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理解为研究出发点，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将知识社会学从特定的社会学分支拓展为一种解读日常生活经验的独有视角，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研究。不仅如此，伯格的解读社会学试图以人本主义回应社会学家的乌托邦激情，并解决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张力，这在技术重于思想的当代社会学界尤其值得我们反思。从理解、知识与意义这三个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通过连贯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伯格的经验研究，并考察他如何在肯定社会科学价值无涉的同时探求超越性的伦理价值。理解了伯格的解读社会学，我们就理解了古典社会学与现代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科学之间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彼得·伯格 解读社会学 理解 知识 意义
生于维也纳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1929—2017)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社会学大家。从宗教、家庭到现代化，伯格在一系列领域作出了影响深远的研究，共出版了近30部专著。在国际社会学会投票选出的20世纪最重要社会学著作中，伯格与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高居第五名。虽然研究领域和立场往往和学术主流格格不入，伯格始终坚持以平实的语言表述深刻的理论，这一专长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不仅如此，在纷繁多变的研究主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以解读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在道德和科学之间走出一条折中道路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伯格大大拓宽了知识社会学的含义和进路，将其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改造为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理解(Verstehen)入手，解释日常生活现象背后意义的独特视角。在他的解读社会学中，微观与宏观
的鸿沟不复存在，能动和结构也不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本文从理解、知识与意义三个关键角度出发，对伯格的解读社会学作出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试图阐明，伯格的终身研究有其构建解读社会学的连贯主线，而且这种解读社会学仍然值得当代社会学家的重视和思考。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理解
和许多致力于解读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一样，伯格认为我们无法通过单纯的宏观权力结构研究来理解社会生活；权力与知识的拥有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即使前者不要求后者为其论证权力的合法性，后者也会极力促使前者将其知识付诸实践。①在伯格看来，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无意识”行动，因为所有人都是寻找意义的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意义体系，试图理解这一体系，并试图让他人理解自己信奉的意义。问题在于，并非所有意义都易于理解或识别。受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影响，伯格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意义：一种是个人所熟知的意义；另一种则外在于一个人的知识范畴，包括其他社会的意义或自身社会中相对不熟悉的领域。为了在不同社会情境之间自如转换，个体行动者必须在不同情境中采取不同手段。同样，亲友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获取和制度化的意义获取具有本质区别。尽管如此，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一个意义解读过程。这种解读如要取得预期目的，解读者和被解读者对形势的理解必须足够接近，相关的知识必须能够轻易串接。社会学家只能通过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过滤和处理他人所提供的复杂信息。信息的接收者必须搜集信息，对其进行社会归类，将信息放到大脑已有的范畴中。
中国小麦土壤氮素丰缺指标与适宜施氮量研究……………………………………… 孙洪仁，张吉萍，冮丽华，吕玉才，王应海（41）
如舒茨所指出，日常生活同样存在这个过程；但社会学家的解读过程体现出不同的形式，需要对互动过程进行更细致和“超然”的关注。换言之，社会学视角体现为开放性、客观性和谦卑性。在探究与自身文化相同的个人、群体或其他文化时，只有对自身的局限有清醒认识并尽力避免这种局限所带来的谬误时，我们才能避免涂尔干所犯下的重社会结构、轻个人动机的“漠视能动性”(sovereign disregard)错误。②唯有如此，研究者才能避免扮演全知全能者的角色。基于这种考虑，伯格倡导一种韦伯式的解读社会学。③在他看来，韦伯的解读社会学是观察社会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或更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理解他人的感知、意义与行动最可靠的方法。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学研究，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数据”；只有通过观察者选择特定的关注对象，一个人的体验才能被感知。观察者对关注对象的兴趣要求一种用于理解的认知架构。在日常生活中，当事人未必会注意到这种建构元素，但在研究过程中，社会学家必须对它有清醒的认识。
和舒茨类似，伯格认为，社会学家必须将理论概念和日常生活的典型建构联系在一起，社会学解读也必须将这些意义与其他意义体系联系起来。就此而言，社会学概念属于“二阶概念”，或如韦伯所言，“在意义上具有充分性”(sinnadäquat)；④它们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典型表征向科学探究的转换。同理，社会学概念只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建构；⑤它们旨在提供一种认知手段，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如果无助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我们就必须将其摈弃。社会学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换位为研究者的意义世界，而这种换位正是解读社会学的精髓所在。⑥
在此意义上，伯格对实证主义(positivism)提出批评。实证主义者不但主张从普遍法则中演绎出一套因果关系体系，而且认为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伯格则强调，个体行动者的具体选择取决于他们自身构建出来的意义世界，社会学不应以提炼普遍适用的法则为目的。通过严谨的经验分析，我们有可能确定哪些关系属于意料之外的后果。同时，解读社会学虽然对涵盖率持怀疑态度，却并非缺乏客观性的主观猜测。社会学家必须遵循相关的研究规范，处理经验材料，提出概念，并与其他现象进行比较，然后才能进行解读。要保证客观性，社会学家必须刻意与其自身所处的情境以及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⑦
童年的记忆五彩斑斓。僻静的乡野，安详的木屋，屋前一条小河，屋后一片山林。河里的鱼儿追逐嬉戏，山林里的野花争妍斗艳。她喜欢将野花编成花环，戴上头顶，然后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蝴蝶在头顶翩翩起舞；她喜欢坐在河边，将脚丫泡进清澈的河水，再往河水里丢下一颗又一颗白色的石子。鱼儿轻啄着她的脚跟，她眯起眼睛，心中酥痒。有时她会奔向田野，毫无目的，就那么疯跑，让气喘吁吁，让汗透全身。她喜欢被自己追逐的感觉。
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社会学必须阐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主观意义如何成为客观事实？人类主体如何建构客体世界？这种辩证关系具体体现为认识论上的三个维度：外部化、客体化和内部化。社会通过个人活动持续生产社会现实；个人的主观意义和对社会的解读通过语言或其他符号载体外在地表现出来；在谈论自我时，我们固化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我，而我们每个人不但受自身知识所限，也受将自己的现实观强加给他人的能力的约束。
⑨⑩P. L. Berger, “Epilogue,” in J. D. Hunter and S. C. Ainlay, eds., MakingSenseofModernTimes:PeterL.BergerandtheVisionofInterpretive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p. 233;pp. 233-234.
在伯格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找到了合法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那就是多元化的公民生活与商业、政治、法律和治理在内的公共组织，它们体现出强烈的功能理性，并与私人生活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个人应该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保留相对于组织生活的自主性。问题在于，这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已被经济与政治领域侵占，成为后者的“殖民地”。从而，即便这一解决方案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尽管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社会若要维系下去，就必须“创造制度安排，应对反现代化的阻力。一个关键的制度创新领域是中间结构(intermediate structures)。这里的‘中间’指的是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无依无靠的普罗大众。这一政策建议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那么，如何保护私人生活免受公共组织的入侵？如何给技术理性注入人性化维度？这要求在个人与现代技术、商业实践以及科层制国家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深圳港水上“巴士”航线的经济性由上述3个指标构成的成本价值量来决定，通过与其他路径经济性的比较，分析深圳港水上“巴士”的优劣势.
社会学研究不同于倡议活动，而对他人独特性的尊重正是解读社会学的核心。⑨伯格承认，这种对他人解读、价值和传统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保守”色彩，因为它使社会学家不受乌托邦思想和他人操纵的影响。⑩但正是这种解读社会学使得伯格的方法论立场与政治观点互相支撑，并论证了一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必须是一种知识社会学。
二、理解他人知识
如果说伯格对解读社会学的表述和韦伯、舒茨至此相差无几，他的代表作《现实的社会建构》则革命性地重构了知识社会学，使他跻身于20世纪社会学领军人物之列。在这部探讨日常生活体验的著作中，伯格和卢克曼将解读社会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世界，他极少会关注自己所处的现实是什么以及这一现实从何而来；与之相反，社会学家需要对他人习以为常的事物提出质疑，需要明白普通人有不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中的普通人有不同的视野和体验。神秘主义者和政客的世界大不相同，富人和穷人的世界同样天差地别。每个社会与个人的知识、现实和体验都与众不同。不仅如此，我们更有必要去探究一种知识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现实的过程。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在一个社会中被看成是‘知识’的任何东西，无论这种‘知识’(在任何标准下)最终是否有效。由于一切人类‘知识’都是在社会场合中发展、传递和维系的，知识社会学必须致力于理解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被想当然的‘现实’成为普通人的具体事实。换言之，我们认为，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分析”。
在伯格之前，马克思、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均将知识社会学视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具体研究范畴包括虚假(以及真实)意识、政治立场、集体意识、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世界观、道德、宗教和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以舒茨具有社会学色彩的现象学为理论根基，伯格与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探讨的是涵盖面广泛得多的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在他们看来，知识并不仅仅是科学家所判定的有效定理或普通人所梳理出来的人生经验，而是一个社会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和使用的一切体验。
在这种意义上，知识不再只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是我们用来确认自身所处现实的人类生活基本现象。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由此，知识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边缘角落一跃成为核心关注点。由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构成了社会现实的主体间性，一切重要的社会学问题都取决于知识概念。这种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甚至可以妥善处理社会学的其他方法论进路，因为它凸显了社会现实的双重性，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客观事实性和韦伯意义上的主观意图性。
三、知识与社会建构
这并不是说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和专业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受个人价值的约束，而是说，作为天职，价值无涉要求社会学家广泛搜集信息和资料，要求其自身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对研究影响的最小化。伯格将社会学家比作间谍：“训练有素的间谍向上报告发生了什么。以他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其他人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社会学家就像一个间谍，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准确地报告某一个社会地带(social terrain)；其他人，或者他本人在社会学家之外的角色下，将决定将在这一地带采取什么步骤”。⑧
语文教师教研中的“歪题正做”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一些比较大的选题，既然选定了，就要高度重视，力求做出成果来；二是对一些比较边缘化的选题，可以积极迁移，挖掘其与语文教学的关联，或从中受到启发，找到共性；三是对真正选“歪”了的题要换角度思考，千方百计引导到“正”上来，进行有效矫正。
人的存在就是一个持续的外部化过程。通过自我表达，人们将身边的世界“外部化”；通过言说，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传播知识；通过建立制度，人们维系他们所传播的知识。制度化过程始于人们的习惯。如果这一习惯在和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成功，它就会变成惯例。如果其他人也被纳入这一稳定的互动过程中，这种外部化就转化为客体化。然而，社会现实的脆弱性和局部性产生了制定规则并树立意义阐释者权威的必要。这种规则和权威保证了客体化对象的合法性。它们在一个脆弱的现实中起到了安全防护罩的作用；在存在无数思考方式和行为期待的混乱世界中，它们为人的行动提供了支持、保障与意义。它们逐渐会变成故事、谚语、权利与责任，最终被专业人士发展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意义体系。具体而言，宗教长期以来都是最成功的意义体系，其合法性甚至覆盖到了死亡这种生命中的极端时刻。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外在于主观世界的客观合法化资源。在伯格看来，宗教是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更是知识社会学的逻辑延伸。
然而，客体化的合法世界只有在成为一个人的主观现实后才具有重要性。只有将现实加以内化，人们才能理解和接受现实的具体定义。只有介入他人的人生体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只有和重要的他者产生互动，我们才能建立起身份认同，因为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对特定现实的主观接受。社会、身份认同和现实都是在同样的内化过程中被主体所固化。
社会化的另一层含义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存续过程。关于这一点，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社会决定论，也就是伯格将社会化视为个人完全适应既有社会结构的过程。但对于伯格来说，社会化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和之后的社会化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自我内部始终存在社会化自我与非社会化自我(或不同社会化自我)之间的冲突。由于日常生活的不稳定性，主观现实永远保持可塑状态。
尽管如此，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是能动者。只要没有明显冲突，人们往往会接受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社会角色。但一旦失去这种安全感，人们就会觉得无法控制自身境况，而成为外力作用的“棋子”；客体化和主体化之间的平衡就会打破，转而向前者倾斜。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四、现代人的知识
在将意义体系视为人类生活世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伯格循着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对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作出了系统考察。在外部化、客体化和内部化这三角关系中，宗教是社会世界建构的重要元素。宗教不是一种“前现代”的原始追求，而是一切社会的固有现象。所有社会都面临不确定性、失序或异化威胁，相应地会产生维系秩序的努力。宗教创造了一种在面临“失范的恐惧”时为人类提供保护的“神圣宇宙”(sacred cosmos)。它赋予日常生活以终极意义，为其带来稳定性，从而在人的“世界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通过向社会制度注入灵性维度，宗教承担了维系社会秩序的职能。而在疾病、悲剧与死亡面前，宗教又将现实危机与超越短期现实的意义体系融为一体。反过来说，宗教在创造和保护意义方面的职能取决于它能否得到维系和更新。例如，如果基督教徒开始怀疑基督教在社会化方面的任务，它所开创的现实将受到质疑，其意义体系也面临坍塌的威胁。这种认知结构越不稳定，人们就越需要一种对现实的新的理解。这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中的根本性知识问题。
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内，世俗事务是通过宗教的视角来理解的；一直到西方工业化之后，这一局面才发生根本性转变。伯格注意到，现代化引发了价值、意义和规范的彻底相对化，尤其体现为多元化和主体化。世俗化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知识观，宗教色彩的意义世界第一次在普通人的世界失去主导地位。这不仅影响到经济、政治与法律制度，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借用韦伯的话说，理性化和祛魅化渗透至公共领域的各个角落，并深刻影响了私人领域。公共与私人生活开始产生断裂；宗教成为私人事务，信仰成为无关集体生活的个人选择；宗教团体失去垄断地位，需要互相竞争，并与世俗性团体争夺对意义的解释权。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真理被观点、舆论、怀疑、偏好和时尚所取代；现实和知识成为私人事务，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涂尔干所看重的神圣知识失去其符号力量。
胡去和胡来两个人是音乐老师最头疼的，他们虽然统称“二胡”，但完全没有音乐细胞。音乐老师也不喜欢我，因为我不喜欢唱歌。音乐老师惋惜地说：等你们到了陆地上，连音乐都不会，拿什么来慰藉啊。胡椒是我们这里唱歌最好的，她不是胡来和胡去的姐妹，也不是辣妹。她只是一个唱歌好听的女孩。我们这个岛上基本由两个大姓组成，一个是胡，一个是何。我也姓胡。当年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个岛上的新潮青年，是第一个把胎教带到这个岛上来的，再加上爷爷是传下来的岛长，他们生我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马虎。我的爸爸为了我受精的这一天禁欲健身，我的妈妈在怀上我后一直听着音乐，他们为我的诞生做了精心的准备。我的名字叫胡生。
资本主义并未提供救赎，而是将理性、自由选择和经济增长加以神化，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要求信仰和牺牲。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曾指出，以自由市场为指导原则的经济制度开创了一种无需进一步合法化的自然社会秩序。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经济理性不需要神话，其现实建立在解决稀缺性问题的基础上。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无需间接寻求合法性，而是说其合法性并不直接来自经济制度，而是来自于新教伦理，来自于个人主义所带来的进步观。然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成功削弱了自身的(间接意义上的)合法性。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削弱了赋予其道德尊严的价值本身。除了个人自由与经济效率，曾赋予资本主义以意义的社会伦理已基本失去效力。合法性问题虽被掩盖，却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基于上述考虑，伯格描述了现代化对个人心智的影响：“现代化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钢锤，既砸碎了传统制度，也砸碎了意义结构。它剥夺了传统制度提供给个人的……安全感。它还倾向于剥夺传统宗教世界观提供给个人的宇宙观上的安全感(cosmological security)。毋庸置疑，它给了个人以新的选择机会，也就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有其高昂的代价。从埃米尔·涂尔干开始，社会科学家将这种代价称为‘失范’……”。这种对理想化的抵抗表现为个人(与集体)安全感和意义的丧失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孤独与疏离感。伯格将这种现代化所带来的心灵归属感的缺失描述为“无家可归的心灵”。
五、重寻意义
如果心灵无家可归，现代人又如何重寻意义？对于无法或不愿考虑“前现代”方案的人来说，他们失去了帮助解读意义的想当然现实，而必须从多个不断变动的偏好中选择。如伯格所说：“在意义层面上，现代化意味着给定变为选择”。但这种意义的选择以“无家可归”为代价，这也解释了反现代化的共同体的存在：“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现代化也不是免费的赠予，即使人们欢迎它的基本趋向”。在这种意义上，伯格向古典社会学回归，并将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改造成知识社会学。
在经典之作《自杀论》中，涂尔干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阻止社会走向解体？在对法律、宗教、学校和家庭逐一分析后，涂尔干得出结论：“[现代化]已经相继扫荡了一切传统的社会框架。这些框架一个又一个消失，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磨灭，有的则在社会动荡中迅速灭亡，但都没有任何替代方案”。这场大变革最终以法国大革命而告结，并深刻改变了从家庭到乡镇社区，再到省级政府的所有方面，标准化和集权化摧毁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唯一幸存的是国家政权，但它并没有为承担新的职责做好准备。这引发了一个后果：个人不再受任何其他集体力量的影响；除了国家，他也没有渠道融入任何其他共同体：
与此同时，新的世界观开始填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空白，并试图为集体与个人生活提供意义。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伯格在宗教社会学之后开始关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从民族主义到环保主义，借用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说法，现代社会提供了多种世俗神话。神话是相对稳定的集体信念的产物，它开启了超出经验的现实。在《牺牲的金字塔》和《资本主义革命》中，伯格对两个最重要的神话分别做了深入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而人类群体具有赋予意义、选定意义体系的职能。在西方社会，多元化和理性化促生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引发异化的私有财产是原罪，唯有革命才能带来人的救赎。另一方面，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中，马克思也谈到了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理性控制和计划以及启蒙理念。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一种拒绝传统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运动；但在承诺救赎方面却具有反现代性。
“但由于国家远离个人，它只能对个人产生遥远的、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的依附感并没有真正的、必不可少的持久性和效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什么能阻止个人的自我沉迷或对其加以限制。从而，个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利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如果一个人眼里没有高于自我的存在，他就不会依附于超越自我的目标并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果他不顾一切社会压力，就只有自己可以依靠，也就失去了道德感。这是我们道德境况的两个特点。为了牢牢掌控个人(尽管并不成功)，国家不断扩张和膨胀；而互无关联的个人就像众多的液体分子一样相互碰撞，没有任何力量对他们加以限制、调节和组织。”
涂尔干给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社会团体(尤其是职业团体)重拾一定的自治权，也就是国家分权化。这里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减免政府负担，而是为社会生活开创新的空间和中心。伯格的立场并无本质区别，他同样鼓励社会力量的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伯格提前20多年预示了上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研究的兴起。
经过对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分析，发现BIM技术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且这种协调性也多呈现在建筑工程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多个方面。具体而言，一般情况下，建筑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采用的为分包制的建设与管理方式，这使得建筑工程涉及到的组成单位比较多，很难对建筑工程进行统一化与整体化的信息交流，进而使得建筑工程的协调性比较差。
“但我们有可能实现创新性制度安排，其中非西方的文化类型在教育部门或地方政府中存续，或家庭生活或宗教活动由反现代价值观指导。换言之，我们对反现代化的边界认识得越清楚，这些边界内进行创新实验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越激动人心)。”
六、回归家庭
不同于涂尔干对职业团体的重视，伯格将承担“中间结构”的重任交给了家庭。在上世纪80年代，伯格及其同为社会学家的夫人明确捍卫“资产阶级家庭”(bourgeois family)形式：
“我们的保守性并不在于相信这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家庭是唯一‘自然’的、神所赐予的、一成不变的家庭类型。……但就得出资产阶级家庭是当代唯一可行家庭形式这一结论而言，我们确实是保守的。这种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因此不仅值得尊重，而且值得我们共同捍卫。”
伯格提醒我们，核心家庭并非全新的历史现象，因为它比现代化起飞早了几个世纪；核心家庭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它的前提。核心家庭在现代化进程开启前后一直是西方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影响被大大高估；而家庭与亲缘结构从未真正瓦解。这并不是说避孕技术、女性地位提升、个人主义兴起等因素对家庭生活没有深刻影响，而是说家庭并未变得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家庭必须得到维系。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虽然社会是人类建构的产物，人类却无法在一夜之间自上而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社会具有代代相传的固定属性。换言之，结构对行动者有限制作用，这种代代相传也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安全感。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动机、期待和计划的建构，但婚姻形态本身却不是夫妻发明的产物，他们的子女迫切需要一个成长的世界，任何社会必须至少在子女成长领域提供社会化空间。这种空间由观念构成，因此，观念、价值和规范是社会化过程的决定要素。身份认同的塑造并非一劳永逸，而必须持续塑造。
如上文所述，帮助我们实现自我认同并指导我们如何生活的重要意义结构已经失去部分效用。涂尔干和伯格指出，一个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很可能走向社会强制。我们必须问，在现代社会中，什么制度可以培养广为接受的可信道德？是国家、学校、教会还是家庭？
她皱了一下眉头，半真半假地说，为什么一定要受戒啊，好端端的头皮上烧那么多的洞，该有多痛啊。再说，也难看死了。要是伤口化脓，成了癞瘌头怎么办？他笑了起来，说那不会的。她想了一会儿，幽幽地道，还是不要受戒的好。
大量证据表明，培养道德责任感和健全心智要求儿童和他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伯格指出，资产阶级家庭虽不能保证儿童发展所需要的必要结构，但我们不能以更不稳定、更具风险的社会安排来取代这种社会化。高离婚率只能表明双方对婚姻期待过高，而不表明对婚姻制度本身的拒绝。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早就提醒我们，不爱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孩子是不会爱任何人的。因此，民主制度所必不可少的团结精神必须首先建立在家庭基础上。涂尔干主张将世俗道德的教育职能交给学校，伯格则认为家庭应该在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七、结语：理解与行动
很少有人宣称社会学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作为一门揭示表面现象之社会根源的学科，社会学承担将深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的重任，从而具有相应的道德和政治维度。然而，社会学必须在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寻求平衡。虽然社会学家往往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意见不一，基于理性立场而求同存异仍然是严肃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位坚持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家，伯格从知识社会学入手，试图寻找一种普世性的伦理价值，尤其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现象与动态。与之相关，他秉持个人价值、政治自由、社会公正等一系列政治理念。在伯格的人本主义研究中，社会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实现了有机融合，尤其是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一方面，伯格明确指出社会学家在内的科学家必须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性，而且必须清醒认识自己表态时的立场是科学家还是具有道德情感的个人；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社会学家不能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问题在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几乎没有社会关怀或政治情怀。在科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一回事，没有信守的价值却是另一回事。”
③⑤⑥P. L.Berger and H.Kellner, SociologyReinterpreted:AnEssayonMethodandVocat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81, p. 19;p.19;p.47.
①P. L. Berger, PyramidsofSacrifice:PoliticalEthicsandSocial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4；p.23;p.196;p.205;p.14;p.208;p.257;p.258.
（2）林业技术推广是实现林业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新的生态林业建设需要更多现代科技的支撑，比如在林业上下游产业结合方面在林业科技和产业的对接上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林业的自身发展和相关产业的整合升级，逐步走向生态林业的立体式发展。
②⑧P. L. Berger, InvitationtoSociology:AHumanisticPerspectiv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3, p. 39;p.6.
社会学家往往长于批评社会，短于批评自我；在基于乌托邦信念而批判社会时，他们往往忘了对自身立场报以同样的批判态度。唯有把握好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社会学才能在两面夹击中幸存下来。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彼得·伯格充分证明了解读社会学以人文关怀为切入点进行科学研究的潜力。
④韦伯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必须同时具有意义和因果关系上的充分性。参见Weber M.，EconomyandSociety:ANewTranslation，ed. & tr.K. Trib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2019，pp. 83-87。
⑦M.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D. S. Owen and T. B. Strong, eds., TheVocationLectures, Indianapolis: Hackett, pp. 1-32.
哈尼族关于文字产生的神话也很丰富。在澜沧江西岸山区，哈尼族支系爱尼人与拉祜族交错杂居，从拉祜神话的文本中也能看到爱尼人的文字因为写在牛肚子上被吃掉。马居里等人主编的《哈尼族文化概说》中记载相关的传说，哈尼人的文字是大神“烟沙”分发赐予的，“为了惩罚睡懒觉的哈尼，把哈尼族的那份文字给了汉族，哈尼族就没有了文字”[注]马居里、罗家云：《哈尼族文化概说》，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而流传于红河州元阳地区的哈尼族文字故事，在解释“为什么没有留下文字”的时候，将原因归咎于他们的巫师“贝玛”吃掉了文字。如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的记载：
[美]彼得·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所引文字皆为笔者根据英文版自译。
结果表明，研究1组化疗性静脉炎预防有效率为100.0%，对照1组为61.8%，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表明喜辽妥软膏与湿润烧伤膏局部交替外敷对预防化疗性静脉炎效果显著。
P. L. Berger and T. Luckmann, 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6, p. 2;p.3;p.1;p.18;p.133.
公共产品供给实质上是如何分配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疾速发展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积极推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已经取得明显改进。但仍然不能忽略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R. Hettlage, “Peter L. Berger and the ‘Verstehen’ of the Intermediate Universe of Meaning,” in H. J. Helle, ed., VerstehenandPragmatism:EssaysinInterpretativeSociology,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1, p. 149.
患者接受静脉滴注治疗前以及静脉滴注治疗结束后均对患者进行LLVEF、LVEDD以及LVESD测定,并记录出现不良病症的患者数量以及其类型。
P. L. Berger, TheSacredCanopy:ElementsofaSociologicalTheoryofRelig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7.
M. B. Morris, AnExcursionintoCreativeSoc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66.
P. L. Berger, TheSacredCanopy:ElementsofaSociologicalTheoryofReligion, pp.25-27;p. 27.
伯格的这一立场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的软化，参见P. L. Berger，TheDesecularizationoftheWorld:ResurgentReligionandWorldPolitics, Washington：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关于这一点，参见R. Brague, TheKingdomofMan:GenesisandFailureoftheModernProject, trans. P. Seat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G. Sorel, ReflectionsonViolence, ed. J. Jennings, trans.T. E. Hul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
P. L. Berger, PyramidsofSacrifice:PoliticalEthicsandSocial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L. Berger, TheCapitalistRevolution:FiftyPropositionsAboutProsperity,Equality,andLib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L. Berger, PyramidsofSacrifice:PoliticalEthicsandSocialChange.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P. L. Berger, TheCapitalistRevolution:FiftyPropositionsAboutProsperity,Equality,andLiberty.
脒基化反应中，乙酸铵过量导致反应结束后体系中还含有部分未参与反应的氨气，当母液循环套用时，会对产品的收率及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本实验在保证其他反应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逐步减少乙酸铵的投入量，研究了其对产品收率以及含量的影响。
P. L. Berger and B. Berger, H. Kellner, TheHomelessMind:ModernizationandConscious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É. Durkheim, OnSuicide, trans.R. Buss, London: Penguin, 2006, p. 433;pp.434-435.
P. L. Berger, B. Berger, and H. Kellner, TheHomelessMind:ModernizationandConsciousness; P. L. Berger and R. J. Neuhaus, ToEmpowerPeople:TheRoleofMediatingStructuresinPublicPolicy, Washingt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这一点与哈贝马斯的立场有不谋而合之处，参见J. Habermas, 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Vol.1:ReasonandtheRationalizationofSociety, trans. T. McCarthy，Boston: Beacon, 1984.
B. Berger and P. L. Berger, TheWarOvertheFamily:CapturingtheMiddleGround,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83, p, 133f;p.87;pp.146-147;p.154.
伯格的夫人布丽吉特·伯格(Brigitte Berger)在21世纪初将相关思想进一步深化，参见B. Berger, TheFamilyintheModernAge:MorethanaLifestyleChoic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 200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与体系重建研究”(项目号18BSH014)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经济社会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号CCNU18TD01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4-0188-09
作者简介：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陈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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