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致良知”，是阳明心学之宗旨与归宿。良知是人的本性，也是天理；“致良知”是对自身良知的认真体认，并把良知体现于事事物物。“致良知”是教人觉醒道德本性，做能以“理”驾驭“欲”的圣贤，集真正意义的人。“致良知”论揭示了道德与社会文明的密切关系，启示：有道德才有文明社会；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道德基石。
关键词：良知；致良知；理；欲；文明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
阳明心学，集中国传统心学之大成，既直接源于明代陈湛心学，又传承南宋陆九渊心学。其学说主要由“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三部分组成，“良知”是贯穿其中的红线，“致良知”则具有核心意义。“致良知”是阳明学的学术宗旨与理论归宿，是阳明学的一大理论亮点。“致良知”论于明代中叶提出，在当时是疗治社会顽疾的良方，在当今社会文明建设中仍有着可贵的启迪。
一、“良知”与“致良知”
何谓“良知”？阳明作了两个方面的界定：“良知者，心之本体” (《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1]61；“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1]45。良知，既是人的本性，也是天理。阳明认定，“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 (《语录三·传习录下》)[1]101，它是一种自然人性，天赋予人的“灵根”。他又认定，“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语录二·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1]71-72。“良知”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不须学习和思考的先验人性，它不须外烁而存于人的“是非之心”，是一种有“是非”原则的道德本性。可见，“良知”即是天赋的、人所以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即人的质的规定性。孟子说：“天之生人，有物有则。”“良知”也便是天赋予人的“天则”，即人的本性。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脑出血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血肿扩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因此,在脑出血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应用小剂量甘露醇进行治疗则有更好的应用效果,更好地防控血肿扩大,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得力的班干部能为班级做很多有益的工作，能够带领全班同学团结奋进、严守学校纪律，共同进取、共同拼搏，这是形成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条件。
IMF：拉美地区需巩固长期增长势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西半球区域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速从2017年的1.3%提高到2018年的2%，2019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2.8%。其中，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等因素将拉动南美地区经济增长，墨西哥及中美地区在短期内将受益于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
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阳明，深感人物欲在不断膨胀，他称之为“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的时代。他目睹人们被“私欲”所蔽的种种怪现象，曾尖锐指出“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等等。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阳明叹曰：“既其久矣，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呜呼，可悲也已！”[1]55-56(《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不得不疾呼:“拔本塞源！”[1]56(《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希冀通过对仁心的恢复，使人们能“消除私欲之蔽”，不致于“沦为禽兽”。
明代心学，从白沙到甘泉与阳明，均以“作圣”为涵养的宗旨，他们同样以儒家的“人禽之辨”为依据，认定人与动物的分水岭在道德，人只有觉悟了自己的道德本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即“圣贤”；认定人与禽兽有着质的区别，这区别在于是否有仁义道德。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道德对维系和推进社会文明的基础性意义。近年，中外学界都十分关注道德的功能与作用。比较功利的西方，学界对道德也多有论述，例如：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在其专著《道德教育》中，界定了道德，揭示了道德的功能，并具体阐述了如何从培育儿童的道德素质开始而进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完全存在于个人的良知中，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内心，就足以把道德揭示出来。”[5]22同中国传统心学一样，视道德为人的“良知”，认定道德就在人的“内心”，是人本该具有的属性。进而给道德下定义说：“道德是各种明确规定的总和”，并提出“道德的功能首先是确定行为，固定行为，消除个人随意性的因素”，“道德是由不计其数的特殊规范组成的，这些规范既是固有的，也是具体的，能够在一个人极为频繁地发现自身所处的不同情境中安排这个人的行为”[5]22-23。
由于单色釉更注重釉色的自然变化，宋代的钧窑建窑都有非常特殊的窑变，哥窑也有不为人为控制的开片，天成之趣在宋瓷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符合道家中顺应自然的思想，与集山川日月精华的玉器有相同的追求。
阳明尤其强调“致良知”的重要性，指出“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他认定，作为社会教化，首先是教人“致良知”；作为个人，你要完成“作圣之功”，便须“致良知”。他指出：“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1]59(《语录二·传习录中·答周道通书》)
二、“致良知”的理论基点
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1517—1521年)期间，阳明受命于朝廷而赴江西，在那“百死千难”的军旅生涯中，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他深感“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故认定“致良知”是“真圣门正法眼藏”，故创立“致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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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便已明确提出“犬马之与我不同类” (《孟子·告子上》)，揭示了人与禽之异在于道德。从这一理论出发，白沙撰写了《禽兽说》短文，具体阐述：“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2]他是说，人既是气血之人，也是心性之人；一方面，人具有动物性的、气血性的生理需求，同时也具有社会性的非动物性的心性本性，这揭示了人生命的双向价值：人，是自然之人，有动物之躯体与生命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之人，有“此心此理”，具有心性的生命价值。白沙认定具有“此心此理”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人。
阳明同样依循儒家的“人禽之辨”提出：“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婉转委屈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1]103(《语录三·传习录下》)他认定，人不能为保全性命而丢失天理，即失去良知，如果失去良知，也便是禽兽，活百千年也就是百千年的禽兽。因而阳明的“致良知”，同样是告诉人们，必须通过涵养，保住道德本性而成为能以“理”驾驭“气”的、真正意义的人，即有道德的圣贤。
三、“致良知”，是对“人欲横流”社会的救赎
阳明的“致良知”，是对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回应，也是对“人欲横流”社会的救赎。
自宋以来，工商业开始得到发展，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国策受到了挑战，迄至明代，由于社会改革的驱动，商品经济有了较前更快速的发展。明初社会发展的轨迹正是：经济改革措施出台，工商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催化了商品经济，同时带来人的思想理念、社会意识的变化。侯外庐先生说：“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3]。明代中叶，中国社会已开始进入转型阶段，这一方面带来“‘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萌发出新的社会意识，呼唤自由、平等、思想解放的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催生了人们的“趋利”，社会出现“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等负面效应。对明代的社会变化，阳明作了双重的回应：一方面，创立了反映社会呼声的思想学说，喊出自由、平等、思想解放、主体精神高扬的时代强音，引领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潮；另一方面，倡导通过“致良知”，觉悟道德本性，以“天理”去驾驭“人欲”，从根本上构建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久安长治”[1]484(《别录六·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
“致良知”论，是在阳明经历艰辛的磨难之后提出的命题，它既是“心即理”道德本体论的展开，又是“知行合一”道德认知论的彰显,是其学说最富于真理性的内核。
回顾历史，早在宋初，已有儒者关注社会道德下滑的严重局面。从北宋二程、张载，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他们创立的理学、气学与心学，学理虽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的宗旨，便是“存天理，去人欲”，通过压抑人的物质欲望，去维系社会的道德纲常。认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朱熹学说，得到朝廷的青睐，曾被确立为统治哲学。然而，人欲难除，宋代理学并没能解决道德下滑的社会问题。明代中叶，白沙的“静养端倪”、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以及阳明的“致良知”，皆倡导“反诸心”，通过体认心的本性，使道德本性觉悟，以保住“天理”“良知”，而去抵御外来的诱惑。这才是对当时社会的真正救赎。
“致良知”论，是把认知看作人对自身道德本性的体认与觉悟。阳明提出：“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1]99(《语录三·传习录下》)，学问的根本“只是在良知上用工”[1]71(《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1]59(《语录二·传习录中·启答道通书》)。“致良知”，便是真切地体认天理，守住自己的本体之心，也就是正心之不正而归于心之正，并把良知体现于事事物物，体现于行动之中，事事磨炼。
应该说，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均以维系社会道德纲常为学术宗旨，力求对人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社会进行救赎。然而，与宋学不同的是，明代心学家白沙、甘泉与阳明却思考：天理与人欲是不是绝对地对立？是不是一定要压抑人性才能维系道德纲常？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认为，无需压抑人欲，而是通过对人心中天理的体认，实现道德的觉醒，即能以明是非的“良知”去掌控自己的行为，去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也就是通过人的道德自律，便能把人欲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是先秦原始儒家所倡导的“寡欲”论的传承与弘扬，这也是“致良知”所以能救赎当时的社会，而使阳明学能在明中后期风靡的原因所在。
倡导“致良知”，以道德去构建社会文明，这无疑是阳明的治国理念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事实上，他每到一个地方平乱之后，都希冀通过地方建设，进行教化，改变民风民俗，培育民众的仁心，先“剿心中贼”，而后能变“盗”为“良”，以营造“有序”的安宁社会。
例3将加拿大与美国的药品专利链接法律制度比拟成父子关系，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法律移植关系。例4是评述中国专利法的论文，dragon象征中国，论文将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订中激励创新的法律制度比拟为龙的觉醒。
史料显示，阳明在江西、广东和福建平乱之后，先后奏请设置了崇义县、和平县与平和县，原因是他认定，边远偏僻山区由于“声教不及”“政教不及”而产生动乱，虽以朝廷之威而平定，但只有“建立县治”，“兴起学校，以移易风俗”，“化盗为良”，才是“久安长治之策”[1]350-371(《别录三》)。教化，即以教化人，具体便是通过儒家经典教育，培育人的仁义之德。阳明把三个县分别定名为“崇义”“和平”与“平和”，如此定名，原因在于期待由仁义道德而带来世间的“和平”，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宁静和谐。也就是以“教化”—“致良知”，使“无序”的边远之地，重建为社会文明的“有序”之地。
由上分析可见，阳明的“致良知”揭示了社会文明与道德密不可分，有道德才能构建文明社会。人类的发展历程，恰恰证明阳明这一理路的真理性。远古时代，人类为了抵御外界侵害而求得生存，便结成团队，形成了社会。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是一般的动物，又是有道德的动物。道德，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正是靠着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社会变得“有序”，才能和谐与安宁，只有处于“有序”状态下，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是社会和谐与安宁的基石，道德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杠杆，道德是社会向心力的基础。
四、“致良知”启示，有道德才能构建文明社会
近3000名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生活，守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健康成长，这是一位校长的天职。可能写信给我的这个孩子刚好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一个细心的学生，也是一个有心的学生。我放下手中的信，感到内心非常充实，因为我看到学校的付出和培育有了成果。这成果不是学生考了高分，进了名校，也不是他们一朝声名显赫，获得高官厚禄，而是孩子澄澈的心灵和朴素的语言告诉我—他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他们知道自己的成长有赖于许多人的相助，包括做清洁的、做饭的叔叔阿姨。这是我做校长、当老师最大的欣慰，这是培英教育的成功。
关于道德与社会的关系，孔子早已关注。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关注到社会为何会出现动乱？他认为：“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论语·泰伯》)，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人的仁心失却了，“人而不仁”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故孔子提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倡导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认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论语·颜渊》)。古人已懂得“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注重教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近代的孙中山，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他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阐述了道德的重要，提出应将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恢复并发扬光大，“然后我们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4]247(《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他强调“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4]242(《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他疾呼，国人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天下为止”[4]247(《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改良人格来救国”[4]319(《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他精辟地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后又题词：“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
2.1.2 非运动症状对病耻感的影响：嗅觉障碍是帕金森病患者非运动症状的可靠标志，正如嗅觉障碍这样的感觉障碍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患者社会参与减少，产生与社会的隔阂感[11]。此外，流涎、便秘等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可能给患者带来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不便，加重患者孤立和抑郁，可能与被贬低和被歧视的感觉等复杂体验有关[7]。目前，我国帕金森病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分别为11.17%和25.81%，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是阻碍治疗的主要因素[12]，而患者不会承认存在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患者不可忽视的病耻感来源。
英国哲学家罗杰·特里格在《道德很重要》一书中更直接说：“道德很重要，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个人行为和待人处事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它也应该是处理所有事务和治理国家的准则”，“它是正常的、有序的社会的基石”，“如果道德被连根拔起”，“是很危险的”(1)《道德很重要》一书至今尚未有中译本，如上引文摘自网络。。
可以说，阳明的“致良知”所揭示的道德与社会文明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已愈来愈成为人类的共识。应该说，社会发展至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已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也应看到，社会文明还需继续提升和发展，这仍然有赖于道德。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化了人们对“利”的追逐，既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物质生活的明显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物欲的膨胀，功利与浮躁，使社会道德下滑。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为非作歹，作俑者正是由于良知泯灭，而守不住道德底线。商品经济发展，诱发人欲膨胀，这是现代社会的顽疾，由此可以认为，“致良知”可以成为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通过“致良知”，让人人做到道德自觉，寻回失却的良知，把住道德本性，构建自身的精神家园，使社会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五、“致良知”启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有道德基石
“致良知”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国际舞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当今国际形势出发，明确提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所以“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47。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6]46，总是依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之时，提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战略构想。
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说时就提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7]272-273。就是说，在人类经历了纷争、战争，特别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从血的教训中走了出来，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272。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告诉人们，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规律。可以说，那是只能遵循而不能违背的铁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人类发展的前景蓝图，顺应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向世界各国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并强调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道德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十分清晰地论及道德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系。他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6]47事实正是如此：冷战时代虽已结束，可是世界并不平静、不太平，纷争、对峙、战争等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中有的大国，以一国之利为“优先”，无视他国利益，而敢于无视甚至破坏既定的国际规则，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去抗拒“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有的大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充当“世界警察”，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到处点火，搞军事威胁；在当今，危及人类生命与安全的恐怖活动，时有发生；欠发达国家的民众，生活无着落而不得不逃亡他乡，难民潮时有发生等等。可见，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不道德的行为依然存在 。如何使这些现象消除，使居住在同一地球村上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能够融为一体？可以说，只有通过倡导“仁”，如阳明所说的“拔本塞源”，从根本上铸造道德基石，消除不道德行为，才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应该看到，要消除不道德行为，则必须“致良知”，使人的道德觉醒。中国共产党人在道德自觉上率先垂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世人作出如此承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6]47-48这段高度概括的话语，不仅彰显了我们的外交政策，更体现了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人有着可贵的道德自觉，将为世界人民铸造道德基石作出榜样，这也启示人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自身的道德自觉做起，也就是说人人通过“致良知”而铸造出道德基石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人们应充分认识到，没有道德基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构建起来，只有铸造道德基石，世界的一切纷争与挑战才可能化解。
可以说，阳明的“致良知”可以启示世人，只有通过人的道德觉醒途径，去铸造道德基石，才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这便是阳明的“致良知”论最大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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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ming’sThoughtof“ToConscience”andSocialCivilization
HUANG Ming-tong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3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o conscience” is the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of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Conscience is not only human nature, but also natural reason. “To conscience” is a conscientious recognition of one’s own conscience, and people embody conscience into everything. “To conscience” is to teach people to awaken their moral nature, to be a sage who can control “desire” with “reason”, and to be the human in essence. The theory of “to conscience”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s us that only with morality can a civilized society be built, and that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must be based on morality.
Keywords:conscience; “to conscience”; reason; desire; civilized society;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4-0012-05
[收稿日期]2019-03-13
[作者简介]黄明同(1939-)，女，广西合浦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岭南心学研究会创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与岭南文化。
[责任编辑 何志玉]
标签：良知论文; 道德论文; 社会论文; 人类论文; 共同体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