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其漫长的从政生涯中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有其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探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脉络不仅对于新时代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国家规划层面来看，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首次在国家层面倡导生态文明，后来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体系，党的十八大将其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从实践层面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环境成本代价日益显现，因环境、生态问题而引发的事件不断增多，尤其是雾霾波及全国，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而且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品质的需求日益强烈，生态文明建设也逐渐提上国家议程。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其“根”和“源”。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陕西梁家河、河北正定、福建、浙江期间的工作实践和在中央任职以来的实践，都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一）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
1.在梁家河工作期间，兴办沼气池，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萌生时期
通过探究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便于大学生有针对性地解决手机成瘾和特质焦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而促使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发展。
欧阳橘红得知雷志雄要带着儿女回济南时，雷志雄的工作关系和户口迁移都办好了，车票也买好了。欧阳橘红一路大跑，气喘吁吁地闯进她以前的家，雷钢和雷红在清点行李。雷钢和雷红背对她。她一连两声，小钢，小红，他们都没回头，仿佛她不是他们的妈妈，一个陌生人。
军坡节作为海南地方的传统节日（因地缘关系，广东部分地区也举行），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海南最具民俗特色、最为隆重、最活跃的传统民间节日，也是海南东北部市县规模最大的民间祭祀传统节日。军坡节主要祭祀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女英雄冼夫人，当年海南各地纷乱不堪，老百姓流离困苦。冼夫人利用丈夫执掌广东西南部和海南政权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威信，统一了海南各部，稳定了海南的社会秩序，并派人管理各地，造福四方，使海南百姓逐渐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后世为牢记冼夫人的功绩，便将其所派人员到达本地的日期定为本地的军坡节日期，每年都出资出人装扮当年出兵时的情景进行纪念。
但真正需要改革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亚洲葡萄酒市场的辽阔，同样是中国，但香港和内地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葡萄酒教育需求都不一致，在调整VIA的教育体系中，Sarah也得有意识地将这些因素考量在内。原有老教程中侧重对各种意大利本土葡萄品种的起源的介绍，新课程里更偏重于讲述意大利品种是如何出现，又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并引入了大量地理、历史、文化，特别是餐饮搭配方面的内容。毕竟Sarah当初从耶鲁大学休学半年就是为了跑到意大利学习厨艺，讲起课来更是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内容调整也得到了VIA的首席科学家Attilio Scienza的支持。
2.在正定工作期间，大搞绿化，发展旅游业，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1982-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县和福州市工作期间，通过搞绿化、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发展旅游业等途径，探索出了符合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在正定时期，他发现滹沱河、老磁河沿岸河滩地绿化不够，大风一刮，漫天黄沙，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他提出要搞绿化，改造整治滹沱河和老磁河，经过艰苦奋斗，最终2000多亩河滩地全部实现了绿化。另一方面，在正定工作期间，建立“宁国府”景区，发展旅游业，为日后“生态立县”、“旅游立县”理念的提出奠定基础性思考。
3.在福建、浙江、上海主政期间，注重顶层设计，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地方实践的升华时期
1985-2007年，习近平在主政福建、浙江、上海期间，既有针对当地生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的生动实践，也有对全域生态系统进行顶层设计的谋划，尤其是把生态建设融入到全社会发展过程，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中，充分体现出了习近平的前瞻性眼光和政治智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就是在浙江的实践中首次提出来的。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在担任福建省长期间，面临福建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资源环境压力，刮起了“环保风暴”，全面整治闽江水污染、闽南建陶业烟尘污染等，并提出了“生态省”建设的战略构想，他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出台《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从战略上擘画了福建建设生态省的宏伟蓝图。在当时很多人对生态的概念还不了解，甚至觉得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生态省建设，不仅是他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清醒而睿智的认识，更是他战略性、前瞻性眼光的使然。
在浙江期间，习近平继续沿着之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谋划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设立了全国首个省级生态日，出台《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治理方案，提出了“既要经济指标的GDP，又要绿色的GDP”生态政绩观、把生态建设纳入到“八八战略”等等，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上升到理性层面，表明他更加注重制度创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理念创新。
虽然在上海任职时间比较短，但是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他在青浦区调研时指出“对发展中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切不能因为一时的发展，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付出沉重代价”，在崇明岛调研时指出“要按照建设生态岛的思路，认认真真做下去，只要认准了方向，就不要动摇”。
尤其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不仅解答了当时浙江各地普遍存在的困惑，更具有全国性的指导意义。这一论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底蕴，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生态建设融入了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实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和谐统一，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属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创新点。
在传统文化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将人格的内涵规定为个人的品格和素质，以及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责任的统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元培率先使用了“人格”一词，他认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1］人格概念应该包括两层核心含义:以价值观为核心内容;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更宽广的视野，谋划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在总结他个人在地方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汲取全国各省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他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个重大课题，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现实针对性和真理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包括从生态文明与人民福祉的关系、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生态文明与制度建设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上等等众多视角方面阐述他的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大上，把生态文明建设单独列出进行阐述，从关系现代化的高度进行谋划，既有世界观也有方法论，充满着哲学真理力量。在中央工作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重要一环。
1.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
试卷以能力立意设计试题，考查了思维能力、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能力．在此基础上，特别突出了对数学思维的全面、深刻考查，大量题目考查了观察、联想、类比、猜想等数学思维方法与能力，对函数与方程、数形结合、分类与整合、化归与转化等数学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考查．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告诉我们，要准确把握“五位一体”中，各个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在推进各项建设的时候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2013年4月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指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同年5月，提出“生态红线”，7月提出共建美丽中国属于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突出其战略高度。在十八大以来的多次讲话中，习近平都提出了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并明确地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农业、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把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升到了国家和民族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2002年8月25日，习近平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论证会上说：“我曾在西部生活过多年，深知环境恶化的灾害。拥有秀美山川而不知道珍惜，无疑是暴殄天物。”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萌芽于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的具体实践。当然，这一具体实践，还处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感性认识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看法。
2.找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大力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样，习近平找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他不仅找到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而且也找到了从根源上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坚持新发展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2017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根本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必须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规模粗放扩张、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模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突出的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的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系列原因和破解之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必将能够建成“美丽中国”，并不断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向纵深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与保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观点，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根治水患。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要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还要绿化。这件事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3]。1973年8月，我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毛泽东关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实践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思想。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更多的具有特殊性的一面，符合当地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时，这种特殊性也内在地蕴含了普遍性的一面，这种普遍性为习近平到中央工作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可以说，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探索在前，在中央任职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更多的具有提炼概括的特点，在地方和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自然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面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倡议，每年3月12日设立“植树节”。此外，邓小平注重制度建设，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走法制化道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使保护生态环境有法可依。邓小平关于用法律规章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各项规章制度的出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约束。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4]。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资源法》，将节约资源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外，江泽民倡议：我们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再发展”，提出要探索走一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注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1969-1975年，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经历了七年的知青插队生活，在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他带领村民修建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修建沼气池不仅解决了梁家河缺煤、缺柴、缺电问题，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保护了梁家河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以沼气池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模式，也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来源。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是对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理论的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互相联合、和谐共处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实现和谐共处，社会的和谐也就无从谈起[1]。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解”思想的继承。习近平认为，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要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只有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才能永保生机。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习近平继承这一思想，认为在追求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应该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关系。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2]。最后，是对自然环境和人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继承。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应该注重“改造自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有机结合。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
2.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伴随着实践客体的范围从地方转移到全国，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变化。因而其更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向“美丽中国”的目标奋进，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指引。
总而言之，水果的包装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且在水果的贮藏、运输、销售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本文以上对我区水果包装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也给予我区水果包装工作一些启示。今后在对水果进行包装时要严格选用包装材料，要符合保证水果新鲜，保证低碳环保的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完善配套的物流措施。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提升水果的产量和质量，从而促进我区水果行业和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目标。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首次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5]。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独立的篇章完整地阐述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胡锦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注重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
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尽管都有其不同的侧重点，但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针对不同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前者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基础。
3.我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文化源泉
传承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个概念，但却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智慧。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等。
(1) 地铁区间施工拱顶和仰拱围岩变形最大，台阶法拱顶变形量为25.3 mm，与之相比，临时仰拱台阶法降低22.3%、CRD法降低45.0%、CD法降低25.4%。
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主张“天人合一”，本质是“主客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生态观，强调人要以仁爱之心宽容大自然。道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道”，主张“道法自然”，强调要以尊重自然为最高法则，冀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法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法”，主张“一断于法”，重视法治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与生态保护相关的法令。比如，《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从古代的生态智慧中我们仍然可以汲取到有益养分，比如，《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种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吸收我国古代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点
1.注重制度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注重制度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不管是在地方任职期间还是在中央任职以来，注重制度建设，始终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实践中一以贯之。《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浙江省碧海生态建设行动计划》......，不管是规划、纲要、意见、条例，都充满着制度因素。在中央任职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制度建设。2013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领域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目标和方向，但基础性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形成总体方案需要做些功课。2016年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习近平不仅注重生态领域“大制度”的建设，也多次强调要把生态领域各项具体制度尽快建立起来。比如，2014年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落实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继续严格实行耕地用途管制，并把这一制度扩大到林地、草地、河流、湖泊、湿地等所有生态空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体功能区制度、国家公园体制、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河长制、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水治理体制、等等，大大小小各项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思想里都能找到。正如，习近平于2013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2.狠抓生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问题，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鲜明的特点。这种现实针对性来自生态文明领域严峻的问题。在正定工作期间的一次下乡调研中，他发现滹沱河、老磁河沿岸河滩地绿化不够，大风一刮，漫天黄沙，生态环境十分恶劣。他提出要搞绿化，改造整治滹沱河和老磁河，最终2000多亩河滩地全部实现了绿化。在福建期间抓住闽江水污染、闽南建陶业烟尘污染，在全省刮起“环保风暴”，全面整治重点工业污染企业。在浙江工作期间，东阳、新昌、长兴等地因环境问题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习近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化挑战为机遇，建章立制，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情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比如，陕西延安削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设、秦岭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别墅、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沙漠污染、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破坏性开采、甘肃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多次批示。正如，习近平于2017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之所以要盯住生态环境问题不放，是因为如果不抓紧、不紧抓，任凭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断产生，我们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针对我国生态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来的。
NIMAK公司于1965年在德国鲁尔工业区Wissen市成立，2006年尼玛克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该公司始终致力于白车身电阻焊领域的手动焊钳、自动焊钳、固定式凸焊/点焊焊接设备和KES储能焊机、铝板焊接技术、电磁加压技术、自动/手动涂胶设备、焊接控制柜、移动焊接工作站等焊接装备的生产和研发创新，迄今已成为国内高端品牌汽车厂的主要供货商。
3.以解决损害群众生活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具有深厚的人民性特质
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根本的特点。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就生态文明与民生的关系而言，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改善民生。经过整治的滹沱河和老磁河，实现了全部绿化，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生态屏障。经过治理的钱塘江，水清景美，让人民群众喝上了干净的水。2002年，福建省环保大会上指出：“加快发展不仅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要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2013年，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可见，习近平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对生态文明的实践，都一以贯之的以人民为中心，以解决损害人民群众生活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体现了他深厚的人民情怀。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脉络，为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更重要的是，只有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脉络，才能明确其方法论，以更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7-0020-06
【作者简介】张博卡（1991-），河南南阳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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