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世川: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的德性伦理特征及当代价值论文

岳世川: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的德性伦理特征及当代价值论文

摘 要:面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从德性的视角展开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强调道德行为主体注重培育内省与外观有机整合的重德性的精神气质和内在超越的德性特质。由此基于德性伦理的角度论证了先秦儒家明辨义利、君子时中和至诚以尽性的德性品格特征。这些德性品格,既彰显了与环境伦理的有机契合,也实现了先秦儒家环境德育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对话沟通,并以“内在超越”之德性品格弥补了“物质主义”的现实缺陷,实现了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生存方式转变。二者的有机契合,为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道德动机,展现了卓越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先秦儒家;环境伦理;德性伦理

先秦儒家的环境哲思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有待挖掘的宝贵资源,蕴含着自成一体与开放的环境伦理智慧,对于解决当今环境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挖掘价值和研究意义。鉴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需求,要想真正理解和阐释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对接,迫切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中寻求环境智慧。先秦儒家敬畏天命、体认自然内在价值并且承担着对自然责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对接。藉此,从孕育及发展环境伦理思想的土壤或源泉来说,注重德性的培养是先秦儒家的伦理文化底蕴和伦理精神气质,天道是儒家所遵从的道德终极根源和道德价值关怀的中心,并以此要求个体通过对道德生命和道德情感的内化而达到与天道合而为一。而德性伦理所要求的正是个体由外而内的精神品质的修养和对终极善的追求,因而内涵德性基因的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必然是一种可以与德性伦理相契合的环境伦理。

于是,酵母菌一代又一代,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为人类工作。在各个领域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所求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它们的付出是多么的尽心尽力。

一、先秦儒家环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契合会通

唤醒人的道德情感和解决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是德性伦理学的目的,其宗旨在于将自然形态的个体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之间现实同一的问题。其以善、良心等理念贯通,以道德人和文化人的伦理实体角色来发挥社会人的功能,以此达到控制自我(道德主体性的高度自觉)和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目的。麦金泰尔认为:“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性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中支配我们,并且还将以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1]德性既是体现个体内在的卓越精神品质,又展现出了个体对整体善的行为实践,它是伦理学的归宿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和个体追求美德密切相关。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德性伦理,强调内省与外观的有机整合以形成整体的世界观。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体现着“敦实伦理的关切”,以德性修养为目的,“培养对这种伦理现实的自觉认同与践行,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的道德理想、成就个体的德性人格”[2]。由此,从内省和外观两个方面展开。“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周易·系辞上》)此为内省之道,旨在要求自然天地之间的个体以德修身,以德配天,以内涵天道的德性通达天人合一境界。而外观之道德践履,在于“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系辞上》)。即德合天地,知周万物,通过赋予天地特殊的品格,让天地品格化,以实现道德教化的开展。以此让自为的、有意识存在的个体效法天地,将自身的仁爱之德性彰显出来以实现天人和谐,万物并行而共生。以此整合内省与外观,将德性品格外化为德性行为[3],所要达到的是“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人与自然协调的信念,成就伏羲氏的“观其会通”天人和谐之境界。

因此,我们会发觉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作为一种贤者、智者的智慧,秉持的是修己安人的价值理念,强调伦理的德性行为,确立了人之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和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由此形成成人成物的实践目的,以体现德性伦理的内在要求。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然的态度能够达到整合近现代机械性原子论思维模式和实践准则的缺陷。其又以德性的视角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彰显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以及所担当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一种与德性伦理相契合的伦理思想。

二、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作为德性伦理的基本特征

从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拥有的德性伦理特征可以发现先秦儒家内涵浓厚的德性基调,并把德性作为生命本真去对待的价值理念对于当今仍极具现实意义。“在面对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儒家生态教育的概念和思想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争论,并且儒家的人性、和谐和孝亲的美德思想对生态教育亦有着积极的意义。”[7]先秦儒家的环境德性伦理是对义务规范的内化践行,基于整体性的思维,面对的是整个自然万物。那么,也就是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需要运用传统文化的德性内涵并着眼于整个自然界。所以以环境德性伦理思想为视角可以激发个体关切和保护环境的内在动力,可以成就个体对环境美德的追求。也正因为先秦儒家提供了一个整全性和一脉相承的思维模式,为重建当代的环境伦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明辨义利,义为德性本体

基于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生态观,强调以人的德性为中心,从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出发,注重“义”的行为德性培养,主张对“利”的超越,构建的是以“天人合德”为内在价值要求和道德规范的环境德性伦理体系。

在义利关系上,孔子主张以义修身,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又言“君子以义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成人、成君子就是成就自身的道德境界,以“义”为道德原则体现的是主体德性的逐渐完善。孟子强调居仁由义,义为利本,认为人与生俱来即有一种不学而知的良知、不虑而能的良能[4]。他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去利怀仁义”(《孟子·告子下》)。

因此,将义内化于心并实现出来,以达到超越和消解利的驱使,使对道德的追求和美德的完善成为人自身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这样,先秦儒家义利生态观旨在展现个体道德心觉醒与道德意志的培养,强调自我反省与自我超越。这是其环境伦理思想作为环境德性伦理的重要特质,彰显了德性伦理内在的价值主张和道德要求。

“义”具有内在的价值规定性,不仅是伦理道德行为的一般准则,更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伦理道德原则,也是人之为人的德性本体。孔子崇尚君子之德性品格的内在修养,并以此外化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之道。孟子注重仁义并举,强调义内在于性,是为人之道、成人之德和成就自然之性的德性伦理。在贯通与整合孔孟德性思想的基础上,荀子深谙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伦理之道,他从对个体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修养入手来反思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认为人有别于动物,人具有道德心并能扩充和培养道德心,人有为善为恶的价值和道德选择。

CT检查结果示:右肾占位(43 mm×32 mm),建议行增强扫描;右肾结石,轻度脂肪肝;彩超检查结果显示:右肾低回声包块(43 mm×33 mm),右肾结石,宫颈囊肿;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右肾含脂质富血占位,考虑右肾透明细胞瘤可能(46 mm×34 mm),左肾小囊肿,建议随访。

(二)中庸之道,君子时中

中庸天命观的思想是先秦儒家伦理型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包含的天人性命与道德贯通的伦理意蕴一方面体现人对天命的肯定,另一方面展现了人的反省内求和对自身道德力量的觉醒。“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之道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德性的体现。其尚“时中”和至诚以达道的环境伦理意蕴和德性伦理价值,是道德主体道德自觉的最高境界,是儒家生态伦理的伦理精神和智慧所在。

因而,君子“时中”的环境伦理思想以 “时”的客观规律,要求个体达到向内反求、天人合一之“中”的德性境界提升。所以,强调君子时中的中庸之道,既能实现个体道德品格的完善,也彰显了自然之本然价值。君子由己及物地扩充德性,既是践行先秦儒家的道德使命,也是为了实现道德的内在超越。所以个体不但需要认识到天地变化不可违背的规律,而且要做到顺天应时和对自然共同体的关爱和敬畏,对天地万物之“时中”既要有合宜的价值判断又要履行维护自然之本然状态的道德责任。这样,先秦儒家以“天地大德”为德性要求的环境德性伦理彰显了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真意和使命。

(三)至诚以尽性,正人德,尽物性

胡树平[12]在研究中发现,粒重的高低取决于籽实库容的大小、灌浆持续期的长短和灌浆速度的快慢。本研究结果表明,向日葵的灌浆速率和起始生长势、生长速率有重要关系,影响向日葵籽粒灌浆速率和达到最大灌浆速率的时间。深松增密后,深松有效降低了向日葵高低密度间的差值,促进向日葵籽粒的灌浆从而进一步提高产量。

“内在超越”是先秦儒家特有的超越意识和人文精神,以其“与天地参”的价值追求实现自然和人的内在价值的完满,以“内圣”和“外王”作为内在超越的基石和旨归,指向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对整个世界的道德关怀与责任担当。当前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呼吁人文精神超越物质主义精神,所以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的道德主体,应自觉树立环境道德主体观,并致力于实现环境持续改善所需要的人格境界[10]。植根于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的着力点在于解决德性的自我和缺乏德性的自我如何统一的问题,在于唤起主体人的德性自觉,在于将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化为主体自我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以此作为弥补物质主义对自然环境的伤害。

继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到“十三五”规划,再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现代系统的整体的文明新形态,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内涵人类共同体对自然生态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这种文明新形态所体现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要求与先秦儒家环境道德教育的德性生态智慧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传承和联系。

总之,人对自然的外观启发了自我的内省而投射出德知德行的德性价值体系。先秦儒家所体现出的环境德性伦理特征体现了德性伦理型文化的价值要求,是一种整全的文化,亦是自主的伦理精神系统。“完整的德性应是知、情、意、行的协调统一,个体只有置身于道德实践中才能达成这种统一。”[6]这些环境德性伦理的特征一方面给人正当的行为提供有效的准则,规范人的欲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人的道德意志的觉醒而实现了对德性生命的涵养。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窥见善性,践行既有节制又有超越性的伦理文化,以明察本心,反身而诚,通达天人会通之德性境界。

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指的是企业在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时,产生的全部相关的财务活动风险。一般来说,企业只要进行经营活动,就会涉及到财务活动,而风险与财务活动密切相连。一旦存在财务活动必然会伴有财务风险,而风险过大,就会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这也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作为环境德性伦理的当代价值

扩展传统德性的方式之一就是重新审视传统的环境德性思想,这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从德性伦理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的平台和高度。总的来说,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的德性伦理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先秦儒家环境伦理思想是一种厚德载物、为善为德的德性伦理文化,强调以人的德性为中心,注重人品质的转化、提升与超越,体现着德性化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过程。因此,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开启天人会通,必须以“诚”作为其中之锁匙,并通过主观自觉努力进行践履。

(一)增强先秦儒家环境德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对话沟通

孔子言仁、言忠信以达至诚之境界,孟子讲求“诚”作为道德价值培植于内心,是精神的内在超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所以“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进一步,荀子注重“诚”外化的作用力,“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荀子·不苟》)“诚”不仅体现君子之道,更彰显了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合规律性的和谐共生之道。“天道只是一仁字,亦只是一诚字。是则天道之生化秩序(宇宙秩序),亦即是一道德秩序也。”[5]

“‘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传统基本成为一种喷涌的意义之源泉,无论后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经历多么大的嬗变和诠释,其实只是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在从源头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8]我们对源头的回忆与眷恋,在于我们通过现代反思之后认识到人们需要一次精神上的回归家园、回归故乡,需要不断地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对话和沟通,以此来解决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先秦儒家环境德育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意味着用儒家的德性伦理取代隐蔽在理性之后的权力伦理,这一整合必须建立在人的身心一体和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平等和谐之上。“人的伦理实体性已经不只局限于人的世界的实体性,而是人与他的全部世界包括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浑然一体而成的天人合一的实体性。”[9]

这种德育型的伦理文化不仅要求个体通过修养臻于至善,提升品格,也教人以德性的培养,达到与万物的和谐共生。因此,加强先秦儒家环境德育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对话沟通,对于解决当前以人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唯经济效益至上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先秦儒家“内在超越”之德性品格弥补“物质主义”之现实缺陷

“物质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价值导向,信奉独断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单纯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满足导致了无限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道德自觉的建立,在于德性品格的修养。鉴于此,先秦儒家所特有的“内在超越”之德性品格的培养可以为作为反思生态危机的有效解决路径。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天道的本质是诚,那么人道要效法天道,根本途径就是通过“诚”将宇宙以道德本体实现。因为人的内在本质和天地之本然是一致的,以人为载体把“诚”这个最高的终极依据外化并实现出来,最终达到与天道的统一,成就明德之性,实现人与天地和谐共生。

公安机关、银行等有关部门应及时开展信息预警,适时以真实案例为宣传切入点,揭露“套路贷”犯罪的行为特征,倡导民众通过正规渠道借款,远离不正规的非法放贷组织、个人,自觉抵制非法放贷行为,严防上当受骗。

(三)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衍生出的重要角色,在以片面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导向的前提下,催生了一连串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先秦儒家倡导的义利生态观,讲求中庸和谐之道,注重顺天应时、取之有度,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和环境德性伦理正合乎“生态人”的价值要求,有助于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生存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走出生态困境。

“现代化进程被简单理解为指向实用主义目标的发展对于人类的全面繁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种视野更加开阔的理解开始出现,这种理解认为,发展不仅应该包括经济指标,还必须考虑人的幸福、环境的保护和精神的健康成长。”[11]一种环境伦理也应体现一种生活方式,个体的人在这样一个满载着价值的、历史性的地球上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应该能使个体的人带着一种历史意识去继承我们的地球,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需要强调“亲环境”行为和卓越的重要性,这就要求道德主体需要具备足够的环境美德及改变环境的行为[12]。实践中,就体现在生态消费的伦理价值观的建立和绿色消费的倡导,而非唯GDP中心主义的价值衡量。“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环境德性伦理存在的意义体现在德性品质的承载者——人的身上。

今夜的月亮大而圆,夜空中有一种白色的清辉,好像稀释的牛奶一样。几颗大星泛着冷冷的银光。我变成一缕清风,无拘无束,体会到古人说的“吾有大患,惟吾有身,及吾无身,夫复何患”那样一种境界。没有了肉身,也就用不着再去找工作,找恋人,不受爱憎情仇之苦了。我甚至不怨恨那个杀死我的人,是他把我的灵魂从肉体的躯壳里解放了。

鉴于此,若我们用“生态人”的生活方式作为指导,将内在的道德自觉外化为外在的道德规律,那么,“对于我们生活的地球、我们的身体、家庭,我们的国家乃至我们宇宙、天地,我们都有一种尊重感,因为它有内在的价值”[13]。尊重感便也是敬畏感,它将德性内化于心,影响并指引着我们选择“生态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亦如樊浩教授所言:“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14]即人与人如何在一起,人与自然如何在一起的生态伦理问题。所以,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大道上,在人类面临诸多环境问题的当下,以“生态人”的生存方式取代“经济人”的这一转变,既显示了先秦儒家环境德性伦理的智慧,又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

站在医院发展层面,脑血管病在省内和国内均是被十分看重的项目。其中,河南省正在打造建设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其中脑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是其中之一。而在2017年,脑血管疾病也被定义为国家发改委疑难危重能力提升工程的重点项目。

因此,在当下全民环境保护和生态伦理意识唤醒过程中,先秦儒家环境伦理中所展现出的德性的个体对宇宙万物无所不包的爱与关怀,并注重个体德性品格的培养和超越,彰显了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精神的有机契合。并通过对环境德性伦理思想的论证,分析个体构建“义”的德性培养和对“利”超越为内在价值的环境德性伦理,强调顺天应时,肯定天命、遵从天道的反身内求的德性行为自觉,践行尽物之性、正人之德的“诚”的道德秩序。基于先秦儒家的视角,实现环境伦理和德性伦理的有机契合,不仅有益于实现个体价值和生存方式的转变,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回归”和“自然的复活和解放”,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而且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出的道德命令和伦理要求,更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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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Ethics Features of Pre-Qin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Its Modern Value

YUE Shi-chua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Xiamen City University, Xiamen 361008,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re-Qin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conduct to rethink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and emphasize the subject of moral behavior to cultivate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virtue and the virtue characteristics of immanent transcendence between introspection and appearance.Based on the ethics of virtu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character of Confucianism in Pre-Qin dynasty, such as the debating o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 shi zhong, zhi cheng and self-fulfillment.These virtu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al traditions of Pre-Qin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moral education and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Moreover, the realistic defects of“materialism” are made up by virtue characteristics of“immanent transcendence”, then the lifestyle has been changed from “the Economic Person” to“the Ecological Person”.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rovides sufficient moral motiv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and shows excellent spiritual quality.

Key words: Pre-Qin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virtue ethics; modern value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2-0123-05

收稿日期:2018-12-2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学衡派伦理自信研究”(17ZXC00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先秦儒家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以德性伦理为视角”(KYCX18_0206)

作者简介:岳世川(1970—),男,河南固始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生态伦理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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