相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同香港、澳门及世界各国基督教会、团体和信徒进行交往，促进了解。如中美基督教会2013年在上海举办“第二届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2017年在美国举办“中国教会事工”交流会；2016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共同与德国新教联盟在德国联合举办“中德宗教对话——和平与共享”跨宗教对话等，有利于国际舞台上体现中国宗教话语权。
改革开放释放了科研设计院所和科技人员的所有潜力，也释放了人的生产力，将设计成果推到了产业发展的第一线。市场经济的规律，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设计不仅要解决工程设计的结构、功能等问题，还要解决其形态、色彩、造型等问题。中国的设计发展要在产品与商品、生产与市场、科技与文化之间重新找到平衡点，才能走得更远。因此，中国的工业设计应运而生。
五、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启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和许多教徒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斗争。他们发表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向全国教徒讲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12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其辖区内中朝两国的财产，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因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境内依赖美国款项来维持的基督教事业和它们的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针对美国这一无理措施，于12月28日发布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12月29日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教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决定》和《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肃清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及宗教事业的自主权利，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进行破坏活动。以吴耀宗为代表的27位基督教人士人发表宣言，认为政务院这一决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基督教革新任务的完成”“我们本着爱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心理，不但可以完全脱离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经济关系，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新中国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更健全的，更能为新中国社会服务的基督教事业”。[10]美国原来想以停止经济津贴来威胁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不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而激起中国基督教徒强烈反美情绪，促使中国教会领袖下决心加快三自革新的步伐。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建党98年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70年的实践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强后盾。正如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29]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治主张，并实践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尽管有过曲折，但不断发展和并逐步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结合中国革命时期的实际，始终强调对待宗教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为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并付诸于长征途中民族地区革命政权建设中；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把广大信教群众力量凝聚到抗日革命中；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着手研究全国胜利之后宗教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留下来的学校、医院、教堂等问题上，提出应由中国人来办，“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他们变成民族的”“但不能急躁，要有步骤地进行”。[30]这一思想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宗教“五性”论，在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强调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依照规律办事，并在宪法中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党和政府支持宗教界废除了宗教中封建特权和剥削制度，清除了教会中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宗教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势力控制、利用的历史被终结。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为实现国家独立、各民族解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国从封建专制国家走向人民民主国家的飞跃，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探索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这一伟大的飞跃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处理好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证。
（二）必须按照宗教规律做好宗教工作
1957年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宗教工作破坏是相当巨大的，由于不能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论述，不能科学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规律，中国共产党在宗教领域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宗教工作出现诸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逐步消解宗教工作领域“左”的影响，指出：“宗教在我国历史悠久，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各种宗教，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有较深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联系。因此做好宗教工作，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国内国外都有重要意义。宗教工作情况复杂，两类矛盾经常交织在一起，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必须全党重视，各方协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才能做好。”[31]明确指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需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出发解决问题。1979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第八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着重强调“争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恢复和健全宗教工作机构、恢复爱国宗教团体的活动，解决宗教工作经费和宗教团体房产等问题。”[32]从宏观层面加强宗教工作机制，团结信教群众。1979年9月，中央强调：“要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为各宗教团体、爱国宗教组织恢复活动创造条件，支持这些组织的工作，发挥其积极作用。”[33]进一步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要发挥宗教团体的积极作用。从这些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由于宗教工作遭受的破坏严重，宗教问题上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宗教工作虽艰难恢复，但进展缓慢。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文件重申：“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34]1982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其中强调：“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35]执政党对于宗教产生发展的规律，开始有了科学、理性的认知，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宗教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宗教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对宗教问题处理上一定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强调“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36]“党的宗教政策，绝不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战略规定。”[37]这一文件的颁布，喻示着执政党宗教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从1990年、2001年和2016年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宗教的最终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甚至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执政党科学认知规律、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水平。
从博罗老城到府县双城，城址的迁移随东江水系，格局从单江转向双江的水局，而罗浮山的道教祭祀场所的精神都可在城市、水系、山体及州府内道教与民间信仰祭祀场所的联系脉络中体现。梁化古城是惠州最早的县治，由于距离罗浮山的距离较远，城址与罗浮山的关系已经式微，其梁化区的九龙峰民间祭祀场却依旧延续罗浮山道教祭祀场所的洞天精神。
（三）必须按照法治原则处理宗教事务
1982年《宪法》第36条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总原则，也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总纲，体现了国家用宪法确立宗教工作基本政策的法治原则，也是制定和执行宗教法规、政策，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根本法律依据和保证。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在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影响，其他领域涉及宗教问题时，自然也出现执行政策的偏差，如1982年9月根据社会上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个别地方把宗教信仰视为精神污染，甚至提出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要“清除宗教对人们的影响”[38]。因而，1983年12月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对待宗教问题，需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坚持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坚持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除专设的宗教院校外，任何教育机构禁止开设宗教课，在报刊、广播、影视等大众宣传媒体中不进行宗教宣传。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重申宗教不得“干预教育”；1982年中发19号文件中，再次重申“决不允许宗教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决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十八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39]1982年宪法中也确立了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原则。但实践中，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程度存在宗教干预教育的现象，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地区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干扰学校教育问题的意见》，强调了“必须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必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的原则”[40]，及时制止了一些地区出现的宗教干预教育的现象。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活动。”因而，法治化奠定了宗教工作规范化的基础。迄今宗教事务法律制度框架初步确立，我国修订的如《刑法》等法律法规，将宗教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作为规范和调节宗教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基本法律为基础，《宗教事务条例》为主导的宗教工作法律制度。
（四）必须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国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由国外传入到中国，经过长期与所在社会适应和融合，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宗教。宗教的中国化就是要求我国各宗教真正成为中国宗教，而不是“宗教在中国”。坚持我国基督教的中国化方向，就是积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必然要求。0世纪50年代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和90年代神学思想建设使得中国教会具有“中国特点”，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和成就体现。由于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渗透，造成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误解，加上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希冀通过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达到改变中国意识形态，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目标，使得基督教仍没有脱去“洋教”外衣和羁绊。因而，基督教中国化是时代命题，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基督教历史和实践的要求，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宗教的发展，用中华优秀文化浸融、滋养我国宗教文化，用神学思想建设的成果塑造我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人文品格，坚定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自信、文化自信。同时，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宗教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忽然，一个穿着殡仪馆制服的女人披头散发地跑来：“尸体……尸体不见了……不见了啊……”然后又疯疯癫癫地撞开人群，向外奔去。
注释：
①数据统计资料根据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国务院白皮书《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报告》1997年；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总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国新办《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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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资料中心[A]//党内规章选编1978-1996章程和决议EB/OL].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Z].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8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督教在当代青海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研究》（批准号：14BZJ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明忠（1968-），男，撒拉族，青海循化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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