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山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之一，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形成了深厚的积累和传统。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及同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并最早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1932年又在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团体。由于以杨成志为代表的团队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斐然的学术成就，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西南学派”。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以来，一直秉承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开始西南民族研究传统，坚持杨成志先生倡导的“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的田野理念，注重扎根田野并加以发扬光大。
[关键词]中山大学;杨成志;西南民族;西南学派
一、引言
作为一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一开始的研究路径就有别于西方人类学学科传统：抗战以前北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偏重对欧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引介，研究对象也多为汉人社会，①如1924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济南市社会概况的调查;1930年吴文藻开始组织的燕京大学师生在北平附近乡村的调查;费孝通对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经济问题的调查;林耀华对福建义序宗族和莆田的调查;杨懋春对山东抬头村的调查;李有义在山西徐沟从事社会组织调查;1934～1937年清华大学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对家乡影响的调查等。虽然也有对国内少数民族研究或海外社会的研究，但并非主流。另外，在研究领域上，社会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相互交叉和重叠，采取的是西方视角的写作的立场和研究取向。②当时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界限模糊，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吴文藻(燕京大学、云南大学)、潘光旦(清华大学)、费孝通(云南大学)、林耀华(燕京大学)、李安宅(华西协和大学)、陶云逵(云南大学)、杨懋春(齐鲁大学)等都担任过社会学系主任。
而与此相对的是，地处华南的中山大学独辟蹊径，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较早便开始了对粤北瑶族，以及与之有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的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③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设在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顾颉刚.跋语 [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因此，中山大学成为中国最早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高校之一。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论及民族学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历史，就无法绕过中山大学。1927年8月中山大学组建了以西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④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8月由傅斯年筹办，该所下设人类学研究组，由俄国学者史禄国负责。1931年改名为文史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共存在三年半。在傅斯年、顾颉刚主持下，中山大学语史所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强调利用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天文学等作为研讨学问的工具，践行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里的“实地收罗材料，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的实地调查方法，开启了用多学科交叉的现代科学的方法调查和研究西南民族的先河。容肇祖、史禄国、杨成志、钟敬文、梁钊韬、江应樑等学者奠定了中山大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基础，并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传统和研究特色，即注重田野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的运用，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倡以小见大，见微知著。1932年杨成志在中山大学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西南民族研究会，1938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从1927年至194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者的足迹遍及粤北、广西、云南、海南岛等省区的瑶族、苗族、彝族、傣族、黎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1948年中山大学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后来人类学系被撤销，教员分散到中央民族学院或中山大学其他系所。1981年在梁钊韬先生的努力下，中山大学在全国率先复办人类学系。2000年以后，人类学系依托教育部人类学重点学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人类学中心等平台，在西南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民族学人类学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创始人杨成志教授倡导的“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1](P551)方法，一直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从事西南民族研究遵循的不二法门。
El Nio事件:Nio3.4指数大于等于0.5 ℃持续5个月或以上记为一次El Nio事件。断点的处理:若指数大于等于0.5 ℃间断两个月或以上,则认为两次事件不连续;若间断一个月,并且该月的Nio3.4指数的3个月滑动平均值大于等于0.5 ℃则认为前后事件连续,否则不连续。El Nio爆发时间:Nio3.4指数第一次大于等于0.5 ℃的月份的前一个月。El Nio事件分类:SP型:爆发时间在2—5月;SU型:爆发时间在6—9月。CPC计算ERSST.v4资料得到的Nio3.4指数,如图1所示。
二、“西南”的范围及民族学的西南研究
1.“西南”及“西南民族”的历史演变
今天，狭义的西南为国家行政区划内的西南地区，包括川、渝、滇、黔、藏五省市区，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生活着汉、藏、羌、彝、回、土家、苗、瑶、侗、布依、壮、傈僳、傣等34个民族。
不过，历史上的西南并不限于今天行政区划框架内，历史上文化的“西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产生的一种地理区位概念，随着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认识和了解的不断变化和深入，不同历史阶段“西南”所涉区域范围有所不同。而西南民族，顾名思义，便是指历史上和今天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个文化群体和族群。西南地区非华夏的各民族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往往被称为西南夷、西南蛮、南蛮、南夷、苗蛮等，以上名称均为泛称，其中包含诸多的“别种”或“别类”。
秦汉时期“西南”的地理范围与今天中国行政区划中的西南各省的位置大体相当，《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均设有“西南夷列传”。指称西南少数民族的“西南夷”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之中，其含义随着中国疆域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清末丁谦注解《史记·西南夷列传》云：“汉西南夷，为今四川南、贵州西南及云南全省地。”从现有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秦汉的西南并未包括今天的青藏高原大部以及今天的广西西北部。秦汉以降，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以及对西南民族认识和了解的加深，“西南”的地理范围开始扩大，“西南民族”的划分也逐渐细化和明晰。
民国时期西南的范围不仅是现今行政区划内的西南，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和区域。杨成志先生曾经讨论过“西南民族”的范围，他认为：“所谓西南民族，即俗称为‘南蛮’，或‘苗族’，或‘苗蛮’，或‘蛮夷’的总代名称。在地理上，凡现在粤的瑶、黎;桂的瑶、壮;黔的苗、仲;湘的苗，滇的罗罗和摆夷;川的罗罗和西番;康藏的西番;安南、缅甸和暹罗的歹人或掸人……都是他们的遗裔。”[2](P3)马长寿先生也认为，“中国西南民族系指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所有之原始民族而言。上述各省土地辽阔，多崇山大川，丛林深谷，故自古为荒缴之区，而原始民族栖息于其间者至多且繁”。[3](P49)由此看来，杨成志、马长寿等学者定义的西南除川康滇黔藏民族地区外，还包括了两广瑶族、壮族聚居区和海南岛。他们将西南看作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在这个框架内的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地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关联性，无法简单地割裂。如彝族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瑶族主要分布在桂、湘、滇、粤四省区;贵州、云南和湖南湘西是三个较大的苗族聚居区。毫无疑问，今天行政区划的西南、经济协作的西南中的各个民族，都与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苗瑶等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无法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简单割裂。
地基沉降的原因主要可以分成2方面：一方面是内部原因，即地基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例如，陕西地区的土壤类型是黄土，就会更加容易发生沉降；另一方面就是外部原因，在外部存在着过于强大的附加压力，超过了地基所能负荷的最大限度，从而使得地基发生变形，导致地基基础下沉。
2000年以后，周大鸣教授担任人类学系主任，中山大学人类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借助教育部重点学科人类学平台以及985高校的优势，引进了一些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在经费和人员上有了较大的充实。并开始重拾西南民族研究的传统，从教师到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从事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西南民族的研究。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方向。2009年麻国庆教授接任人类学系主任之后，进一步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了东南亚和环南中国海区域。截至目前，中山大学关于西南民族研究主要成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枪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断觊觎、蚕食和瓜分中国领土，由此而引发了边疆危机。当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何秋涛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西北、西南边疆，但那时期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史学方法梳理和研究边疆沿革史。[4]到了20世纪20～40年代，学术界关于西南苗、瑶、彝等民族的调查、族群甄别与研究，开始与中国现代国家疆域的建构、民族的存亡、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觉醒等重大问题发生了直接的关联。让国人尤为痛心的是，当时欧美和日本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已经深入中国西南、西北、东北边疆地区探查社情民情，收集情报。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湘西、贵州、云南、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包括台湾高山族的调查。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这是中国境内最早成立的以“边疆”名义成立的研究性组织，但其中的成员主要是欧美学者，且目的主要是了解中国西南边疆的情况。遍布西南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很多都受过人类学或相关学科的科学训练，他们也是调查和研究西南民族的重要群体。①杨成志先生在1929年为“西南民族调查略表”而发给云南省104县教育局长的信件中说：“就全滇一百多县来说，有外国教堂的几占90多县，他们外国传教师往往一个人能把当地的情境调查得非常清楚，而笔之于书。若问起本国地方官对于本县社会环境所认识的程度如何，恐怕大多数非像哑子吃黄连不止哪!”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A].杨成志.杨成志民族学人类学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页。徐益棠也认为，中国边疆民族的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1942(第一卷第5、6合期)。而反观那时中国学人对于边疆民族的研究则十分薄弱，如“西藏久与内地隔阂，其地之实际状况，学者鲜能道之”;[5]另外，社会学家言心哲疾呼，“以往国人对于边疆社会的情形，真是太忽视了……关于新疆及外蒙古的情形，我们要请教于俄国人，关于西藏的情形，恐怕要问英国人才清楚”。[6]清末至民国中国边疆的危机，民族存亡所引发的民族自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涉足边疆和边疆民族研究，如任乃强先生即是基于“痛感列强对藏觊觎，而国人向对藏事扞隔”[7](P5)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而投身于康藏边地研究。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以往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杨成志先生在谈及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比较时说，“说起云南民族资料的参考，所谓《云南通志》《云南通志稿》《滇系》《南诏野史》……及各县县志的记载，以志个人观察起来，若不偏于捕风摄影之谈，即成为闭门造车之说，简直是不可靠的。率性我们便随翻阅英法美诸外国人所著关于云南民族诸书，反比高明些，实在些。为什么呢?中国人偏传统，外国人注意实验罢”。②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A].杨成志.杨成志民族学人类学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页。四川大学杨天宏也认为，“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边疆地区所作的考察，其中法国天主教徒及英国基督徒投入的精力最多。”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另外，吴文藻、杨成志等人也认识到单靠外国学者，模仿西方理论与方法产生的局限性，于是开始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本土化的努力。③林耀华在2000年回忆其师吴文藻致力于民族学、社会学本土化实践时说，当时(20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尚处于模仿、照搬西方模式阶段。吴文藻旗帜鲜明地提出“将民族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如编写中文教材，在教材中加入有关中国国情的内容，选用功能学派理论为基础创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架构等。邸永君.民族学名家十人谈·林耀华先生访谈录[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2、26页。1928年，正在云南从事民族学调查的杨成志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这是由事实上分析出来的。总之，此后对于我国‘西南民俗’的调查，若能得有训练的中国人亲身干去，也许所得的结果比较实用些。”[8]正是有感于单纯追随西方学者的盲目性，以及认识到“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9](P27)才有了杨成志等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中国学人掌握现代科学方法之后的自信，开始了中国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研究西南民族的创举。
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的南迁也促进了西南边疆研究的蓬勃开展，当时少数民族聚居和散杂居的云、贵、川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中心，汇集了当时全国最为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羁旅于西南大后方的学者们利用自己的学科知识，借助“地利”之便，开展了对之前较少涉足的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开拓性成果。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言，“这次空前的危急国难，以眼前军事、政治、经济、交通及文化的巨大变动，我国西南各省已成为‘复兴民族’的中心。尤其是值此华北与华中各大学及文化机关都迁移到西南，更表明我国文化中心区将在西南建立起来”。[2](P139)抗战期间学者们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引发了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展和普及，学者们开始摒弃空谈，走出书斋，迈向田野，深入民间生活。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学者利用语言、历史和民族学理论开始对西南非汉人群进行辨识和分类，①由于担心在西南地区划分和区别民族会被日本等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提供口实，因此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从事的这项工作被傅斯年视为“借民族研究之名巧立各种民族名目”，从而可能刺激云南土著居民的民族意识，不利于边疆稳定。傅斯年：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遗札卷2，第53～55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对各民族的历史渊源、族属关系、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物质文明、宗教艺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按照江应樑先生的说法，“民族学在这一时期内(抗战时期)成为云南全省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10](P435)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伴随着对西南民族的研究逐步发展和繁荣的，来自于西方的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西南地区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并渐渐走向了成熟和本土化。在此期间，中山大学对于西南民族开拓性的研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西南学派”(1927～1949)
谈到西南民族研究，就不能不提及中山大学。②李绍明先生曾经指出：“要研究西南的民族学，就离不开研究广州的中山大学、成都的‘华西坝’和昆明的‘呈贡魁阁’这些西南民族学的重要据点。”李绍明.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0).中山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之一，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形成了深厚的积累和传统。
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筹备成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由顾颉刚发起，并于同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成立伊始，便出版了“西南民族专号”，在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③杨成志说，“与夫今日包括以上各族名称而通行于学术界名为‘西南民族’(按此名系民十六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 究所出版之‘西南民族专号’第一次所采用)者”，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J].青年中国季刊，1939(创刊号).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下设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组。研究所成立伊始，就以“对两粤和西南的民族进行研究，以直接观察方法进行实地调查”为目的，进行了几次在中国民族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民族社会文化调查。语史所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傅斯年即派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往川边作民物学调查”，黎光明于1929年1月前往岷江上游，“经灌县、汶川、理番、茂县，对于沿途之羌民土民及杂谷人等，均有调查”，但因战事受阻，退回成都休整。三月，他与友人王元辉一起来到“西番”之地松潘调查，“以其地为中心点，四出调查西番及博猡子等之民情风俗”，六月结束调查。[11]回到广州后向史语所提交了一份不被傅斯年认可的考察报告。2004年，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将这份考察报告整理后编辑出版。[12]这份报告为我们了解民国之初川西北各民族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李法军自2004年以来，一直从事华南和西南地区的生物考古学研究工作。2005年他在贵州荔波水尧水族乡完成了对荔波现代水族体质的测量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水族在体质构成上的多元性观点。李法军等对荔波水族进行活体测量研究后表示不同地区的水族居民在体质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并认为水族的来源问题应从两广地区、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甚至西北地区寻找证据。牙齿磨耗研究也揭示了水族居民牙齿磨耗的特点及其成因。[46]2006年11月至12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首次对该县玉屏镇水浦村的一处水族潘姓家族墓地(时代多在嘉庆至咸丰年间)进行了科学清理和发掘。李法军受委托研究了这批珍贵的人骨材料，得出了水族可能与云贵高原地区居民存在着一定联系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一定的反响。
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率队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为期3个月科学考察的同时，也对那里生活的瑶族进行深入的民俗和语言调查，并辑成《瑶山调查专号》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发表，顾颉刚亲自题跋。此后，语史所利用地域优势，还多次对南方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广西瑶人调查、云南罗罗调查、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海南岛黎民调查、云南摆夷调查等。
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及容肇祖教授、杨成志助理研究员等组成云南民族调查团，前往云南进行实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体质测量数据，并为研究所收集了一些书籍、拓本、民族文物等。1928年9月，杨成志继续前行，在川滇边界金沙江边的巧家县巴布“独立卢鹿”(彝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民族学调查，“探索其社会组织、奴隶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字。同时对金沙江沿岸的青苗、花苗、夷人，昆明四乡的夷、僰、撒尼族，子君，河口的红瑶、安南人、傣等族也直接观察了其生活状况”。[14](P110)其后发表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9](P270)这是中国本土民族学家在西南地区进行的最早，并按照严格的学科规范进行的民族学调查。1932年杨成志等人在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目的在于“向西南民族的荒芜学田开垦去……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5]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团体。1936年为“聚合更多数的同好从事集体耕耘(西南民族研究)”，由杨成志牵头又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西南分会，[2](P139)联合在广州的人类学、民族学家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抗战后该分会设于中山大学人类学部。杨成志因为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被公认为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
1932年中山大学派杨志成前往法国留学，1935年杨成志从法国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开始主持中山大学人类学部工作。他一直坚持“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的研究旨趣并以实际行动率先践行。1936年冬，他带领研究生江应樑、王兴瑞到广东曲江、乐昌、乳源三县的瑶族山寨调查历史、经济生活、农作情况、宗教信仰、房屋、服饰、歌谣和传说等。1937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1卷第1期发表了“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其中有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制型》;王兴瑞的《广东北江瑶人经济生活》《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瑶山考察团日记》;江应樑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广东瑶人之房屋及工具》等11篇论文。1937年2月，中山大学杨成志和岭南大学伍锐麟组织两校师生对海南岛的黎族和苗族展开调查，这是当时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民族学实地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后来中山大学王兴瑞写成了20余万字的《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一文，并以此论文获得硕士学位。[16](P177)1948年又出版了《海南岛之苗人》[17]一书。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中山大学在云南省政府的协助下，派研究生江应樑到傣族地区调查，江应樑在云南腾龙沿边的芒市、遮放、猛卯、陇川、干崖、盏达、南甸七个傣族土司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末德宏傣族聚居区的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土人情等，并依据此调查报告在第二年写成了《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论文，获得中山大学硕士学位。[18](560)1937年至1946年，在多次调查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的基础上，江应樑陆续发表了《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19]《僰夷的家庭组织与婚姻制度》[20]《摆夷的经济生活》[21]《摆夷的生活文化》[22]等论文和著作。这也是中国民族学家按照学科规范在西南傣族地区进行的最早、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民族志资料。
1938年，广州被日军占领，中山大学开始辗转于云南、贵州和粤北地区。这期间杨成志和同事先后在广西考察了“苗瑶侗僮的同化政策工作”，对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和云南澄江抚仙湖的苗族进行了调查。在云南澄江时，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村寨搜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1940年中山大学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又组织了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教育等情况。1941年杨成志与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树等前往粤北乳源乌坑瑶族村寨调查一支过山瑶群体的体质、文化、语言、经济和宗教等情况，结束后成果汇集成《粤北乳源瑶山调查报告》。[23]梁钊韬利用这次调查的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24]同年，经顾颉刚协助，留在西南的江应樑筹得经费，到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1949年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一书。[18](P561)
式中:fi为第i个支路所受的轴向力;ξi为第i个支路轴线对应基准坐标系的单位线矢;F和M分别为施加于上平台的作用力和作用力矩;f={f1 f2 f3 f4 f5 f6}T为6个支路上反作用力组成的矢量;FW=[F M]=[Fx Fy Fz Mx My Mz]T为作用在上平台的六维力/力矩矢量;为对应于力和力矩的正映射矩阵。
1944年，梁钊韬在其业师，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教授的推荐下，到该馆担任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在该馆工作的两年中，梁钊韬继续他的西南民族研究，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民俗和文物方面的调查，收集了二百余万字的资料，同时主编《西南民族志》。[25](P385)另外，他还与郑德坤馆长一起，按照当时学术界关于西南民族的知识谱系，绘制了一张“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26](P4165)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张关于西南民族情况的地图。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南的范围包括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广西和湘西，以及广东的粤北和海南岛等地。居住于其中的民族包括西藏人、西康藏人、安多区藏人、青海藏人、戎、羌、古宗、罗罗、么些、阿卡、栗粟、摆夷等，尽管这些表述与今天我们对西南民族的认识有较大的不同，但是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及西南民族分类的最新认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西南民族研究的一项空白。
例如：在学习《爸爸的花儿落了》一课时，文章采用了插叙以及伏笔等方面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教师在教授完课程内容后，适时布置写作方面的作业。让学生运用学过的写作技巧创作一篇《父爱如山》的文章。使其将学习到的技能运用到写作中，加强和稳固语文基础，实现阅读教学的积极开展。
杨成志、江应樑等学者不但强调田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同时也十分注意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其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事项。如杨成志在对川滇交界彝区调查时，一边学习彝语彝文，一边搜集了大量的彝文经典。特别是1929年杨成志在距昆明二十里的昭宗夷村调查时，发现了最早的彝文抄本，并想方设法买下来。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彝文典籍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部。[27]1944年在《西南边区的特种文字》一文中，江应樑根据他对西南民族文字的研究，详细介绍了他称之为“特种文字”的爨文(彝文)、摩些文(东巴文)、摆夷文(傣文)、苗文(外国传教士创制)四种少数民族文字。[28]从老一辈学人开始，重视田野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尤其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一直是中山大学西南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传统。
除基础研究外，杨成志也提倡学以致用，将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边疆建设，努力改变国人对少数民族因误解而产生的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民族平等和团结。抗战时期，杨成志被广东省政府聘为边政指导委员会研究主任委员;梁钊韬为该会研究员兼省干训团边政班教官，协助战时边疆政教设计与指导训练，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29](P361)任职期间，梁钊韬曾多次赴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撰写了反映排瑶政治、经济、婚丧的论文《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试图将人类学知识用于解决当时的瑶族边政教育问题;[25](P385)江应樑也被云南省政府聘为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编著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介绍了云南边疆的基本情况，论述了革新边疆新政的要点。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提出“大小凉山开发案”，建议组成川、滇、康三省联合的“凉山建设委员会”。1943年至1945年间，江应樑还参与草拟了《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等。1945年在云南财阀陆崇仁的推荐下，担任车里县代理县长，并利用作为县长的便利条件进行民族学调查，走遍了当地的村寨。[18](P561，562)以上均是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者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参与公共事务的具体表现。
1948年秋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立，杨成志担任系主任。尽管人类学系存在时间很短，亦没来得及培养出学生，但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杨成志及其中大同事和弟子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并最早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建立了以西南民族研究为宗旨的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取得了成绩斐然的学术成就，因此李绍明先生将他们称为民族学人类学的“西南学派”。[4]
三、从沉寂到复兴：1949年之后中山大学的西南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1981年，受当时政策的影响，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中山大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民族学专业的教师或调往其他院校，或并入历史系。但是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师生还是尽其所能断断续续地进行西南民族研究。
职中语文是提高学生语文表达能力与人文素养的重要课程，应该为学生的个人发展、社会需要、适应生活而服务。常规语文教学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进行职业教育语文教学改革，促进语文教学专业化、个性化，走与市场相结合的道路十分必要。
再不久前，我们处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景德镇的十大瓷厂出于繁盛阶段。那个时间段，大批量的陶瓷生产属于流水线作业。时至今日，这些瓷厂所生产的茶杯、酒器、文具等器物也还深受喜爱。然而，我们的审美情趣不断提升，当时的陶瓷器物已经满足不了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现如今的高档酒店，无论是碗、碟、茶杯、酒杯甚至装饰，都充满了艺术效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为西南民族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尽管其中还有很多不如意之处，但是这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历史大调查意义非常重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弄清了西南民族的成分和构成。作为西南民族研究重镇的中山大学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7月至11月，杨成志参加的中央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一分团在广西慰问，杨成志借此机会深入壮乡瑶寨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整理出了二十多份调查报告，共四十余万字。二分团的梁钊韬随团到广东北江、海南岛慰问瑶、黎、苗、回等少数民族，也进行了相应的社会历史调查，并利用调查成果撰写了《北江瑶族的来源》等有独立见地的论文。1952年，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委派，梁钊韬又参加了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对海南岛五指山的黎族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写出了《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等文章。
从1961年开始，中山大学开始招收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以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代史为基础课程，并要求有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田野实习。1963年冬，梁钊韬亲自带领青年教师李松生和陈启新、杨鹤书、黄崇岳三名研究生赴滇西对西盟佤族，澜沧江拉祜族，碧江怒族和傈僳族，福贡独龙族，德宏傣族、景颇族和崩龙族(德昂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民族学调查，返校后将调查成果编印为《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二书。[30]
中山大学对贵州清水江、都柳江的研究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历史学对地方文献及档案的运用和解读的方法，主要通过田野和文献的综合研究，探讨民间的和地方性社会的变迁，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发生的互动。张应强教授主要在贵州清水江流域就清代以来的木材贸易、族群关系及地方社会展开田野工作。其专著《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36]是在长期的、扎实的田野调查后一部力作，作者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基本过程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依赖和通过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的互动。2007年、2009年、2011年张应强整理出版的大型民间文献资料《清水江文书》三辑33册，[37]包含以契约为主的“清水江文书”一万五千多件。这也是本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清水江文书”内容丰富，广泛涉及清水江流域自清代以来民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
2.民族学西南民族研究之渊薮
珠江跨越了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广东和江西南部等多个省区的广阔地区，是中国第四大河流。珠江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复杂，从云贵高原到丘陵地带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与此相应的是，珠江流域的民族和民系构成也十分复杂，这里有着壮、苗、瑶、侗、毛南、京、白、仡佬、彝、水、回等少数民族，有广府、客家、福佬(潮汕)和“疍民”等汉族各民系，这些民族和民系互相杂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复杂局面。另外，作为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走廊是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最多、民族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南岭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珠江的大部分支流及长江的赣江和湘江两大支流均发源于南岭。南岭走廊是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对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南岭走廊与珠江流域研究是相辅相成交叉研究。但是，相较于藏彝走廊和西北民族走廊，珠江流域和南岭走廊的研究十分薄弱，与其地理和人文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因此，从2000年开始，在周大鸣、麻国庆教授的带领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部分师生从走廊和流域的视角，探讨了这一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并从族群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珠江流域和南岭走廊各族群的文化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周大鸣教授的《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宏观视野下的人类学研究》，[34]以及麻国庆教授的《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35]两篇文章高屋建瓴地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和总结。因此不再赘述。
[例8]In face her attitude towards this work was the same as someone with a passion for sweet-eating,indulged,indulged in solitude,or some other private pastime,like acting out scenes with an invisible alter ego,or carrying on conversation with one’s image in thelooking-glass.（1972：167）
1.珠江流域与南岭走廊研究
2.贵州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地方社会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受到重视。梁钊韬教授开始筹划复办人类学系，先后引进了陈启新、杨鹤书、容观瓊、张寿琪等学者。1981年春，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梁钊韬任系主任，容观瓊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当年就招收了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本科生。梁钊韬先生按照国际标准设置了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四个分支学科的人类学体系，这已成为中山大学办学特色。不过，由于受人员和经费等方面的制约，从1981年到2000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更多地关注广东三大民系的历史文化，以及珠三角地区都市和乡村社会的变迁。西南民族研究尚处在恢复阶段。这一时期关于西南民族主要的成果有：容观瓊对海南岛黎族和粤北瑶族的研究，[31]杨鹤书对云南、广西、海南岛少数民族和粤北八排瑶族的研究，[32]以及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格勒撰写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①格勒的博士论文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更名为《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胡鸿宝的博士论文《山地民与平地民：云南元江民族社区研究》[33]等。另外，梁钊韬先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不顾年事已高，亲赴四川羌族村寨考察。1987年和1990年容观瓊教授已近古稀之年，却还带领研究生前往海南岛五指山区黎族村和粤桂湘三省区交界的瑶寨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杨成志先生提出的“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思想。
张振江教授牵头的水族调查研究始于2004年7月，并在2005年10月同三都县政府签署了“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水族文化教研基地”的协议。6年来已经有两批本科生在三都县水族地区开展了田野调查实习，并完成了两部田野实习报告。张振江的《水书与水族地方社会：以〈陆道根原〉为中心的研究》[38]一书是目前为止第一本应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使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以及考古学等学科的方法，综合研究水书与水族社会的专著。张振江教授通过水书与水族社会互证，来认识水书、认识水族社会，以期深入理解水书、水族及其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意蕴。他的研究为推动水族水书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传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西南地区的生物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
中山大学对于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192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黎光明受傅斯年的派遣，前往岷江上游的“西番”地区进行民族调查。1986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培养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藏族博士，同时也是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的格勒。他前往西藏和川西北等民族地区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完成了博士论文《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39]这本博士论文被专家们评价为“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的博士论文。
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从1994年开始，数次深入藏区，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承担和参与了多项与藏区相关的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藏北游牧部落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40]《西藏家庭与经济——三个个案的比较》[41]《西藏经济发展两题》[42]等。在周大鸣教授的带领和引导下，通过参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课题和项目，中山大学逐渐形成了藏学研究团队。如中山大学何国强、王川、郭正林等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藏学研究领域之中。刘志扬也多次在西藏拉萨、日喀则、林芝、那曲等地从事长时段的田野调查，从饮食、空间、洁净观念、就医行为等一些标志性的文化事项，从整体的观点来理解蕴涵于其中的藏族社会的文化逻辑，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互动和现代化进程中西藏农村社区中所显现出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以及随着西藏拉萨各民族间交流互动的日益频繁、藏族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和民族文化的重构。[43]近年来，人类学系师生又将目光触及汉藏边界地区的白马藏族和松潘藏汉关系研究，[44]同时也有相关论文和专著发表。[45]
继格勒博士之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还陆续培养出了大量高质量的从事藏学研究的人才，特别是一批藏族研究人才。据初步统计，教师、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公开发表的论著、文章、调查报告，以及未发表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超过一百篇。在藏学研究上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位论文有，索端智关于神山的研究，廖建新、王正宇、岳小国对川藏交界处三岩藏族的研究，袁晓文对自己家乡凉山州冕宁县多续藏族认同的研究，李锦对嘉绒藏族房名和家屋的研究，邹礼跃关于西藏具有“不洁”身份群体“吉萨曼巴”的研究等。
在机械工业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往往需要把各种各样加工好的零件按设计要求连接起来制作为成品，其中焊接就是将这些零件连接起来的一种常用的加工方法。目前，金属焊接作为机械设备制造与维修中一种基本的工艺方法，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在焊接生产过程中，焊接设备是保证焊接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不同的焊接方法需要借助不同的焊接设备来实现。
3.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与文化研究
钟敬文于1927年发表的《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一文，是中国本土学者早期历史上关于少数民族实地调查的报告，同时也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刊登的最早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调查文章。尽管这份调查报告的调查者并非钟敬文本人。④钟敬文在《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一文的最后有一个说明，“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得颇详细，虽然他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他托过一位住在畲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密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7(6).第二年，他又发表了关于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獞民略考》。[13]
其他的药物还有荆防败毒散、感冒软胶囊、风寒感冒冲剂、小儿清感灵片、清宣止咳颗粒、小青龙冲剂、柴胡饮冲剂等，都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给宝宝服用。
四、结语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民族学研究获得了新生，在研究领域承袭了杨成志等老一辈学人的传统，重拾西南民族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中山大学民族学学科积淀深厚，与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联系紧密。秉承华南、西南民族学传统，注重田野调查，历经30多年已经发展出珠江流域民族研究、环南中国海研究、山地民族研究等特色研究，形成了“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经济与社会”“民族与区域文化”“民族文化遗产与保护”“应用民族学”等学科方向。在西南人类学研究方面，特色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重视田野调查，依托教学实习基地形成稳定的研究区域
从1981年复办人类学系以来，一直注重田野调查，每年暑期为期一个月的本科生田野实习是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培养方式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还积极与地方政府及科研单位的校地合作，设立田野实习教学研究基地，依托实习基地从事田野调查研究。通过加大投入，建立制度保障体系，实行规范运作，实现了田野调查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将田野调查纳入专业培养环节。形成了“田野调查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科研相长”的教学理念和模式。目前中山大学人类学科研与教学实习基地主要分布在西南五省市和两广地区，如广西的凌云县教学研究基地、龙州民族学考古学教学科研基地;贵州的三都水族文化研究基地、黔南州民族文化教学基地;四川的平武科研教学实习基地、松潘人类学实习基地等25个教学实习基地。基地的建立使得人类学系师生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实习地点有了可靠的保障，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区域和研究方向。通过这种方式将学生的专业训练、学术研究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结合，既服务于地方的需求，又扩大了专业的社会影响。从1983年至2018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已经在广东、广西、海南岛、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西藏等地的苗、瑶、壮、黎、傣、纳西、布依、侗、藏、彝、土、土家等民族村寨组织了近百次田野教学实习，并开始走出国门，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例如在语言《寻找失落的一角》时，教师提问“缺角的圆是否会遇到自己遗失的哪一角”，教师引导幼儿带着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说出缺角的圆是否会遇到遗失的角，并说明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幼儿向老师借阅《失落的一角》绘本，通过阅读绘本查找答案；有的幼儿则根据课件内容进行讨论交流，进行故事的后续猜测。
(二)注重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研究
中山大学的西南人类学研究强调其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特色，以带动相关学科共同发展。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山大学人类学就不拘泥于某一门派和某一理论，而是以兼容并包的开阔胸怀，接受各种前沿的学术思想，李绍明评价道，“杨成志先生他们的研究把民族学、民俗学，还有民族史结合得比较好”。[44]杨成志自己在谈及对研究生的培养时曾经这样说，“我用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法国式的，不是德国式的，也不是英国或苏联式的，尽管这些国家我都去学习过，我用的是综合式的”。[47](P551)现在，中大人类学系师生仍然坚持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学术理念，致力于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如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及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如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
目前，人类学系已经建立了“科技考古和文物检测实验室”“体质人类学实验室”“新媒体实验室”“中山大学人类进化与科技考古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实验室。其中“中山大学人类进化与科技考古实验室”，已经成为省级重点文科实验室，以上实验室的建立为西南民族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连锁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是以原公司为主，以各个分公司为辅的，并以公司的服务宗旨为核心，建立一条纽带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连锁企业的母公司向子公司输送资金、技术、人才，子公司在盈利后，给自己的员工下发工资，然后定期向母公司上交收益和进货的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经济链。连锁企业是大势所趋，是我们企业始终坚定不渝的发展必经之路。
另外，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历史系合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中文系合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均为第五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人类学系建有“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也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上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学科合作的成功范例。
(三)田野与文献资料结合的研究传统
中山大学西南民族研究不但注重田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而且特别关注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除地方志书外，族谱、档案、契约、碑刻、经书、歌谣、神话传说、民俗文物等民间资料，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的各种资料都是重点搜集的对象。如杨成志1929年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彝区调查时，就收集“民俗品大小数百件，内分为独立罗罗、花苗、青苗、夷人、散民、子君、罗罗、安南土字各种书籍为最宝贵。至所摄的数百张土人和景物的照片，也是值得做研究的资料的”。[9](P44)江应樑也说自己在中山大学期间所写的论著“都是使用民族调查的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加入个人见解而写成的”，强调“人类学与民族史结合研究”的方法。[48](P1～2)梁钊韬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不但使用了许多在瑶寨田野调查得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也大量运用了《十三经》注疏的材料，[49]可是说是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研究的典范。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得到了传承和光大。
这一天，实弹射击正式开始了。大清早，操坪的四角就有民兵把守了，看牛的放羊的砍柴的扯猪草的无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律绕道而行，不许停留，也不许观望。参谋让招财将全体民兵分成五人一组，每人五发子弹。为慎重起见，参谋，武装部长、招财，另挑了两名男民兵组成了第一组进行试射。这时，太阳毒毒地照着，整个操坪里，空气凝固了。一阵噼里啪啦枪栓的掰动声响过之后，紧接的是惊天动地的砰砰枪声。再往下，就是报靶员的声音了：一号靶，四十九环；二号靶，四十八环；三号靶，零环；四号靶，二十八环；五号靶，三十五环。操坪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四)完整的人类学、民族学教学体系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自1981年复办伊始，在梁钊韬教授的带领下和组织下，创建了完备的从本科到博士生的培养体系，编写了系统的教材。本科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设置文化人类学专业。1981年，梁钊韬被评为国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人类学科唯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教学科研单位。198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博物馆。2002年人类学被评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如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及一些有特色的研究如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西南民族研究的人才，在西南各省市设置了民族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高校几乎都有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毕业生。
近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一直秉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对西南地区的彝、苗、瑶、壮、畲、黎等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传统，坚持杨成志先生倡导的“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的田野理念，扎根田野并加以发扬光大。以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四大分支学科为支撑，以国际视野综合理解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注重跨区域跨族群，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凝练学科特色。中山大学西南民族研究正在向着“中国特色、亚洲一流”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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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ty，Reg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A Review of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the Past Century
LIU Zhi-y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formed a profound tradition in this field.Mr.Yang Chengzhi，the founder 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and his colleagues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n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southwest ethnic groups".In 1932，they set up Southwest Research Societ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the first academic group studying on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in China.The team represented by Yang Chengzhi is known as"the Southwest School"of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the remark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y made in the field of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ern China.Since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reopened in 1981，it has been observing the tradition of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er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1920s and 1940s，adhering to the fieldwork philosophy of"to create the path of ethnology with our own feet"advocated by Mr.Yang Chengzhi，and focusing on field work to carry it forward.
Key Words：Sun Yat-sen University;Yang Chengzhi;southwest ethnic groups;the Southwest School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2—0069—12
*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扶持哲学社会科学优势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培养模式”(项目编号：GDXK201703);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20～40年代人类学 “华西学派”的学术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162)。
[责任编辑 秦红增][专业编辑 程 瑜][责任校对 石彬筠]
[作者简介]刘志扬(1965～ )，新疆塔城市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广州，邮编：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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