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五年来，国内学术界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本，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人权思想、马克思看待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理论和现代性批判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视野，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水平。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文本内容解读的广度与深度、文本解读视角的拓宽以及如何将这一文本内容与当代现实问题相结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关键词]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述评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还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丝毫不影响其理论魅力。近五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裨益于学术界对这一文本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一、对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
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学说的理论渊源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国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但后来逐渐走向了黑格尔的反面，实现了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由此开启了新的哲思征程。随着对文本内容的深入解读，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从国家向市民社会转变的原因、完成转变的途径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究。
(一)关于早期马克思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原因分析
按通常意义理解，这一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实践经历、马克思“两个转变”的结果以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影响等。但部分学者并不认同传统意义上的原因分析，而是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寻找转向原因。韩立新认为马克思将研究重心转到市民社会上来，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经济学性质”[1]影响了马克思。陈浩认为早期马克思转向市民社会，是由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分、特殊性和普遍性对举的分析框架，并且马克思比黑格尔更为坚决地贯彻了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原则——‘普遍性只有以特殊性为中介才能实现自身’”。[2]
(二)马克思完成向市民社会转变的途径
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代表，特殊性要统一于普遍性之中，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理论前提。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解决人的政治异化的场所确立在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之中，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解决人的政治异化的场所却变成了“特殊性”的市民社会。针对这一转变的完成，陈浩认为马克思给出了实现现实普遍性的具体途径。他认为马克思将“特殊性”区分为消极特殊性与积极特殊性，并从人的积极特殊性——“现实的个人”、直接的存在、感性的存在——中发展出现实普遍性的途径，而这种积极特殊性就在市民社会之中。[2]与此不同，韩立新认为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理论”取消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走向了市民社会一元哲学，完成了转变。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并未真正完成“人的解放”这一方案的论证。因为从结果上看，马克思并未找到真正能够统一特殊性的普遍性概念，并没有为这一方案提供合法性依据。[1]
“尊元”理念源出于元人对北曲的自我尊奉，其背后连带着北曲——正音的定位、杂剧——风教的关联、文人——雅正的文化想象等多重构成，明初曲学系统也多承袭之。而到嘉靖、万历时期，文人曲家“尊元”的总趋向虽然未有变易，但随着他们对曲学的认识加深，特别是对音韵变化情况和审美建构的理解与探讨有所深入，出现了文人群体对元曲认知的旧有说法进行修正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也反映出当时文人对元曲、曲学的关注之高，已经达到了文学自觉的程度。
(三)对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林近平基于政治国家存在局限性的原因这一角度揭示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要到市民社会当中寻找政治国家缺陷的深刻根源。[3]张双利则立足于政治国家的最终历史命运，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断定现代国家必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充分发展了的市民社会又必然会反过来吞噬掉现代国家”，[4]从而揭示出现代国家终将衰落的命运。刘同舫、陈晓斌认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之物”这一关系，也进一步阐发了对现代国家的超越诉求，即“必须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来终结和超越政治解放所建构的现代国家”。[5]
二、关于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研究
他状态还不错，我很开心。接着我们聊到了朱木澜。我告诉他他回家后不久，朱木澜的父亲胃癌晚期去世了，朱木澜也没有参加期末考试。陈浩听了很吃惊。我们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朱木澜家。
一是对沟通在意识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很多人经常把沟通简单的理解为说话，认为两个人只要谈话了，那就是沟通了。也有的人理想化地认为，家人是最懂自己的人，因此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对方就应该能猜出自己的心思，而主动沟通就是一种“不够爱的表现”。
(一)马克思对人权实质的揭示
学术界将鲍威尔与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分歧主要归结为对政治解放的追求和对人的解放的追求是有一定道理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人的解放也是鲍威尔的理论诉求，不过“问题在于对人的解放的理解各不相同”。[12]从鲍威尔追求的结果来看，“被马克思视为是以政治的手段去追求人的解放，从而把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混为一谈而已，且导致鲍威尔与马克思在诉求的外观上的不同”。[3]
(二)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现代反思
总体来看，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现代反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找寻理论对现实指导的方法，二是探析人权理论的具体时代价值。
马克思人权思想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实践、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人权尺度综合平衡的运用、赋予人权诸要素合适的权重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谢江平借助国外研究成果，从后果主义视角阐述了马克思的辩证的、整体主义的人权观。即在人权复何意义的认识之下将人权诸要素视作一个互相影响、彼此制约、缺一不可的整体，要求对人权诸要素进行综合平衡、赋予合理权重的把握，提出“如何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动态平衡中保持一定的张力，使人权成为‘处于弱者地位的被统治者的防御之盾’的时代课题”。[11]
人权思想是《论犹太人问题》中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在书中明确地揭示了人权的实质和局限性，这一度成为人们关于人权争论的经典文本依据。近年来，人们主要以两种视域对这一文本的人权思想进行解读：一是从文本内容出发，在充分尊重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客观阐述马克思对人权实质的揭示；二是立足于实践关怀，基于马克思人权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指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9](P42)这可以视作马克思对人权的利己主义性质的揭示和批判。如何将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对人权的批判态度转向肯定态度，从而论证人权概念的正当性，这一度成为“人权论者”所面临的难题。李超群通过对比分析《论犹太人问题》文本本身与人权论者们对该文本的解读，阐明人权论者论证人权正当性所面对的理论难题，并指出人权论者解决难题的方法在于将马克思批判的“人权”概念转化为“资产阶级人权”概念、将“资产阶级人权”与“真正的人权”进行概念区分和建构性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正当性。[10]可见，作者提供了一种基于强烈实践关怀所进行的文本解构与重构的方法，从而寻求对当代现实问题的理论指导。
三、对马克思看待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研究
马克思在与鲍威尔进行论战的过程中，对“人权”的真实形式和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学者们依据文本内容着重从局限性方面揭示人权实质，但是也各有所侧重。朱学平从人权所维护的实际利益出发，指出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人权的实质，即“它不是为了维护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本身的普遍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抽象的私人即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6]孙代尧、张端则从人权的性质出发，直接指出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人权，马克思通过指出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权利的实质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而是代表人之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7]陈熙侧重于人权具体内容之一平等思想的研究，指出马克思所批判的“人权”实质上“还不是真正的‘人’的权利的实现，而只是公民权的实现，即政治的解放”。[8]这里透露出马克思所批判的人权并非是真正的人权这一思想。刘同舫、陈晓斌辩证揭示了人权所具有的双重特征——“人权打碎了封建等级制的枷锁而给予个体以自由和平等；人权也使个体陷入自私自利而损害着现代国家的完整性”。[5]
(一)政治解放的实质及进步性与局限性
学者试图对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实质、进步性、局限性的观点进行客观理解，但侧重点不同。关于政治解放的实质，有的学者从宗教、国家、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以理解，指出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定义政治解放，认为其实质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的解放”。[7]有的学者从政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角度进行界定，认为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政治解放“不仅意味着国家宪法有规定民众享有信仰自由，国家权力机关从宗教权力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意味着国民从单一的宗教中解放出来”。[13]关于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有的学者对政治解放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了全面阐述。如孙代尧、张端指出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在于实现政治解放的民主制国家、世俗社会的人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和宗教束缚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其局限性在于政治解放并没有彻底废除宗教，没有实现真正人的解放，“只是将封建的等级和专制变成了以金钱和财富为尺度的社会等级和差别。”[7]有的学者站在人的解放的视域下，侧重于揭示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比如朱学平从政治解放不是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悖论等方面揭示政治解放的根本缺陷，从而指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根本途径。[6]
(二)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揭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认为政治解放应该上升到人的解放。而在设想人的解放之初，马克思就“充分意识到消灭私有财产而不是沉浸于宗教批判对人类解放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14]至于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回应。刘同舫、陈晓斌指明了实现人的解放的领域，他们指出“现代国家只是‘犹太人问题’真正解决的一个台阶，犹太人以及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必须发生在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领域即市民社会之中”。[5]焦佩锋阐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手段，他认为“人的解放必须从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和改变入手”。[15]张文喜阐发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方法，他认为在终极意义的尺度之下，应该从现实的人的角度来理解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通过人的感性实践克服经商牟利这种特殊社会要素”，[16]而这一解决方案对人的解放也是影响深远的。朱学平揭示了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以废除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而非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共和主义”，[6]认为《论犹太人问题》奠定了马克思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迈进。
四、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林近平侧重于从否定性方面揭示现代性观念。他认为马克思批判性反思的对象是“现代人”，他期望人们放弃“那种视他人为地狱，视金钱为上帝，视人生为利己的占有性的人生的现代性观念。”[17]焦佩锋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出发，指出马克思借助于“犹太人问题”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可能的实质，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性就要回到市民社会的矛盾之中，并依托对鲍威尔的批判，回答了“走出现代性”的方法。[15]李永杰认为市民社会的精神就是现代精神，马克思在著作中揭示出市民社会的现代性特质在于市民社会属于私人领域以及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利己主义、自由和社会交往等原则，而这些特质恰恰凸显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张扬私人自由”“张扬人的主体性”的现代精神。[18]总之，从现代性批判视角切入，有利于反思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我国的现代性建构等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借助于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透视和思考了“现代性问题”。比如林近平、焦佩锋、李永杰等，他们都认为利己主义原则是市民社会的现代性特质。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深化文本解读的广度与深度
冬季施用基肥；春、夏、秋梢每次梢前施1次肥，在每次新梢转绿期进行根外追肥。四季柚的膨果肥根据树体、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平衡标准来酌情施用，目的是要求稳定树势，不旺长，同时又能满足果实发育需要的营养，防止缺肥落果和小果。一般以叶果比30-35：1为理想指标，这样的果大小适中，品质最优，而且树势稳健。固稳果肥和壮果肥可灵活施用，占全年追肥用量的35%左右，一般在小暑前后施用。四季柚采果肥在采果前20天施用，占全年追肥用量的25%。
就文本深度而言，学界对于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人权思想、马克思看待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理论等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仍需进一步深化。首先，在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尤其是二人的共识方面仍存在不足。学界围绕《论犹太人问题》对马克思与鲍威尔关系的研究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站在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角度阐述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揭示二人的分歧，以此凸显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超越。大部分学者站在这一角度，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视域利于展现马克思的思想，但易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鲍威尔及其思想，从而对鲍威尔产生不公正的评价。马克思与鲍威尔的争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想完整把握二人的思想关系，必须从整体上加以理解。近年来，部分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更加重视研究鲍威尔的思想。二是重视结合鲍威尔的相关著作，在把握鲍威尔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二人的共识与分歧。这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清晰地把握二人的思想论战。如：林近平借助国外对鲍威尔思想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19](P29)聂锦芳、李彬彬首次从德文翻译了鲍威尔的一些著作，并结合马克思的著作，力图呈现马克思与鲍威尔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引发的三次思想交锋。[20]从总体来看，相比前者，这一角度研究成果不多，更多的显现为“一家之言”，难以形成理论交锋。其次，对一些前提问题没有深入探究。马克思与鲍威尔围绕“犹太人问题”论战，而“犹太人问题”不仅是一个世俗问题，也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历史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完全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从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考察，能更好地理解二人的论战背景。最后，除了要加强对鲍威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外，也要加强对马克思与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研究。结合马克思同时期的思想家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相关作品，把握当时论战的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意蕴。
就文本解读的广度而言，部分学者更多地联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早期著作，而对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联系较少。联系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有助于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譬如，比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从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动态发展。
(二)拓宽文本的解读视角
近五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文本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人权思想”“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等问题，并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人权的利己主义性质、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与进步性等方面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虽然部分学者也试图从新的视角进行解读，比如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可是仅仅停留于对现代性特质的揭示还不够，还应该结合马克思之后的著作，阐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和解决方案，由此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总之，不仅要强调马克思的现代性立场或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性质，而且要把握这一思想给予现实问题的理论关照。
工学结合模式是新时代下高职院校教学的主要模式，通过这一模式的科学引用能够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帮助学生积累更丰富的专业、实践知识，为学生今后的就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很多高职院校在实施工学结合模式过程中都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难以将其优势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才综合素质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多阻碍。本文就针对工学结合的高职教学管理做了深入研究。
学术界为了展现马克思的思想原意，大都着重对文本内容进行阐述，这值得肯定，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其他方面造成缺失。其一，相对较少地结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进行对比研究，这限制了解读的视野，进而在一些解读视角上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比如，可以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视角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理解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论准备，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可以从商品拜物教的视角理解这一时期奠定的思想基础，还可以从超越启蒙哲学的视角理解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等等。此外，这部著作不仅开启了马克思政治立场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哲学立场上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也开启了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马克思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不再停留于纯粹思想理论维度，而是进一步延伸到现实维度，透视出“犹太人问题”背后的世俗冲突，进而深入到市民社会中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这虽然达不到“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已然显示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其二，研究视角不应该局限于国内，还应该借助于国外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更注重这一文本的比较性研究，这对于我国文本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服自拟的“宣肺通窍汤”，每日一剂，水煎服，早晚各一次，每次急火煎20分钟取汁200～300ml。基本方组成：荆芥、苍耳子、辛夷、藿香、柴胡、白芷、公丁香、黄芩、赤芍、升麻，葛根，石菖蒲、川芎、黄芪、路路通。
(三)挖掘文本研究的当代价值与理论意义
近五年来，学术界更多地从学理层面进行文本研究，重视理论内容的阐发，对我国具体现实问题关注不够。理论服务于现实，这既是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理论创作，这种理论意义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挖掘的。因此，对文本内容的客观解读只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动态发展中，把握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促进理论的当代发展，从而为现实问题予以指导则是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学术界虽然也强调了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现实价值，但总体来看，缺少理论的现实关照，没有凸显文本研究的实践价值。譬如就人权问题，目前仍然存在盲目崇尚美国人权的现象，殊不知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对这一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权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揭示了其利己主义性质和虚假性。对文本的深度解读，利于人们科学的认识资产阶级人权，也有利于为社会主义人权的建构提供理论根据和现实启示。
目前，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深刻理解《论犹太人问题》这一文本的新时代内涵，运用其基本理论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人的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分析“犹太人问题”，虽然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萌芽时期，但马克思对作为整个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分析和批判极其深刻。正如臧峰宇所说：“‘犹太人问题’在19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凸显，一大部分原因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追逐物质财富的现代人在市场化浪潮中遭遇的社会问题及其群体心理。”[14]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发展的历史性难题。如：在金钱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情况下，如何摆脱金钱异化关系并获得人的解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构人的现代性，从而促进人与社会主义的双重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有迹可循的。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和回答为我们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但需要我们结合现实问题进一步挖掘文本内容。
[参 考 文 献]
[1]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研究[J].河北学刊，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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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同舫，陈晓斌.现代国家的解放限度与历史命运——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释义[J].人文杂志，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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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Studieson“OnJewishIssues”inChinainthePastFiveYears
ZHANG Meng-me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five years，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has studied “On Jewish Issues” in depth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earch results. It mainly focuses on Marx’s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the study of Marx’s human rights thought，view on political liberation and human liberation theory，and 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modernity.These research results expand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level of Marxist theory. However，overall，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this period of research.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terpretation of text content，the broadening of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interpretation，and how to combine this textual content with contemporary real-world issues need to be further advanced.
Keywords：Marx；“On the Jewish Issues”；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8.007
[收稿日期]2018-08-29
[作者简介]张蒙蒙(1993-)，女，辽宁盘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8—0030—05
责任编辑：秦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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