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学需要一种相互性的理解，既要理解他者也要理解自身。费孝通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扎根于自己文化的土地上，在理解自我的同时，也在尝试着转换角度看他者的存在，经过一生的写作和思考，到其晚年才有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研究费孝通的思想也便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转型与发展。在寻求“从实求知”地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余，费孝通思想中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可以超越自我，特别是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超越，这成为费孝通晚年思想的精华。理解费孝通思想的途径或许有多种，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是一捷径。
关键词：费孝通；理解；文化自觉；人的相互看；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毋庸置疑，作为一介书生，费孝通是以书写及其所发表出来的作品而成就其一生的，因此有心去研究费孝通的思想，必然是先要从阅读先生的作品为开端，并在一定意义上寻求这种作品的阅读与中国当下现实之间最为紧密的连接，使过去的文字成为当下的一种启示。从费孝通大约15岁的时候投稿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而发表其处女作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开始，一直到他晚年的后期，这种用一支笔去书写、研究和思考的习惯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改变过。由此而可以说，费孝通的一生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者的一生，只是他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的专业研究和思想上的洞见和睿智却又远远地超乎于一般的作家和写手之上，这些洞见和睿智作为中国人所讲求的三不朽的立言而永久地留存在了这个世界，给后来的读者以无限丰富的启迪和想象。
志在富民
作为一位早年曾经留学英伦，在人类学最好的大学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师从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而学习人类学的中国人，他有机会以自己对家乡区域的开弦弓村(即江村)的实地田野调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中国农民的生活》)，并在此之后，作为一名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的足迹踏访过除台湾、西藏之外的中国很多省、市、乡村，并游历过印度、英美以及欧洲大陆这样的相对中国人而言的所谓异域文化之地，但他的用来行走的双脚从来都是牢固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扎根在这片田野之中，他借用自己中西合璧的知识和智慧去呈现他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世界与中国，这种理解对他而言无疑是独特的。而他似乎在经历了一场未曾预料到的浩劫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顿悟，那就是有关于社会科学的“人民性的立场”选择，即以“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态度而有的一种自我选择。换言之，曾经作为西方殖民产物的现代人类学这门学科，其在面对后殖民思潮的强力影响之时，终究要遭遇到一种反思立场选择这个根基性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最终选择了以学术而“志在富民”的立场，在此一立场上，他将其一生的追求更进一步明确为是一种文化自觉，这也就是所谓“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所可能出现的一种“大饥渴”或者大自觉，乃至于大发展，而这在他过世之后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很显然，基于西方世界观的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现代性观念，世界范围内的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而使得种种地方性文化逐渐丧失的惨剧愈演愈烈，后果甚至难以预料。由此而启动的一种文化上的寻根之旅，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展开，人们寻求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扭转西方给世界发展所带来的那些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18、19世纪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去打开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的大门之时，西方以外呼唤“本土文化的丧失”之地就变成了一种无法真正可以抗拒之地，这显然跟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和融通是存在一种根本性差异的。试想，如果没有“五口通商”条约的订立在先，费孝通所研究并提出的乡土社会本身，又如何能够发生扭转变形而成为一个自身土壤养分外流、生存环境遭到现代生活所蛀蚀的地方呢？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思想者或者社会的研究者都是无法真正离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有所作为的，因此，在理解费孝通的思想上不只是要去理解其作品，还要理解这些作品被费孝通所创作出来的那个不可跨越的大时代。而就那个时代而言，费孝通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一介书生，并自觉地肩负起社会与文化的责任，这是在一种传统中国文化之衰退而现代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踏步长驱直入的时代。为此，大约早于费孝通一代人的陈寅恪专门选择了一种“不今不古”的学问去追求，而与费先生同时代却略早一些年的潘光旦先生所选择的研究路径是安国强民的优生前提下的优育，并在学问之路上最终回归到了一种“中和位育”的所谓“致中和”的传统儒家文化的道路选择上去。而费孝通自己在这其间则取其中，他或许难于完全回到被他这一代人之前的一代的激进主义者所彻底打烂了的、通过疑古而被怀疑了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去，但却在思维和血液之中已经被其所浸润，难以真正地予以摆脱掉，费孝通对蜂拥而至中国学问大门内的西学，始终是全力以赴地吸收并加以消化，并在从美国归来的吴文藻引领之下一步步通过研究并理解真实中国、认识真实中国，最终达至一种回归真实中国的曲折之路，特别是回归在那里的真实中国文化，由此而成就了自己对于中西方学术的侵染与融会贯通。
在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之中，包容不同的立场可谓是他思想历程的核心，而径直地指向现实的中国问题以及应有的文化选择是他最乐于为之的写作风格。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中，他把日积月累的思想一点点馈赠给了读者，这些文字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旧是读者如云，这就是一种有着思考和情感投入的文字所创造出来的力量。显然，费孝通完完全全知道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他笔耕不辍，也从不放弃可能有的机会去表达出这样一些想法，使之成为一种公器而有益于他作为其中一员的人民大众，他为此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不悔。
表面处理：涂装前需对工件进行表面处理，喷砂除锈等级达到Sa2.5级，涂装前钢表面粗糙度达到RZ25～100μm。涂装前工件表面应干燥、无灰尘、无油污、无氧化皮、无锈迹。底漆：特制环氧富锌底漆2道，干膜厚度2×40μm。中间漆：云铁环氧中间漆2道，干膜厚度2×40μm。面漆：氟碳涂料面漆2道，干膜2×35μm（工厂一道、工地一道）。除最后一道面漆外，所有钢结构的主要涂装工序应在制造工厂进行。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为投资决策而使用的财务报告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根据个人信息的使用要求，出现了不同模式的会计报表，同时会计信息的披露效率大大提高，降低了其滞后性并朝着实时报告发展,甚至个人可以进入各个公司的财务数据库，并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比如沃尔曼在1996年提出的“进入会计”，有效的解决了传统会计信息披露体系中存在的信息披露时间延迟，复杂程度高，投资者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包括分类数据和定制财务报告的概念, 分析人员可以获得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来预测未来的各种风险
乡土中国与理解中国
作为费先生弟子，在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时，笔者曾主编过一本书，书名叫《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①。这本书是笔者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期间和学生们一起阅读了费孝通十六卷本的《费孝通文集》之后结集出版的一部作品，现在看来这种阅读只能说是一个开端，如果说那种阅读是把费孝通的作品切分开来去作一种分别的理解，那后来我们所陆续在编即将出版的《费孝通年谱长编》，则是用年月日的系谱记录方法将费孝通的思想脉络梳理清晰的一种学科史研究的努力。笔者一直以为，一个人伟大，自然会有其非同寻常的生命轨迹的存在。对于费孝通思想的研究尽管有着不同的路径可以采纳，理解上也会有离开费孝通的文字本身的多重理解，但伴随着斗转星移的世事变化，我们仍旧相信，很多理解中国的原始性问题似乎都可以从费孝通那里找寻到对某一问题继续研究的分离点。因此，对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族学家的费孝通思想的研究，实际上也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毋庸置疑，费孝通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人在研究他的思想了，在那本由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古什所撰写的《费孝通传》中，我们看到了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真实存在，但大卫·阿古什的那份细密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功夫，就真的能借此而理解了费孝通的学术和思想的一生吗？如果你偶然翻阅费先生的那篇《我看人看我》的回应性文字，你就会清楚地知道，双方在沟通和理解上出现的误差真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②。因此，对一位伟大思想者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终结版的权威研究可言，所有的认识都会随着新的语境和现实境遇的存在而有所改变，否则我们今天的人何必要不断地重写司马迁、孔子以及康熙大帝这样的历史人物，因为每一次的重写都可能是一种新的理解产生的契机，这种新的理解都是因应着我们当下的生活和现实而做的一种借题发挥的再拓展。
费孝通去世之后，阅读费孝通的热情却似乎有增无减，乡土社会越来越突出的变化，使得许多人都试图要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去重新理解当下的现实社会。也许，作为他的弟子，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材料上能够有一种传承性的解读，使得一种有似血脉般思想的谱系可以得到一种根本性的保留和延续。实际上，师生的关系也并非能够保证老师的作品必然应该为其学生所阅读，但费孝通的文字确实是在如何想问题以及如何提出问题这一点上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他吸引我们必须要通过一种深度阅读以及思考他的文字书写而去理解他的思想精髓。因此，有幸跟随费先生去读书，由此而阅读了他的尽可能全部的作品，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学问上的机缘，使笔者能作为一个研究者来向大家介绍费孝通先生，特别是他的那些印成铅字的文字和作品。
在笔者阅读费先生的著作中，印象最深的便是《行行重行行》③这本书。看到这本书，观念里中国古人的那句话总是能够被联想起来，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者在想，费孝通首先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家往往都会用自己的双脚去踏访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并用一支笔来描述和呈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可能恰是书本上所没有记载过的世界，这让我们能够从书斋摇椅上的空洞的思考转换到一种直面现实的理解中去。当时，这本封面印有费孝通题写书名的朴素的书籍一下子便吸引了笔者，其中的文章也多是一篇篇有似游记的文字，读起来真的不怎么费力气。甚至有知情人还专门向我解释这本书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不太好念的名字，但听他这么一解释，似乎又一下子茅塞顿开了，这书名的意思是说费孝通自己能够“从一行跨到另一行”，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对于那些有着多重兴趣、多重爱好的研究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记得最初面见费先生是在1994年的冬天，当时笔者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去北大未名湖边研究生院报名的那一天，恰好费先生也来做讲座，我便跑去听。有一个师兄说，他们在北大读了两年书都还没有见过费先生一面，而我一来就见到了费先生，想来这或许就是一种缘分吧。后来笔者就读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这是由费先生在北大创办的一个研究所，笔者也是从那以后才开始逐渐进入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的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中来的。这次无意之间的听讲座，或许是一个人学术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笔者自身学术旨趣的培养却又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后来，自己的许多的论述可能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费先生文字的启发，并由此而一点点地发展出来自己的些许认识和观点。
细细想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以前，可谓是费孝通人生中的一段低谷。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所有中国的社会学家都面临着下岗或者转岗的困境，至少社会学是不能再持续研究下去了。但中国因为有少数民族问题的存在，他们似乎又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和研究的新领域，这也可以算是在那样处境之下的一种成功转型吧。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在内的许多曾经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者，后来都转辗来到了新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新的民族问题研究工作。那时，中国最好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当然也包括一些民族史学家、民俗学家，差不多都汇集于此一新校。可以说，这所集全国高校精英而新组建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一所最为顶级的学术殿堂。这期间，对于费孝通先生而言也还是有施展才干的大好机会的，他那时被任命为民族调查访问团的副团长，这也使他从原来集中在汉人乡村社会的乡土中国问题的讨论，逐渐转向了对整个中国民族关系的人类学的讨论，这无意之间又使得他把之前和王同惠一起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研究又做了一种新的接续，只是不再单单集中在瑶族一地的研究之上而已。
可以这样说，费孝通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那支妙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学科在中国的研究的开展和可能。显而易见，从费孝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用笔来做学问，用笔来书写中国社会,同时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念，用文字来书写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费孝通。如果读过费先生信手写来的那些散文，许多作品都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但在这一点上他与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批评家，钱钟书一直是在一种闪烁其词的隐匿中书写着中国人的精神，而费孝通则是在一种面对现实的直白中告诉人们中国人的精神究竟在哪里，它的社会基础又是怎样的。
作为1910年出生的费孝通，隔过一年便是改朝换代的1911年，由此一种帝制中国转换成为后来的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以及之后历次社会制度上的大调整，无疑都在影响着费孝通这一代人的成长，包括费先生在内的那一代人是真正经历了一种生活剧变时代的来临。概括地说，从1910年费孝通出生到现在的109年间，也同样是中国社会发生了种种巨变的109年。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所发生的辛亥革命，寓意着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上的根本性变革，或者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自上而下发生了一场巨变，这种巨变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的构成。今天的制度和观念，很多方面的转变都跟这场巨变有关系，费孝通本人也从不否认这一点。与此同时，费孝通在其作为学者的生命历程中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关注着这场天翻地覆的巨变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一种深邃影响，并思考未来中国，特别是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未来的命运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很多人还在思考乡村发展的问题时，他已经预感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呼吁小城镇在基层社会所担当的人口蓄水池的作用，为此而撰写出《小城镇 大问题》的调查报告，引起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要批示，成为影响后来中国小城镇发展方向和决策的一份重要文件。这个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到了今天仍旧是没有能够真正得以解决。对于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当年的费孝通曾经专门将其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而提出来进行研究，但今天的城市化似乎走入到了一个单向度发展的快车道上去，而体现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也出现了一种发展的瓶颈。当越来越多的人挤到大都市寻找工作、生活以及未来之时，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是否真正能够满足越来越城市化生活的需要，都将是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一种考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口号叫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英文原文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很多人不经意间也许就误解了或者误读了这句话，似乎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城市，生活才变得更加美好，但英文的本意并非如此，应该是“好的城市，好的生活”。也许，人们更希望借助城市而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国广大的乡村现在面临越来越多跟费孝通所总结的“乡土中国”特征相悖的一些现象，乡村的去留问题即便到了今天都属于一个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否则便不会有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和落实。
从差序格局到文化自觉
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对于他者，甚至是你很熟悉的人，都看成是只有一种看法的存在。往往会因为时代不同、角度不同以及各自经历的不同，认识上的理解的不同就可能会出现或发生，因此，研究者的视角从来都是“人看我”而非“我看人”。如果是这样，我们选取怎样的角度去看也就不是一种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而是在看法上的视角不同而已，那传统中国文化里所盛行的阴阳五行的所谓命运流转的观念又为何不能用来去观察和理解人的一生呢？对于费先生而言，这种理解或许就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开始，这种理解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备的，但绝对是值得去尝试的一种理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学者从其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化里所构成的一个自我成长的完满循环。
在今天，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无疑已经变得非常的明确，无论是国家的文件，抑或是日常的表述，这一由费孝通最先提出来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对今天的世人而言已经并不觉得有任何的陌生或隔膜。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它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如何有一个完整的匹配，所有这些问题实际都将是未来学术研究所应该努力去探索的，费孝通并没有为此而一一给出解答，或者说这一概念的提出颇具一种开放性，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历程中去加以完善和补充。这也可以看成是今天研究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和具有紧迫性意义的根由所在。
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学术生涯从来都不能够脱离时代的政治背景而孤立地存在的，费孝通的学术道路自然也不例外。伴随着外部的种种政治动荡，其自身内在的生命动荡也成为其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旋律谱写并融入他的生命之中去。
从比较优势理论角度来看，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产品价格差异产生了国际贸易。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收入变化将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收入也是影响贸易需求的重要因素。根据需求弹性的相关定义和上述理论，中国乳制品进口需求主要受进口价格和消费者收入两方面的影响。假设将中国乳制品年进口量Q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将经济环境中影响乳制品进口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估计进口的需求价格弹性。
在费孝通自己的一生中，不能不谈的就是他的师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扬光大。中国的吴文藻、潘光旦，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美国的派克，还有俄国的史禄国，都曾作为他的指导老师而在其学术成长期的不同时间段里引导着他走向一条学术的不归之路。无疑，在他的学术品格的铸就中，这几个人对他而言都有着一种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费孝通来说，既是良师也是益友。他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了费孝通以极大的帮助，在生活中他们与费孝通也有着一种极为真挚的情谊，他们一直都是费孝通感念和回忆的对象。这种同道学者间的师承关系在费孝通那里得到了一种传递，受到这几位老师学术风范的影响，费孝通对他自己的学生也一样的尽其所能地去给予帮助。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在以前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不惜费时费力为他的学生们的作品刻写蜡板，以便能够将这些作品及早地发表出来。一个在当时已经有着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家，能够如此关怀自己的学生，背后显然是一种中西融合的师生之道在作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可谓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从初识到成熟的关键期，所有他生命里最为重要的标志性的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个时间里得以完成，其中就包括像《花篮瑶社会组织》⑥《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等。作为一种带有纪念性的成果，《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是费孝通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在瑶山做田野调查时共同合作的结晶，也体现出费先生对亡妻的一种最为诚挚的纪念。在这次有关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王同惠不幸遇到意外而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美丽的大瑶山。然而，费孝通并没有完全深陷于逝妻的悲痛之中，而是将对妻子王同惠的挚爱融入到了他这篇带有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性质的著作整理之中，并在他只身赴英之前交付出版。可以说，《花篮瑶社会组织》这本书承载着费孝通和妻子王同惠两个人的命运，王同惠作为一个象征，也一直都在陪伴着费孝通走过其漫长的学术生命。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有机会重访广西金秀瑶山，他又只身来到王同惠的墓前，写下了缅怀亡妻的充满感情的诗歌，这可以说是费孝通对王同惠思念的最为深切的表达，也成为中国人类学田野研究中以生命换来对真知识求索的一个典范性的案例。
面对中国当下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小书是不能不提到的。就乡村的发展而言，也许我们可以暂时越过对《江村经济》这本书的讨论，但却无法真正越过对于《乡土中国》这本真正经典之作的重温。在越来越多的学科的研究者面对中国问题的困境而寄希望于这本书的阅读时，我们人类学研究者似乎应该使这本四处被借用的书回到它本该有的位置上去。曾经，我们并无办法真正能够安置这本书在学科发展史中的位置，但现在，面临中国在世界秩序格局中位置的新改变，重新安放此书的位置成为了一种能够吸引更多学者注意力的亮点所在。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为此一种重新的安置而感到惊讶，发现它没有被历史无情地抛进故纸堆中去，而是在费孝通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岁月里重新焕发了其学术思想的吸引力，借此而引导着人类学家对此书提出一种新的问题思考。
对许多阅读过此书的人似乎并不陌生，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差序格局”，或许受到潘光旦先生反复讲述的“五伦”观念在中国社会伦理结构中的影响，费孝通由此而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实质便是试图与一种西方“团体格局”相对比之下而对中国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给出一种更为贴近真实的理解，以克服一种西方社会学教科书般的对于中国的远观。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为我们的社会理解找寻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框架，与此同时，他也借此暗示了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它的可以把分散开来的个人一个个地聚拢在一起的基础究竟在哪里？而这个基础就在于一种强烈意识的自我的存在，但这种自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要被自我放置到他人的位置上加以绑定起来而实现，因此这种自我在天然的意义上便是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是“我”的一种他者化。因此在我们乡土中国的文化里不太惧怕有他人的存在，只要“他”是和“我”有关系的，“他”可以转化成为“我的”，这种惧怕感也就自然消失了，这里的关键是要看他和我的关系究竟是远还是近，每一个外在化的他人都会被放置到一个可以无限扩展出去的关系网络之中去，但自我依旧存在，这个自我的功用核心就是依据与外在他者的关系的远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反应。
这种关系结构绝非是“拉关系”那样简单，它自身具备一种真正私人性与安全感的结合，自我的存在，并以自我为中心，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中国人自我价值的发挥，同时在他需要各种帮助之时，便可以瞬时启动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由此而使得一种由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安排的社会格局得以有助于每个自我与社会成就的获得。这种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社会里的道德、法律以及伦理形态，换言之，所有这些都无法脱离我们的社会关系中以自我为中心而又不断延伸出来的社会联系，这种关系网络的实践真正塑造出了乡土中国的一些最为基本的特征，其中就包括对于私人的而非公共道德的强调。换言之，在人们作出一种道德与否的判断之前，首先想到的就是彼此之间私人关系的远近，这种观察无疑是对中国社会自身文化逻辑的最为深刻的一种理解。
有鉴于此，汉日语在IT领域新词的构词特点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日语采取了“音译法”的直接形式，对外来词的吸收同化功能强；而汉语则存在“音译词”“意译词”和“混合词(音译+意译)”三种吸收形式，以意译为主，更多地倾向于使用原有文字、词汇和构词习惯来构词，对于外来词的吸收同化功能不如日语。某些外来词即便先采用音译，但在出现意译后，音译词往往最终被意译词所取代。如：“e-mail”，最初被音译为“伊妹儿”等，但最终逐渐被意译词“电子邮件”所替代。
在要不要回钻戒的问题上，许沁曾一度踌躇不决。这个捡来的便宜本该属于她，却砸中了葛局长。要吧，把葛局长得罪了，她会面临巨额纳税风险，还可能穿葛局长的小鞋。税务检查年年有，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不要吧，自己吃了哑巴亏，二十来万的税，送三十来万的礼，捡了芝麻丢了黄豆。
因为新的中国的建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抛开一种现实的存在或者国情而自行构建，而这个摆在新的中国面前的现实基础恰恰是与现代西方已经建立很久的法权制度的契约精神不能够相融合的。换言之，这个国家的基础的文化可谓是建立在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上的，由此才会有难以处理的一种所谓“人治”的社会、在野乡绅的自治、无讼的理想以及一种特殊的礼法文化等困境的出现，这些困境不是在于一种传统的文化有了问题，而是在于我们引入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忽略了一点，即一种传统的差序格局的文化观念它是要慢节奏地发生转变的，言外之意便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可能做到同步发展，进而会引发诸多的困境产生。当然，这些困境也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急躁冒进的国家建设行为埋下了潜在的、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沟壑。
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的担忧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建设并且走了一大圈的弯路之后，回头来看，似乎根本性的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难题仍旧在那里，没有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或许，经济的发展可以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引入自由竞争的机制来实现，但一种跟传统和地域文化极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体系，在应对着一种现代共和理念而得以重建的历程，仍旧跟费孝通半个世纪之前所担忧的一样困难重重。当我们试图摆脱农业社会的诸多束缚而去寻求一种现代制度的建设之时，如何去理解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差序格局的存在可能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一种私人的情感之上，更多会讲求一种私人关系的优先地位，那我们在哪里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强调公共领域沟通机制的现代国家，这可能会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问题。
很显然，费孝通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追问，他试图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通过一种“行行重行行”的做学问之路来作一种对于书斋式认识局限的超越，由此而试图去洞悉中国文化根髓里的新改变。对于费孝通而言，如何可能在一个深厚的强调“私”的道德文化里去重新构建出来一种公共意识性的东西，这成为他所真切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但很显然，费孝通在那么早的时间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之初运用于中国社会，显然是有些超前而变得不合时宜了。政治上的风云突变的不可预测性，使得他的真实想法没有真正能够进行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转换时空到了当下的今天，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且在解决上依旧是很困难的，否则便不会有现在喧嚣尘上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的带有紧迫性的国家召唤了。
可以说，晚年的费孝通猛然觉察到一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一个社会的整合显然离不开一种文化观念的吸引，由此他将对社会研究的那种从一个水平面的“差序格局”的研究转移到了一个垂直面的“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自觉的研究上来。现在政治学家开始去研究一种文化安全感的问题，他们乐于称此为“非传统安全”，即除战争以外的所有可能引起国家秩序动荡的那些非安全的因素。也许这在未来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科，并需要有更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其中。但如果我们去仔细阅读费孝通的那些有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费孝通的观念里对于我们研究安全感问题时会提供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考虑到，如果我们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私人关系之上，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真正找到一种脱离了私人情感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感呢？
三是引领业主自治。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参照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由业主大会推选产生业主委员会，代表广大入住村民利益，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完善“三务公开”工作机制，聚焦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关注的征地补偿、土地租金、脱贫攻坚、物业管理等，精准梳理必须公开的17项规定事项，保证涉及群众的事情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由群众做主。
与此同时，当面对一种现实处境的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我们的私人关系开始一层层地断裂开来并逐渐变成相互陌生和冰冷的社会关系之时，我们的安全感究竟又保存在哪里呢？而且，当我们所谓的自己人也因为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开始变得不那么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了一种真正的社会不安全感的状态之下。如果这样一层层地推演下去，可能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似乎没有一个人会有安全感的存在了。虽然这样的判断多少有些夸张，或者仅是个案而已，但细想一下也不无道理，特别是在今天新技术手段使得我们难于直接面对面的区分谁可以为真正的自己人，而谁又属于是真正的外人之时。但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仍旧更为倾向于去相信私人关系的力量，毕竟社会关系敏感性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的现象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私人关系格局下的社会安全感相较于过去似乎在变得更为重要一些。
比如，现在在校读书的大学生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安心去读书、学习的，因为对他们大部分人而言，读书就是为了工作，而他们清晰地感受到无法预知未来的出路究竟是在哪里。在过去，读了书以后是可以稳定地“吃皇粮”的，也就是在计划体制的那个年代，大学生无需担心毕业后的分配问题，只要考上大学，大家都是被计划之中的一员。同样，进入一所好的学校和一所一般的学校，在工作的选择上只是一种工作性质的不同，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有很多地方大学生、研究生求职，都被要求他们所在的大学必须是“211”或“985”的学校，这可谓是参与工作之中去的最为基本的门槛，由此很多人都被拒之门外。这同样是费先生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问题，社会的安全感实际上跟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和位置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曾经获得了某种功名的士绅阶层留在了乡村，由于这一阶层在社会中所担负的权威调解人的作用，而使得乡村社会的秩序得到了一种安定，而当这些人都逐渐离开农村之后，那里的秩序空缺便是无比巨大的。因此，在当今社会现状之下去研究社会安全感问题也是极为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所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不能脱离一种社会现实的真实存在状况，脱离了就一定会走弯路，之前中国的发展并非没有这方面的教训。费孝通就是从一种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的乡土社会真实情况去理解农民究竟是什么，农民的生活实际究竟又是怎样的。
为什么费孝通的那些书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因为他的研究工作和以往的那些研究是不太一样的，他是把老百姓实际的想法与感知用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很多人的学术经历都会有一些故事的成分，这故事并非虚假，有时会很真实，当然我们也不会排除在看似虚假背后的一种真实存在，但这样的真实在一种八股风格的研究论文里往往见不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中的那些真知灼见，一定有一些是得益于费先生的姐姐费达生的，至少他能够进入到乡村去进行一种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是基于他的姐姐和姐夫的。费孝通在情感上极为信赖和尊敬的姐姐费达生，曾在江苏吴江开弦弓村那里搞过养蚕技术推广，开过缫丝厂，她和当地的农民有着相当熟识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条件，费孝通因此很容易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很容易开展他的实地调查研究，由此而从他们那些人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真实发生的情况，这恐怕就是费先生最早接触到“乡土中国”这个议题的最初机缘。
笔者的博士论文研究可谓是接续费孝通有关乡土社会研究的，或者是照着他的路子去探索中国乡村的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借此集中研究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跟法律、人类学或者法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更为接近。作为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当时费先生也出席了论文答辩会，在笔者做了对此研究的论文陈述之后，他曾经问了一个问题：“你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乡土社会吗？”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费先生自己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一书中，他就曾经断言：“乡土性的地方自足时代是过去了”⑤。
事实上，我们从不缺少农民研究，更不缺少对农民生活研究的各个层次的学者，但在看过许多有关于农民以及村落生活的调查后，我们不禁想问，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中国农民的呢？并且，在什么意义上这种了解才算是真实可靠的呢？或许，对于当下中国是否还属于是乡土社会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种更为深入的思考，但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笔者个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仍旧还是一个乡土中国，即在一些核心特征的意义上仍旧保留着乡土中国的特色。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在一个地方性熟人关系里所发展出来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的社会交往中还依然在发挥着其作用。虽然随着一种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很多农民搬迁到了城市居住和生活，但他们所赖以维系的还是原来土生土长的亲属关系，或者说他们乐于在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即便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可以仔细留意一下，自己现在所依赖的资源是不是还是身边的那些熟悉的同学、朋友、老乡，而没有一个所谓公共的、陌生人的角色可以为我们所信任。如果是这样，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就无法真正打破。
尽管我们今天可能无法再去准确地猜测出费孝通在1947到1948年这段时间里撰写《乡土中国》那些文章的最初动机，但很显然，在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未来该有怎样的一种基础，恐怕是费孝通写这些文章的最为深邃的目的所在，他试图向一个即将到来又处在曙光之中的新的中国提供一种文明中国的社会基础的基线理解，因为一切的现代国家的建构都不能够真正脱离开这个基线的社会基础而做一种空中楼阁的构建。遥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共和”二字的意思就是指一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人民的共识以及在权利上的共同拥有。人民共同分享构建国家权利的这种概念是以前中华帝国时代所不曾有过的一种制度框架，但怎样能够真正将这样一种法权的概念提升为一种在这个新型国家里的每一个人的共识，恐怕是谙熟英伦民主制度模式的费孝通所最为担忧和深思的，在没有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所承担的种种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共和国的理想就只可能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为此，费孝通所做的一种学术上的对于乡土中国基本特征的剖析，恐怕都是为这种担忧而做的一种学理和思考上的准备。
笔者曾经对费先生1999年的一次在北大的讲座录音稿进行过整理，讲座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并得到了一份费孝通亲自手写的讲话的提纲复印件，后来还特别珍藏了费先生用铅笔在整理稿上所进行的细密修改的修改稿。费先生晚年的讲座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会先打一个腹稿，或写一个提纲性的摘要，然后开始自由发挥地讲。讲话开始的时候他也会先做一个铺陈，一般都会从他早期的学习经历开始讲起，然后再渐入核心主题，中间偶有风趣的玩笑之语。但他演讲的最为精彩的部分都会在接近演讲的中后段，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妙语杂陈期间，不时还有英文的单词蹦出来，像“补课”“各美其美”以及“文化自觉”这样的属于费孝通自己晚年的重要学术概念就是这样从演讲中“蹦”出来的，而且假如你看到费先生此类风格的文章，大约都是基于某次演讲而写成的。
孤独的自我超越
笔者一直猜想费孝通晚年是孤独的，这并不是指他脱离了社会意义上的孤独，而恰恰是他思考问题的前瞻性之远而使其思想处在了一种孤独之中。因为在他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能与他有一种真正的心与心的对话。许多知名的社会学家在他面前，也不过像是小学生在请教老师问题一样，不能够真正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不是不能，而是在知识和学问上的没有自信可以去进行这种对谈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小学生去请教老师之时，老师除了按部就班的问答，难有什么真正思想上的激荡，那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而非思考的传授了。所以说，费孝通的思想光靠对话和问答大约是很难完全表达出来的，最后还是要通过对他经过深思熟虑而手写下来的文字有一种深度的阅读、研究和理解之后才能真正有所收获。
1957年可谓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费先生因为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而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但这期间，他还是笔耕不辍，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在差不多两年之后，费孝通才和一批知识分子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真正的恢复是伴随着1979年后在中国恢复了社会学的那个时期。而这之后的一篇文章《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可谓是费孝通晚年非常在意的作品。或许在经过了文革、反右等运动后，费先生终于明白了人类学的作用是什么，他认为人类学是要去运用的，而不是西方所认可的那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个人享受。而他后来的另一篇有名的文章《小城镇 大问题》，对怎么样能够在中国乡村更多发挥小城镇的作用、怎样发展乡村企业以及如何做到农民的“离土不离乡”等都作了重要的阐释，并提出了怎样去看待乡镇问题的种种思考。到了1988年，他写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作为著名的“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的演讲稿，这篇即使到今天依旧有其影响力的文章，在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中仍旧发挥着其重要性的思想引领作用，在一种“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构建的框架之下，中国的民族关系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篇文章最后借用了一个花园园圃的比喻，并以此来比喻中国的民族关系就像“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确实，我们并不像西方诸国或日本一样，是近乎由单一民族所构成的民族国家，所以我们的格局应该是各种花草共生的花园式的多元一体，当然，反过来的含义也是一样明确，即一体多元，由此，每个民族在其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彼此和谐共生⑧。
据悉，片猪肉激光灼刻检疫标识，与传统的人工滚筒针刺式胴体检疫验讫印章相比，激光灼刻胴体检疫验讫印章具有识别度高、难于伪造和卫生安全的特点。录入到动物产品上的激光灼刻码，即可查询产品质量、来源等信息，实现动物产品可追溯。
各小组需要以组为单位完成本课程的各个项目，教师下发项目任务之后，各小组成员之间需要在一起进行探讨每个项目的主题、需要的耗材、成员之间的分工等问题。在小组成员讨论的过程中，集思广益、头脑风暴，锻炼了学生团队协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对费孝通而言，是一种从他所说的“志在富民”的观念而一下子跃升到“文化自觉”观念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笔者认为，这期间最为重要的带有标示区分的划时代意义的便是1992年费孝通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孔林片思》。从费孝通后期的思想演变来看，这是一篇很精彩且不宜为后来人所随便就能够绕过去的文章，这多少有些像其1957年所撰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篇文章，尽管关心的主题不同，时代也大有改变，当然写出来的结果命运也有所不同，但这无疑又是一篇内藏有费孝通深邃思想、华丽文采以及充沛情感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这篇造访孔子墓园的观察和感受性的文章激发了费孝通很多有关于文化观念的反思。特别是这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可以说与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有彼此相通之处。我们只有真正去读过这些反思性的片段之后，才能知道我们当今的文化究竟是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究竟会向哪里去转。另外，在《费孝通文集》中的一篇名为《参与超越神游冥想》的文章，底稿实际上也是一篇笔者曾经整理过的并经费孝通亲自修改过的谈话记录，这是1997年春节之前在费孝通北太平庄的家中他面对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诸位同仁的谈话内容，在笔者依照录音初步整理之后，由费先生修改数遍而收入到了这个文集之中。在这篇谈话中，他的思路极为清晰，颇具尖锐的反思性，认为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在调查的基础上就事论事，而是应该有一种“神游冥想”，超越一般事实而提供更多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看法的研究能力的体现。
在从20世纪末步入21世纪初的数年之中，对于费孝通而言，这可谓是一个真正在思想上从一种“文化自觉”的思考迈入到“美美与共”理想追求的一个过程。在这很有限的几年时间里，笔者认为费孝通最重要的著作除了《师承·补课·治学》⑨之外，那就要属《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⑩这篇文章了，笔者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札记性的文章，当时很是惊讶于费孝通在耄耋之年的思考力和关注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古代，玉器对人而言是很重要的。这里顺便还值得指出的是一个叫“玉石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显然是西方人给我们的称呼，但玉石则是中国文明中所固有的一种物质文化。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在西亚、中亚以及亚欧草原所构成的一条相互连通的贸易与文化之路中，这条路的一端是所谓的“青金石之路”，而另一端便是位于中国西北部这一段的“丝绸之路”，在古代，作为一个整体的欧亚世界相互间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丝绸是西方而不是我们所缺少并专门需要的，我们所缺少并极为需要的是玉石这种物质，或者说是文化意义上的需要玉石。费孝通对此讲得很精彩，他在其中就是想要去证明建构一个中国文明的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要去超越基于私人关系的差序格局，要在统一性的更高层次上去构建一种共同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具体便落实在了玉石这种物品之上。
“哦，我半个月前去外地出差，在那边遇到一个自称老贾的人，他卖给我的。看来我遇到的老贾八成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了。”中年人说着抱紧了箱子，生怕孟导急了来抢。
费孝通的作品对笔者这一辈人而言是有着一种真正的思想上的引导作用的，在有很多人和西方接触更多依赖二手文献阅读的处境之下，费孝通的著作则为我们开启了在中国做实地研究的一种可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开去的研究思路，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茅塞顿开、大彻大悟。在笔者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作为学术前辈的费孝通先生那个“当下中国是否还是一个乡土社会”的提问(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还会有彼此之间不同的看法)，一直激励着笔者在后来的学术追求上对这一问题作一种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在费孝通先生2005年4月24日不幸离世之后，笔者在“乡土社会”这个主题上召集了一些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2005～2011年)安排过数十场以《乡土社会研究》为题的系列讲座，而在2010年费先生百年诞辰之时，笔者还带着学生将其全部的文集都通读了一遍，分头撰写读书笔记，编订出版了《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一书。2011年以后，笔者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带着自己的前后数届的研究生们开展了有关于《费孝通先生年谱长编》的编辑整理的工作，这项工作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人的相互看
最后，对于怎样看待费孝通一生的思想的问题，笔者觉得可以回到一个中国人很传统的观念里去加以理解，那就是所谓的阴阳五行相互转换的观念。费孝通晚年的《我看人看我》那篇文章，是针对一本西方人写的有关他的传记的书而写的，面对一本厚达数百页的大部头著作，费孝通的回应却简明扼要，笔法上真可谓四两拨千斤，叙述中有批评也有表扬，用尽了中国文人儒雅的曲笔做法，由此而让真正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暗自称赞批评者笔下的妙趣横生。笔者以为费孝通这篇文章所要真正表达的乃是一种自己不太满意的心情，但这种批评人的文章读起来却让人感觉并非那么剑拔弩张，自然也不会让人读后有不舒服、难受以及伤了和气的感受，这向来也是费孝通自己所遵循的一种做人之道，同时也可谓是真正中国文人的批评之道和文人风范。针对这本下了足够功夫的博士论文《费孝通传》而言，费孝通认为那是一种“我看别人”和“别人看我”的有差异性存在的两回事情，即所谓的“我看人”是一种看法，而“人看我”则是另外一种看法。这里的意思也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有着一种文化差异的两个人在彼此之间如果真的能够看清楚、看明白对方的存在，那是何等之难的一件事情，这恐怕不是纯粹人类学的知识所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人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之中逐渐去悟道而生发出来的一种境界。
乡村如果是这样一番处境，文化的未来又将会走向哪里同样是作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而吸引着晚年费孝通的注意力。或者说，从1948年前后开始撰写《乡土中国》④和《乡土重建》⑤这两本小册子的时候开始，费孝通就一直探究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变革的时代中，中国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这种探究只有到了他晚年90多岁时才真正变成是一种自觉性的思考，并为此而提出一种“文化自觉”的概念去试图予以彻底解决，这可看成是他学术生涯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和倡导。
如果用一种回溯性的人生叙事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去说，费孝通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这中间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而到论及城乡发展的《小城镇 大问题》，再到“多元一体”概念的真正提出，前后一共经历了四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再到其晚年后期的“文化自觉”观念的提出，这中间又是十几年的时间。在此意义上，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对于费孝通而言就可谓是一个圆满的循环，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这些历程之间应该都是相生相克、辩证发展的。显然，没有某一种的人生阅历和坎坷自然也不会有另外的一种觉悟、境界和成就，这背后根本上存在着一种一个思考者对于自我存在的不断超越。换言之，这是从对一个小村落的认识而不断地跃升到对于中国文化以及文明发展的一个宏大的认识上去。一个生命有足够长的学者，都会有意识地去完成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因为学术的追求而附带出现的一种政治人生上的那么多的磨难，但归根结底，费孝通的学术人生相对而言还是得到了一种圆满，他借此表达了他所要真正表达的内心世界的真谛。
古人曾经说过“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的话，这背后的含义就是使一种争端最终转化为和平的解决，玉和帛都是象征和平或者代表文化的东西，因此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柔性转化暴力的暗示在其中。在西方现代文化之中，人们习惯用“管理”(manage)这个词来说明对社会里的人和财物等方面的控制、安排和使用，即用一种最为合理的资源调配的方法去解决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和危机，因此，管理就成为了一门专业、一种职业。而我们传统的文化里会强调理想状态上的一劳永逸，不太希望出现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在纠纷和冲突出现之前先要灌输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由此，一种自然的冲动便得到了预先的平复，不至于酿成恶果，之后再由管理者去处理，否则在处理此类纠纷和冲突上可能既费时、费力，又费成本。因此，如果稍微笼统地说那就是遇到有彼此的冲突，首先想到的是用另外更具超越物质性的观念使之有一种超越，即像这里用更高境界的“玉帛”这样具有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东西去加以引导，不至于使彼此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难以化解的直接的兵戎相见的“干戈”冲突之中，而无回旋的余地。费孝通晚年对于文化问题的此种探讨，更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其之前“志在富民”的理想在文化维度上的再一次升华。或者说，在他看到农民的口袋里有了钱之后，接下来他就在想农民口袋里的钱究竟应该怎么花的问题，而这恐怕是只有文化才能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经济所能完全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费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清楚，在今天的社会之中，钱多并不意味着必然幸福。
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日经历了从“八一五”到“九三”，从行政法规到国家立法的双重变化，为更好开展抗战胜利纪念日活动创造了前提。
最后，还是想用费先生的一首诗来作小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我们可以从这首诗中去理解费先生当时的心境，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作为志业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人生求得圆满的中国式文人的自我情怀所在。
注释：
①参见赵旭东：《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②参见费孝通：《我看人看我》(《读书》，1983年，第3期)。
③参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④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课程中导入激励理论，可有效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基于内容型激励理论，提炼学生所注重的激励因素是关键；基于过程型激励理论，需注重展示课程的价值及考核的公平；基于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需加强课堂监管、端正学习态度、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
⑤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观察社，1948年版)。
⑥参见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⑦在这一点上，费孝通与人类学家李亦園之间的对话可能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可参阅：赵旭东、李育珍：《对话的人类学：以费孝通先生与李亦園先生交往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⑧参见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⑨参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⑩参见费孝通：《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群言》，2001年，第8期)。
2.本科学习成绩与因变量之间是呈同向变化，本科学习成绩越好，表明学生学习能力、学习兴趣越高，考上的概率越大，因此选择考研的概率也就越高。据相关研究发现，“这些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大学四年学习综合成绩普遍比较好，学习成绩班级平均排名在1-5名区间的，比例高达74%”。﹝2﹞
参见赵旭东： 《有关上古巫文化的一个注解——读费孝通教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有感(费宗惠、张荣华编：《让社会更美好》，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72页)。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MM各期患者外周血及骨髓中Treg、Th17细胞比率，以及患者外周血血清IL-6和CRP水平的分析，证实Treg/Th17平衡在MM活动期向Treg细胞倾斜，有效治疗后恢复，提示Treg/Th17比值具有MM预后判断作用。此外，本研究中，经过治疗后，部分患者Treg/Th17比值仍较高，可能与治疗效果不佳相关。在MM患者中，Treg/Th17平衡是否受到其他细胞亚群或因子的影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来明确。
参见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上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页)。
参见赵旭东：《化干戈为玉帛——玉石之路新疆行有感》(《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3-06-14(05-06))。
收稿日期：2019-03-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6JJD840015).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19.05.007
[责任编辑 勇 慧]
标签：中国论文; 社会论文; 乡土论文; 文化论文; 人类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编号:16JJD840015)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