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原则，治理成本才会较低，人民在治理中的参与感就易于调动，矛盾也就容易化解。这一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化解社会风险，要在经济建设的源头形成矛盾化解机制，端口前移才能顺利引领社会稳定前行，经济与社会的密切融合才能消除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带来的张力。
【关键词】社会领域 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建立以来，不但将占人类四分之一还多的人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救出来，还划时代地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推进了社会转型，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封闭型社会转变为开放型社会，从定居化社会转变为迁居化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和半陌生人社会，从贫困社会转变为比较富裕的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所说：“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总结70年来社会领域的理论创新及其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建设实践与社会建设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在农村建立了以党建为引领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依靠村党支部发展农民，推进社会建设进程。通过土地改革焕发生产活力，修复战争创伤，推进合作化运动，将基层社会组织从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社和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生产、分配、消费、教育、民兵、卫生健康和社会保障为一体的村落。生产队组织农业生产与粮食分配，生产大队建立学校与卫生防疫站，村党支部在全面领导的同时，也兼具民兵训练功能，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在城市建立起企业组织并使这些企业迅速转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以“单位制”为组建方式，赋予其生产、就业、教育和保障的功能（某些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企业城”，城市人口既是企业职工，同时也是城市居民），使企业兼具政府和企业双重职能，并在单位制式的生产与工资分配中形成与农村相似的基层社会，办学校、办医院、建居委会、建邮局和民兵组织。
计划经济下建立的村落组织和城市企业组织，是以定居化社会和政府的无限责任假设理论为基础而建构的基层组织。为强化基层的组织化和秩序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户籍制度、票据制度，证件制度，形成以配给制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因为社会结构决定其功能发挥，为使各个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结构及其功能协调相处，相应的制度约束就不可避免。通过计划性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达到了组织化目标，但缺少了社会活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流动的速率，限制了社会发展的进度。
林氏并非这里最早的原住民，而是从福建迁移过来的。第一代林姓祖先带着族中十几口人，走到村南时，随行的一只大狗突然趴下，任主人怎么吆喝也不动。主人佯装弃它而去，那大狗仍是趴着，不起身跟上。主人觉得奇怪，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这只狗平日里脚前脚后，与他形影不离。
部分中职教师只关注自己是否将旅游知识传输到学生的脑海之中，而忽略了学生是否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是由于这部分教师依然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他们一直延续照本宣科的教育策略传授理论知识。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教育形势，教师应该将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全权放在学生身上，让学生自主思考问题和探究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小组合作编写微剧是一种满足上述教学要求的有效教学方式，其不仅可以营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进一步夯实学生的理论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和城市基层社会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农村基层组织恢复了乡镇建制，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转变为行政村和自然村，集体化生产模式转变为以家户为单位的联产责任承包制经济模式。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前提下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改善了生产关系，激活了生产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城市则是在保障存量的同时发展增量，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开发计划外市场，以乡镇企业与个体企业的市场化消解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压力，并逐步式微附着在企业身上的非生产和交换功能，将学校、医院、警察、邮局等结构社会化，将居委会和家属大院转变为“社区”。这一时期社会领域的理论建构，随着实践的推进而逐步发展为以社会的流动性假设与政府的有限责任假设为基础的解释逻辑。
中国的现代化，是压缩式赶超型现代化。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史，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新时代现代化”的发展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改变旧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宏伟目标，制定了“两步走”时间表，即在1980年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2000年，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和新时代现代化理论
在推进相应社会结构设施实体的建设过程中，社会领域的试错性改革发展出了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社会建设理论，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担负起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为消除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总体布局”的高度。此外，与社会建设相关的理论创新，也在单位制、国有企业改革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农民工的区域流动与阶层归属、基层社会的功能发挥、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结构调整、社会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建构了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形貌，也在网络社会的刺激下，形塑了消费社会的符号表征。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也与其他阶层一样，期许社会政策的配置较多支持其继续向上流动，较多满足其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在快速变迁社会中，社会的确定性及其结构转换，会增加中产阶层的社会焦虑。中国社会第一次遇到了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现象，将会继续通过对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理论的发展，推动社会的整合与和谐稳定。
超高速动能武器对地打击毁伤效应主要包括直接侵彻、撞击成坑以及地冲击毁伤[1,13-14] 3种。根据固体侵彻、半流体侵彻和流体动力学侵彻，分别计算侵彻深度、成坑范围和地冲击效应。
中产阶层是受雇于就业岗位的白领工作人员的统称。改革开放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张创造了绝好条件，使其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各个不同研究机构的计算均表明，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已超过20%。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甚至于超过了其就业人口总数的50%。鉴于中产阶层与其他新社会阶层迅速崛起，统战部专门成立了联系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局，负责新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证明中国社会仍然处于较为快速的社会流动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研究，都围绕中产阶层的崛起，进行了长盛不衰的理论大讨论。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中产阶层与消费升级、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性。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优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有利于鹅蛋型阶层结构的形成。
因为有了“四个现代化”理论构想，才会有小康社会的理论发展。小康社会的建设，不仅设计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相连，形成集人均收入、住房面积、蛋白质摄入量、恩格尔系数、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家庭旅游教育保健占比、电视覆盖率、手机普及率和网络使用率、农村医务室达标率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并由这些概念组合搭建起小康社会的理论大厦，全面完整而又与时俱进地创新了小康社会的基本形貌，并使其成为历次“五年计划”的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将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的开创性理论创新，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拟制了未来30多年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丰富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现实遵循。
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序推进，小康社会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的阶段性转变，彻底形塑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典型村落社会，城市人口占比仅仅在20%左右并长期徘徊不前。自1978年之后，农民工的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活动，使农业人口占比迅速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逐年提升城市常住人口比重。新时代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破除了人口流动障碍，拉动城镇化率迅速提升。截至2018年年底，城镇常住人口占比已达59.58%。现在，近14亿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超过8.4亿，农村人口已不足5.6亿。城镇化的迅速提升，使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从业人员在第一产业占比为70.5%，在第二产业占比为17.3%，在第三产业占比为12.2%。到2017年，从业人员在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到27%，在第二产业为28.1%，但在第三产业占比已迅速攀升到44.9%。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变化，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再加上消费升级，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对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理论引领作用，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模板。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用了差不多200到300多年的时间将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形态。中国在赶超中的实践，以70年的加速度发展，基本建成了小康社会，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中产阶层扩大的同时，理论研究也构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识性概念，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视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操作性概念，比中产阶层的操作性概念更为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人们对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识与理论形塑，曾经有过多次波折。但最终我们在理论上取得了解放和突破：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着路径性轨制。在现实社会中，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大面积重叠，宛如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即在阶层属性上其属于中产阶层，在收入属性上其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很多中产阶层的成员，或者在理论假设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员，却并不将自己认同为中产或中等收入群体。理论研究发现，如果收入的增速跑赢物价的增速，则其认同比就上升。如果物价的增速跑赢收入的增速，则其认同比就下降。
由于“文革”的干扰，这“两步走”的任务基本没有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农业人口占比较大的具体实际，将“四个现代化”调整为与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基本概念，创造性地使用了“小康之家”的表述，最后构建为“小康社会”理论体系。党的十三大将小康社会的建设方略概括为“三步走”，即第一步，从1981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任务，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50年，即到21世纪中叶，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前两步走所规划的战略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调整了原有“三步走”中“第三步”的目标时间表，即在2021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理论创新，将中国的现代化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到新时代现代化方略之中。
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创造了越来越广阔和开放的社会空间，在体制外形成了庞大的经济体，并培育出了各种关系交织的复杂社会组织。近年来日益发展的互联网经济与互联网产业，使实体社会与网络社会互为嵌套，增加了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不能用治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理论假设来治理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迫切要求我们继续推进社会风险防范与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根据山西省地质工程勘察院现场前期实钻资料，地层情况大致为一碰即碎的松软泥砂地层，取心难度很大。现场主要使用了两种取心钻具，常规及超前单动双管钻具。常规单动双管钻具几乎无法获取岩心，超前单动双管钻具平均岩心采取率为33%。岩心丢失严重，严重影响岩心采取率及质量。笔者根据地层特点从岩心堵塞、冲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
社会风险与社会治理理论
理论上持续微量泵入呋塞米更有优势。呋塞米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袢利尿剂，其作用时间短，峰值效应约1-2h，给药后6h效果基本消失[7]，因此理论上间断静脉注射给药会导致呋塞米血药浓度不恒定，从而引起更大的血流动力学波动，而持续微量泵入给药则可使呋塞米的血药浓度相对稳定，利尿效应相对恒定，可避免大的血容量波动造成的不良血流动力学影响。
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既具有相似的地方，也具有差异性。中国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进入网络社会的过程，还是中国进入智能化社会的过程。这些过程的交织，使风险不再局限为局部风险，可能传导为全面风险，这些风险的严重程度会超出预警检测和防控能力，使原发风险滋生为并发的多类风险，并经由网络的放大和操作而转化为失控性风险。我们必须破除这样的观念：即专家和机构会通过自己的技术预测预见到某个风险。那种轻言可以揭开表象透视本质的想法正在经受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考验。技术进步既可以提升监控能力，但同样也会助长反监控能力，使改革稳定与发展问题转变为长期需要跟踪和研究的问题。
在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在带动第一人口大国的快速社会转型中，通过对社会风险的管控，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团结，激发了社会活力，阶段性地将社会管理推进为社会治理。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初步建立起“管理”意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一词，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密切结合，建构了矛盾的最终终结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将“社会管理”创新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实现了由“管”到“治”的转型，“虽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蕴含的深意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变。
监控系统采用SQL网络型数据库并提供了设备实时数据的第三方接口，提供手机APP应用，可以与用户实际管理体制进行配合管理，真正做到无人值守并融入用户的管理方式。将以前不注重但却对电力安全运营拥有相当影响的端子箱，纳入管理系统中来，进一步提高电力运维的安全性。监控平台界面显示采用全中文界面，图形化设计，支持电子地图功能。界面的结构、层次清晰明了，能够实时直观地显示设备的运行数据和运行状态，场景仿真。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一理论创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直至形成成熟的定型化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共建共治共享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共建是基础。只有共建并建设好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提升治理能力。只有共治，才能将法治德治自治密切结合，形成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化解矛盾的合力。只有共享，才能均衡分配社会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满意感和幸福感。共建虽然强调全部社会主体的建设责任感，但不同的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建设能力是不同的，在社会组织尚处于发育阶段，政府的支持就必不可少，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极其重要。但政府只是社会建设的一个主体。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一元多方”的整合力量，才能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共治是矛盾化解的前提，只有共治而不是只有他治才能形成合力，但不同主体的治理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治理体系中，需要解决好自治与他治的关系。社会治理的结果，形成为公共产品，所有社会成员均有享用的权利。社会治理成果的分配能力，就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原则，治理成本才会较低，人民在治理中的参与感就易于调动，矛盾也就容易化解。这一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化解社会风险，要在经济建设的源头形成矛盾化解机制，端口前移才能顺利引领社会稳定前行。经济与社会的密切融合才能消除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带来的张力。因此，在强调市场应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加上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然，社会也起着资源配置作用。所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既要重视市场治理能力建设和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也要加强社会治理能力的建设。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形成治理合力，通过对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重点，不是在社会冲突出现之后才消除，而是通过构建社会安全体系，使中国在新时代稳定运行。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识别码】A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责编/常妍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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