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勇在《华人的旧金山》一书中以1850年到1943年的旧金山华人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大量的中英文材料，从华人自身而非西方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旧金山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陈勇的观点和论述无疑对我们了解早期华人社会具有很大启发，但他为了破除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于华人社区的偏见和歧视所做的努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华人社区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谓本书的一大遗憾。
关键词：旧金山 早期 华人社会
海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华人移民海外的经历由来已久，且足迹遍布世界各处。几乎自唐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的背景或缘故，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漂泊异地。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更多地被卷入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之中，华人移民海外已然不可阻挡地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潮流。正是在这近代的移民潮中，华人开始大量跨越太平洋远赴美国，并且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扎根于此，发展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支重要而富有成就的少数族群，为美国的繁荣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美国华人的研究从华人进入美国起不久就开始出现，如玛丽·柯立芝于20世纪初即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美国华人的学术著作《中国移民》，而美国华人研究的大量出现则要到20世纪的60年代以后，伴随着移民法案的大变革和亚裔美国人运动的兴起。这时候的研究大多是站在居住者的视角，将华人作为一个与主流社会对立的群体来研究，但亦有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关注转移到华人群体内部；至20世纪90年代，华人研究已相当成熟，美国的学者们在其研究中也更多地注重倾听华人的声音。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很难获得‘感同身受’的研究视角”①。因此，陈勇作品《华人的旧金山》的出版则无疑弥补了长久以来华人主体声音的匮乏。本书中，陈勇选择了1850到1943年的旧金山华人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华人自身的视角和背景出发，全面地考察了那段历史中旧金山华人的生活状况，为我们重新构建出一个华人移民所认知和体验的世界。
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即“侨乡社会” “旧金山华人的崛起”和“一个真正的跨太平洋社区的来临”，分别涵括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部分仅有一章，作为全书的开端，它首先把我们带回了前移民时代的侨乡，借此来探讨导致珠江三角洲人民向加州移民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态背景。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则力图重构旧金山华人群体的人口、社会和经济景况。第四章则将注意力集中在阿坤的日记上，旨在从对阿坤的心理剖析中勾画出早期旧金山华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第五章分析了旧金山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及其表现方式。第三部分共五章主要考察了进入20世纪后经过了对《排华法案》的抗议以及大地震的旧金山华人历史。前三章旨在探讨华人社会变革的行为和心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变迁。第九章审视了转型之后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最后一章则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下华人形象的重塑以及《排华法案》被废除的前前后后。
要研究一个地区持续移民现象的发生，就必须回到移民的迁出地的社会现实中，因而陈勇从19世纪中叶前的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写起。他在第一章中着重于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源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二，移民时代前珠江三角洲人民对美国形象的看法是如何？在传统的观点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华人移民潮的出现本质上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所导致的被动型移民。而作者的观点则与之大相径庭，在这里他批判和质疑了这种对侨乡社会经济困境的过分强调和渲染。作者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发达的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区域之一，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不仅为本地区带来了相对高水平的繁荣，同时亦刺激了人们勇于摆脱传统以农为本的观念，离开家园寻找财富的欲望。此外，由于广州长期作为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唯一口岸，珠江三角洲很早便得以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密切的交流，当地的居民亦得以从美国商人、传教士等人当中最早掌握关于美国的知识，因而他们才能在加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入后第一时间抓住机遇远赴重洋淘金。总而言之，陈勇在对珠江三角洲的社会背景的阐述中强调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上的活力，认为华人移民旧金山绝非是为了摆脱贫困所做出的一种生存策略。
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勇的这种观点充其量只能作为传统观点强调经济困境的纠正，倘若将经济和文化活力作为珠江三角洲人们移民加州的主要解释，那即是矫枉过正，因为它无疑会很容易给人对华人移民的理解带来一种简单化的印象。既然珠江三角洲经济充满活力，那么为何依旧有众多人口移民海外？既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活力刺激了人们外出寻求财富，那么缘何经济上更为贫困的四邑地区远赴北美的人数要高于十分繁荣的三邑？说到底，经济活力所带来的最主要影响不在于给人精神上对财富渴望的刺激，而在于那些相对发达或亟须开发的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的吸引，这也是四邑地区人们有前往三邑地区做佣工的传统的原因所在，而这种人口的流动性的本质还是在于人口迁出地的贫困现实不足以满足人们养家糊口。这种贫困的境况，除了是自明中叶以来人口膨胀导致的人多地少的结果外，还受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影响。在孔力飞看来，珠江三角洲是“经济环境最脆弱的地区”②，西方势力的入侵直接扰乱了当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失业，陷于贫困，成了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益深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后来的“红巾起义”、对珠江三角洲尤其四邑地区破坏严重的长时间的“土客械斗”，以及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加之西方人为了在全世界开垦殖民地而需要招募大量劳动力以及珠江三角洲拥有着方便出海的港口，大量的民众离开家乡涌向海外并由此引发持续的大规模移民潮亦就在所难免了。此时，珠江三角洲人口的流动性的表现形式已由传统的四邑流向三邑转变成了珠江三角洲流向西方海外殖民地了。倘若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背景角度之下考察19世纪中叶开始的整个中国东南地区的华人移民潮，我们不难发现北美只不过是众多移民地点或方向之一，加州金矿的发现并不能给它带来多大的特殊性；而珠江三角洲亦同样不过是迁出地之一，其与加州早期的密切往来及其文化活力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何旧金山的华人近乎一个世纪以来几乎都来自于此地。真正的原因在于，珠江三角洲毗邻着澳门和香港这两个远距离输送移民的转运港，而其他的分别承载客家人、潮汕人和闽南人移民海外的汕头港和厦门港都较少地开通前往北美的航线。因此，当我们重新来审视陈勇的观点时，无疑能轻易看出其对于多种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忽视，唯有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之下，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珠江三角洲民众移民旧金山的现象乃至中国东南地区在19世纪中叶始的整个规模庞大移民浪潮的全景。当然，以上论述并不是为了给传统的观点做极力的辩护，亦没有全然否定陈勇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强调，其可取之处在于突出了传统研究中所没有呈现的移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③
我们都笑，李大头也笑，他还发表了一句感叹，称王幸福为多余的人。李大头如此评价王幸福，直接导致我们对王幸福更加冷漠和疏远。正当我们怀疑这个“多余的人”会在众人的挤兑中明智地选择离开时，他不但没有离去，反而得到了李大头的重用。他被李大头送到不远处的施工队学钢筋工。一周之后，他回到我们的居所，由“王幸福”变身为“王师傅”，被我们师傅前师傅后地叫着。那几天，王幸福看上去真的很幸福。
毫无疑问，陈勇对于华埠和华人资料的大量发掘和描绘给了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旧金山华埠历史以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是，作者却过分地将华埠以及整个旧金山华人群体看作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导致了其没有注意到华人内部阶级的分化以及没有很好地观察到早期移民和新一代土生华人的代际区别，从而极易给人呈现出一种华人长时间以来都团结一致，保持着极强的“华人性”而不受白人主流社会改变，以及在文化上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中华文化的认同并时刻宣示其华人身份的简单印象，即便作者也在一些地方提及华人为了融入美国社会所做的改变。也正因为此，作者在许多有关华人认同以及民族意识问题或现象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譬如，作者认为华人移民对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很早就出现了，并与狭隘的乡土观念并存。⑤但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前的时代里，华人移民是否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识是一个尚且值得争论的问题，他们对于家乡、国家、民族，甚至种族的观念和认同并没有清晰的区分。不过不可争议的是，以地域、方言为基础的乡土观念无疑才是那个时代包括北美、东南亚在内的华人社会中界定“我”与“他者”的主导因素。在旧金山华埠中，华人按照其来源地主要分化成四邑人和三邑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原本存在于其迁出地珠江三角洲的二者关系的一种复制，即四邑人大多为被雇佣的劳工，而三邑人则更多的是商人，地域、阶级上的矛盾与经济上的竞争充斥在华人移民的生活之中，甚至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种族群上的划分与社会纠纷催生了黑帮组织即帮会，这些帮会不仅卷入鸦片贸易、妓院营生和赌博生意，以做各种违法活动为营生，还时常发生火拼导致华人的伤亡，在严重扰乱华埠的正常秩序之余还损坏着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⑥而这些都在作者关于华人社会的描述中不曾出现。由此可知，华埠虽然是一个华人聚居的社区，但是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华人来自于同样一个国家与民族显然并未能使这个华人社区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或者说“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在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明显尚未得以唤醒，反而是在珠江三角洲本土即存在的以地域、方言为基础的族群差异被大大凸显出来。
陈勇对于前移民时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繁荣而充满生机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在力图破除长期以来白人对于华人都是出身低劣的贫民的歧视和偏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依旧在继续着类似的工作。他在接下来的数章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华人自身的角度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旧金山华人社会和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证明了华埠不仅仅是一个在充满敌视的环境下所形成的一个被隔离的贫民窟，而更是“一个工作、会友、休闲和娱乐和购物的理想场所”④，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吸引力，是旧金山华人赖以生存的家园。首先，华埠是一个商业和经济中心，为远道而来的华人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工作机会；其次，华人们还在华埠内建立了各种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即是会馆和报纸，它们作为华人移民彼此连接的纽带将整个华人社区凝聚成一个团体；同时，华埠内还存在着诸如妓院、戏院等场所，从阿坤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娱乐场所不仅是华人移民们放松身心和结交朋友的好去处，亦是他们能够在一个陌生敌对环境中寻找归属感和分享共同文化记忆的好地方。然而，白人排华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攻击之，一方面宣称华埠内所有的华人女性为妓女，污蔑其传播着各式各样的病毒来危害公众健康；另一方面则指责中国的戏曲毫无艺术上的价值，是应该被消灭的奇怪的异国文化。陈勇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有力地批驳了这些流行于白人群体中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还原出了旧金山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华埠的社会面貌。
接下来，陈勇带我们走进了20世纪后新时代中的华人社会。由于中国国内自身政治局势的改变以及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和排华主义的日益严重化，这一时期旧金山的华人加强、扩展了与祖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加主动地远离传统，去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因而，他们亦开始以更加积极进取的方式反抗着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排华运动。1905年，美国华人和其他海外的华人以及中国本土的国民联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没有真正撼动美国的排华势力，却增强了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感，旧金山的华人亦更加强烈地期盼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陈勇在这里的论述中依旧没有完全地把握华人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单纯地将华人政治上所期望与呼唤的觉醒的对岸称为“祖国”，从而模糊了旧金山华人对于清政府以及尚未出现的“新中国”的态度。实际上，在当时华人的认识中，自己之所以备受歧视，是因为汉民族被满人踩在脚下而受尽屈辱。⑦毕竟，清政府终究是一个满人入关征服汉人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异族政权，满汉之间的矛盾关系贯穿了整个有清一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期间，中国发生了甲午海战战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亡国亡种危机的加深与清政府的无能使得这种满汉矛盾完全暴露与彻底激化，“排满”的浪潮遍及了海外及中国本土。因此，当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异族王朝后，旧金山的华人便迫不及待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在更加自由地适应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同时亦宣示了自己的汉民族身份。由此可知，辫子绝非陈勇在书中多处提及的那样，即是一个关系到华人尊严的文化符号而必须加以极力地维护，它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受大清统治而不得已存在的臣民象征，是华人的耻辱与其融入美国社会的阻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介导新生血管的主要生长因子，小鼠 DR 模型诱导成功 5 个月后，VEGF 及其受体 2 表达明显升高。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是一类调控蛋白，其可以使细胞外基质降低而促进 VEGF 分泌，在 DR 模型中 MMP-2 和 MMP-9 表达增加[13]。
最后，陈勇还向我们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社会在日益西化的背景下如何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保持“华人性”以及如何在抗日战争中重塑自己的形象。在维护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方面，华人主要是通过兴办华人学校来实现。在华人各界的支持下，华人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很多家长也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华校以增强其对故土的情感，力图使其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华校亦成了培养华人子女民族主义情感的场所，新一代华人也得以热切关注大洋彼岸的抗日事业，在情感上缩短与祖国的距离。总体上，作者对于华人维护自身文化的种种努力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然而，作者还是过于着重华文教育的兴盛和华人对于祖国文化的认同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现象，即新一代华人对于双重身份认同的困惑。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出生的土生华人“开始为自己的外表以及由父母传授和自身在华人社区生长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感到耻辱；被美国白人社会所接受成为他们强烈的渴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母语文化的排斥以及对白人价值观念的追求，以求将自己彻底地美国化”⑧。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后，在数量不断增长的土生华人群体中，美国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明显占据着更加强势的地位，许多土生华人缺乏学习中文的热情而仅仅是为了服从于家长的意志才到华校上学的。⑨可见，他们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社会同化的影响。他们会感到自己既不完全属于华人群体，又不能被美国社会所全盘接受，从而成为吴景超先生所描述的社会“边缘人”⑩。总而言之，陈勇过于强调了旧金山华人群体的跨太平洋纽带特性，这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们更加深入地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结果显示，干预1学年后，学龄儿童饮食结构和饮食行为发生了变化。干预后，选择“荤素均匀搭配”的比例提高，而选择“多肉少菜”的比例下降，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6)。在干预前，儿童的进食速度选择“非常快”、“很快”的比率高达90.0%，干预后大部分儿童的进食速度都有所下降，选择“非常快”、“很快”的比例降低至27.3%，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0)。
科技人员、养殖户、加工企业的思想观念、服务意识、科技应用水平及经营理念是确保畜牧业稳定发展和安全畜产品生产的基础，提高科技人员、养殖户综合素质已成为目前抓好畜牧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是畜牧业能否顺利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本文虽然指出了陈勇《华人的旧金山》具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但并不是全然否认此书的价值。事实上，陈勇爬梳了大量翔实的文献以及查阅了相当多的中英文材料，包括日记、会馆记录、报纸，等等，以一种跨国史的研究视角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早期“跨太平洋的华人族群”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本书从华人自身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得以让华人读者更加感同身受地领会到旧金山华人在一个敌对环境下生存、奋斗与抗争的精神，因而不失为一本优秀的研究美国华人社会的必读书。
③ 陈乙燊：《跨国史视野下加拿大华人及其身份认同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1页。
②⑦〔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黄鸣奋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108页，第 236页。
①④⑤ 陈勇：《华人的旧金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郝平序，第56页，第151页。
⑥ 杜丹：《唐人街的阴影：旧金山的黑帮社会》，《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八辑）》2011年11月出版，第53页。
⑧ 杨凤岗：《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默言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 页。
最后，利用闵可夫斯基和对图16a与图16b进行累积，结合式(28)得到faFM和waFM的累积T-Map在Lv和Q方向的2维空间域(图17)。图17即为机身—机翼交点轴线中所有满足Mv=0和P=0的交点装配偏差波动范围。
⑨ 陈迎雪：《隔离、融合与多元——美国华人教育发展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3页。
⑩ 李永：《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成因探析》，《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第70页。
参考文献：
[1]陈勇.华人的旧金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李明欢译.黄鸣奋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3]施坚雅. 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M].许华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4]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5]马丁·N·麦格. 族群社会学（第6版）[M].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6]路康乐.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王琴,刘润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陈乙燊.跨国史视野下加拿大华人及其身份认同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8]杜丹.唐人街的阴影：旧金山的黑帮社会[J].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八辑），2011.
[9]李永.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成因探析[J].世界民族,2018(1).
[10]陈迎雪.隔离、融合与多元——美国华人教育发展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作 者：李振锋，法学学士，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社会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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