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在应对危机时常常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早期人类在危机来临时选择逃避、结盟或者互助，而现代人则更加懂得使用制度或规则来应对危机与解决问题。法律、道德、协议和其他各类良性规则既是人类行为制度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应对危机与摆脱困境的有效工具。在危机来临时，充分有效的行为制度化能确保人类从容不迫地应对危机，而混乱则是行为制度化欠缺导致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危机应对；行为制度化；早期人类；现代人
在遭遇危机或解决实际问题时，现代人类可能会有若干种策略选择。而对这些策略选择进行分析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策略选择其实完全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制度性策略选择与非制度性策略选择。非制度性策略选择往往脱离了道德、法律与协议这样一些制度性规范，而制度性策略选择则强调以一系列的制度性框架来规范人类的行为并化解现实中的危机与困境。
一
一般而言，危机的解决往往要依赖于一个或多个制度性框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性策略选择），通过发挥相应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使群体成员能够比较顺利有效地应对危机和解决难题。法律、道德与协议是社会经常运用的三类制度性框架，这三类制度性框架一般都具有较为完备的内容与体系。法律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与行为做出明确规定；道德对社会成员的各类行为做出一般性与原则性的规定，并对法律框架的一些内容进行适当补充；协议则是为了维护群体或个人的特定利益而订立的一种更为特殊的制度性框架。协议框架的维系既依赖于法律这一制度性框架，也依赖于道德这一制度性框架，如果没有这两者的维系，协议框架便很容易失去作用或面临道德风险的考验。法律与道德这两类制度性框架之间不存在双向的替代关系，因为法律能够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方式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替代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却无法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方式来替代法律。
上述三类制度性框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人类解决现实问题或化解危机时，这三类制度性框架能够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在人类应对自然灾害或疾病等危机时，法律框架首先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一系列规章制度在内的法律框架（也称之为广义的法律）都对自然危机处置的各个方面，如指挥疏散、行为引导、规范程序、联动机制等做出具体规定，规约着政府、机构、民众的行为。在法律制度没有明确规定的方面，道德规范则可以补位，不仅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且能引导人们更好地遵守法律制度。当人们在解决社会生活中其他影响个体或群体生存的危机与问题时，协议这一制度性框架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协议这一制度性框架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法律制度框架，法律制度是协议订立、设立的基本前提。此外，协议的订立与履行还受到协议订立者道德行为的影响。如果协议订立者均能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那么协议的订立与执行将变得更加顺畅，由道德问题引发的违约行为也将大大减少。比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道德因素在协议订立之前便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委托方如果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与代理方签订协议，协议的执行便很容易受到代理方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代理方可能会在签约之前隐藏诸多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而委托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代理方签订了协议，从表面上看是委托方选择了代理方，实际上却是代理方“选择”了委托方，即所谓的“逆向选择”。当协议订立完成并开始执行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完备，委托方的利益很有可能因代理方的不良行为而受到损害，此时代理方通过不良行为而获得的潜在收益便是委托方的潜在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道德风险”就出现了[1]67。
可见，风险的规避、危机的消除或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需要依靠道德规范或协议框架的不断完善。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场合，道德规范很有可能难以发挥作用，因为面对利益诱惑时，人们很有可能会置道德规范于不顾。而对于协议框架而言，协议方即使将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写入协议，协议也有可能因为特定原因而无法得到有效履行。换句话说，即便存在最完美的协议，协议的最终效果也可能完全为零。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制度框架就能为人们应对协议危机或避免利益受损提供必要的保护。因此，法律这一制度框架显然要比其他两类制度框架更具有效性。
商业银行审计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属性，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物联网、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进一步加快了商业银行信息化建设进程，海量数据日益庞杂，对审计人员工作能力和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审计人员很多都是非科班出身，不善于主动研究新政策[3]、接受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审计专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对被审计单位缺乏深入的了解，动态监控意识不强，对现代化审计技术等应用研究不深入，从而在审计工作中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流于形式，难以写出高质量的审计工作报告，影响审计工作的开展。
二
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经常面临危机，这危机或者来自自然，或者来自人类社会。人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般会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应对危机。（1）逃避。这是早期人类面对危险、冲突或危机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当面对自然灾害、天敌进攻或者同类入侵时，力量较为微弱的群体一般都会选择逃避。逃避能够使群体在短期内得以留存，只要能找到一个食物较为充足、温度适宜的地方，群体便很容易存活下去。（2）结盟。一些力量较为弱小的群体面对剧烈的环境变化或者外敌入侵时，就会采用结盟这一方式来渡过难关[2]20。结盟不仅能使群体成员增多、力量增大，更能增强群体应对危机的能力。（3）群体内部的互助[3]15。这也是早期人类经常采用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在食物贫乏时，群体成员会相互配合，一道去捕猎或采摘食物；在同伴因受伤或生病而身体虚弱时，一些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为受伤或生病的个体带来食物。互助既增强了群体应对危机的能力，也使群体成员存活的几率变得更高。此外，鬼神观念形成之后，向所谓的“神灵”或观念中的力量进行祈祷，以求能够顺利应对危机，也是早期人类常用的方法。只不过这种方法在危机面前并无实效，也不能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
为了应对危机，现代人也开展互助与合作，也会借助一些思想观念来感召群体成员以增强其凝聚力。与早期人类不同的是，现代人互助与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所使用的感召成员的精神层面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早期人类的宗教信仰，有时甚至完全抛弃了神明信仰和图腾崇拜。即便是信奉宗教的国家、地区与群体，其观念领域建构的宗教体系也比早期宗教信仰显得更加复杂和系统化。因此，现代人不仅继承了祖先应对危机时的基本方法，而且赋予了这些方法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现代人类应对危机时所采用方法的多样化、系统化，则证明自身是现代化了的人类，是比早期人类更加进步的种群。
与早期人类相比，现代人在应对危机和问题时可选择的办法更多，效果也更加显著。现代人更加懂得如何利用规则（道德规则、法律规则和协议规则）来维护自身或群体的利益，更加清楚如何利用规则来应对危机。在规则的引导与约束之下，人类社会向更加有序与安定的方向发展，世界格局总体上趋于稳定，很少出现原始时期那样的非理性的大规模迁徙或屠杀，只有少数地区存在战争和暴乱。那些混乱地区的内部群体如何应对危机，我们难以知晓，但是他们选择的一些基本的应对危机的策略，应该与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PTEN编码的蛋白由两个主要的结构域构成[1]：N端磷酸酶催化域(残基7～185)和C端结构域(残基186～403)，这两个结构域可形成最小的催化单元，且几乎包含整个蛋白质(除很短的N端尾部)。PTEN编码的蛋白N端磷酸酶结构域含有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phosphatidylinositol 4,5-bisphosphate，PIP2)-结合基序，C端结构域含有在体外对磷脂膜有亲和力的脂质结合C2结构域。C2结构域被认为是质膜正确定位PTEN所必需的区域，即PTEN脂质底物的位点。PTEN编码的蛋白C端尾部由50个氨基酸组成，含有多个磷酸化位点，对蛋白质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三
早期对神明的信奉成为了后期宗教形成的文化前提，而弗洛伊德的研究则告诉我们，宗教的形成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及关于道德起源的一种说法，即有人认为道德来源于宗教。但事实上宗教只是为道德规范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或某些素材，或者更准确地说，宗教只是为道德规范的完善提供了一些材料或帮助，而不是道德规范的唯一来源。早期的道德规范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源于早期人类想要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与动机。为了能够解决一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人们形成了一些早期的、不成文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或生活习惯。这些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则催生了早期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在宗教乃至于神明观念或图腾崇拜出现之前，道德规范就已经形成了。利用道德规范或规则来应对危机，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血液透析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低血压的情况，这也是患者在血透过程中血压主要变化，是指患者在透析过程中收缩压降低90 mmHg，其临床表现为乏力、头晕以及抽搐等[6]，据临床研究表示，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血透开始后，每个时刻的血压降低均较快，其血压的下降幅度较大，分析其血压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①血容量的减少。由于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血透的过程中，超滤的速度较快时，身体的血容量就会降低，导致有效的循环血量不够，进而出现低血压。②透析期间体重增长过多。如果患者在血透的过程中，其超滤的不彻底就会增加患者的体重，这也增加低血压的概率，并且体重超过原体重的3%，则发生低血压的概率为70%[7]。
早期人类应对危机的机制，多半属于本能反应。在面对危险时，逃避与攻击显然是人类及其他动物所能做出的自然反应，尤其是在自身力量较为微弱的情况下，逃避显然是个体或者群体的首选行为。当群体或个体力量较之于外力更为强大时，攻击或者迎难而上就会成为人类的首选。结盟与互助这两种应对危机的方法显然可以追溯到动物的合群性本能，因为某一物种显然更倾向于与同类物种接触和合作，而与其他物种或种群保持一定的距离。人类显然也具有这一特点。同一人种中的不同个体更容易结成亲密关系，不同人种之间虽然也能形成友好关系，但是彼此间终归有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不仅仅是文化造成的，遗传的差别显然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人类一旦在应对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超越了本能反应，所找到的任何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人类的重大进步。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对神灵的祈祷，这种应对危机的办法虽然就其实质而言是迷信的、不可理喻的，但是能帮助人类从那种本能的解决方法中解脱出来，进一步寻找在当时看来更具理性特征的解决路径。因此，信奉神明或崇拜图腾在人类早期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更是一种约束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方式。这种信奉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精神上的庇护之所，而且能为人们设立一些基本的思想与行为的规范。而凭借一些基础性规范的设立并运用这些规范来化解危机，显然是人类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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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各类问题或应对危机时，现代人通用的方法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全部解决方案制度化。只有将解决方案制度化，方案的实施才能成为一种惯例，成为一种不会因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并能被绝大多数人所遵循的固定的行为方式。对社会而言，其内部各类成员的正确且固定的行为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社会陷入混乱，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种“固定”并非是简单的循规蹈矩，而是遵循制度之后形成的符合制度要求的稳定状态。在制度之外，一些非制度（没有被制度所明确要求）行为也同时存在。比如：在安定有序的国家中，非制度行为主要表现为友善的交往、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在那些较为混乱的地区，非制度行为则很有可能会与相关制度相抵触。非制度性行为的存在与人类的本能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自然属性有密切关系。当人的本能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或者人无法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身时，非制度行为便具有违背制度与反社会的特点。而违背制度甚至反社会的行为不仅会给他人带来危害，也会使行为主体自身陷入危机。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使非制度行为转向正规化、合理化甚至制度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有人类全部行为都能纳入制度化或正规化的框架，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才能得到彻底的根治与杜绝。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并不是一种幻想，人类社会经历若干年的发展后，一些习得性行为将变为本能性行为，彻底根除人类危机在那时将不再是空想。而人类想要进入那样一种状态，就需要确保在发展道路上不受到重创，而社会成员行为制度化与规范化便是避免人类遭受重创的重要保障。
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类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在稳定的环境中，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能够进一步维持现有的稳定秩序与状态，即使出现短暂的混乱，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也能够对很多反社会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并修复社会秩序受到的损害。在混乱的环境中，人们在以往的生活中形成的规范化行为习惯依然能够作为一种惯性被保留下来，在这种惯性或者习惯的影响下，人们在选择行为方式时往往会力求避免出现严重错误。当群体与群体、成员与成员之间进行交往时，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行为同样发挥着调节作用，哪怕交往是非制度性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行为也能促使交往走向正轨。回顾人类以往应对危机的经验和策略，我们发现只有不断推进行为制度化（基本要求是人们的行为要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进程，才能够确保人类行为的有序性和人类社会的安定，因为非制度行为容易引起混乱与无序。
当今世界上，有极少数地区出现了混乱与动荡，这种混乱与动荡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制度化进程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制度化进程显得有些滞后。在资源充沛的时期，制度化进程的快与慢对不同地区发展造成的差异一般难以显现，但是在资源紧缺、天灾人祸来临之时，制度化进程的快与慢便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些制度化进程较快或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危机不会使人们惊慌失措；而那些制度化进程较慢或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危机很容易引起混乱，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甚至出现更糟糕的局面。因此，危机引发的混乱不是从某一简单的时刻就开始的，人们总能从混乱背后找到特定地区在行为制度化进程方面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引发混乱的真正原因。当人类行为的制度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即使发生危机，也是暂时性的，行为制度化会使人类社会积极设法去控制危机，最终解决危机。
参考文献：
[1]王新心.我国区域人才协作开发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
[2]克里斯托弗·伯姆.道德的起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Institutionalization：Strategy Selected to Cope with Crisis for Human Being in Modern Society
WANG Xinxin
（College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Human often use different methods when they cope with crisis.Human in ancient time always select flee，coalition and coordination as a method to cope with crisis，whereas，modern people often use institute or regulation to tackle crisis and issues.Law，morality，contract and other good regulation can be deemed as concrete forms and effective methods and these tools can be used to tackles crisis.Effec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behavior can prevent human from these detrimental influences of crisis，whereas chaos stem from crisis can result from inadequate and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behavior.
Key words:crisis tackling；behavior institutionalization；ancient human；modern people
中图分类号：X43；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40（2019）02-0100-04
收稿日期：2019-03-25
作者简介：王新心（1989－），男，山东诸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标签：危机论文; 制度论文; 人类论文; 群体论文; 框架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