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政阐赜】
摘要：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作为诸多实用主义形式的一种，它的形成是建立在整个实用主义不断地否定、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其“真理观”也会因为与其他形式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而存在着差异。相比之下，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似乎能够更好地面对各种对实用主义的异议，为实用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然而这种“真理观”同样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打破了命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真理的确定性，却又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通过普遍性来寻求另一种形式的真理的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讲，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似乎并没有摆脱对确定性的寻求，它只是在普遍中建立一条比较适用的准则，因此它的“真理性”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如果在传统形而上学之外再无“真理”可言，那么，方法论的实用主义的“真理”便不能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了。
关键词：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观
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始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但是实用主义内部不同的观念所秉承的实用主义各不相同。在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那里他将实用主义分为左的实用主义和右的实用主义。他认为，左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途径更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以及认知的相对性和多元化，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希勒、罗蒂；右的实用主义则是一种更具有稳定性，安全性和一致性的认知途径，代表人物有皮尔士、刘易斯、费特楠、哈克等；它们虽然分享共同的名称“实用主义”，但是两者的表现方式和思想倾向却截然相反。而如果将实用主义的形式以从左到右的发展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实用主义便会出现以下的样态：“个人的/主观的实用主义有唯意志[詹姆斯]、人格的[席勒]；社会的/群体的实用主义有政治社群[杜威]、理想社群(理性/终极科学)[皮尔士]；功能性实用主义。”[1]71阿瑟·洛夫乔伊也在一篇叫做《十三种实用主义》的文章中试图说明，实用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混杂的学说，并且这些学说之间有很少的相似之处，这充分说明了实用主义内部的复杂性。
面对不同形式的实用主义，雷谢尔认为应当将实用主义的论点转向方法论的实用主义那里。当然，他所说的“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不同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更多意义上，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是行动的、是实践的。它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根据方法和程序让人们接受命题的正确性，而不是着眼于个别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更加注重有效的控制、检测以及在实践中证明其检测的合理性。虽然方法论实用主义在其系统化的证明中偶尔也会失败，但这种普遍的开放式的取向为理性的确定性确定了一个可靠的标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已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真理观，它打破了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是通过对手段进行分析，在实践中检验其目的的正确性。那么，方法论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与其他形式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究竟有何不同呢？它是一种超越，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的回归？如果方法论的实用主义试图用普遍性原则建立一条比较适用的准则，它的这种寻求另一种确定性的“真理”其合理性又在哪儿？
一、不同形式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很多情况下人们习惯性地预设或以为真理就在那儿，面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终极的真理能够解释它们。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将真理的权威性诉诸于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相对高明的托词”。客观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假如现在我们认定所谓客观真理将会在逐步的探索中丧失其真理性，“客观真理”的拥护者又该如何应对？韦尔默将这种情况视为真理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律背反，“绝对主义包含着种种形而上学的预设，相对主义则对真理的客观标准持怀疑态度”[2]167。从这方面讲，实用主义对“真理”是比较关注的。
本组108例（130处）女性乳腺肿块患者均为我院2014年1月—2015年3月的收治对象，均接受临床活检或手术病理确诊，且可触及乳腺肿块。年龄21～73岁，平均（52.8±6.5）岁；病变性质：良性58例，恶性50例。所有患者资料均完整，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既往无乳腺整形史及胸部放化疗史。
综上所述，土钉强度、长度，土钉墙内部整体稳定性及土钉墙外部整体稳定性指标满足要求，内部稳定性计算结果偏低，因此，土钉墙参数还可进一步优化。
然而，就我们所探讨的实际功效与命题的真的联系上来讲，皮尔士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方法论的实用主义者。对于皮尔士而言，决定性考虑在真理的检测上是稳定的，或者是皮尔士自己所说的“固定性”，而不是任何实际的功效。科学的方法其关键的优点在于它有能力在特定的命题上提供一种最终的观点的集合，一种稳定的科学调查者社群之内的思想的统一性。
雷谢尔还认为，我们应当回归到皮尔士那里。前面我们提到皮尔士的经典的实用主义，是在意义理论上来说的，而另一方面皮尔士又是在探究方法理论上的一个方法论者。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可以说是一种确定信念的方法论。其主要内容就是通过提出和确证假说等探索来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5]皮尔士相信，“科学的方法是最合理的达到确保有效信念的方式，它是一种自我修正的社会性和共同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平衡的功能性习惯，即信念的推动；因为信念不确定而产生悬念，也就是处于怀疑状态；科学的对真理的寻求(尽管没有办法可以还原)不可避免地关联着至善对‘具体的理性的发展’的推进，也就是进化之爱。”[6]他从多种可能的调查方法中，选择了科学的方法作为最好的方法并突显出来，他认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原因：其一，它是自我调整的，如果它导致我们陷入失误，它本身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这些，并使它们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其二，它又是稳定的，它单纯导致建立稳定的信仰，信仰则会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因而皮尔士也采用了精神上的方法论。
1.5.2 PCR扩增 预试验后确定25 μL PCR反应体系：模板2.5 μL，20 μmol/L引物（CS1/CS2）各0.5 μL，2×PCR Master Mix12.5 μL，ddH2O 9 μL。反应条件：94℃ 3 min，94℃ 40 s，62℃ 40 s，72℃ 40 s，共40个循环，72℃10 min。取扩增产物20 μL进行2%琼脂糖电泳，利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扩增产物并成像，产物长度为315 bp。
后来的实用主义更加关注理性的信仰关键在于个人之间的思想协调，这样也就使得有效的推理从之前的寻求客观存在的“真理”转向了更有效的行动指导。从这种真理观来看，任何努力验证一种调查程序，就其结果的真实性而言，都是本末倒置的，应该将手段视为自变量，真实性视为因变量。我们的调查程序不是由于产生真理才是有道理的，而是由于其理性手段才被推测为产生真理。然后我们可以将前面提到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分为三种简单的形式：客观存在的真理、追寻个人精神满足式的真理、以及有效的行动指导的真理。
通过对以上实用主义各种形式的真理观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发展分歧已经越来越大，虽然他们各自秉承自身的真理观，但是他们一方面要面对实用主义内部的否定，另一方面还要面临来自外部的质疑，并且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出现，实际效用与命题的真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较为经典的实用主义真理的论述是在效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它是有用的，所以它是真的”。反驳者会找出各种例证来证明，“有用”和“真”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也确实不能就如此确信，我们的有用就不是假象。这里可以为“有用即真”做一种辩护，凡是认为有用的只是假象的，只是在不相称的情况下，拿他认为的“假象”错误地对应了另一种真，这并不代表有用的不一定为真，而是说这种错位导致了错误地理解有用与真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在错误中生活，但实际效用并不能保证命题的真。主观性容易导致真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等。
二、实用的功效与命题的真
另外，在当代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中，他们以杜威的《逻辑学：作为探究的理论》中所阐述的情境——探究论可以被当作是把握实用主义的真理论为切入口，将实用主义真理论总结为三个层面：观念论、行动论和生长论，并将这三个层面的真理论统一到情境研究中去。[4]首先，“观念论”，观念是真理的承担者，是真理的主体。就某个观念而言，其正确性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其观念是不是正确的，人们往往各执一词，但我们会问这个观念意义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这里不再详细展开。其次，很多时候观念论是在情境探究中作为工具的角度来理解的。再由观念论的工具角度进入第二个层面的真理观，“行动论”，它直接与实践和行动连在一起，同时也和实在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的行动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观念、行动和实际事件合在一起作为真理的主体，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最后，“生长论”也叫“生长意义的真理”也就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它更关注的是在一个动态的情境中来探究其合理性以及确定性，观念的真即便是在某种情况或实践中被证实，它仍然要面临进一步的验证，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进展的过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不同角度、不同视域去看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
垂直搜索引擎当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为爬虫设计。在爬行器的模块设计的当中，采用动态化隧道穿越算法的方式，可以确保系统内部能够获取更好的UI。在对Web网络页面进行设计和布局规划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应用中间区域存放的方式，采用主题块和四周导航和广告的模式，提高用户对于各项信息和内容的调取效率。例如，我国某高校教学资源库平台系统实现环节中，工作人员通过对用户的操作特征和浏览需求进行动态化分析，明确地了解到了普通用户在浏览页面时，基本上都会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页面中间的大块主题区域之中。随着用户浏览需求的增加，在不满足于主题区域当中的信息内容时，用户还可以通过页面上方和导航栏进行查询。
相比之下，雷谢尔认为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更接近于有效的行动指导的真理，并且能够很好地解决之前实用主义所面临的问题。面对实际效用与命题的真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它将实际效用和命题的真之间的联系分解开来，然后将方法作为它们之间的媒介。这种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其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手段的分析，而任何考验手段在于，能够真正有效和高效地实现构成其目的性理由的各种产物，然后再在实验中确定、检验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实用的成功去证明一种调查方法和论点，并将其合法性确定为可接受性或验证的标准。这样便弥合了实际效用与命题的真之间的某种断层，因为谁也不能够说，真理与成功之间就一定天然地拥有其合理性和必然的联系。雷谢尔举了个例子，“一个人错误地以为自己得了某种疾病，并错误地认为之所以被叫做某种的药物，一定是通过治疗的方式确定的。然而，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更严重的疾病，任何人都不知道这种药物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他知道有关他的病情的真相，他将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对他的实际情况而言，任何补救措施都是徒劳。但正是因为他错误的信念拯救了他的生命。”[1]93也就是说，接受谎言有时候可以在应用和实施方面带来极大的益处。这也是一些反实用主义者所作出的传统的反对意见，一些论点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很可能会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行动。
在以普遍性的方法试图克服各种对方法论实用主义的异议方面，可以说，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与皮尔士科学的方法的立场是一致的。然而不管是皮尔士，还是后来的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即使他们已经关注到了并且也尝试克服这些异议，但是他们所给出的解释似乎并不是那么让人满意。接下来我们仅以两个方面来讨论对方法论实用主义的异议的问题：
相比之下，詹姆斯在有些路径上与皮尔士尤其不同，他很少关心自然的运作方式，以及对普遍化客观性真理的寻求。“詹姆斯明确表示他更关心他的实用主义在生活中是成功的，它能够在个人快乐和满足方面引领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1]51詹姆斯专注于将理性探究进入客观现实，通过对比，采用人格化的方法以适应个人精神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是符合论的。然而，他的符合论不是客观的有效性与真之间的符合关系，在他看来，“真是思想的一种性质，它意味着思想和实在是符合，而假则意味着思想与实在不符合”[3]。但这并不是说，詹姆斯实用主义的“有用的就是真”或者“真是有用的”就是易变的和随意的，也应当将视野扩展到其实践的意义上。后来的各种实用主义者大多跟随詹姆斯背离了原先经典的实用主义，不再仅仅追求普遍化的客观性，这就导致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向。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正是在寻找一种效用与真的关系，他更加关注通过实在的成功与科学的应用功效，使我们能够在一些风险问题上成功地预测和控制，从而建立一种理性的、普遍化的、客观性的、确定性的标准。可以说皮尔士对真理的寻求是建立在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三、确定性真理的寻求及其困境
那么，当一个特定的命题与一个普遍的验证过程的原则都足够真实的话，确实通过实用的、个别的、单个的命题可能更好地控制错误。但相比之下，追求普遍性的方法的有效性，其优势则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它对于真理的估计是依据我们所掌握的最广泛证明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命题导向的实用主义将实际效用与命题的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两者不同时成立的可能性，从而也使得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坚定地认为，命题导向的实用主义会在不顺利的状况中走向消亡，而方法则会在不断对抗的另一天中继续存活。
首先是质量控制的实用方法表现出所有“工具主义”特征的缺陷的问题。雷谢尔认识到，反驳者肯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实际上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只是放弃了真理的效用，在实际而不是在理论范围上来解释真理，质量控制问题的关键也只是在于达到目标。当然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像前面讨论普遍性的方法那样给出明确的解释，“这种异议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对于特定的主张和命题，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一点儿都不是工具主义的，它继承了传统的对真理的承诺，以科学的方法考察普遍的标准。因此真理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不被视为直接的，而是由调查方法作为媒介。操作的过程是通过方法来验证真理主张，而方法的适当性则是通过实践来验证的。”[1]90
这样一来，方法论的实用主义似乎成功地绕开了真理作为行动寻求的目的，以行动作为验证方法的适当性来确定真理，从而使自身与工具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他们那儿方法就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思想方面，而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了。如果说行动的哲学是将思想作为行动的工具，以达到对世界“真”的认识，那么，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则是将方法作为其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多次的实践验证来确定“真”以保证“真”的合理性。但是，当方法论的实用主义继承了传统的对真理的承诺，同时又以科学的方法考察普遍标准时，它就已经使自己陷入到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寻求一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放弃形而上学式的对真理的诉求。可以说,即便是如方法论实用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它同工具主义所秉承的理念是有差异的。而有一点不能否认，它们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也必定要面临同一个问题，以普遍性和行动来确定真理，是对之前客观真理确定性的颠覆，还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一种确定性的真理？这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其中一点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对方法论实用主义的另一种异议——相对主义。
即便是一个非怀疑论者也一定会相信，当事物以这种面貌出现，它一定也有另外一种面貌潜藏在某个地方，在适时的时候呈现出来或者永远都不会显现。那么事物显现给我们的是“真”吗？我们似乎不能马上就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实用主义者不愿意将“真”与理性主义传统下的形而上学的“真”联系起来，他们考虑的是显现给我们的通过行动和经验验证才能保证“真”的有效性。如果我们仅仅从共时性上进行考量，在谈及个别的或小的分组的命题时，方法论实用主义的普遍性原则确实不能完全保证在这些个别的命题上没有错误，他们不否认可错论。但是相对于我们调查方法系统性的成功，其优势就显现了出来，这就和前面所谈到的真理与意见不是一个层面上了。“海森堡的不定原则和质量随速度而变化的发明表明了一切物理法则都是属于统计性质的这样一个概括的结论。我们知道这些法则是对一可观察的事情的概率所做的一些预测。”[7]251就像是在某些复杂的科学层面上，我们可以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通常是可靠的，而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是在这种程度还是那种程度的情况，则无法以完全绝对的确定性说出这些情况。谁也不能保证那个所谓的“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概括的结论，不确定性充斥于我们的世界。自然条件与过程产生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但它也提供了安全和保证不受危害的手段，两者同样真实；实际情况往往是，寻求确定性时最容易忽略不确定性的因素，而不确定性恰恰正是确定性产生的条件。杜威在他的《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一书中同样提到，“其实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因为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性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7]5
运用丰富的案例进行教学，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的方式，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并分享所得。例如，在“接待礼仪”教学过程中，引入“接待规格令合作泡汤”的案例，让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接待礼仪知识，处理接待过程中的突发问题。在“馈赠礼仪”教学过程中，引入“伤心的手帕”案例，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禁忌，提升国际交往中跨文化交际能力。
因此，“相对主义”并不是反对者给予方法论实用主义的专有名词,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传统实用主义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实用主义者并不主张一种肯定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某物乃是相对于另外的某物的。相反，他的看法纯粹是否定性的……实在论者之所以认为这种否定的断言是‘相对主义的’那是因为他无法相信任何人会严肃地否认真理具有一种内在的本性。如此一来，真理就成了仅只是当代人某个特定的个体或团体的意见而已。”[2]101
可以说，方法论实用主义其内部本身就存在着某种割裂，而这种割裂的出现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要求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既解决了普遍性的问题，又在个别的命题上同样保证其目标的真理性。但应当注意的是，从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放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对“真理”确定性的寻求时，它自身的统一性就被割裂成了一种既要打破传统形而上学对真理确定性的寻求，又要通过普遍性和行动来验证真理的方法，为真理寻求另一种确定性的状态。而这种确定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将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放在历时的坐标上，随着科学的进步，检测方法的更替和变更，在某种程度上会极大地影响到对目标的“真”的判定，也就是说，“真理”将在不同的时态中表现出不同的样貌。诚然，由于固有的方法的普遍性，即使调查方法系统性的成功，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纯偶然的运气，但是这种确定性的寻求是对真相的估计，而不是明确地展现。我们有理由怀疑，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放弃了客观性，强调协同性”[8]。其真理观只是将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理的确定性，换成了对手段进行合理检测，并在实践中对方法进行验证的普遍性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只能保证在其系统中大的方向不会出现，却无法保证具体的命题的正确性。因此面对对精确性的追求，对认识描述的完满性的追求，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好像是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的道路，然而这并不是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想要的结果，它既不想承认确定的存在基础，又不愿走向相对主义。对于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来说，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在相对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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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calPragmatism“ViewofTruth”
WANG Jing-kai
(SchoolofPhilosophyandPublicManagement,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0,China)
Abstract:As a kind of pragmatic form, the methodology of pragmatism can be said that its formation is based on the unceasing neg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pragmatism. Of course, their “view of truth” will also b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from other forms of pragmatism. In contrast, the methodology of pragmatism seems to be better able to face a variety of objections to pragmatism, which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sm. However, this “truth view” also faces another problem: the methodological pragmatism breaks the deterministic nature of the propositional pragmatic truth, but seeks another form of universality through the numerous uncertainties which is the certainty of the truth.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methodology of pragmatism has not got rid of the search for certainty. It just establishes a more applicable criterion in general. Therefore, its “truth” is doubtful. Even if it i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If there is no “truth,” then the “truth” of methodological pragmatism can not be called a “truth” in the true sense.
Keywords：pragmatism; methodology; view of truth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19)02-0049-05
DOI:10.15926/j.cnki.hkdsk.2019.02.008
收稿日期：2018-09-20
作者简介： 王径开(1992— )，男，河南正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
标签：实用主义论文; 方法论论文; 真理论文; 方法论文; 确定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