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欣:网络舆论场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

凡欣:网络舆论场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

摘 要: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各利益阶层对网络利益性表达,让网络舆论场得以迅速发展,网络舆论场的传播内容延伸至现场社会政治、文化、道德及价值观层面,关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西方强势网络话语权的威胁、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冲击、网络文化对对价值导向功能的消解,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一定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党和政府要重视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性,主动积极应对,既要发挥网络舆论场的积极作用,又要最大限度的降低它的负面影响,努力探寻适合网络舆论场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

关键词:网络舆论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舆论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和政治武器,信息时代网络舆论已经成为舆论新常态。网络舆论一般被视为通过互联网这个公共空间所形成的一种公共意见,“是网民对出现在网络上或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具有共同性的观点、态度、信念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影响力和持续性,并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1]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网络成为公众发布社情民意的重要平台,网络中新意见阶层拥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具体舆论事件以扇面形状像四方滚动,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使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瞬间卷入舆论波,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场。“场”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将其引入媒介之中,提出“媒介场”概念,随后,“场”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与舆论研究中。网络舆论场以即时、互动、去中心化为特点,创造力有别于传统的网络空间,为网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便捷的舆论平台,启发、激发、引发更多人的参与协同,从而聚集更大的能量,“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共识,特别是网络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与“超级聚变”,”[2]在众多网民集群的舆论场内掀起的舆论波,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网络舆论场的意识形态性分析

“网络舆论场是一个很松散的社会结构,缺乏社团组织的一些要素,但它以网络技术的优势,提供了公共讨论的平台,遮蔽了人们现实的身份,让人只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成员参与到了这场政治的、道德的讨论当中。”[3]网络舆论是网民在互联网等信息空间上生成的用于表达公共事务或议题的公共意见,在新媒体不断创新的环境下,网络舆论呈现多种复杂形态和表达样态,比如具体网络信息的言语表达,其他网络符号的情绪表达,网络集群的行为表达,网络艺术的作品表达,以及网络链接中的意见转发、围观、注视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网络舆论场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媒体意识形态建设方式,开启了意识形态传播的即时共享和双向互动时代,让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中得以生存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华民族走向历史复兴的一种社会气象,是中国政治开明的一种互动符号表征。同时,网络媒体主流化、融合化的趋势,已经崛起成为舆论表达和公共传播的主流声音,同样集聚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网络舆论场的意识形态因素受到广泛的关注。

弥散度室内测定值不适用于大范围的研究区污染物弥散数值模拟[9],因此,纵向弥散度应参考前人在该场地得出的研究成果[10],根据研究区附近试验资料,计算纵向弥散度与观测尺度的统计关系,并按照偏保守评价原则取值,纵向弥散度取值48.375 m,横向弥散度为纵向弥散度的10%。查阅已有的研究区研究成果资料,确定研究区岩体平均孔隙度为0.30。

1.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的虚拟遮蔽性

网络舆论场中数字化的网络媒介平台,不受时空限制,快速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个体从现实利益出发,结合自我的价值需求,以虚拟身份参与网络舆论场,并在这个虚拟空间内人们找到了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原有社会结构中以组织化形塑的意识形态逐步转向社群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网络舆论场深刻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传播日益趋日常生活化,强调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的广泛政治与文化参与,在网络舆论场内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停的复制、浏览或者传播,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渐渐的被改变着。将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化作具体而微的行动,强调人的自省、反思、担当与行动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注重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解构与重构,有效改变了受众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和价值观。同时,网络舆论场构建了看似真实而又虚拟的信息世界,在这个舆论场中网民通过匿名形式,化作一个虚拟的代号,毫无畏惧的自由交流,间接转移了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有效渗透与权力操控。意识形态以一种无意识、无限制的方式表现出来,网络舆论场已成为现代社会中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机制。

2.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复杂多元性

网络舆论场内意识形态传播打破信息时空阻隔,不同意识形态在场内自由流动与传播,造成了现实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不同社会思潮打破国界与政治权力的阻隔,网络舆论场成为不同意识形态斗争的集聚地,也是不同国家争相控制的前沿阵地。网络所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无边界和即时互动等特性,让网络舆情在价值传递、利益诉求等方面呈现多元化、非主流的特点。网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为舆论产生了丰富的议题,在网络这个自由互动的交流平台上,舆论的内容五花八门、异常丰富。随着网络技术的革命、普及甚至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全球不同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都被移植到网络舆论场中并争相传播,网络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使得天然的地域屏障不复存在,使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呈现多元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错误思想也被大肆宣扬,广泛传播。在不同社会思潮的洗礼下,人们很难将超出自身经验范畴的事务转化为一种自我进取与成长的力量,多元舆论意象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消解主流意识下形态的影响力。

“网络话语权是指互联网技术发达国家或组织利用其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等资源优势,把符合本国意志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通过网络媒介大量传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妨碍或有意干涉其他国家及其公民对网络信息的自由运用。”[4]与传统媒介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正在形成一个瞬间传播、全方位包围我们头脑的新的交流环境,网络成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体,掌握网络技术就意味着抢占了话语先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技术即意识形态。当信息技术联通世界的关键方式时,依靠技术强势输出文化意识形态变得更加隐蔽得体,成为西方强国屡试不爽的非政治性统治手段。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技术载体,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然而,从目前信息传播情况来看,西方强国在网络技术及信息传播等方面占据话语优势,信息网络化和强势文化输出同时削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控制力。西方国家网络霸权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霸权,利用技术优势设置网络话语,向全球输出其隐藏意识形态因素的信息,网络舆论场俨然成为他们和平演变的有利工具。

3.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渗透的多渠道性

在网络世界里,网民的娱乐隐藏在后台,大家不再在乎个人形象,不必再在意形象管理,暂时摆脱道德观念的束缚。大家可以在更广的层面上进行信息交流和对话沟通,人们因此获得了最便捷有效的表达方式,“网络之间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变成塑造、指引与误导社会的基本来源,社会演变与信息技术的汇聚,创造了整个社会结构活动展现的新物质基础。在网络中建造的这个物质基础标示了支配性的社会过程,因而塑造了社会结构自身。”[6]卡斯特认为网络中传递的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社会重新构造的新权力,因信息而获得的权力根植于网络舆论场中,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呈现新格局。网络舆论场中公共话语的判断标准也随之有了改变,颠覆了传统主流审美道德文化意识,在传统社会里,习俗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即使有个体个性的张扬和无畏,严格的审查也很难让其成为社会公共话题,然而网络却将一些闹剧事件进行了合理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包含刺激性诱因和极易引发网民关注,进而产生共同感知和认同信念要素等的一些新闻事件转化为热点事件。在刺激性诱因和共同信念的推动下,网民集聚成群,其情绪相互传染暗示,形成去个性化的集体意识。在活跃者或者持有其他目的者的号召下,网民情绪极易极化,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集体狂欢会让人们在幻觉中走向真实,集体行为完全失去了理性控制,人的精神世界开始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一些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对于是去理性的群体来说已经失去约束力和引导力。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网络舆论场内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文化,无疑是在消解其价值观导向功能。

4.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的交互回应性

4.确立宽容且审慎的监管态度。在宽容鼓励扶持发展的同时,为避免造成恶性影响,对新型经济也应本着审慎的态度。共享单车押金问题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现大面积退押困难,形成全社会不良舆论,引起大面积不满。客观来讲,押金难退对单个客户造成的损失有限,远不如其他金融风险大,其主要问题在于范围广,这也是互联网经济的共性特点。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单个损失小就忽视监管,但监管的指导性原则应是以鼓励宽容为主,谨慎保证为辅。在此基础上,明确监管方主要任务是确保押金安全,防止退押困难。

二、网络舆论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网络舆论场的特性让进入网络的任何人,都可借助虚拟身份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受众的地位空前提升,传方的主导性减弱。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摆脱了被动的地位,开始成为主动的信息传播参与者,这样就使得各种意识形态精彩纷呈,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分散性。网络舆论场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主动积极应对,对待网络舆论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重点在于疏导而非堵塞,既要发挥网络舆论场的积极作用,又要最大限度的降低它的负面影响,努力探寻适合网络舆论场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

1.西方强势网络话语权消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

悬臂式掘进机远程监控系统可对掘进机与模拟巷道进行全方位监控,同时可实时显示、采集与记录掘进机参数与数据,以便于试验过程的管理并且可作为相应掘进机试验的验证数据。因此,该远程监控系统必须具备以下功能[12]。①可实现对试验系统全部设备的远程控制;②可显示、采集与记录掘进机的所有数据;③可实现数据的保存、显示、查询、调用以及数据的处理与分析;④可显示掘进机各个视角实时动作与周围环境,监测设备的实时参数,并有相应的操作提示;⑤具有高可靠性与安全性,具有完备的自我诊断与自我保护功能。

2.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多元化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网络舆论场的发展使信息传播主体进一步趋于多元,特别是个人掌握的传播工具越多,个人发布信息形成舆论、动员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产生不良信息和不可控因素大大增加,不可避免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冲击。网络舆论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家界限,为不同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宽泛的渠道,让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传播无障碍的进行着,受众可以根据自我需求选择吸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一体化,反对个人主义,提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但是,在网络舆论场这个自由言论平台上,网民拥有更大的话语表达空间,并且网络技术的升级进一步强化主体意识。当个体依附网络舆论场获取信息及其他方面的精神需求时,必然解构其对现实社会集体归属感和荣誉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气焰随之高涨。与此同时,利己主义思想在网络舆论场内也得到了鼓吹和宣扬,显然,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相悖的。“民间舆论场中的价值观念差异和冲突,迫切需要通过确定一个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价值框架才能使讨论基于一个共同的观念基础,才能形成对话交流的缓冲带。”[5]

3.网络文化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功能

网络舆论场打破了传统的“点线”传播模式,实现了自由无限制的交流,人与人的关系是透过文字、声音和图像来表现的,存在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移动网络时代这种关系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即会产生不同思想和观念的交锋,这使得网络舆论场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播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扩散。从信息来源渠道看,没有机构能够支配或控制信息的流向,传统的话语控制中心变成为网络中众多节点的其中之一,不同的新颖的思想观念会成为一种资源,产生话语权效应。信息是以个体经验和体验而去接受的,这些个体经验与体验所产生的观点见解往往会使这些接收者变为意见领袖,他们这种经验和体验又会影响到其他人思想与价值体系。网络舆论场给每个人提供了空间,它具有游荡者的味道,保持思想的自由、时刻警惕和守望社会的愿景,使人们具备对于权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一种反思的能力。多样化、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运动越来越围绕理念、价值观、信仰等,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食品安全等方面展开。借助网络舆论场,结合现实世界,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多渠道传播特性增强和巩固话语权,因此,在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三、网络舆论场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摩擦急剧增加,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文化需求,因此有必要提供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平台,来促使大家充分地发表各自的意见,从而实现沟通、消除冲突。网络舆论场恰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由此形成的公共话语平台,一方面助推舆论波,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拓展渠道;另一方面又为不同意识形态传播创造了机会,给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一定的挑战。

传统媒体中人是一种“单向度的人”,意识形态是自上而下式地通过媒介传递给受众,而网络舆论场则改变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实现上下交互的传播,传者和受者突破了主导与被主导的界限,网民主体性得到加强,不仅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也加剧了网络舆论场生态变化,言论表达突破了体制的束缚,在网络舆论场内人们通过实践与交往讨论问题,进行意识形态的传播。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处于认同、争斗或反对等形式多样的复杂矛盾之中,话语权也在矛盾变动中被认知和理解,人之所以参与这种话语是因为他们与自我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如果意识形态所表述的思想观念体系与受者自身的价值诉求、思想观念相符,该意识形态就会与之产生共鸣,进而通过二次传播的方式使之产生逸散效应,从而使意识形态影响到更多人群。反之,网民产生情绪抵抗,而且也会通过网络舆论场产生更大的舆论波,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互动模式促使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传播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转向充分考虑受众的价值观差异和利益诉求,进行信息对称的互动形式和平等交流,从而扩大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实现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自主传播。网络舆论场提供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另外一种空间,重塑人们的观念与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中心化、组织化连接方式向情感、价值观等身份认同方式转变,其背后实现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网络舆论场为抢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可能,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动员与治理方式。

1.增强网络舆论场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协调的话语格局

尽管我国在信息技术控制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是面对网络舆论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我们可以通过增强网络舆论场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来增强其自身的话语魅力,以开放、共享的姿态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协调”的话语格局,即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主导,兼容并包,通过提高对话能力来协调网络舆论场中多元意识形态的格局,改变西方网络话语霸权的局势,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度。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具有与时俱进、开放性品格,因此,在面对多元开放的网络舆论场时,要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前瞻性,打破固步自封的模式,倡导开放意识,开放、兼容、自信的态度与其他意识形态对话,打破不同意识形态的界限,相互之间进行对话交流,在对话过程中强化自身异质转化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开放兼容不是无原则的并包,网络舆论场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注意“一对多的”关系,要强化“一”的主导地位,吸收和借鉴“多”的积极成分,要敢于面对“多”的挑战和威胁,在对话中兼容和吸收,“世界各国各地区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和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资源和有机因子”。[7]“推动马克思主义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西方话语体系中范畴、命题、思想理论,吸收借鉴其有益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话语内容,敏锐捕捉到世界发展中的新问题和新动向,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加合理、高效的方案,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8]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网络舆论场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根据我国发展要求,异化并整合多元意识形态合理的成分,善于发现和总结网络舆论场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提供网络预警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对话中求生存和发展。

2.培养网络舆论意见领袖,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主导话语议题

西方强国在网络舆论场内培植各种代理人与意见领袖,利用强大的网络霸权以及各种网络渠道妖魔化中国,攻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炮制负面信息,企图制造人民内部矛盾,无中生有地中伤诋毁国家政党形象,消弱我国政府的公信力,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很容被煽动和蛊惑,某种程度上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此,当务之急“需要培养一批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发言人的网络人才队伍”[9]充当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观点很容易被接纳和传播,“即使是一小部分人所创造的传播空间,也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行动”,[10]在意见领袖的带领下,不仅可以认同身份,产生集体意见,还可以组织线下公共活动。同时,要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基本理论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并辅助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化判断,打造话语议题控制能力。网络舆论场意见领袖在发表意见或评价问题时,能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为指导,自觉增强政治敏锐性,时刻保持警觉态度,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善于传达权威和公正的信息,正确引导舆论走向。“引导受众合理表达诉求,使理性思考的声音成为言论强势,营造意识形态建设的良好氛围”。[11]

3.运用大众化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适应能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阵地也随之转移,“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媒介生态结构,对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影响深远。”[12]网络舆论场作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新领域,是网民热衷之地。网络舆论场内注重对话与互动,尊重网民主体性,有效避免了传统的“内容强制灌输,传播渠道单一”的限制,运用大众化语言,将枯燥的理论和标语转变为网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把网民需求与国家政策巧妙联系在一起,注重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得到了众多网民的拥护和推崇。因此,要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必须学会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方式,革故鼎新,顺应网民需求,占据网络舆论场这个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新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还必须善于驾驭运用网络语言,运用网络语言来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13]在内容表达上运用“接地气”的言语,“主流意识形态应当拓宽自己的传播途径,改进自己的传播方式,进而有效的行使整合社会价值信念、推进社会进步发展的信息权力。”[14]将学术话语、宣传性的政治话语与网民的日常话语进行完美结合,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将抽象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融入大众生活和娱乐活动中,从而达到一种“无为”的传播效果。

发展测评应用方面:张海容[7]采用情境测评的方式对完成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的幼儿教师进行发展测评研究,对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现存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从教育行政部门、培训部门、幼儿园三方面提出了提升在职幼儿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策略。

4.打造国际话语体系,增强网络舆论场国际信息话语权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话语体系承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推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话语体系对一个国家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话语体系的魅力决定话语权,事关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我国的语言文字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自然形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中国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话语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成果和宝贵经验凝练升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理论和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自信”。[15]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新的精神面貌,同时,也需要借助网络舆论场强大信息传达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网络优势,打造国际话语体系,增强在国际层面的信息话语权,用世界人民都能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好故事,发出中国好声音,展示中国好形象,让更多的世人认知中国、认同中国,让中国形象更具有亲和力。

参考文献

[1] 匡文波.新媒体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0.

[2] 廖卫民.网络舆论波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

[3] 师曾志等.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6.

[4] 王爱玲.中国网络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7.

[5] 王宇,张澍军.民间舆论场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感召[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6):17.

[6]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35.

[7] 姜辉.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J].红旗文稿,2015(3):13.

[8] 王锡森.习近平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刍议[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1):30.

[9] 宣云凤,林慧.微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及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0):101.

[10] [美]本奈特等.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M].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38.

[11] 张合营.妥善应对微博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J].中州学刊,2013(2):176.

[12] 吕峰.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产的现实境遇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1):36-37.

[13] 李冉.谁之主流 何以主流: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89.

[14] 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66.

[15] 姜辉.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J].红旗文稿,2015(3):14.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4.015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4-0084-05

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自媒体领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研究”(14CKS039)

作者简介:凡 欣(1983—),女,河南开封人,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庞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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