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关键词：环境风险感知；行为选择；多重中介；社区环境效能感
一、问题提出
近几年，风险感知已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传播学等各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及机制，成为风险感知研究中难以解开“谜团”，众多学者尝试运用不同理论和实证方法加以阐释，但是很难达成共识。目前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的关系研究聚焦风险技术取向、心理学取向和文化取向，而三种取向之间缺乏一定关联。风险放大框架(SARF)试图将心理、社会情景、文化等因素综合，阐释其增强或减弱主观的风险感知，并影响了行为选择。社会表征理论强调风险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行机制，不仅将风险嵌入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解释个体风险感知的差异与互动，而且能够全面诠释风险应对。
目前淮海经济区还有个别5A级景区没有直接的百度指数数据,这可能与当地政府的宣传不够以及对旅游资源的重视程度不足有关[16]．与此同时,人们更偏爱淮海经济区自然景观,对人文景观的关注度较低,在日后的工作中,政府应加大对人文景观的建设和宣传,重视景区文化底蕴的挖掘,使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本研究基于风险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心理测量范式等相关理论，分析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探索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多重中介效应，试图探寻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深层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
(一)环境风险感知
环境风险感知，也被称为环境风险认知，是指公众在面对客观环境风险时的主观判断和直接感受。它一般在四种理论框架中被使用：第一种，心理测量范式。Slovic认为环境风险感知是指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对环境风险的直观判断[1]349。张海燕等提出环境风险感知是人们对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的心理感受程度和认知[2]。第二种，文化理论范式。Weinstein等认为环境风险感知是个体所在道德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映，文化信仰和世界观决定了环境风险感知[3]203。第三种，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Kaspersion认为环境风险感知与风险行为选择的形成方式相互作用，导致风险“放大”或“缩小”且产生涟漪效应[4]。但是风险放大框架适用于整体描述，缺乏对现象的解释机制和个体间差异研究，缺少实证研究的展开。第四种，社会表征理论(SRT)。Wagner等强调社会表征理论反映个体间的互动和风险的行为模式，探究因果关系和表征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社会文化的个体和群体通过互动和交流形成不同的风险表征，从而产生不同的风险行为选择[5]。本文是从风险放大框架和社会表征理论两个视角研究环境风险感知。
(二)行为选择
本研究的行为选择属于环境行为的一种类型，是指公众针对具体的环境问题而采取的应对行为，较一般意义的环境行为，其更具有一定情景性。耿言虎提出“隔离型自保”，是个体对环境健康风险采取自我隔离措施，以求降低或消除风险对自身影响的行为，是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环境健康风险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相对“消极”的风险行为选择方式[6]。隔离型自保行为与本研究的行为选择有相似性，具有被动性、弥散性、自发性的倾向。公众因所处的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强烈焦虑，进而导致过度的隔离型自保行为产生，这类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多非预期后果。
三、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一)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关系
Mackinnon等人将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成：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因果步骤法(Casual steps approach)，检验c′间接效应值的显著性的系数差异法(Difference in coefficients)和检验ab显著性的系数乘积法(products of coefficients)三种方法[29]。Baron和Kenny主要是采用第一种方法：逐步法，但是众多学者提出了批评和质疑[30]。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是第三种检验ab显著性的系数乘积法，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采用Sobel检验法和Bootstrap法。国内外学者经过检验发现Bootstrap法在计算系数乘积的置信区间比Sobel法得到置信区间各位精确，具有较高的检验力[31]。ab和c的值如果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如果相反属于遮掩效应(Suppressing effects)[27]740。因此，遮掩效应需要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的绝对值︱ab/c′︱。
(2)采用师生互动式教学。一是选择部分比较容易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备课、讲课。由于我校师范生将来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课堂教学效果很好。通过“换位”，学生对教师这一职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二是每次授课结束时，留一些有适当难度的思考题，在下一次上课时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解题思路，教师分别给予讲评，并记入平时成绩。这种方式会吸引绝大多数学生的注意力，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三是倡导启发式教学，在授课内容的关键环节或学生学习遇到困难时，逐步引导，调动并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预测力较弱。Sjoverg认为风险感知与行为之间的微弱关系表明了二者关系复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抑制了高风险感知的人的行动[13]。胡向南等提出了“风险感知-应对行为”的双重路径：“风险感知-认知评价-应对行为”“风险感知-情感-应对行为”[14]。通过对CSS2013数据的分析发现环境风险认知对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地正向效应[15]。本研究认同二者存在相关关系，并试图验证其中的复杂机制，提出假设1：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有着直接效应(c)，如图1。
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Lindell等通过对居民的三类环境风险的行为选择进行研究，发现风险经验作为中介效应存在，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行为之间有正相关关系[10]。洪大用等研究发现全球环境问题感知、当地环境问题感知与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11]。通过对CGSS2013数据分析发现环境污染感知和生态衰退感知与公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正向作用。但是，生态衰退感知与私域环境行为没有显著作用，表明感知与行为之间隐藏较为复杂的关系[12]。
嵊州竹编主要以水竹、毛竹、早竹等为材料，其工艺具有模拟动物、竹编漂白、篮胎漆以及花筋4个方面的特点。嵊州竹编模拟动物形状能达到惟妙惟肖、洗练生动的地步，线条简练但能抓住动物特征，编织技法精细高超，使人为之惊叹。竹编漂白能够使竹编产品摇身一变风格大转，由素雅别致变为洁白光亮，用“漂白”工艺制作的竹编花瓶，其晶莹雪白堪比真花瓶。“篮胎漆”是指在竹器上涂漆，一层一层地叠加，使之达到光洁晶莹的程度，宛若瓷器但比瓷器更加牢固轻巧。花筋工艺是在竹片印上各种花纹图案，印花有单层、双层和多层套色，疏密相间，节奏均匀，装饰味浓厚，装饰在花瓶或果罐上显得典雅别致[6]。
(二)新媒体使用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由上海大学的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执行“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数据。该调查覆盖全国10个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吉林省长春市和延吉市、辽宁省沈阳市和鞍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天津市、福建省厦门市、广东省广州市、湖南省长沙市。各个城市合作单位设本地项目组及负责人，负责组织访问员和督导员队伍，保证问卷的质量。
图1研究假设
(三)社区环境效能感
风险感知中的心理测量范式重点强调个体心理和主观情绪。情感和认知是风险感知放大框架中的个体放大站。Slovic等阐述情感与风险感知及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个体采用“情感启发式”来判断，客观事件是消极还是积极的情感标签，进而形成判断并以此做出快速、本能、直接的反映[19]。该理论阐述了情感能够直接影响和引导了风险感知与行为。近年来，情感作为风险感知和行为选择之间的中介效应也逐渐被学者重视。
坎贝尔等最早提出了“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20]。徐延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社区效能感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主观态度，包括居民对自身影响社区的能力和对社区根据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21]。本研究提出社区环境效能感，也就是社区成员根据其对社区环境需求，社区所做出的回应，操作化为对社区环境的满意度。Bourque等提出了风险感知通过知识、效能感等中介变量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22]。依据以上文献，本研究认为社区环境效能感一定程度说明了社区居民的满意程度，进而将社区环境效能感作为情感路径中重要主观变量，验证在情感路径中社区环境效能感在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中所起到作用。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通过社区环境效能感的中介效应(a2b2)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社区环境效能感缩小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
(四)政治参与、社会参与
风险社会放大框架虽具强大的整合能力，但是无法阐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及运行机制。其关注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放大”但将二者孤立阐述。社会表征理论通过解释客体、制度、冲突等方面的问题，构建了个体、群体和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弥补了社会放大框架的割裂，能够使不同社会文化沉淀的个体通过互动和交流形成不同的风险表征，从而产生差异的行为选择[23]。
Berger将公民参与分三类：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道德参与[24]。Dijkers等认为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是指个体积极参与社会或社会世界并与为他们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的人们的互动过程[25]。拉什提出构建自反性社群。这类社群有利于降低个体单独面对危机时的恐慌感，提高了个体化社会成员的本体性安全感，并以亚政治运动为手段，传播风险文化以应对、反抗现代性危机[26]。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社会互动路径中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在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中所起到作用，能够抑制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并提出假设4：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通过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a3b3)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社会参与缩小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假设5：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a4b4)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政治参与缩小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基于五个假设，本研究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假设(图1)。
图1中a系数代表环境风险感知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效应，b系数是在环境风险感知的作用下，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对行为选择的效应，c系数表示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总效应”，而c′系数表示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直接效应”。总“间接效应”则是每条中介路径中a系数和b系数的乘积(即ab)之和。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风险社会放大理论中阐述了社会放大站的存在，媒体使用成为社会放大站重要因素。环境风险感知和媒体之间不仅有强相关关系(系数0.43)而且媒体构建了风险的放大站，进而形塑了行为的应对[16]。Mileti等通过对灾害风险的调查，发现媒体传播在公众感知对风险应对行为中起到了中介作用[17]。曾繁旭等提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环境风险放大效应中存在较大差异。传统媒体所建构的风险议题呈现较多中立态度，而新媒体由于传播激进态度放大了风险的感知[18]。本研究认同新媒体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验证了新媒体使用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假设2：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新媒体使用的中介效应(a1b1)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新媒体使用放大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
本数据采用了多阶段混合抽样(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的方法，即分中心城区、居委会、公众户、公众4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最终共抽取10个城市中心城区下属的198个居委会。每个居/村委会需要成功完成25份调查问卷，共计完成4700份调查问卷，最终删除了无效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4 507个。
(二)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针对环境问题的行为选择。测量题项是“最近一年，您是否因为所在地区环境污染或空气污染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者行为？”包括5个选项：“放弃户外运动，尽量不外出”“外出佩戴口罩”“减少开窗通风”“购买具有防雾霾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参加环境组织”。被选项分别为：“经常”“偶尔”“从不”分别赋值2、1、0。根据主成分分析发现前四项聚合为一类因子，最后一个选项“参加环境组织”相关系数较小，因此删除。前四项聚合的因子KMO值为0.763，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0.001,Cronbach's a值为0.793，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自变量是环境风险感知，测量题项是“您所在地区下列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问题包括6类：“雾霾问题”“水污染”“噪音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生活垃圾污染”“总的环境污染”。根据严重程度由重到轻，分别赋值6、5、4、3、2、1。通过对环境风险感知的量表的题项分析发现KMO值为0.873，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0.001,Cronbach's a值为0.878。
打开coca语料库，在用户注册和登录完成后，在“searching string”一栏中分别输入obtain，gain和acquire，由于该文旨在对近义动词的分析研究，所以在coca的搜索引擎中每个单词后加上了“.[v*]”。点击“search”后，得出obtain，gain和acquire的词频，如表1：
社区环境效能感的测量题项是“您对您现在居住小区以下各项的满意程度如何？”包括6项：噪音、空气质量、水质、卫生环境、休闲环境与设施、治安环境。根据满意程度由高到低分别赋值5、4、3、2、1。并通过因子检验，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社会参与的测量题项是“您是否参加下列各类团体？如果参加是否活跃？”包括7类团体：“教会、宗团体”“体育、健身团体”“文化教育团体”“职业协会(如教协、商协)”“与学校有关的团体(校友会)”“业主委员会”“宗亲会、家族会、同乡会”。回答“没参加”“参加，不活跃”“参加，较活跃”分别赋值为1、2、3。
“首先为激励医疗专业人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要在职称评定、人员引进、待遇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其次要选派一部分年轻有潜力的医护人员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培训，再次要柔性引进人才，与北京、上海一些大型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让他们定期到莱芜坐诊。”
根据相关的实践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建筑规划设计业的设计标准化应当是建筑产业实现现代化要求的基本前提和特征。相关设计企业根据产品的定位和功能进行一系列标准化的设计，从而设置出一套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构配件。同时，通过标准化的生产设置对构配件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地处理优化，使其不断满足不用项目的建设需求，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政治参与的测量题项是“最近五年来，你是否参与过以下活动？”，包括10项：“居委会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参与社会公益互动”“与他人讨论关心的国家大事”“在请愿书上签名”“参与抵制行动”“参与示威游行、罢工等”“到政府部门上访”“向媒体反映或投诉”“网上政治行动”。“参加”为1，“没参加”为0。以上变量的测量和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
但是从市场构成来看，行业总体的低迷并没有阻止产品结构升级的步伐。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1-9月，两门冰箱全渠道占比为21.1%，线上零售额同比微涨0.4%，线下零售额则同比大幅下降13.2%；三门冰箱全渠道零售额占比与两门冰箱基本持平，为21.2,%，其中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而线下零售额则同比下降17.7%；多门冰箱全渠道份额提升至31.5%，其中线上同比大幅增长61.9%，线下同比增长7.5%；对开门冰箱全渠道零售额占比为25.6%，其中线上实现35.3%的同比涨幅，线下则出现8.4%的跌幅。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样本数变量说明平均值标准差性别4 507男=1,女=00.4650.499年龄4 507取值为16～6943.18413.300教育程度4 473教育程度分为7个等级4.2451.340个人收入对数4 318个人年收入取对数9.9902.961新媒体使用4 500取值为1～53.1621.291社区环境效应感4 486取值为1～52.7500.755社会参与4 483取值为1～31.1550.279政治参与4 463参与=1,不参与=00.1050.136环境风险感知4 491取值为1～63.9840.927行为选择4 460取值为0～20.9250.632
(三)分析策略
中介(mediation)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学概念。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模型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自变量X通过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一定影响，则称M在X和Y之间起中介作用，M为X和Y的中介变量(图2)。中介效应的目的是判断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是部分或全部归因于中介变量M[27]731。
其次，环境风险感知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正负相关关系。环境风险感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内生变量，受到“情感-情景”双因素作用的影响[32]。本研究将风险感知作为外生变量，影响了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的效应。高环境风险感知会增强公众对信息传播的关注，加强公众使用新媒体以获取更多规避环境风险方法，防止环境风险对自身健康所带来的伤害。高风险感知同样降低公众的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面对同样的环境污染，公众风险感知上存在巨大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不仅降低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信任和满意度，同时也降低公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意愿及减少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伴随环境恶化，高风险感知会引发环境恶化的淡漠，而对自身环境健康的保护，进而使公众失去的对民主政治关心及参与热情。
图2中介效应回归方程及路径模型图
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具体有以下观点：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呈现负相关。Sitkin等认为个体做出的风险决策与他们的风险感知水平呈现负相关[7]。Wachinger等提出“风险感知悖论”，公众的自然灾难感知对求生行为和缓和行为的预测力均不显著，并得出了结论，高风险感知不一定会产生风险准备行为，也并不能够引发减缓风险行为[8]。谭爽等通过对核电厂周边公众调查发现，环境风险感知对对抗行为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传播行为和应对行为没有显著影响[9]。
因此，本文采用Bootstrap法验证研究假设中的中介变量的效应，通过SPSS软件中PROCESS宏命令来对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能够比较不同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法的前提是样本能够代表总体，把样本作为Bootstrap的总体重复抽样，抽样次数5000次。分析结果包括：总效应c；直接效应c'：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人口变量和中介变量后，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总间接效应：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总和；单个间接效应：环境风险感知分别通过以上四个中介变量对行为选择产生的间接效应(a1b1，a2b2,a3b3,a4b4)。中介效应的每个输出结果(系数)为非标准化估计值、标准误差以及95%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包括0，证明中介效应不存在，如果不包括0，说明中介效应存在[27]737。
五、分析结果
表2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和环境风险对行为选择预测结果。直接模型表明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有显著效应(回归系数为0.341，P<0.001)。女性、年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所采取的环境应对行为较多。长期以来的社会分工，赋予了女性较多的家庭职责，照顾老人、孩子使女性对环境应对与自我防护行为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者免疫力下降，患病的风险增加，为预防患病的风险而采取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一定环境知识及风险意识，也同样采取较多应对行为。由于本文的调查数据属于城市数据，城市户籍人口比率较高，因此不讨论户籍对环境行为选择的作用。在多重中介模型中，表明高收入群体采取较多的应对行为。高环境风险感知者采取较多应对行为这一结论得到验证。
表2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直接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
类别变量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误差多重中介模型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误差自变量环境风险感知0.341∗∗∗0.0100.4386∗∗∗0.0245性别-0.106∗∗∗0.018-0.1077∗∗∗0.0289年龄0.146∗∗∗0.0010.0069∗∗∗0.0012教育程度0.177∗∗∗0.0080.0192∗0.0075个人收入(取对数)0.0050.0030.0539∗0.0178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效应(a)新媒体使用0.0698∗∗∗0.0306社区环境效能感-0.7458∗∗∗0.0162社会参与-0.0090∗∗∗0.0067政治参与-0.0069∗∗∗0.0033中介变量直接效应(b)新媒体使用0.0440∗∗∗0.0111社区环境效能感0.0476∗0.0210社会参与0.2550∗∗∗0.0527政治参与0.3696∗∗∗0.1058中介变量间接效应(ab)新媒体使用0.0031∗∗∗0.0016社区环境效能感-0.0355∗0.0108社会参与-0.0023∗∗∗0.0019政治参与-0.0026∗0.0014R Square0.1620.0885
注：+P<0.1,*P<0.05，**P<0.01，***P<0.001。
表2中的中介效应模型是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分别对行为选择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正相关(0.4386，P<0.001))，验证了假设1。中介变量新媒体使用的间接效应为正值0.0031，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间接效应为负值分别为-0.0355、-0.0023、-0.0026，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环境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回归系数为(a1=0.0698、a2=-0.7458、a3=-0.0090、a4=-0.0069)，并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且以上四个变量对行为选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b1=0.0440、b2=0.0476、b3=0.2550、b4=0.3696)，也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表明了环境风险感知对新媒体使用有着正向作用，但是对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有负向作用。四个中介变量对行为选择有正向作用。
中介变量是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新媒体使用的测量题项是“最近一年，您使用如下网络的频率如何？”有三种新媒体：微信、QQ、微博。新媒体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分别进行了赋值5、4、3、2、1。
中介效应Bootstrap法检验结果(表3)表明环境风险感知通过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系数-0.0023(P<0.001)，虽然具有显著效应，但是由于没有通过Bootstrap检验法中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不存在，假设3不成立。其他三个中介变量都通过检验。公众环境风险感知通过(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对环境行为选择产生了间接效应。新媒体使用的中介效应a1b1=0.0031(P<0.001)，社区环境效能感的中介效应a2b2=-0.0355((P<0.05)，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为a4b4=-0.0026(P<0.05)，表明环境风险感知通过三个中介变量的“放大”和“缩小”效应对行为选择产生影响，验证了假设2、假设3和假设5。
表3表明，间接效应为负值的占总效应的8.5%，其中每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社区环境效能感8.09%，新媒体使用0.706%，政治参与0.59%。其中社区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效应值为负值属于遮掩效应，“缩小”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而新媒体使用“放大”风险感知对环境行为选择的效应，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
表3中介效应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各类效应系数标准误差95%偏差校正下限置信区间LLCI95%偏差校正上限置信区间ULCI间接效应/总效应(|ab/c|)/%总效应(c)0.40130.02240.36260.4503直接效应(c′)0.43860.02450.39040.4867总的间接效应-0.03730.0111-0.0541-0.0116∣-8.50∣新媒体使用(a1b1)0.00310.0016-0.0066-0.00030.706社区环境效能感(a2b2)-0.03550.0108-0.0456-0.0035∣-8.09∣社会参与(a3b3)-0.00230.0019-0.00630.0011政治参与(a4b4)-0.00260.0014-0.0058-0.0002∣-0.59∣
根据表2和表3结果构建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多重中介路径图(图3)，表明了环境风险感知通过三个中介变量对行为选择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环境风险感知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政治参与中介变量的影响(a路径，实线)，及这三个变量对环境行为选择的影响(b路径，实线)都存在显著的差别。
图3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多重中介路径图
图3表明公众社区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提升，“缩小”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新媒体使用频率提升，“放大”了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效应。总的间接效应中政治参与和新媒体使用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缩小”和“放大”了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效应，但是与社区环境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相比较，二者的效应是有限的。总的间接效应为负值，多重中介的整体效应是“缩小”了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正向效应。
作为药学专业大专毕业生，进入理想岗位存在一定难度。新医改方案下“药房托管”的试运行和医药销售代理对专业背景的高要求，对高职药学专业学生就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作为毕业生，要立足现实，从个人职业规划出发，选择与自己理想职业最接近的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强化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养，抓住机会锻炼自己。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本研究验证了高环境风险感知伴随着公众采取较多应对行为，这一普遍认可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而且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政治参与这三个变量在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路径中所起到“放大”和“缩小”效应，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在验证研究假设基础上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归纳为以下基本结论。
1.3.2 血糖水平观察指标 空腹血糖水平（FPG）、餐后2 h血糖水平（2 hPG）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HbA1c）。
首先，高环境风险感知的公众会采取较多应对行为。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正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女性、年长者及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较多应对行为。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公众对环境问题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日益关注。公众对环境污染感知越强烈必然会采取较多的应对行为，以规避环境问题带来的自身伤害。
早期西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开始尝试使用这一方法，并将其运用在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中。中介效应是建立在自变量X和因变量Y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二者之间关系的内部作用机制。通过阐释二者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可以检验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结果，完善和提升已有的研究或理论[28]。中介效应可以用回归方程分三步表示如图2右侧所示，中介效应模型及相应路径如图2左侧所示。
再次，公众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及政治参与。新媒体的使用频率提升，社区环境效能感增强，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增加，无疑有利于公众做出自我保护型环境行为选择。新媒体作为公众获取环境知识和行为选择的有力工具，为公众行为选择储备知识，提供技术支持。社区环境效能感提升，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增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参与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有利于公众做出更多行为选择。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
最后，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及政治参与在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起到了“放大”和“缩小”。新媒体使用作为社会建构路径“放大”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政治参与作为制度化建构路径，社区环境效能感作为心理建构路径“缩小”缩小了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效应。
(二)讨论
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33]。贝克、吉登斯与拉什运用不同视角阐释“风险社会”理论以及“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贝克强调技术理性结构主义，吉登斯侧重于制度理性的反思，关注“抽离”和“再嵌入”；拉什提出风险未曾增多，只不过人类在不断增加对风险的认知程度，是风险感知的增强而已。“抽离”是指个体意识呈现出的现代化的自我对抗和自我消解。“重新嵌合”是对个体意识(知识、准则、系统结构、规范)，运用主观和客观因素对其解构和再构造[34]。根据以上理论阐释，印证了环境风险感知自身的“抽离”，以及主客观因素的“重新嵌入”，并由此所产生的环境风险的不同行为选择。
1.新媒体的建构路径
编写大事记要注意记述要素是否齐备，记述要素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结果等，要力求记述完整，信息全面，否则大事记的功能价值就会削弱。例如，会议召开类大事只说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只字未提；工程类大事，只有开工、竣工时间，工程规模不提；机构设置类大事有领导人员组成，没有机构职能介绍。编写过程中，对缺少要素，表述内容不完整的，要用备注标明，以方便后续的查找资料、补充完整等工作。
本文验证了新媒体在环境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说明了环境风险感知、行为选择都受到媒体的影响。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媒体使用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媒体不仅建构了环境风险感知，而且放大了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新媒体使用成为从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过程中的“放大器”，即放大风险感知，导致环境风险感知与客观风险之间存在偏差。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无滤过的大量信息成为风险放大的原动力，公众作为风险的承载体，处于对自身健康焦虑中，信息未经过滤被新媒体传播，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导致个体非理性行为选择的产生。因此，政府可通过与新媒体有效沟通,引导有效风险信息发布和公开，解决公众风险的恐慌情绪,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引导公众采取科学、妥当的行为选择。
甘肃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地理位置N 32°11′～42°57′，E 92°13′～108°46′，地形狭长，横跨多个气候带，地貌错综复杂，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多种地貌类型并存，是全国各省区中地质地貌和气候类型最为丰富复杂的省份。
2.政治参与的建构路径
Weinstein等认为风险并未增多，而是我们的核心制度未能把那些特殊社团融入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的主流之中，导致被觉察与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了[3]203。政治参与在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产生了“缩小”效应，说明了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制度建构路径的存在。传统风险治理缺少风险文化建构，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管控，现今社会需要依靠社团亚政治运动去防范和化解，构建风险文化，形成至下而上“社团运动”的治理模式。协商式民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增强了对政府信任,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在源头上抑制了社会矛盾,抵御了社会风险的衍生。公众通过政治参与能够深入了解环境政策制定,表达合理诉求，重新构建风险分配，从而使公众采取理性的行为。
3.社区环境效能感的建构路径
各采样点选择相同朝向、相同树龄、生长状况近似的长白落叶松作为取样对象,采集其针叶样品,在仍然新鲜时用地物光谱仪(美国,ASD)进行室内反射光谱的测量,每个样品扫描10次,取其均值作为该植物样品反射光谱数据。光谱仪的测量范围是350～2500nm,经过重采样之后的光谱分辨率为1nm。利用View Spec Pro 5.0和Envi 4.7对光谱进行处理。
社区环境效能感在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影响路径中，起到了“缩小”效应。风险感知的三个研究路径中，情感路径成为至关重要的路径，验证了Slovic等的“情感启发式”理论，也就是情感优先理论，描述个体遇到风险时，所做出的快速、本能、直觉的行为选择[1]349。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导向的社区环境效能感侧重于对个体环境风险的评估及政府环境治理信任。社区环境效能感能够在公众的风险感知弱化下得到有效提升，进而促进公众理性的行为选择。
我国的环境风险评估，结合量化和质性研究的方法从制度层面构建指标，但是往往忽略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因而，单方面的政府和专家的风险评估需要引入民主协商型的公众参与，这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公众非理性的行为选择，增加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参考文献：
[1] SLOVIC P.Risk as Analysis and Risk as Feelings:Commentary on the Dance of Affect and Reason[J].Birth Defects Research Part A Clinical & Molecular Teratology,2006,76(5).
[2] 张海燕,葛怡,李凤英,杨洁,毕军.环境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述评[J].自然灾害学报,2010(1):79.
[3] WEINSTEIN G,DOUGLAS M,WILDAVSKY A,et al.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Acceptable Risk[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3,77(1).
[4] KASPERSON R E,RENN O,SLOVIC P,et al.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8(2):177-187.
[5] WAGNER W,DUVEEN G,FARR R,et al.Theory and Metho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1):95-125.
[6] 耿言虎.隔离型自保:个体环境健康风险的市场化应对[J].河北学刊,2018(2):196.
[7] SITKIN S B,WEINGART L R.DETERMINANTS of Risky Decision-Making Behavior:A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Risk Perceptions and Propens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6):1574.
[8] WACHINGER G,RENN O,BEGG C,et al.The Risk Perception Paradox—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Natural Hazards[J].Risk Analysis,2013,33(6):1049-1065.
[9] 谭爽,胡象明.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75-81.
[10] LINDELL M K,HWANG S N.Households' Perceived Personal Risk and Responses in a Multihazard Environment[J].Risk Analys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2010,28(2):539-556.
[11] 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及其理论启示[J].社会科学研究,2013(6):85-93.
[12] 王晓楠.“公”与“私”:中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逻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143-152.
[13] SJOBERG L.Factors in Risk Perception[J].Risk Analysis,2010,20(1):1-12.
[14] 胡向南,郭雪松,陶方易.集体行为视阈下“风险感知-行为选择”影响路径研究——以西安市幸福路综合拆迁改造项目为例[J].风险灾害危机研究,2017(2):122-126.
[15] 王晓楠,刘琳.中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多层分析——基于2013年CSS数据的实证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0-90.
[16] KASPERSON,R.E.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Low-Level Radiation[J].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2012,68(3):59-66.
[17] MILETI D S,FITZPATRICK C.The Causal Sequence of Risk Communication in the Parkfield Earthquake Prediction Experiment[J].Risk Analysis,2010,12(3):394.
[18] 曾繁旭,戴佳,王宇琦.技术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40-46.
[19] SLOVIC P,FINUCANE M L,Peters E,et al.Risk as Analysis and Risk as Feelings:Some Thoughts about Affect,Reason,Risk,and Rationality[J].Risk Analysis,2004,24(2):313-318.
[20] CAMPBELL A,GURIN G,MILLER W E.The Voter Decid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4,19(6):429-433.
[21] 徐延辉,兰林火.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133-135.
[22] BOURQUE L B,REGAN R,KELLEY M M,et al.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Risk on Preparedness Behavior[J].Environment & Behaviour,2013,45(5)：615-649.
[23] 王磊.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的心理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14：80-86.
[24] BERGER B.Political Theory,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d of Civic Engagement[J].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9,7(2):335-350.
[25] DIJKERS M P M,YAVUZER G,ERGIN S,et al.A Tale of Two Countries:Environmental Impacts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J].Spinal Cord,2002,40(7):351-362.
[26]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52-63.
[27]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28] 方杰,张敏强,邱皓政.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回顾与展望[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1):105-111.
[29] MACKINNON D P,LOCKWOOD C M,HOFFMAN J M,et al.A 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J].Psychological Methods,2002,7(1):83-104.
[30] 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986,51(6):1178.
[31] MACKINNON D P,FAIRCHILD A J.Current Directions in Mediation Analysis[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18(1):16-20.
[32] 王刚,宋锴业.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J].社会,2018(4):220.
[33] BECK.World Risk Societ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101-102.
[34] 贝克.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M]//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12.
TheInfluencePathofPublicEnvironmentalRiskPerceptiononBehaviorChoice
WANG Xiaonan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ShanghaiOpe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ories on risk society amplification framework,social representa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study of social risk perception.However,the influence path of risk perception on behavior choice is still a mystery.This study,based on the above theory and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of "2017 Urbanization and New Immigrants Survey",builds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path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on the behavior choice,finding that risk perception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use of new media,community environmentalefficacy,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t the same time,these four variables also affect the public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In the path of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 on behavior choice,the use of new media,the sense of environment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ve played different mediating effects,enlarging or narrowing the effects respectively.Therefore,through effective integration with new media,the government can enhance the publ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which can guide the public to judge rationally and act responsibly in the evironment.
Keywords:environmental risk perception;behavior choice;multi-mediation;community environmental efficacy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4.013
*收稿日期：2018-07-01
中图分类号：X32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04-011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138)
作者简介：王晓楠，女，博士，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粟世来)
标签：风险论文; 环境论文; 效应论文; 社会论文; 效能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138)论文; 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