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值康有为诞辰160 周年、戊戌变法120 周年之际，对康有为相关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面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立足于传统，吸纳域外科学理性思想进行的社会政治实践与理论建构，均对中国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里，深刻思考儒学与西方科学理性思想，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并试图用之改变中国，其学术思想与观点对域外科学理性思想影响下的现代中国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域外科学理性思想；现代中国建构；康有为；经世致用 1
康有为从认识事物的相对性出发，进而认识到宇宙时空存在的无限性。他求得“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之道，把握元气是宇宙的本体，阴阳对立的统一发展是万物生灭聚散的根源所在。康有为还以“三统”“三世”为自己创立的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有为利用“三统”说对先秦诸子的学说进行评判，以“三世”说对他的大同理想进行构建。他按照几何学原理以及西方的“自然法则”①构想人类未来，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完成对现代中国的建构。
一、域外实证方法的应用
对于西方之自然科学知识，康有为表达了最由衷的敬佩之情，特别是对于西方自然科学仪器的发展，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赞叹道：“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转自梁启超，2004:92）。对于西方“电机光学”的发展问题，康有为同样也洋溢着心悦诚服的赞美：“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转自梁启超，2004:92）。这里康有为认为显微镜能“悟大小齐同之理”和电机光学的“悟久速齐同之理”都表明了康有为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崇拜。所有这些又说明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而这些又是当时之中国依然阙如。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强调研究理论应用“实测”的方法 ，而不是 “理涉渺茫，无从实测者”，他在书中所采用的基本观点是“实测之实”即“格致家所考明之实理”（康有为，1987:278），康有为认为“实测”的目的就是反对“虚测”，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他就对中西两种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实测。”（转自吴熙钊，1985:278）他教导学生要吸取西方实证主义“实测”的科学方法，不能重走儒学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的治学之道。康有为（1987:277-278）指出：“有实测之实，格致家所考明之实理是也。……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康有为用“实理”与“公法”作为武器来否定封建王权的“私理”和“私法”。因此，康有为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转自吴熙钊，1985:278）在这里康有为把“实理”和“公法”凌驾于“私理”和“私法”之上，反映了他在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和进步。康有为的思想和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理在气先”的先验论观点相悖，他把物质性的气作为万事万物的本原。康有为认为，有气才有理，气在理先，理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康有为说：“盖既有气质，即有纹理。人有灵魂，知识生焉，于是能将理之所在而发明之，其发明者日增一日，人立之制度亦因而日美一日。”（转自吴熙钊，1985:286）康有为利用西方先进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现的一次突破，是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声。与过去今文经学家采取“注释群经”充分发挥“微言大义”的方法不同的是，康有为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时候就采取西方的演绎方法，虽然是在整理旧作，但是在当时沉闷的思想界就像是掀起了一阵“飓风”。
《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运用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其思维方法和理论方法的一次创新和发展。他模拟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公理”，把所要研究的各种实际问题都用三段论来演绎②，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是对东传科学的应用和发展。在他的三段论的推演中，康有为设立一个按语，是他利用实例对公法和比例做出的评论。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想让人感觉他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推演的逻辑性强，推论严密。“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于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康有为，1987:276）康有为提倡实证主义的新方法，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得了体现。他在研究天文现象时，自觉地运用自然科学手段，借助先进的器具进行天象观测研究，以验证其天文知识的真伪。康有为发现，通过现代仪器的实测观察，太阳系里只有八个游星，银河系中有二万万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因此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佛教的“三千世界”是错误的。
不过康有为的一些认识论也是有问题的，诸如“心物分开”，心智应该从体魄中分离出来，相信鬼神的存在；物质的匮乏，可以用精神的方法来弥补；以及过分强调儒家的仁爱思想超越现实主义的博爱思想等，都是值得商榷的。但总的说来，康有为继承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分，吸取了西方哲学的进步成果，反对宋儒“理在气先”的思想，继承并发扬了王充和王船山的“元气”说，并赋予“元气”以崭新的内容，而且第一次借“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等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其变法理论作理论上的支撑。康有为运用哥白尼“日心说”确立了对立统一的崭新的天地观，而且又模仿着康德的“天体理论”描绘了一个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从康德纯粹理性角度出发，认为西方关于上帝存在的观点是荒谬的；利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进行推理；模仿实证方法解剖现实社会，对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康有为利用东传科学建立起了自己宏大的认识论思维体系。
二、域外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精神
《康子内外篇》具有注重思辨的倾向，然而同《实理公法全书》与《教学通义》两部作品比较，仍有较多呼应。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所有的努力都旨在维护专制政体，其实，在康有为那里，他的尊君之词并非尊君，而是陈述了二千年来“君主专制”的这一基本史实。
康有为将现有的世界走向完美世界的三个发展阶段比作是“公羊学”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此为全书中唯一显示他与今文经学关系的一点。这一点虽然也许是他无意而为之，但是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子内外篇》的基本框架构成了康有为基本的思想理论体系③。这样的研究路数，比起他的老师朱次琦先生，无疑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东传科学知识的吸收自不待言，单就“中学中理”而论，其师朱次琦扫去汉宋门户归宗孔子的做法，被他扩展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学说兼收并蓄的学术路向，以更为宽广的胸怀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以推陈出新，这种拓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按照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来划分，他们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保守派，保守派不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丝毫的问题，拒绝效法西方文明甚至对西方文明达到厌恶的程度。另一种极端态度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一无是处，要求无条件地西化。再一种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群人，他们有的认为“中国之学”多少有些问题，建议部分西化；但是最重要的一群人认为中西之别是表面上的，变革中国过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不是去中国化，而是世界化，是把中国的文化提升到世界共同的水平而已。所以，不管这部分人主张世界化的动机和理念如何，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有意或者无意间洞开了传统思想领域封闭的大门，在思想领域方面做了最有价值的综合。康有为一生的活动可以不同程度地归纳到这样一些特别的群体之中，而且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些群体中的翘楚。当然，他也可以被归入“半西化派”的队列。也正是因为康有为有着作为“综合者”的素养，才得以名垂青史。
康有为1904 年动身远赴欧美。欧美的现状让他感慨万千，在这种情形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想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他在完成大同书之后，撰写了《物质救国论》，要求中国尽快进入工业化的道路。这次的西方之旅加深了他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敬仰，也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灭亡中国的惶恐之心。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除非达到跟西方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否则就难逃灭亡的命运。同盟会1905 年在日本成立，是年康有为也撰写了一批有关物质建设的文章，当然他也有阻挠革命的意图，他的目的是推进较具建设性而少有危害性的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他认为思想、制度和物质的发展进步可以促成完美社会的诞生。于是他宣扬大同思想并且指明实现大同理想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只有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才能让中国有机会纳入到美好的大同世界中去。康有为《大同书》的宗旨是发展科学技术，物质强大才能救国，才能有机会在思想、社会和政治上有大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国的黄金时代才能到来。康氏是在面对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时刻提出的必须重视工业化的问题。
在1879 年前，他的思想领域并未超越儒学、佛学和道家之学。1882 年他大购西书，开始涉猎“西学”尽改之前陈旧的观念。最后的结果是他放弃应试，目的是探求东传之西方科学知识。他抛弃古文经而热衷今文经是受到东传科学的影响之结果。从1880 年初到1900 年代，康有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有诸多的转变。他因为惊艳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社会制度而倾向西化派，他虽然没有提倡过要抛弃中国传统，但是事实上却在力求改变它。萧公权援引钱穆的话就是，“康氏重诂儒学实际上是‘用夷变夏’”（萧公权，2007:313）。也许这是对康有为前期思想的一种很中肯的看法。不过康有为含蓄地附和西方思想并非要全盘西化，他认为西方和中方都有着共同之处，儒家也赞成这种说法。天下的观念就是有普及的意思，这种看法其实就是理学家所谓的天理相通。康氏深谙宋儒之学和儒家经典，所以很容易体悟到儒家所谓体认真理即内外相通的道理。康有为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只讲究制度和价值是否符合共同的标准。从这一思想路向出发，他自然而然地会排拒中国不宜的或者是他认为过时的东西，而将西方的思想纳入到他会通中西的思想架构中来。
二型和三型腹中线与妊娠有关。当女性怀孕超过3个月时，增大的子宫突出于盆腔，向腹腔发展，腹部开始膨隆，受增大的子宫影响，皮肤弹性纤维与腹部肌肉开始伸长。尤其是怀孕6个月后更加明显。当超过一定限度时，皮肤弹性纤维发生断裂，大多数孕妇会出现腹中线。另外，局部皮肤被拉伸而变薄的同时，真皮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壁也会扩张、变薄，使血液的颜色外露，皮肤条纹会呈紫红色或粉红色。
康有为开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先声，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他显然又不同于全盘西化的那群狂人。康有为要用慢慢普及的方式来会通中西，而此一方法正是根植于儒家传统。因此康有为是世界主义者，而非西化者。就康有为而论，此一世界化的阶段不仅批判中国传统，同时也批判西方之所谓的更高阶段的文明。1898 年之后他流亡海外，对西方的现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增长了对西方物质文明的钦羡，同时也消除了他对西方国家的顶礼膜拜。1905 年，他在《物质救国论》中大篇幅论述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而中国的疲弱则是因为中国缺少现代科技，缺少能够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要生存，就要采取西方技巧，以及保存自己的精神文化。这一时期的康有为不再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试图进行制度与思想的改革，而是积极学习东传之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倡导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
在高职院校实施“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实施二级财务管理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
康有为利用撰写《实理公法全书》的手法著成《康子内外篇》，阐述了关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康有为虽然没有解释《康子内外篇》与《实理公法全书》的关系，但就内容分析，如果说后者表达了他的政治学理念，那么前者更接近于其处事为人的哲学系统。也许他不自觉地意识到，以传统概念术语和学术框架来表达“义理之学”更为合适。
三、域外逻辑学方法的运用
在方法论问题上，康有为认为“经典”知识不是知识的全部，而在这个体系之外的知识更具认知的价值。人类需要去认识未知的世界，而这种认识不能单单依靠经典的解释或者解释经典，重要的是要依靠人的经验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人同样可以脱离经典独立走向知识的海洋。要拓宽认识对象，就需要扬弃传统的实用理性，使传统认识得到极大的发展。反过来，人的认识能力的新发展，又使认识对象从一个狭隘的人伦关系转向广阔的未知世界。与此同时，人的认识也就走向了自我，而这些都是中国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真正的理性精神。
恩施州旅游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措施，应从政府层面、金融机构层面和旅游企业层面统筹协调，精准发力，如此才能形成金融支持恩施州旅游业发展的合力。
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推崇备至，他认为在西方物质文明之下必有道德精神为本原，中国在精神道德层面却并不欠缺，落后的只是物质。中国的精神文明要优于西方国家。因此，那种摒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唯一缺乏的是“物质”之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而西方的强盛在于他们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生存和强盛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中国固有的优秀的精神文明并大力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以使中国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在康有为看来，归纳演绎得来的方法是形成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的古老文化不重视形式逻辑，他所谓的方法无非是近似于演绎的解释经典的那些学术方法。这种方法很难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而没有逻辑思维作为武器就很难产生近代科学。因此，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开篇的“实字解”部分曾进行专门的讨论。他认为科学方法能够让人认识真理。换言之，就是能够使人认识真理的方法都是科学的求知方法。首先是“实测”之法，就是格致家证明实理的方法，相当于现代科学的试验方法。其次是“实论”之法，相当于我们现代科学的归纳法。再次是“虚实”之法，就是公理法，相当于现代的演绎法（转自张红涛，1999）。接着康有为进行大量大胆的实验，用当时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公理法”和“归纳”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公理法”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体系，他的基本思想是想利用三段论，证明所有全数定理。对于实理公法全书的结构布局康有为也有详细的说明。康有为以公理法编排的《实理公法全书》的结构布局为：全书分若干门，每门先引若干条“实理”必然一定前提，然后从实理中推出人们的认识了解或可能的结论作为“公法”，最后对公法作进一步解释名曰“比例”（转自张红涛，1999:20-21）。
康有为逻辑学方法的思维模式显然受西学，主要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例证比比皆是，无需再进一步地论证。康有为在1886 年前后，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方法、方式与近代思想之间的深刻联系，他的大胆尝试和努力，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引进西方科学方法精神意味着康有为开始怀疑中国固有的思维传统，这种怀疑主义是对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认识模式的一种挑战，无疑在中国大地洒下了理性的光辉。当然，这种怀疑精神也体现在康有为后来对传统思维的发现与重释。
一是抓教育。建议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队伍中大力开展宗旨教育，提高大家的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时，以适时邀请相关专家为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志进行业务培训或组织基层骨干赴专业院校进修深造等形式，不断提升全市地质灾害防治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二是建制度。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理念融入制度、流程、规范中，注重做好制度规定的“废、改、立”工作，构建一整套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齐全、职责明晰、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使各项工作更加合理、规范、流畅。
四、域外几何学、数学知识的应用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开展，国内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轻视技艺之学的传统，因此那个时代，研究西方科学已然成了一种时尚，所以这个时候不但涌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家，诸如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等人，甚至当时的一些传统知识分子也大谈科学——康有为就是如此。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的内容也是用几何学原理来推演人类社会“公理”的尝试。《实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计划编纂《万身公法书籍》中的一种。不管是写作风格还是思想内容均不同于康有为在1897 年之前所有的著作。康有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代表作有《民功篇》《教学通义》和《康子内外篇》等，而十九世纪九零年AI写作的《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无论是吸收佛学还是西学，都没有脱离儒学的传统，写作方法上不外乎是考据和探求义理；在思想内容上，都是孜孜以求地阐发儒学。而《实理公法全书》则完全不同，无论在写作方法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属于东传科学的范畴而不是属于儒学，著作中儒学的因素很淡薄，甚至找不到儒学的影子。
(4) 速比条件主要用于检验实际速比与理论速比的偏差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如不合理要重新设计行星机构参数,甚至重新选择行星机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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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东传科学的接触，康有为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在初识西方科学之时就意识到，那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学的、更为先进的一门学问，这才有其“自是大讲西学，尽释故见”（转自梁启超，2004:97）之说。那个时期的康有为刚刚结束一场在旧学内部四处碰壁的探索，犹如漫漫长夜看到的一丝曙光，沉迷在东传之西方科学中不能自拔。他不但汲取西方科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更渴望模仿其解决问题的表达方式。几何学的简洁明了和公理系统的完备与缜密，几乎让他即刻做出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仿照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体例著成的《实理公法全书》。它的每一章都是按着“实理”“公法”“比例”三段式的结构并加之按语来行文的。这里的实理相当于几何学上的“公理”和“定理”，在康有为看来，这些都是被科学家或者人类社会证明了的真理。“公法” 是根据“实理”和“几何”公理推导出来的法则，相当于几何学中的“公式”。“比例”也是几何学中的专业用语，而“按语”相当于几何学上的证明，是对公法和比例作出的最简要的说明和评语。同时房德邻先生（1992:229）指出，用这种三段式结构模仿几何学的做法虽然不是很中肯，但是却反映出“康有为积极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尽力摆脱儒学桎梏的可贵努力。”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还不能、大概也不愿意弄明白：几何与人类公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他首开的用几何学论证的人类公理是否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对于这两个问题，他并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当然，他写的这部著作如同其它著作一样，当时都没有公之于众，因此没有引起社会反响。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在康有为的思想发展轨迹和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康有为表达自己思想的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也是他努力寻找表达自己理论主张的最有效的途径。当然，这种方式与他借助传统学术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道路并行不悖。
康有为依照“几何公理”来推演“人类”的公理，说明他相信人类社会像自然科学一样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性被康有为称之为“实理”。康有为同实证主义者一样，他的“实理”也是科学思潮下的产物，具有反迷信反权威的积极意义。在康有为看来，彻底实现“实理”“公法”就一定有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美好的社会。
五、域外科学理性思想与康有为现代中国的建构
这种做法显然是粗浅的，现在在我们看来甚至有些是荒谬的。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康有为的这种努力，标志着中国传统解经的方式被打破，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们现在看得十分清楚，康有为“公理法”的直接来源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康有为也广泛应用归纳的科学方法。归纳法是培根建立起来的近代的科学方法，它的推理方法是通过从特殊事物中归纳出一般规律的方法，从一些个案中寻找共性，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康有为指出，“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转自梁启超，2004:92）关于归纳法的例证康有为也有很详尽的描述。康有为所谓归纳法的来源本原可举出的有两条：一是1877 年的《格致汇编》和1898 年《万国公报》上刊登的《格致新法》，比较详细、准确地介绍了培根归纳法的内容（转自张红涛，1999:20-21）；还有一篇是英籍科学家和哲学家赫歇尔的《谈天》，该书也用了归纳法。
（一）“物质”是救国的关键
从《物质救国论》一文中可以看出，通过对欧美诸国的实地考察和亲身经历，康有为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对于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并且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观点：物质救国的策略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关键。1904 年康有为（1985:序言）在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的序文中说到：以其“广长之舌”对各国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爵横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药，使中国服之而不误于医耶！”而他所采取的医治中国“沉疴”的良药就是“物质救国”。
康有为通过对欧美国家的考察，其思想较之戊戌变法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从热衷于政治改革到注重物质变革的转变。中国落后是近二百年来欧美诸国进行产业革命的结果，而当时国力强弱决定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因此，他得出：今天之社会，有物质者生，无物质者死的结论（康有为，1985:序言）。康有为所谓的“物质”指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其程度大致以机械化和手工业化的比例来决定，这个决定也主宰着国家的强弱。中国落后于欧洲在于近二百年以来欧洲的产业革命，所以中国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首先要进行现代化。康有为对物质救国有自己的结论：“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惟在物质一事而已。”（康有为，2006:523）
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对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比较推崇，认为在西方物质文明之下必有道德精神为本原，最终他发现欧美各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不一致，中国落后的只是物质层面，而精神道德层面却并不欠缺。过去康有为对欧美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看法，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体的，游历欧美之后才发现二者在实际中却并非如此。中国的精神文明要强于西方国家。因此，那种认为摒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西方的强盛在于他们建立在深厚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而中国生存和强盛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发展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保有中国固有的优秀的精神文明。康有为（1990:202）说：“欧洲之富强，在其物质，近世科学日精，文明日胜，机器之用，三十倍于手工，近发明电化倍数，更不可思议。……今应採欧美之物质，讲求科学，以补我国之短；若夫道德教化，乃吾所固有，宜力保之，万不可自弃之。”康有为发现，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加快，传统的道德受到了现代技术和商业化的侵蚀，物质愈发达的地方道德沦丧得愈厉害。“如以物质论文明，则诚胜中国矣，若以道德论之，则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悌为尚，则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康有为，1919:8）康有为重在阐释物质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他并未放弃对国人道德精神归宿的关切，这也就是康有为始终坚持尊孔保教、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国粹，以儒学作为中国的民族精神之意义所在。诚如他在《物质救国论》后序中说的：“诲而淳淳，听之藐藐，奈之何哉？吾为中国人，不能忘中国，强聒不舍，聊尽我心而已。”（康有为，1919:8）
（二）“工业化”是富国之路
《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两部作品代表了康有为对西方文明的具体反应，他自诩西方之东传科学以及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对其思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从《万国公报》以及其他一些著述当中获得了诸如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以及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趣味的几何学为他研究人和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可以说，显微镜和望远镜向他展示了崭新的思想观念。东传之自然科学知识导致了他思想的诸多转变，促使他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向了综合中西之学的一面，这些都成为他日后社会思想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他似乎找到了研究哲学崭新的科学方法，特别是他还用“物质”之学来解释人生的问题。西方之东传科学对康有为思想上的冲击客观上决定了他的社会思想的形态，进而激发了他援东传科学重估本土文化的热情。康有为的思想历程由此开启了一个历史趋势，此一趋势的结果产生了20 世纪前半叶一连串思想变迁的先声（萧公权，2007:312）。
安：“法布里尼”品牌由安杰洛·法布里尼和维多里奥·法布里尼兄弟二人创立，起源于佩斯卡拉。他们兄弟二人既是杰出的企业家，同时也是顶级的钢琴调律师，如米开朗基利（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这般伟大的钢琴家都点名要求他们为自己调律。非常凑巧的是，他们在我的家乡福贾，也有一家很小的门店，可以说我童年时期所购乐谱，以及与名琴的偶遇，都是在他们的门店，我们至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今天“韦尔比耶音乐节”这样的重要场合，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单独贴有他们品牌的施坦威钢琴。
康有为阐发了达到高度物质文明的两个目标：一是使中国成为近代国家中有地位的成员，以保护之；二是为最后乌托邦世界的实现奠定物质的基础。在康有为看来，优秀的中国人不应该也不会在发展中被淘汰，没有中国的世界是一个残缺的世界。他呼吁保全中国其实是源自他拳拳的爱国之心，带着明显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保持国家的有序发展是迈向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工业化是中国能够屹立于民族之林的坚强后盾。所以，康有为一直深信光绪皇帝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人物。因为戊戌变法光绪一直在积极地支持他，所以康有为晚年的复辟活动受他人利用是其一，而他对光绪的感恩戴德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参与张勋复辟也是可恕的了。
他亲眼看到西方工业中心的迅猛发展，这也证实了他长久的信念，工业化是富强之本。康有为（1919:后序）在《物质救国论》后序中提到：“今欧洲大战之效，物质之发明益盛。……美之富甲全球，以物质。凡百进化，皆以物质。”其实康有为所修正的不仅是“西学”，他对于中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强烈地谴责“空谈天”，意在指出国学从经典上承袭书本知识的模式的局限性。他强调在搞物质建设之余，反对接受自西方输入的“新理”，一改往常一贯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1886 年，康有为强调有关科技的“西书”是“不切”之学，而重视有关西政之书。这是康氏从崇尚西方的科技之学到崇尚西方的政治制度之学的转变，这也是他维新变法的原始雏形。此乃他在戊戌变法时的基本思想。但是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大谈物质之学，却忽略了物质的获得是靠着科技的进步发展而来，显然他的一些说法有矛盾之处，其实这也是他不断超越自己的地方，于是在戊戌变法后的1905 年他又辩称科技是中国应该以及能够向西方学习的唯一的东西。因此，《物质救国论》代表了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新看法，他一再强调中国的物质文明要同世界强国的文明相匹配，不再提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国界的观点。他认识到中西的差距，而消除这种差距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
（三）“科学”是工业化之本
康有为认为西方国家科技惊人的发展速度是其强大起来的根本动力，中国要想达到同样的发展程度也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康有为深知西方的工业化取决于工厂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新机器的普及等技术上的创新和发展并坚定科学乃近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康有为（1919:41-42）指出：“固以其通贯言之，则数学及博物学也；以其实物言之，则机器工程学及土木工学也。”
应该重视学龄前儿童视力问题，尽早对幼儿进行屈光筛查，早期发现儿童眼的屈光问题，尽早给予干预和矫治，不要错过视觉发育敏感期。同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幼师、家长、幼儿了解儿童视力保健知识，为儿童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减少学龄前儿童看电视的时间，消除不良因素影响，以降低儿童屈光异常的发生率，促进儿童视力正常发育。
19 世纪的改革者都没有达到这个通往新世界的目的，在康有为看来，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科学乃物质文明的根本所在。康有为（1919:19-20）说，“自光绪二十年以前中外大臣之奏牍，及一切档案之在总署者，吾皆遍览之，皆知讲军、兵、炮、舰而已，惜乎未及物质之学，一切工艺、化、电、汽机之事也。”
尽管康氏对于科学的概念有着模糊的认识，但是他却确信：“科学”为工业化的根本。这一认识是他庞大思想的转折点，使康有为“超越19 世纪末自强运动的领导者，而使他成为20 世纪‘科学主义’的先驱。”（萧公权，2007:393）他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之余，自然而然也就弱化了“道德”与“哲学”的重要性。“夫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大地者，非其哲学之为之也，又非其民权、自由致之也，以物质之力为之也。”（康有为，1919:21-22）他既谓19 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因为错误地自傲于本国的传统道德，而不愿“降志”向欧洲学习。（萧公权著，2007:88）然后他又以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例子继续他的阐述，彼得采取西方物质文明，终致俄国得以实现现代化，而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应可较俄国富强，康有为号召中国领导人以彼得大帝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不要仅仅拘泥于本国的传统。
提到先进的国家，康有为（1919:23-24）举的很多例子都极具说服力。英国打败法国，夺取印度、加拿大和澳洲，皆由于无敌的海军和商业，归功于英国科学的大力发展。德国从前致力于哲学，一直积弱不振，但自打败法国之后，集中精力发展物质之学，在20 年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强大的英国。而美国几乎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反观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为宗教所支配，沉迷于哲学与神学的幻想，而致使其国家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康有为得出结论，即使是最为伟大的先知，如果漠视科学的发展，也抵挡不了民族灭亡的命运。（康有为，1919:44）
儒学是中国的国粹，但需要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来补益儒学。孔子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几千年的孔学思想未能把中国带到西方得以强盛的工业社会，而是让落后的农业社会得以延续。康有为（1919:46）反对“空谈”的哲学家，任何不关心实学之人都对这个国家产生负面作用。“昔讲八股虽不切于时用，尚诵圣经贤传，得以修身寡过，其为风俗尚为有益”。就像旧的八股文一样，如果老师不教授学生科技知识，一味沉迷于旧纸堆里就是有害的。中国必须“援西入儒”，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才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2)入选能力较低，不能满足矿井的正常生产。重介质主选系统采用2套3GDMC1200/850旋流器，设计原煤处理量为500 t/h，实际平均约为380 t/h。其原因是入厂原煤未经筛分手选，全级进入破碎机，且破碎粒度上限难以控制，重介质旋流器堵塞频繁，生产效率低；煤泥脱水回收能力不足，制约了重介分选系统连续稳定生产；原煤质量变差且煤泥发粘，导致放仓因难、给料量不均匀。
注释：
① 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开篇就有“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在世界列强中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因此，康有为也利用自然法则、人类公理以及几何学原理对大同学说和先秦诸子的理论进行论证。
② 实理、公法和比例：“实理”类似于几何定义，这是康有为所认为的不可违背的自然定理，是论证问题的前提；“公法”类似于几何公式，这是康有为依据实理演绎出来的各类具体问题所要遵守的社会规范；而“比例”类似几何证明，这是康有为用来和“公法”比较关于社会问题的假设。
2.1.1 相关基因编码外显子测序数据质量 该白化病基因检测范围包括18个相关基因232个外显子及侧翼区，共41421bp，目标捕获区平均覆盖深度为218+/-95X，大于20X覆盖区间占100%。
③ 从《康子内外篇》的学术渊源来看，内篇多从先秦诸子的立论入手借鉴了明末清初的学术成果，而外篇则吸收了《易经》《庄子》以及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地理学的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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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by Kang Youwei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Kang Youwei’s birth and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his related issues. In the face of China’s unprecedented chang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Kang Youwe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radition and the absorption of overseas scientific rational thought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Kang Youwei is a landmark figure. In the turbulent era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e deeply pondered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 thoughts, proposed a set of solutions, and tried to use it to change China. His academic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scientific rationality.
Key Words: overseas scientific rationality;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Kang Youwei; practical use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9）03-0027-0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论语》学研究” (16ZDA108)、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康有为《四书》新解与儒学的现代转向”（17YJC720016）、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四书》诠释与康有为儒学的嬗变”（2017M6222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星，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学与儒学、近现代儒学史。
标签：康有为论文; 中国论文; 公法论文; 思想论文; 科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近代哲学(1840~1918年)论文; 康有为(1858~1927年)论文; 《东北亚外语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论语》学研究”(16ZDA108)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康有为《四书》新解与儒学的现代转向”(17YJC720016) 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四书》诠释与康有为儒学的嬗变”(2017M622227)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