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毛泽东曾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这样写道，足见其对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黄公略以出众的军事才干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其历史功绩和优秀品质，特别是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杰出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民族解放的史册上。
一、忠诚革命，参与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赣西南苏区的创建，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8年7月，黄公略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史称“彭黄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第四团党代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10月，在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奔赴井冈山以后，黄公略以超凡毅力和卓越指挥才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万载等县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推动革命形势大发展。为打破国民党军包围，黄公略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将第二纵队的第四、第七、第九中队分布在万载农村，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中队分布在浏阳各地，同时将第一、第三纵队分散在平江、武宁、修水、铜鼓等区域，一面帮助群众抗租、抗债、抗粮、抗税，一面有计划地打击敌人。为鼓舞部队斗志，他与战士甘苦与共。没有粮食，他同战士一起吃红薯和草根；没有住处，他同战士一起在山林里露宿。斗争越是艰苦，纪律越严明，他要求借物必还，有损必赔，特别要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正因如此，部队能在险恶艰苦的环境下拖不垮、打不散，且战斗热情高涨，军事素质不断提高。平江起义打乱了国民党“清乡”“剿共”部署，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孔尚任之岳父，以袁世硕《孔尚任年谱》为代表。后来论及秦光仪者绝大多数持此观点，影响很大。如来新夏、洪柏昭、徐振贵都将其解释为“孔尚任的岳丈”。二是孔尚任之舅父。《中国文学史纲要》和《中华思想大辞典》皆持此观点。三是对此不加解释。凡涉及秦光仪者，只说是“孔尚任之舅翁”或“亲戚秦光仪”。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解释均不妥当。从文献上看，秦光仪当为孔尚任之内兄。
1929年4月，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以及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成立。8月，彭德怀等率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边区，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在平江黄金洞会合，合编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领导恢复发展了湘鄂赣苏区。9月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通与湘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建立了湘鄂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浏阳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苏区位居当时苏维埃斗争全局的中心地带，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长沙、武汉、南昌之间，给国民党军以极大威胁。它南与湘赣苏区相联接，北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隔江相望，是中央苏区的有力屏障。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中，牵制国民党军达60个团以上，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粉碎敌人的连续“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央苏区的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是中央苏区不可或缺的战略侧翼。
1930年1月，黄公略调任红六军军长，率部在赣西南地区艰苦作战，壮大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片革命根据地。6月，红六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一路军改称为红军第一军团，红六军改称红三军，黄公略任红三军军长。从此，黄公略率红三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支不仅能打游击，而且能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能攻善守的红军主力部队。8月，在奇袭湖南浏阳文家市的战斗中，他指挥红三军奋勇作战，歼灭国民党军3个团又1个营，取得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捷。后来，在战醴陵、攻吉安等战斗中，红三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为维护红军团结和毛泽东领导地位，黄公略和朱德、彭德怀联名于1930年12月17日、18日接连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和《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富田此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的右倾。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分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只有相信地方群众，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5]p85。并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总前委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宣言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3]p85这封信公开后，在党和红军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红二十军军长的曾炳春原是红六军第二纵队政委，是黄公略的部下，他比较信服和尊重黄公略。由于黄公略等人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终于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红二十军也从赣江东岸拉过江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这封信对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红一方面军的团结，防止分裂，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黄公略坚决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来加强党对红六军的领导。军长黄公略、政委陈毅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司令部布告》明确指出：“当此严重时期，本军应运而兴。接受共党指导,努力民权革命。”[3]p71这几句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生动、扼要地表述出来。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六军成立了军委，由黄公略、陈毅、王如痴、罗炳辉、曾炳春、柯武东等数人组成，黄公略、陈毅、王如痴为军委常委，黄公略兼任军委书记，部队连以上各级均建立了党的组织，实现并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六军在黄公略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建军方向，发展很快。红六军干部缺乏，他还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从红五军、红四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红六军。由于他的知人善任，干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黄公略十分重视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和群众的发动工作。他对干部战士开展群众观点和纪律性教育，反对本位主义和地方观念。他还言传身教，督促师团干部学习文化知识。当时，部队供给十分困难，黄公略和战士同甘共苦，寒冬腊月，他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打的草鞋，因而深深感动了全军指战员。他特别强调，部队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积极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帮助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二、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黄公略16岁投入湘军当兵，曾在湖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高级班深造过，又亲历了北伐战争、平江起义直至湘赣边等许多战斗实践，在军事战略战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并为红军广大指战员所公认。黄公略到中央苏区后，在实践中又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
迷宫式密封，迷宫橡胶件内侧装有板簧，在板簧的作用下将密封件压紧在罐壁上进而达到密封作用，每一个密封件下部均有挡堰，克服浮盘上下运动时油品进入到密封内，储运中应用较少。
黄公略
红六军成立之初，干部异常缺乏，成分复杂。在一些指战员中，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游击主义习气浓厚，对如何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工农红军等一系列原则问题存在严重分歧：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对党委、支部讨论问题的制度感觉受约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根本任务的认识也有不同，认为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军队的任务，而是地方党的事情，将红军作为单纯打仗的武装集团；有的热衷于去攻打大中城市，忽视农村工作；有的低估了革命力量，害怕建立农村根据地会遭敌人“围剿”。在党内思想不统一、敌我斗争激烈的险恶环境下，如何开展红六军的工作，是摆在黄公略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红六军成立前不久，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黄公略对古田会议决议有深刻理解并完全赞同。他认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是鲜明地体现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特别是强调必须对红军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领导。”
1931年5月，黄公略指挥红三军配合兄弟部队向富田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歼敌一个师和一个整旅。对红三军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中赞扬说：“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从此，黄公略被誉为“飞将军”。湘鄂赣苏区和前后相续、左右相连的井冈山苏区、湘赣苏区等，实际上成为创建中央苏区、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源头和坚实基础，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奠基之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其中，黄公略功不可没。
至今，没有完善的法律对互助社进行保护，导致个别业务无法顺利开展。由于管理较为分散且落后，加之大量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达到银监会的规定，使得互助社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三、坚定革命立场，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对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根本的要求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黄公略作风正派，大事坚定果决，对同志真诚信任，危难时相互扶携。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当时，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中有少数人和红二十军的领导人对这一方针提出异议，矛头指向毛泽东，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提出“打到南昌去”——同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战略方针针锋相对。与此同时，由于“肃反”、清查“AB团”扩大化、“富田事变”，党内军内出现了严重矛盾。
同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赞扬红三军是一支作战能力强的好部队。这支部队的建立，在后来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在赣西南肩负了“武装游击”的任务，而且进行“肃清地主豪绅”“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工作，使赣西南革命斗争蓬勃发展。这与黄公略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李聚奎曾回忆说：“为了训练好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使“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提高，互相团结不断加强”[1]p72-73。到1930年秋，赣西南红色区域扩大到34个县,人口达400多万，开创了革命的崭新局面。毛泽东著名诗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就是赞扬他此前领导红六军在赣西南开创的大好形势和所作的贡献。赣西南苏维埃中心区域，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和中央苏区的主要源头之一。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为了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分裂红军将领，蒋介石亲自导演了一场所谓策反黄公略的闹剧。他先令何键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解到长沙，然后在报纸上大造所谓“黄公略既将母亲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4]。同时，他又委任黄公略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并派黄公略长兄黄梅庄为参议，携带银洋1500元和蒋介石、黄汉湘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蒋介石自以为这样可以双管齐下，必有所成。哪知黄梅庄一进入苏区，即被我红三军团扣留。当红一方面军总部写信给黄公略征求他对其兄的处理意见时，他置母亲、妻子尚在敌手于不顾，在复信中写了8个大字：“一刀两断，义无反顾。”[3]p110请求将黄梅庄处以死刑，并将其口供印发全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他大义灭亲的坚定立场和果敢行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曾向全军予以表彰，一时成为激励全体指战员保持革命气节的生动教材。毛泽东、朱德亲自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黄公略公正无私、大义灭亲的坚定革命立场，毛泽东在青塘召开的红三军指战员和数千群众大会上动情地说：“前几天，蒋介石派黄军长的哥哥来诱降他，可是，黄军长毫不动摇，大义灭亲，把他的反革命哥哥杀了。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我们的事业有这样的同志为之奋斗，还能不成功吗？”[5]由于红军干部战士的团结和统一，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胜利，使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黄公略执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多次率部取得重大胜利。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中，他率红三军首先从正面发起冲锋，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警卫营，为该役全歼敌师两个旅9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立下大功。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公略率红三军设伏于东固通往中洞的白云山南侧一带，引诱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进入包围圈，并率部捣毁敌师指挥所，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在黄公略领导下，协同红一方面军其他部队，在兴国莲塘、南丰良村、宁都黄陂连克敌军，取得三战三胜。随后，他又率红三军在老营盘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九师独立旅。黄公略作战勇敢，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是朱毛麾下的一员骁将。黄公略在三次反“围剿”中显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为创建和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绩。
四、摸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游击战争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军队建设思想
中国共产党认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是历经了一个过程的。创建人民军队，是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血的教训的结晶。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p208。1927年12月，黄公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他同彭德怀、滕代远组织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黄公略先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纵队长、副军长、军委书记。他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用红军战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要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1930年1月18日至21日，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红军第五军军委在遂川雩田圩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至第五团及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1930年1月底，红六军在永新正式成立，黄公略调任军长，党代表起初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担任，“二七”会议后改由陈毅担任，参谋长曾昭汉，政治部主任毛泽覃。1930年3月，全军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政委李韶九，第二纵队纵队长罗炳辉、政委曾炳春，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彥刚、政委刘作述。
平江起义后，他利用战争间隙写过一本《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小册子，被作为红军的军事理论教材，在军中广为印发。据考证，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理论的军事著作，开创了游击战争及人民战争理论的先河，为根据地的游击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在实战中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1928年3月，受广东区委军委派遣，黄公略回到湖南南县旧部——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就任该师随营学校副校长。随营学校于是成为培养暴动骨干的基地，彭德怀等一批先进分子被发展入党。黄公略办军校，军政并用，除了教授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四大教程，以及操典、野外条例、内务条例、射击教范四小教程外，还特别给学员讲授国民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前途，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农民运动的特点，启发学生阶级觉悟。随营军校第一期招收的学员有近200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红军的优秀指战员。
第一次反“围剿”纪念碑
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村（今吉安市青原区所辖）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因来不及赶到未参加），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黄公略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黄公略言传身教，给师团干部授课，讲解现代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军事指挥素养和政治理论水平。在黄公略的坚强领导下，红六军整体素质、思想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短时间内就从一支地方武装迅速发展成为正规军。
根据公共管廊实际情况，建立针对公共管廊的风险评价模型，包括危险识别与管段划分、失效可能性分析、失效后果分析及风险等级划分。
黄公略还制定了一套对敌斗争策略，即“散整为零”“集零为整”“扰强扑弱”“ 避实击虚”“打圈子”“麻雀阵”“钻 山主义”“ 跳出打圈”“坚壁清野”“扩大宣传鼓动”“建立敏捷的交通”等。通过多年的游击作战，他把游击战的心得体会归纳成几条：“化整为零，敌来我藏；敌退我追，敌左我右；敌往我截，虚张声势；声东击西，打敌前哨，疲惫敌人。不能打，只能拖，旋磨打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5]这些战略战术是黄公略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精辟总结。
1931年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奉命由西向东移往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以便消灭江西革命根据地内残存的白色据点和“土围子”，使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于当晚牺牲，时年33岁。临终他给战友们留下了宝贵遗言：“同志们，一、二、三次反‘围剿’我们胜利了，但绝不可骄傲轻敌，应当充分准备，要巩固和扩大红军，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争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6]p96
蒙元时期，各民族互相影响，在人们的名字方面就是如此。有的汉人受蒙古人的影响，取名具有蒙古人的习惯和色彩，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反之，有的蒙古人或其他民族受汉人的影响，也取汉人的姓名。在游牧文化中，牲畜并不低贱，这与汉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以牲畜或动物作为名字，以寄托长辈的某种期许。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蒙古语》:
黄公略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气魄和革命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6]p97毛泽东撰写的这副挽联，注释了黄公略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也蕴涵了对黄公略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最中肯的评价。
我们重温黄公略英勇的革命事迹，就是为了缅怀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所建立的革命功绩，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学习他的崇高精神风范，汲取正能量，进一步增强信心，不忘初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地形图回放调绘内容和方法与传统方法一致，地形图编辑过程根据成果地形图要求可使用iData数据工厂、清华山维EPS和南方CASS等软件进行。
参考文献：
[1]李聚奎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2]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刘延喜编著.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黄公略[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
[4]湖南《国民日报》[N].1931-03-24.
[5]陈东.毛泽东眼中的黄公略[J].兰台世界，2011（10）.
[6]中共湘乡县委宣传部.黄公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作者简介]朱小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群工科副科长，馆员（讲师）。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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