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的产生与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存在密切关系。其消极作用所表现的大一统文化、中庸文化、“帝王”崇拜和“血统论”等成为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教条主义； 文化根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产生和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存在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价值体系、精神境界、语言风格、思维特征等都有繁复的传承历史，具有独到的特点，难免也存在一定的糟粕和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大一统文化、中庸文化、“帝王”崇拜和“血统论”等负面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成为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原因。
一、 大一统文化消极效应导致教条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在经济上实行的是农业为主的小生产经济，在政治上实行的是皇权专制主义制度。在封建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上，统治阶级推行的是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形成了特有的大一统文化。
封建大一统文化的载体是儒家学说。从汉代伊始，儒家学说变成国教，经过世世代代的流传、强化、积淀，儒家学说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的各个方面，成为支配和约束人们言行的规范。人们以它为核心，形成了“同一”的行为模式，“同一”的价值取向和“同一”的人格标准等，并被全社会所接受和逐渐养成习惯。“在这样的大一统文化统治之下，个体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受到了压抑，人们独立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渐渐丧失。”[1]从民族性来看，民族的成员都遵从同一的思维方式，在思考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从圣人圣言出发。人们判断是非、曲直、善恶、真伪的尺度，都来自孔孟等先贤明哲的四书五经。人们确信这些尺度、准则和规范，可作为千古不变的大经大法；而且由古代的圣贤们发现并记载于“六经语孟”之中的这些真理，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增减，后人所能做的至多是注疏与阐释[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中国环境成长的人们，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受这种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形成或打上大一统文化的烙印。在这样一种文化“熏陶”之下，教条主义者就会顺手“图省事”“求方便”“推矛盾”，把一切简单化。把上级组织现成的结论和指示不加分析地推行和应用；把领袖和权威者的思想和理论不加分析地套用或强行运用；把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和做法不加分析地应用和推广等等，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王明教条主义”就是在当时共产国际一统天下的文化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现抄现搬，把共产国际现成的指示机械地加以实施和推广，犯了严重的葬送革命前程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既受到封建大一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党内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产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今天，对不合时宜的、不利于创新的大一统的陈腐思想和观念，理应有所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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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庸之道”文化负面作用导致教条主义
所谓“帝王”文化，从奴隶社会开始就已经存在。到了封建社会，特别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行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统治。皇帝只有一个，君权至上，任何力量和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皇权之下，等级制不可颠倒。实行等级分明的家族制，“三纲五常”不可动摇。经过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的统治，皇权至上和帝王崇拜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经计算得出，方案①的检查点的平面中误差为0.184m，其中平面最小误差为0.008m，平面最大误差为0.281m；方案②的平面中误差为0.153m，其中平面最小误差为0.005m，平面最大误差为0.211m；方案③的平面中误差为0.102m，其中平面最小误差为0.005m，平面最大误差为0.198m；方案④的平面中误差为0.054m，其中平面最小误差为0.004m，平面最大误差为0.176m。
三、 “帝王”崇拜导致教条主义
中国长期的古代社会，形成了“中庸之道”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保守主义特征，过于追求稳定与平和，阻碍一切形式的矛盾与事物的发展；又具有折衷主义特征，只讲妥协，不讲批评与斗争。在皇权专制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对内，以“中庸之道”讲所谓的和谐，讲所谓的一团和气，尽量避免矛盾的存在与爆发；对外，用“中庸之道”来迷惑他人和被统治阶级，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口号和挡箭牌，防止被统治阶级“造反”，依此来抹煞阶级矛盾，极力避免矛盾冲突。“而对于敢于开拓进取，企图立志和推行改革的人们及其行为，则采取压制、贬损和排斥的态度和举措。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者，就被视为异己；敢向权威挑战者，轻者要受到嘲讽，重者要遭受打击；敢于向制度挑战者，就被当作异己或敌人，要对其进行惩处，甚至‘株连九族’等。这种封建制的文化传统，只能把人们压抑到‘中庸之道’上来。”[3]153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与“帝王”崇拜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色彩烙印就很浓厚。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自己导师米夫思想和言论的绝对推崇，使米夫的思想也变成了中国式的教条。王明对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不切实际的绝对贯彻，使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变成中国式的教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与王明自幼在中国生长，自己身上存在的封建思想不无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个人崇拜，出现“天才论”“顶峰论”等，教条主义盛行。与领导者本人有直接关系。同时，与部分人的“帝王”崇拜观念亦有关系。特别是以林彪为代表的反党集团，神化毛泽东，一切按照“最高指示”办，使全国出现教条主义“风尚”和氛围。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帝王”崇拜是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重要根源。
“中庸之道”的文化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意识同样影响持久而深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所表现出的君权神授，不可改变；违背圣旨就是违背天意；等级永远不可改变；皇权就是一切；违背旨令株连九族；国家就是‘大家’，‘乱说’者被关‘文字狱’等，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消极文化培育的最为典型的教条主义表现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的王明教条主义，也同样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3]15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者，严重受中庸文化影响。从一定角度讲，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教条主义，就是王明对国民党的妥协、中庸、暧昧，追求表面的统一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华国锋曾推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其原因之一就是受 “中庸之道”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不敢作为，还反对大胆改革。
与“帝王”崇拜类似的领袖崇拜也会导致教条主义。理想的领袖具有超出常人的素质和能力，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独特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上，他们是社会方向的把握者，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顶层建设的设计者；在经济上，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经济所有制形式的执行者，经济形势、经济状况的调控者，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者；在思想上，他们是宏观思维的代表者，思想超前的体现者，把握时代脉搏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担当者；在理论上，他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而且能结合实际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人们对领袖具有极大的信任、尊敬和当然的服从心理，但如果无条件地崇拜领袖则是有害的。教条主义者往往把领袖的角色定位无限夸大和放大，并发挥到极致，走向形而上学的片面化道路。在他们眼里，领袖就是“神”，领袖的思想和理论可以代替其他的一切思想和理论。这种无限放大领袖形象和思想的结果，就变成了典型的教条主义。偶像崇拜是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偶像崇拜使偶像变成异己力量，就可能会犯教条主义错误。正如黑格尔所说，崇拜偶像是主体“自我放弃的过程”，“崇拜行动本身开始于纯粹放弃某物……并且放弃自己的人格，不把自己的行动归功于自己，反而把自己的行为归给普遍物或反射给本质，而不归给自身。”[4]马克思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脚站立的。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我的生活，别人是我的生活源泉，那么，我的生活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5]如果把领袖形象极端化和绝对化，使其成为自己的异己力量，必然导致教条主义。
四、 “血统论”影响导致教条主义
“血统论”是皇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封建的“等级制”“世袭制”的翻版。皇权专制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本质。“第一，这种制度从自然因素来看，是其家族式的血统论，即皇权是家庭式的世袭继承和延续，一般情况下，皇权由长子来继承，自上而下，长幼有序，不可随意改变。第二，这种制度，从家庭到家族，再到诸侯割据，有着严格的等级分层和横向结构。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任何人打破这种结构和格局的，等级十分森严。第三，这种制度的最高权力只有一个，这就是皇帝的最高权力，一切、最后、最高，由皇帝‘定夺’。第四，这种权力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唯心主义的制度土壤，它长期形成的专制文化观念，易使人们犯以上‘主义’性错误。所以，封建制度最后必定要被更先进的制度所代替或被新制度所推翻。这种制度文化的长期积淀和影响，会使这种血统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之中，逐渐形成。”[3]162封建文化的“血统论”又会带来“社会血统论”。“第一，全社会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或皇权，社会的各阶层、各集团，包括每个社会个体，都必须以皇权为象征，一切由皇上说了算。这样，社会的个体权力就得到了最高确定。第二，皇宫是社会的最高圣地，其他社会组织不能超越这一圣地，社会组织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条件均不能高于皇家圣地。这样，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最高确定。第三，朝廷的决定和‘圣旨’，全社会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允许有任何的‘自我主张’。这样，社会的最高‘指令’也得到了确定。第四，皇上就是社会，社会就是皇上的天下。‘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这样，全社会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这就是皇权或帝王职权。因此，全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自然血统’和‘社会血统’相互联系和交错的文化血统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血统论’。”[3]163
“血统论”在中国存续了几千年，对人们的思想、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种影响也是深远的，教条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与“血统论”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教条主义者受“血统论”的制约和影响，在处理上级与下级、导师和学生、领导和群众等关系时，就会一味地听从上级、导师、领导的意见和观点，不可颠倒的这种“血统”关系，会使教条主义者把上级、导师、领袖的思想和观点奉为至宝，最终导致教条主义。如王明与其导师米夫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一种师生间的“血统论”关系。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深受米夫老师的喜爱，两个人建立了特殊的师生情感，二人的师生关系也如“血统”似乎牢不可破。由于“血统论”的影响，在王明的心目中，米夫就是上帝，就是权威，不可动摇；米夫的思想、理论都是千真万确的，毋庸任何怀疑。结果，王明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
2013年，海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积极转变治水思路，全力保障流域防汛抗旱供水安全，着力加强流域水利薄弱环节建设，积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流域水利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各项管理与改革，为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水利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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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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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保民.教条主义本质的多维审视[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3.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005(2019)04-0025-03
[收稿日期]2019-05-14
[修订日期]2019-06-09
[作者简介]刘保民(1960—)，男，陕西宜川人，博士，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条主义的形成及防范研究”(15BKS022)；陕西理工大学人才启动项目“教条主义溯源及防范研究”(SLGQD15-08)
[责任编辑：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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