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持续升级的信息技术，日趋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向激发的族群认同，促使身份政治在当代欧美迅速崛起。身份政治具有普遍性、多重性、冲突性和后现代性等显著特征，最初只是边缘针对主流的反抗政治，后演变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抗政治。福山高度关注身份裂变的政治影响，认为身份政治源自人类对尊严的渴望，其在当代的崛起虽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对民主政治构成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克制身份政治的碎片化和部落化倾向。如何深刻理解身份政治的逻辑与缺陷，准确判断身份政治的趋势与影响，对大变局时代的政治发展和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变局时代；身份政治；福山；身份认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从颠覆性发展的经济格局到结构性演进的政治秩序，从局部性爆发的文明冲突到革命性升级的信息技术，从根本性扭转的价值观念到多样性崛起的社会思潮，新现象、新变化层出不穷，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这些变革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多维度、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既是难得的契机，也是重大的挑战。在当前诸多新兴政治现象中，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凸显。从国内政治到地区政治再到全球政治，不论是民粹主义的崛起、保守主义的复兴、多元文化主义的困顿还是“后真相”政治的泛滥，无不映射着身份政治的痕迹与色彩。如何全面理解身份政治的特性与演变，深度挖掘身份政治的逻辑与缺陷，合理判断身份政治的趋势和动向，准确把握身份政治的冲击与挑战，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与启示，这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议题。
另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也是有效解决司法所人力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要固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向，其次要明确走司法助理这一条道路。现在我们考虑把通过政府购买、聘用的，在司法所从事辅助工作的人员称为司法助理，建立起司法助理制度。司法所在出现之初，工作人员就是称为司法助理员。因此，关于司法助理的称谓，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也好听，有吸引力。下步，要进一步研究司法助理制度规范化，把工资、级别、考试晋升等各方面工作都规范起来。我觉得这方面工作，对调整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各地都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和财力、物力情况，先行先试。
一、身份政治的崛起与特征
人未必生而政治，却无往不在身份之中。从希腊城邦时代的公民与奴隶到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人与外邦人，从中世纪神学时代的信徒与异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明人与野蛮人，从前现代英国的贵族与平民到现当代美国的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身份无时不在，政治也无处不存，但二者的关联并不紧密。从严格意义来讲，与血缘、利益、信仰、权力和权利这些要素相比，身份很少成为政治的逻辑起点。那么，身份与政治为何在当代合二为一成为“身份政治”并在欧美迅速崛起呢？
（一）身份政治何以崛起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是身份政治崛起的社会背景。全球化进程既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商品、生产力和信息技术的流动、传播与交换，也使民族、国家、地区、城乡之间的传统壁垒被突破，经济形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逐渐趋同，民主、法治、世界公民、“地球村”等观念广泛普及。与此同时，开放、透明的现代经济样态和统一的市场交换体系不断地提升人口流动的速度与频率。对于现代人来说，身份不再一成不变，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与不断变换不同身份已经成为常态。另外，随着全球移民数量的激增，移民迁入国的人口比例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频频洗牌，阶层分化持续加剧。这些变化，最终使得身份认同的重心由传统同质群体、主流群体和大规模群体（如民族、国家和族群等）向当代异质群体、边缘群体和小规模群体（如移民、女性、同性恋等）逐渐偏移。
持续升级的信息技术是身份政治崛起的技术背景。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格局和政治话语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日趋式微的传统媒体与异军突起的新兴媒体交相辉映，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扭转；另一方面，网络政治的碎片化、部落化对政治共识和国家认同构成直接挑战。在这两股强劲力量的绞合下，旧有的身份认同不断被冲击，身份群体被分化；新的身份意识不断被激发，身份建构被加速。自媒体时代，受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却拥有惊人的同质化力量的社交平台的蚕食、抢夺和挤压，传统的公共话语、大众空间与社会根基岌岌可危，个性话语、小众空间与私人领地却喧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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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是身份政治崛起的价值背景。推崇个人价值，尊重个人选择，强调个人相对于集体的优先性，是自启蒙时代以来个人主义思潮的精神实质。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让个体行为拥有不亚于甚至优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目标的正当性，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持续削弱民众对公共生活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热情，不断侵蚀赋予人们归属感、认同感和目标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扩展，个体愈加强大和自信起来，这种畸形发展的结果便是：宗教信仰、社会共识逐步被消散，共同体权威、政治秩序面临瓦解的风险；个人至上主义、利己主义等极端个人主义开始野蛮生长并疯狂扩张。于是乎，以个人主义为内核、以个体和私人为表征、以情感关联和文化认同为轴心，围绕各式各样的身份属性而形成的群体、组织和网络最终浮出水面，这就是身份政治的原初形态。这也表明，身份政治拥有与生俱来的草根色彩，自带政治动员和情感聚合功能，天然富有政治激情和群众基础。它可以附着在任何宗教信仰、社会理想和利益集团之上却毫无违和之感。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以精神和价值为目标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思潮，极容易与各种身份属性勾联，进而形成政治认同和政治行动。纵观近30年欧美各国的选举政治，宗教、移民、种族、性别等有关身份议题的比重持续上升，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治精英和竞选团队也越来越倾向于借用身份政治制造议题、设置议程。不容否认，身份政治正成为当前开展政治动员和激发政治热情的动力源泉。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和女权运动，针对的是由精英、白人、男性工人阶级占据主导的主流文化，旨在通过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凸显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与拒绝。到了80年代，随着现行体制对黑人和妇女精英的吸纳，身份政治的主体逐渐从工人阶级、城市社区和乡村俱乐部向高校师生、新闻记者、文化行业人员等群体转移。以批判、反思和解构为内核的左翼精神不断衰落，身份政治沦为左翼精英人物表达个性主张和文化诉求的表演政治［10］。在马克·里拉看来，这一切都源自左翼“个体即政治”的宣传口号。这一口号的初衷是为了吸引人们对弱势、边缘和少数群体的关注，倡导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美国精神。事实证明，这一口号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作为后果之一，“政治即个体”也开始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政治不再借助政治动员获取政治权力，不再关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反而成为一些狭隘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孤芳自赏、自我表现的“伪政治”（pseudo-politics）［11］。这种政治过于追求差异性，过于强调身份属性，却忽略了具有公共性的美国身份和要求实操性的政治事务，这不仅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自恋文化和原子个人主义，最终也导致美国民主党对广大民众的不断疏远和脱离。
（二）身份政治的本质特征
从词源来看，“identity”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意指人或物的同一性（sameness）。20世纪中期，受战争创伤、消费主义和大众民主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普遍笼罩在一种无所依附的群体焦虑和迷茫情绪之下。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解释，这是一种源自本能和欲望内在冲突而造成的个体精神紊乱，是与外部社会环境无关的个体生理现象。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identity”既代表着个体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也代表着个体意识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应被赋予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内涵［5］。20世纪60年代初，出于反思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需要，“i-dentity”由侧重个体认同的心理学概念发展成为描绘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再后来，“identity”在激进运动中不断被政治化，最终演化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一概念。
两翼并进、同步崛起的身份政治，引发了当代欧美民主政治新一轮的危机和困境。首先，身份政治原是居于劣势的左翼阵营针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的一种反抗形式，但左派掌控文化话语权后，身份政治成为左派精英们煽情表演的脚本，并逐渐演化为格调高雅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经济地位、文化处境和心理状态的多重恶化，使得底层白人的“受害者”身份想象被激发，身份政治成为底层白人宣泄愤怒和不满的出口［12］。于是乎，“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边缘对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变成了两个自感于同处边缘的文化族群的对抗政治……”［9］其次，左右两翼族群意识引发的政治对抗，使民主政治迅速滑向部落主义（tribalism）［13］。以建构国家认同、促成政治共识为宗旨的民主政治，正在蜕变为依赖少数族群塑造认同、寻找归属的部落政治。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一个包含大多数的少数族群，一个是压倒性的白人；一个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个散布在乡村和广阔的远郊；一个信守传统信仰，一个日益鄙视所有的宗教；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眼光变得愈加全球性；双方各主导一个主流政党，并且最危险的是，它们日益疏离，密度和强度日趋增加”［14］。最后，身份政治将认同理解为超越个体的社会性建构，将个体或群体的同一性视为文化政治的自然结果，如此一来，个人一旦认可所属族群的差异性，就会因其对族群的忠诚而背弃共同体的统一。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永远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
显然，当代身份政治代表着由等级政治、普遍政治向个体政治的演进，代表着由等级身份、经济身份向文化身份的变迁，代表着由同质、主流、强势的群体身份向异质、边缘、弱势的群体身份的转移。整体来看，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普遍性。身份政治无所不在。所有的政治，都源自身份而产生；所有的身份，都基于政治而划定。第二，多重性。身份政治既可基于民族、国家、阶级、宗教等传统共同体，也可基于性别、种族、收入、志趣等新兴组织架构；而且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也可以在不同身份间自由变换。第三，冲突性。身份属性的多重性和叠加性，决定了身份政治的内在冲突性，“个体不仅面临多元文化身份与政治公民身份的冲突，也面临多元文化身份之间的冲突，更面临自我与身份群体之间的冲突。最终，所有的身份冲突都内化为个人多个身份之间的冲突”［8］。第四，后现代性。越发达的国家，越民主的社会，身份政治的影响力越大，破坏性越强，关涉性越广。
但凡关注身份政治的人，无不关心如下议题：对于民主政治的未来，身份政治的当代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危机四伏，还是挑战与契机并存？对于身份政治的冲击和挑战，“福山方案”是否可行？当代欧美的身份政治困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何启示？作为当代身份政治理论的系统阐发者，福山的分析与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为深入思考身份政治的当下与未来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
（三）身份政治的当代变迁
身份政治在当代美国表现最为突出。美国的身份政治最初源自“美国左翼为了回应富裕资本主义的文化需求，从其反抗性初衷中发展出的新抗争形式”［9］。后来，这一抗争形式发生变异，慢慢地形成了左翼的“表演政治”和右翼的“反对政治”两大政治分野。
反向激发的族群认同是身份政治崛起的心理背景。身份政治的生成和建构，有些是积极的、主动的，有些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对于那些倍感主流文化压力、不满现行规则垄断地位的弱势、边缘和少数群体来说，追求平等、不歧视的身份属性和社会权利是发自内心、主动争取的。而对于那些原本拥有一定地位、不菲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移民们不仅仅抢占就业机会，分享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而且对本地的制度、法律和习俗心怀不满，即便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抢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可依旧得寸进尺，对此，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下不平。这种普遍的身份焦虑在反向激发的同时，也变相强化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意识。于是颇为吊诡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是部分弱势、边缘和少数群体的身份意识在崛起；一方面是部分本土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种族意识在苏醒。人们把本土民众这种被动的、消极的身份意识称之为“回应性身份政治”［1］，主要包括“失落的低收入白人群体”、“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以及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等［2］。如果说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与非主流群体对于身份政治的诉求，追求的是平等、非歧视，那么“回应性身份政治”的诉求则在自我保护、摆脱“反向歧视”［3］之外，还存在一种极端倾向，即试图恢复原来的支配地位和优势身份［4］。
在左派“表演政治”的刺激下，美国白人的群体意识、民族意识被反向激活，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右翼“反对政治”（anti-politics）。身份政治原本发端于对白人主流文化的拒斥和反抗，它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在一个由上流白人掌控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少数群体要想改变当前命运，必须瓦解主流文化的垄断地位，根除主流群体的特权行为，但现实却是，白人群体并非坚冰一块，部分白人并没有多么风光。尤其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恶化了白人工人的就业环境，跨国移民浪潮的席卷而来更是间接挤压了白人工人的生存空间，这种经济、生存与心理的多重焦虑唤醒了白人工人的集体意识，最终使身份政治成为部分白人表达“受害者情结”、文化自主权和身份焦虑的新载体。这种右翼“反对政治”在现实政策上剑指当前愈演愈剧的经济极化、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趋势，在思想上则表现为强调文化族群和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的保守主义思潮。
江西电信现网EPON网络，多采用二级分光模式，根据覆盖用户数采用2槽位或者4槽位光纤分纤箱，考虑光纤使用率及投资等因素，分纤箱上行至配线光交均配足2芯光缆或者4芯光缆。现网模式下，采用降分光比方式进行裂化，减少单PON树下实际承载用户。由于分纤箱容量、配线光缆均根据业务需求，初次建设时已足量配置，因此不需要进行再次重复建设。裂化方案如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逐步改善、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关心也无须关心经济领域中的平等和剥削问题，却对社会生活中的歧视现象敏感起来。左派斗争力图通过反抗主流文化强加的身份属性，倡导追求差异性的权利追求，意在建构专属于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于是，“作为街头抗争和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开始出现［6］。20世纪70年代，在“个体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口号的推动下，身份政治迅速整合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等新兴政治力量，重构了美国政治论争的话语体系，并提炼出族群、性别和性取向作为身份政治的三大核心议题［7］。进入20世纪80年代，身份政治运动一改其温和的面孔，开始呈现极端和激进的一面。黑人权力运动批判白人的文化专制主义，宣扬专属于黑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女权运动谴责父权社会，主张摆脱家庭压迫和性别歧视，倡导专属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同性恋群体则公然号召通过出柜行动向公众坦露独特的群体意识。这些群体从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族群意识出发，一边希望主流文化承认其差异性的追求，一边却断然拒绝统一的国家认同。
三是综合性实践，主要是培养学生对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综合性思考，通过综合性实践，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主动学习，通常通过社会调查、暑期社会实践、中期考核、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形式开展实践。综合性实践的开展是作为检验学生阶段性课堂学习成果重要的体现方式，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并形成书面报告的形式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及逻辑判断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农林类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综合性实践应时刻以农林建设为出发点，独立思考农林建设中的特征和现状问题，提出较为可行的操作方案。
当民主政治被身份政治拆解为部落政治时，民主社会就被分化为一个又一个水火不容、永不妥协的政治群体，彼此之间此消彼长、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就开始演化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不断冲击业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现代民主政治。这一严峻的现实，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如何理解身份政治的症结，有效地应对身份政治对当代民主生活的冲击和挑战，成为当前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福山的问题意识与破解方案
如何缓解当代身份政治的困境与危机，恰是福山的问题意识所在。他的基本判断是：美国政治最根本的困境来自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彻底改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境况，从而缓解文化偏见引发的族群对立；必须借助阶级政治冲淡族群政治，以“信念式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来完成新一轮的国家整合，“没有信念式国家身份定义公民相互间的共同点，自由民主就难以存在”［15］121。
（一）渴望尊严：身份政治的逻辑起点
在福山看来，当今世界的发展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选举民主制国家从35 个增到110 多个，覆盖全球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总额翻了四番。贫困人口比例由20世纪世纪90年代初的42%下降到21世纪前10年结束时的18%［16］。另一方面，发展红利难为所有人共享。最为明显的是：制造业正在从欧美发达国家平稳转移到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发达国家内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加剧，财富明显向收入水平高、教育程度高的阶层流动；在服务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男性正在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正在被智能机器取代。这些变化减缓甚至阻碍了人类朝向自由、开放、互惠、双赢的世界秩序的发展进程。接踵而至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元危机，则是压垮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危机不仅重创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商品生产、贸易往来和金融体系，还实质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作为必然的结果，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度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衰退。更出人意料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主义在世界上两个最老牌自由民主制国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这些新动向和新发展对当代政治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是深层次的，是颠覆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在福山看来，20世纪之前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规定的，如左派关注如何保障工人和工会，如何提高社会福利和医疗待遇等，而右派则关注如何缩小政府规模，如何发展私人产业等；当前的政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问题规定的，如左派更为关注如何维护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甚至LGBT 群体，而右派则更为关注如何促进与种族、族裔或宗教息息相关的民族身份，如何在多元化时代继续阐释特定群体的爱国主义［17］。这意味着，身份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轴心问题，不理解身份政治就难以把握当前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身份政治不再是个次要现象，相反，它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18］。
为了探寻身份意识乃至身份政治的起源，福山另辟蹊径，从人类心灵底层对于尊严的渴望开始追溯。在他看来，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外在行为受对物质资源的内在欲望驱动，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对尊严的渴望。自古以来，尊严一直为思想家们高度关注。苏格拉底认为，“对尊严的需求”是人类灵魂中与“欲望的部分”“计算的部分”并立并存的“第三部分”要素。柏拉图也曾将其视为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内容，并将之称为“激情”（thymos）。在柏拉图激情理论的基础上，福山将激情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平等激情”（isothymia）：希望被看作和其他人一样好；另一类是“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视为高人一等［15］7-15。福山认为，现代民主制的兴起就是“平等激情”战胜“特大激情”的奋斗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等级社会被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大众社会取代。然而，即便在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平等也没有必然带来经济或社会上的结果平等。市场经济造就了贫富阶层，全球贸易拉大了地区差距，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渴望尊严、追求平等的斗争从未停歇。实际上，这就奠定了身份政治得以孕育和爆发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基础。
福山注意到，基于尊严、心理色彩浓郁的身份意识拥有强劲的政治动员力。相比围绕经济、福利和分配等展开的传统左翼的政治呼吁，民族的、宗教的或族群的政治呼吁更直接、更有效。同样面对街头上群情激愤的不满人群，如果左派说，“我们会想方设法为你们改善医疗、提高福利、减轻税收……”，民族主义者说，“你们一向是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但现在你们的国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主义者说，“你是伟大的信徒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这背叛导致了你的贫困，也是对上帝的犯罪……”，哪个会更有效果，更能引起共鸣和回应？结果可想而知。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市场化、全球化、资本化和民主化等四大浪潮同时席卷而来、身份政治势头渐盛之时，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的政治策略也随之有所调整。
没有任何政治思潮的发展和演进是凭空的、任意的。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左翼政治几度沉浮，波折不断。20世纪初的激进左翼阵营，依然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激进平等主义的愿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和民主化目标，工人阶级由无产成为有产，逐渐融入中产阶级，激进革命和废除私有制成为过时话语，这条路线走至穷途末路。吸纳了自由民主元素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凭借扩大国家福利、倡导社会保障的策略一度高歌猛进，但福利国家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财政拮据后，这条路线也陷入困境。20世纪的最后30年，左翼政治追求“平等激情”的初心未改，但福山注意到，此时的左翼政治发生了三大转向：一是政治重心由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转向身份政治的权利诉求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主张；二是政治动员由工人阶级或受经济压迫的人群等较大规模群体转向移民、宗教或性别群体等少数边缘群体；三是政策取向由倡导平等权利转向差异权利。
1.身份政治使民主政治重心发生致命偏移。身份政治成功地将当代人的注意力引向了文化议题，却对诸如“如何扭转近30年来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18］等更为关键、更为核心的基础性问题避而不谈。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下，人们发现：探讨文化问题远比探讨经济问题更轻松；争论文化议题远比推行文化政策更容易；让女性和少数族群成员进入大学课堂远比给他们提高收入、增加就业机会更简单。孰不知，大多数文化问题是由经济问题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除文化困境的前提和基础。
（二）身份政治：民主政治的危机之源
福山承认身份政治在当下欧美迅速崛起的必然性，但他认为，身份政治势必给当代民主政治生活带来重大冲击和挑战。一旦陷入身份政治的狭隘想象，民主政治的未来注定歧路重重。
出乎左翼阵营意料的是，少数群体不仅要求法律和政府把他们和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承认，甚至赞美那些使他们区别于主流群体的内在差异性。很快这一现象便演变成这样一幅图景：社会分裂成许许多多拥有不同经历、怀抱不同理想的小群体，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视共同规定的小小群体。而这一点，是福山最为担心的。
2.身份政治对民主话语和言论自由构成重大威胁。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政治正确”越来越严苛、越来越敏感。除了人们熟知的涉及种族、性别、肤色等老话题以外，移民、族群、性取向等原本中性的话题也变得微妙起来。在一个过分强调个体身份和群体尊严的社会，“政治正确”的界限也在扩张、蔓延，以前还可以被接受的概念、称呼以及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在今日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冒犯。比如，在某些场合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读为没有考虑双性人或变性人的感受；在某些场合强调宗教自由，可能被视为对无神论者或其他宗教派别的蔑视和挑衅。这些言论并未威胁基本的民主原则，但被认为对某些特定群体构成了冒犯；而为了避免引发这些群体的不满，某些特定议题和主张将无法作为正式议题提出，也就不可能让大众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更谈不上彻底解决了。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的身份政治，将当代政治推向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为一种试错政治，每天都在身份政治的危险边缘游走，一边小心翼翼地试探，一边准备随时调头纠错；那些试图借身份议题而有所作为的政治精英也异常纠结，因为一旦他表露出对特定身份群体的关注，必会遭至其他身份群体的不满，而最终无论他选择支持哪一方，他终将无法代表全体选民。
3.身份政治使政治极化加剧且有引发国家极化的危险。身份政治的界限清晰、立场分明。结果导致温和、调和的政治立场自然没有市场。在身份面前，谈不上妥协，更不可能模糊处理；而激进的、显而易见的政治立场，如前所述，虽然很容易获得某些特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必将受到其他特定群体的反对。这种两难困境，映射在民主政治的制度背景上，其后果可想而知。以美国两党政治的当前乱局为例，共和党与民主党冲突不断升级，对抗不断加剧，政治对峙愈演愈烈，已远远超出两党政治所能承受的底限和建国之父们制度设计的初衷。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与身份政治的推波助澜脱不了干系。福山最担心的是：“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将很不利于美国政治。”［18］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与衰退是由日益扩大的政治极化导致的，身份政治不仅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而且会使其变得更糟糕。
3.需要知识更新培训机制。信息化背景下的知识体系具有的突出特征是，知识更新频率快。入职前的知识基础仅仅是展开工作的最基本需要，但根据信息建设内容的需要而进行的知识更新与培训则是工作能力提升的必要途径。同时，考虑到信息化背景下的知识应用具有预见性差的特点，还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调查任务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专案技能培训。
4.身份政治为极端政治的抬头埋下了隐患。所谓极端政治是指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协商、不妥协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极端目标的政治形态。对抗成为常态，冷漠与敌视成为主旋律，选举政治中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被升级为极端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美国左翼自由派的少数人坚持极端的政治言论和政治立场，被右翼保守派看作整个左翼的代表，于是保守派以牙还牙，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回击。这就是“否决政治”出现的前奏。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政治。它毫不掩饰自己的过激言论和极端政策，更不在意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连锁反应。它成功地唤醒了白人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成功地将白人民族主义由边缘地区拉向中心地带，但这些成功会引发哪些后果，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对方是一个女人，声音虽然也甜，但显得猛，反问她：你是谁？皇甫一兰一愣，心想她打电话给我却问我是谁，打错了吧。皇甫一兰毕竟是淑女，有教养，再加上在服务行业工作训练有素，于是礼貌而客气地说：我是皇甫一兰。对方阴冷的声音似乎从牙缝挤进了她的耳鼓：我说你是婊子、骚狐狸、害人精，声音这么嗲，难道就是为了勾男人魂、喝男人血、吸男人精，让男人包二奶、养小三的？你这个人人可上的公交车，省省吧，叫你男人把你的责任田种好就行了，别再像大集体时大伙都能耕种几镢头。啪！手机挂了。
（三）如何消解身份政治的危机
身份政治的出现，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政治发展的一种进步，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选举政治的强力支撑，就不会有基于身份属性的政治形态的出现。既然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必然的，同时它又为民主政治设置了若干崭新的议题，提出了诸多实质性挑战，那么，究竟该如何消解身份政治的危机呢？对此，福山提出了如下应对策略：
福山的基本论断是，身份政治是当前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原本被主流文化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引发了其他群体的连锁反应，人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地位丧失、身份被替代的焦虑与紧张。这种焦虑感和紧张感将民主社会撕裂为过分狭窄的、由身份划分的碎片，严重阻碍了协商民主和集体行动的推行。“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18］。
1.以信念为轴心，建构更具整合性的国家身份。一个健康而成熟的社会有义务去保护弱势、边缘、被排斥的少数群体，只不过，这一过程需要借助正当程序、以协商、共识的方式来实现。激进的左翼自由派或右翼保守派将政治议程转向对某些特定、狭小的群体身份的保护，不仅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甚至还可能威胁这一政治议程。必须承认，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现代政治，都离不开身份属性，也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身份是一种“强大的道德观念”，它基于激情这一人类之本性。因此，“补救的办法并非放弃身份的观念——这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规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的国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考虑在内”［18］。换句话说，身份政治虽然有可能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但它也有创造出范围更广、整合性更强的身份的可能性。只要应对得当，每个民主国家都有可能将身份政治引回基于信念的、彼此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正常轨道上。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信念式国家身份”呢？福山提出如下行动方案：第一，首先应该做到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是反对那些导致一些群体受伤害、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性骚扰”［18］。第二，政府与社团组织要协同作战，通力合作，努力推动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从而建立“信念式国家身份”，这种身份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的个性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建立在核心价值和信念之上。第三，各国要基于各自不同的国情、民情有所侧重。在欧洲，必须修改国籍法，颁布新的、基于出生地原则的法律条文，赋予该国领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同时对新公民入籍提出严格要求；除此之外，欧洲迫切需要一种“主导文化”，即一种能使土耳其裔德国人自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自称为瑞典人的规范性主流文化。在美国，必须把自南北内战后出现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制来自左、右两翼的极端趋势，既不能允许基于种族、性别或宗教的身份压倒国家身份，也不能接受通过强调受害者身份瓦解美国国家叙事的正当性。第四，具体可行、富有实操性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必须拥有实质的观念内核，如宪法至上、法治、人人平等。这些观念是现代社会必须遵守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力拒绝把公民身份授予那些不接受这些观念的人。
2.以移民为中心，设计健康而有效的移民融合方案。当前，欧美社会关于移民问题的处置方案高度两极分化：左派阵营主张自由民主国家有义务无限接纳所有移民；右派阵营则坚持遣送现有移民回原籍，完全切断移民通道。在福山看来，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把移民融入该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会为一切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合不当的移民则是国家的累赘，在一些情况下会构成安全威胁”［18］。当前，欧洲各国之所以移民问题频现，多数是政策不当导致的。如荷兰，柱状化（pillarization）的教育体系使儿童自小就在彼此分离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或世俗系统下接受教育、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再如法国，虽然公民教育倡导自由、平等和博爱，但移民遭受不平等待遇、受到歧视的现象十分普遍。要想缓解身份政治的压力，必须提倡相对包容、多元的公民教育，同时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而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公共教育着手，鼓励一种有德性、倡导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默许公民独自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奋斗。
3.以政策为基准，划定接受移民的最佳限度。在欧洲，随着移民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占比逐渐增大，移民群体融入主流文化的难度也在增加。当移民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不仅将使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机构超负荷运行，还会倾向于依赖原有的文化实现自给自足，而没有必要与其他群体建立关联。这就要求欧洲各国要比现在更好地控制边境、管理移民，包括颁布更强的法律、投入更多的资源、花费更多的精力等。因此福山认为：“除非欧洲外部边界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允许欧盟内部人口自由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持续的。”［18］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移民政策的不一致和不连贯。最初，美国政府对数百万人的非法入境和无限期居留毫无反应。随后，虽陆续开展了一些零星、略显随意的驱逐行动，但收效甚微。直到特朗普“建墙计划”的强势推行，才算有了成形的移民政策。
当然，对于这个消极方案，福山显然是明确反对的。他认为，移民政策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阻止移民入境，因为“很大一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在签证到期后依然留了下来”，移民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如何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一中心问题：一是移民群体不满的根源仍在于经济议题，如收入、福利、就业、社会保障等；二是必须想方设法缓解移民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等基本生活保障的焦虑，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就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底层人群的国家政策，与种族、身份无关；三是合理安排合法移民，严厉处罚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个人。有财富，就会有多寡；有分配，就会有差距。只要穷人或少数族群感受到了忽略或歧视，身份政治就会蠢蠢欲动；反之，只有缓解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经济窘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移民才能心甘情愿地融入主流社会。
4.以未来为靶标，谋划包容多样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当前世界政治的极化倾向和分裂趋势，福山忧心重重，“人们正在面对一个在互联网推动下产生的、不受中央政权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会分裂主宰的未来”［18］。不仅如此，“现在的世界正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化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18］。现代信息和技术的革命性升级在给普通民众带来效率、便利和舒适的同时，也催生了无数彼此孤立、自给自足的网络和社区，这种分裂格局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任何外部的客观力量，而是源自共同体内部的主观的身份想象。身份从来都有，身份政治无处不在。对于身份政治，只能选择接受而无法回避。身份既是一种区分的标准，也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从积极的角度去审视，以包容的态度去对待，让多样性服务于共同目标，将族群认同附着在国家共识之上，充分挖掘、适度调整当代国家的角色和功能，寻找身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应对和补救当前身份政治危机和困境的唯一路径。
福山的眼光是独到的，思考是深刻的。他的核心论断有三个：其一，身份政治是当代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其二，身份政治的症结仍需从经济议题入手以寻求破解之法；其三，建构“信念式国家身份”是应对身份政治及其引发的民主危机的唯一途径。他敏锐地观察到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深刻地意识到身份政治崛起的必然性，也准确地捕捉到民主原则所遭遇的源自身份属性的威胁和挑战。“除非美国在国内遏制这一趋势，否则它将继续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坏榜样”［15］133。正是以此为基础，他才提出一系列方案和措施试图加以回应和补救。“福山方案”一经提出，立刻引起学界的热议，一时间褒贬声并起。
三、身份政治的挑战与民主政治的危机
除此之外，当代身份政治还暗含一些独特的甚至有些另类的行动逻辑。它的诉求在不断升级：最初只是倡导平等和反歧视，继而要求承认差异性，最终是追求特权。它以结果判定性质：某些群体收入低了，即被认定为遭遇歧视。它不许主流群体搞身份政治，但它自己却可以；它主张基于自己特殊身份的权利，却不承认主流身份的权利。它否认与主流群体的身份差异，但要求差异性（不同于主流身份的）权利甚至特权。它片面追求文化平均主义，近乎偏执地倡导以身份为基本单元的、平等的权力分享。
重复肾及输尿管畸形及输尿管异位开口,是泌尿系常见的先天畸形疾病。根据畸形部位和特征,重复肾及输尿管畸形分为完全性、不完全性两种。完全性重复指一侧或双侧输尿管全长重复,输尿管可分别开口于膀胱或尿道等部位;不完全性重复指一侧或双侧输尿管部分重复、汇合后共同开口于膀胱。单侧重复较双侧多6倍。完全重复时,上输尿管口位于下内侧,而下输尿管口位于上外侧。如果重复的输尿管开口于膀胱以外,则称为输尿管异位开口。该疾病女性多于男性,临床表现取决于异位开口部位,男性异位开口多见于后尿道及精囊,女性多见于尿道、前庭和阴道,女性患者的典型症状是既有正常自行排尿,又有持续漏尿或尿失禁。
（一）身份政治是否必然导致民主崩溃
对于身份政治在21世纪的强势崛起，福山承认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也认定这一现象是考察和理解当代民主政治危机的重要视角，值得高度重视，但对身份政治的影响和后果，他却持彻底的悲观态度。他甚至将其视为当代西方民主最大的威胁。在他眼里，身份政治简直就是分裂、极化、对抗和极端的代名词，必须除之而后快。身份政治真的如此劣迹斑斑，一无是处吗？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福山的观点。
1.身份政治并不必然反对民主政治。身份政治的历史悠久，远比福山描述的要长得多。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身份政治并非一直扮演负面角色，有时，它也可能是民主的发起者和推动力。“身份政治与美国信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紧张关系。问题是，身份政治是否有助于美国实现这一信念。从历史上看，它确实做到了”［19］。
2.身份政治并不总是由边缘群体主动创造、积极争取的，有时也是被主流群体强加、被动接受的。在亚伯拉姆斯看来，“身份政治恰恰是被压迫群体争取民主权利、捍卫平等尊严的工具，并且这种斗争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主”［20］。尽管强调群体差异有时会伤及少数群体的尊严和发展，给予反对者以进一步排斥他们的理由，但少数群体别无选择，只能以斗争反抗歧视，以热情克制冷漠。
3.主流群体对身份政治的立场，并非只是一种“回应性”的被动反击，也有主动建构的成分。也就是说，“身份政治并非只是边缘群体努力寻求补救的背后动力，它也推动了主流群体对其他群体的边缘化”［19］。
在川西北根据地党组织、革命政权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筹粮活动中，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牛羊等牲畜，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是红军成功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
4.身份政治困境的破除有时仍需从身份政治入手。“朝向平等的进步并非由于偶然事件、国会山的想法突然改变、或主流群体的宽宏大量。相反，只有当边缘群体围绕他们共同的身份组织起来的时候，进步才会到来”［19］。
（二）信念式国家身份是否切实可行
对于身份政治暗含的条块化、碎片化和部落化倾向，福山怀着深深的忧虑，力主通过一种更为宽泛、更为统一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加以整合。这一观点存在以下不足：
1.福山所谓的统一的、宽泛的、具有整合性的“国家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早已实现，但这种整合性的国家身份并非完全对身份政治免疫。
2.以信念式国家身份整合少数族群身份，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信念式国家身份与少数族群身份之间存在必然的、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而事实是，这种紧张关系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更可能时时处于变更之中。粗暴地设定一种必然的紧张关系，并不利于少数族群问题的解决。
3.这种宽泛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在某些条件下是起作用的，而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满足所有少数族群的心理需要和个性化追求，这恰是少数族群成员们有时宁愿放弃统一的国家认同也要去追求更狭小的族群认同的原因所在。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宽泛的国家身份往往依赖主流群体的主观说辞和刻意引导，最终损害的却是少数群体的身份需要。
4.这种以信念式国家身份整合少数族群身份的思维框架，似乎暗示着美国社会在解决身份政治时只有简单的“二元选择”：要么选择接受宽泛的信念式身份；要么转身投向基于种族、族群、性别或意识形态等狭隘式身份。对此，理查森坚信，“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真实的”［21］。
桑子(以下简称桑)：创作《德克萨斯》，我内心是胆怯的，出于对题材得何等的尊重，唯恐自己力不从心。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感兴趣于一个比现代文明危机更深层的文化河床——向蛮荒宣战的筚路蓝缕的历程。美国认为这是“上帝的选民”的一项使命，而如此的“美国式自我”则成为一个先知预言的普世蓝图的化身。
SHEN Hong-jian, XING Peng-fei, ZHANG Yong-xin, WU Tao, ZHANG Yong-wei, KE Jun, LIU Jian-min, YANG Peng-fei,DENG Ben-qiang
（三）经济方案是否能够解决文化议题
在解释和应对身份政治问题上，福山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张力：一方面，他承认当代政治关注的重心正由经济议题转向身份议题，身份政治越来越值得重视；另一方面，他一再重申，要想解决身份政治的困境必须从经济领域入手，重视就业机会、福利水平和分配政策等经济议题的改革与调适。福山身份政治理论的最大亮点和最大弱点都在于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在后物质主义流行的多元化时代，精神层面的不适、价值观念的冲突能否依靠就业机会的增加、福利待遇的提升来解决呢？显然，福山认为是可行的，但福山方案确实忽略了如下问题的存在：
1.如果以经济政策解决文化议题的方案是可行的，那么这几年欧美各国不断增加移民工作机会、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为何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问题越来越严重呢？
2.在后物质主义公民价值观看来，精神层面的追求更为重要，物质层面的追求次之。身份差异乃至身份歧视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光靠物质层面的改善只能暂时地缓解部分表面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现今的企业战略管理中，成本领先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战略之一，有效的成本管控是企业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抓住它可以带动全局。企业的成本管控一般是指，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为出发点，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分析后，对企业成本进行管理、控制、改善，最终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一种成本管理方法，一般包括成本的预测、决策、计划、控制、核算和分析等环节，并不是很多人误认的只有降低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这么简单。
3.即便这个方案是可行的，移民、族群、同性恋等边缘群体不断上扬的利益诉求甚至略带特权色彩的差异性权利主张，能够在现行体制和规则下，以合理正当、共识协商且不引起主流人群不适的方式解决吗？
我们去到纳平山时，死者已经入殓7天。我们到的这天，是接客办酒席（闹丧）的前一天——从这天开始，死者家开始挂鼓，吹芦笙。
综上所述，当代身份政治的后果和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仅就当前情形来看，它已经对传统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实质的冲击和挑战。当然，身份政治引发的民主危机不是解不开的死结，前提是现有的规则、既定的制度、传统的观念必须有所调整，有所改变。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后现代性”：国家越繁荣，社会越进步，民主越发达，身份政治的威力、破坏力、解构力越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目前还未受到身份政治的实质威胁，但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持续升级的信息技术、趋向极端的个人主义、移民激发的民族认同、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民族众多的族群结构，这些容易诱发身份政治崛起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我们无一不有，因此，未雨绸缪，谋事在前，方是决胜未来的必由之路。
（1）进行预控严格控制钻孔桩钻孔工艺，做好泥浆护壁，防止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孔壁坍塌；另外从混凝土拌制与浇筑过程入手控制，控制最小水泥用量和和易性，保证混凝土沿孔壁能顺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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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9）06-0005-09
收稿日期：2019-06-12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新兴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资助项目“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当代西方国家理论最新发展研究”（DSJCXZ180305）
作者简介：庞金友（1975 —），男，辽宁铁岭人，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研究；洪丹丹（1989 —），女，福建福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于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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