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1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合影
汪东兴随毛主席出行，中办主任由戚本禹代理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告诉我（时任汪东兴秘书），毛主席准备最近几天到南方几个省市视察“文革”运动发展情况。
7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讲了他视察南方的有关问题。汪东兴说，林彪提议，为保证毛主席出巡的安全，拟派总参谋部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余立金、海军政委李作鹏三人跟随毛主席出行，毛主席已经同意。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不同意汪东兴跟随毛主席出行，理由是中央办公厅的事情无人管。毛主席否定了江青的意见，说：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戚本禹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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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副局长。中办信访局“文革”前是中办秘书室，负责处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群众来信，戚本禹是秘书室的一名科长。
汪东兴要我随他出差，负责他的文件收发保管、接传电话及协助处理事务性的工作。
1967年7月18日晚10时后，中办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健华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戚本禹组织中南海中办各单位造反派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批斗。对邓小平、陶铸的批斗会是在他们住处开的。刘少奇则是被押到中南海中办西大灶食堂，开了几百人的批斗会。他被强制站立弯腰低头，约2个小时。汪东兴即向毛主席汇报了上述情况。毛主席说：“他们（造反派）没有参加政治局会，有什么资格批评他（刘少奇）。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毛主席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总理传达他的意见。周总理说毛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打电话给戚本禹传达主席的指示。汪东兴给戚本禹打电话时，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情由我办。”
周总理为解决武汉两派对立和毛主席准备畅游长江的有关工作，于7月14日乘飞机到达武汉，住进东湖招待所百花1号。
谢富治、王力作为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并为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成员，总理指示他们于7月14日从西南地区赶来武汉，住进东湖招待所百花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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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造反派有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另一派是“工总”“三新二司”等造反派组织。周总理为解决两派对立，促成联合，从7月15日至18日的四天中，先后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参加会的有谢富治、王力、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还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以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等。在7月18日的会上，毛主席对陈再道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改了就好。陈再道表示，马上开大会作检讨。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向毛主席话别，从武汉飞回北京。
周总理指示，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要严格保密，并尽量向后推迟几天，以避免过早暴露毛主席的行踪。7月17日上午，汪东兴和杨成武会同湖北省警卫部门负责人搭乘1966年毛主席游泳备用的游船，到长江水中考察。船行至江心，汪东兴要到江中游泳试水。汪东兴游了一会儿登船。他和杨成武乘船驶向停在江中的一艘海军护卫舰。两人登舰参观，舰上会客室备有空调，认为可作毛主席休息之用。两人休息片刻离舰登船返回住地。
造反派将王力抓走，毛主席转移到空军王家墩机场
7月14日凌晨，毛主席一行乘专列离京南下视察。为解决武汉问题，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随车出行。当晚9时许抵达武汉，下榻湖北省委东湖招待所（现改称东湖宾馆）梅岭1号。
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到机场为总理送行返回途中，谢富治向王力提议商定，由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刘丰陪同，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看望造反派。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20日晚，“百万雄师”几十辆大卡车开进东湖招待所大院，徐徐从梅岭1号小院门前通过。车上站满了头戴藤编帽，手拿钢钎高呼口号的人。这些卡车没有冲击梅岭1号院。当晚12时许，周总理从北京飞到武汉住进百花1号，此时毛主席正在睡觉。汪东兴让我步行到总理住处记述总理要报告主席的话。我到百花1号后，周总理对我说：“用脑子记，不作记录。现在武汉局势比较乱，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建议毛主席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此时，汪东兴来电话说，毛主席睡醒了，请总理去见他。我也随总理的汽车回到梅岭1号。经周总理与毛主席商量，同意离开武汉飞赴上海。21日凌晨3时许，毛主席在杨成武、汪东兴等护送下乘车离开梅岭1号到了武汉军区空军王家墩机场，随行人员也分乘大卡车到了机场，路上很顺利。毛主席到机场后随即登上停在机场的铁路支线的专列休息。
7月19日，“工总”造反派在武汉大街小巷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对“百万雄师”施加压力。20日下午，“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反击，同时派人到东湖招待所百花2号将王力抓走。毛主席得知王力被抓的消息后，让汪东兴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军区要放人的指示，并要二人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7月21日早晨，天气晴朗，毛主席穿着白色睡袍，在机场草坪散步。随行人员、专列工作人员及部分警卫人员围拢到主席身边，由新华社毛主席专职摄影记者钱嗣杰拍了一张合影。随行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也拍了纪录片。9时多，毛主席一行登上伊尔-18专机，于11时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下榻上海市委西郊宾馆。
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从左至右）在一起
毛主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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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晚，中办警卫局武健华给我打电话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厅务会上说：“家里（指中南海内）发生的事情，政治上由我负责。你们不要直接向外边报告。”汪东兴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让警卫局派人到马路上看大字报，将每天新贴的大字报电话传过来。此后，我和随行人员每晚记录北京街头大字报内容，抄送毛主席参阅。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入辛伐他汀组、阿托伐他汀组、瑞舒伐他汀组。其中，辛伐他汀组患者，予以辛伐他汀（上海信谊万象药业生产）20毫克／次，1次／天，晨起空腹口服。阿托伐他汀组患者，予以阿托伐他汀（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20毫克／次，1次／天，晨起空腹口服。瑞舒伐他汀组，予以瑞舒伐他汀（阿斯利康公司生产）10毫克／次，1次／天，晨起空腹口服。
王力7月20日被“百万雄师”抓走后，由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从军区大院找回，辗转由29师政委张昭剑派人送回王家墩机场。当时我看见王力样子很狼狈，他穿的绿色军装全是白色汗渍，脚被打伤，走路困难。7月22日，周总理和谢富治、王力乘2架飞机从武汉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中央文革小组安排了几千人的欢迎队伍，周总理的专机先行落地，以便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同时出现在欢迎队伍中。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全体出席大会，王力也坐着轮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7月26日下午，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武汉问题。陈再道、钟汉华也参加了会议。汪东兴说，毛主席得知吴法宪在会上打了陈再道两记耳光很生气。吴法宪骂陈再道应“千刀万剐”，毛主席说这是流氓语言。据随毛主席视察南方的中办机要局译电员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得知对陈再道有武斗现象后，亲自起草一份给中央的电报由她发出。电报大意是：对犯错误的同志（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杨成武说，“七二〇”事件后他向毛主席询问此事如何定性。毛主席说：“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汪东兴说，毛主席对王力在武汉没有先到部队做工作，而匆忙跑到学生中间发表支一派、压一派的讲话，很不满意。
8月14日，毛主席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写的两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还有林彪送给毛主席审批的七八份下发部队文件，均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毛主席在《红旗》杂志两篇社论上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对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文件中凡有“揪军内一小撮”字样的统统用笔画掉。然后在文件首页上批示：“不用。退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说，《红旗》杂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红旗》杂志副主编）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我只是看过，“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
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接见外交部和外交系统造反派时发表讲话，恶意攻击外交部部长陈毅，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8月22日晚，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1万余人，以“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为由，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又以英方逾时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办公楼和汽车。当夜，周总理指示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给我打电话，说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全过程。汪东兴立即将杨的电话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到后十分震怒，让汪东兴给总理打电话，他要看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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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凌晨，杨成武在钓鱼台5号周总理处，将他记录的《周总理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看法及处理意见记录》《外交部造反派夺权情况以及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等送给总理过目。周总理说：“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8月25日，杨成武从北京飞抵上海，按照总理过目的记录向毛主席逐条汇报。26日，毛主席对杨成武说：“王力的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接着，毛主席让杨成武记录下面的话：“‘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26日12时许，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即刻向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
周总理接连向林彪、江青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8月30日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上，周总理宣布毛主席、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将王、关二人从会场送到钓鱼台2号楼，由警卫战士看管。几天后，北京卫戍区派人将二人羁押到北京卫戍区。毛主席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
江青批评汪东兴：“对坏人心太软。”
1967年6月，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要求刘少奇检查在该校蹲点期间所犯错误。7月8日，刘少奇交出书面检查。建工学院造反派不满意，勒令刘少奇作第二次检查，并要求对刘少奇面对面地批斗，遭到拒绝。7月16日、18日、19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诬陷刘少奇，支持“揪刘”活动，并说不要发善心。
7月18日晚，建工学院及北京高校许多造反派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了“揪刘火线”。之后，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在中南海红墙外西侧、北侧安营扎寨，设置几千顶小帐篷，数百个高音喇叭和数不清的旗帜，参与“揪刘”活动。此时，府右街人群密集，秩序混乱，长安街的交通也受到了影响。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北京高校两派联合召开的声讨刘少奇大会上，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留在中南海周围。”此后，大部分造反派撤离，但仍有一部分没有撤走。
毛主席到上海后，每天晚上都要召开碰头会，研究北京和其他地区“文革”运动发展状况。参加碰头会的除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等人外，还有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除参加碰头会外，还负责毛主席和北京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即担负着毛主席联络员的角色。
9月中旬，汪东兴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中南海周围的小帐篷要全部撤走，马路也要打扫干净。你将我的意见告诉周总理和谢富治。你要亲自去看看，回来告诉我。9月11日，汪东兴从上海飞回北京，向周总理和谢富治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两天后，谢富治和汪东兴乘汽车到中南海红墙周围转了一圈，墙边已空无一人，府右街、文津街马路也打扫得很干净。9月15日，汪东兴从北京飞到上海，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南海红墙外周围的情况。
按试验设计要求，于2016年10月15日、2016年12月15日、2017年2月15日分3次播种，每小区播种量为30粒种实，播种后不浇水；待出苗后，根据温棚基质干湿状况，不干不浇，浇则浇透，其余不浇水。
9月16日，毛主席一行离开上海乘专列南下，先后到达杭州、南昌、长沙等地视察。9月19日，又返回武汉。9月22日清晨，毛主席一行离开武汉乘专列北上。23日凌晨，毛主席乘专列回到北京。当时，外交部的王海容正在中南海毛主席住处等候。王海容见到毛主席立即汇报了外交部的情况。当她提及王力八七讲话时，毛主席吟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主席对王海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啦。
毛主席视察南方过程中，对各地“文革”运动作了许多指示，回京后由主要随行人员整理成纪要，即《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10月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各地。
②水权关系不清，水权管理机制缺位，造成水资源滥用。上游用水大量挤占下游用水，源流用水大量挤占干流用水，经济系统用水大量挤占自然生态用水，无节制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
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戚本禹感到压力很大。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主席写信，检讨他所犯的错误。信中说“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9月7日，毛主席对此信作了如下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转告王、关二同志。”四个月后，1968年1月1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宣布，毛主席、中央决定对戚本禹隔离审查，由北京卫戍区派人从会场将戚本禹押走。戚本禹身上披的军棉大衣滑落，汪东兴给他提了一下。江青批评汪东兴“对坏人心太软”。
以上，就是我回忆1967年毛主席视察南方和“王、关、戚”沉浮的一些情况，如有不确当之处，敬请方家和知情者不吝指正。■
为评估引江济太对太湖贡湖湾的水环境效应，李大勇[107]等以生态系统动力学模型CAEDYM 为建模框架，紧密结合太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点，以河道流量及其物质含量、风场、太阳辐射等为外部函数，以藻类生消及其相关营养盐变化过程为建模核心，建立考虑内源释放的各种形态氮、磷输移与转化的太湖整体三维藻类动力学模型。田丰[44]等也建立了巢湖CAEDYM生态动力学模型，用以评估调水对巢湖浮游植物群落演替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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